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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网

 泉痴山人 2012-01-27
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发布时间: 2007-2-6 16:46:20 被阅览数: 932 次 来源: 辽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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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及参知政事等;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中选拔,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一参知政事一中书相和门下相一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一、南面宰相的范围 

辽朝的南面宰相在南面官系统中无疑居于核心地位,但对于其外延,却长期没有一个明确界定。吴凤霞在《辽金元省制特点刍论》一文中论及“在辽代中后期,省系统的高级官职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往往只是一种身份,需带具体的职事(使相),方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同文又说“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虽是正副宰相,但往往兼领枢府之事才有实权”[1]。在这段论述中,至少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使相是否等同于枢密使,即使相是不是“具体的职事”?二是同平章事究竟是实职宰相还是一种身份? 笔者认为,“使相”究竟是什么,必须根据辽宋时期当时人的理解为准,而不是我们今天来以今度古,凭空揣测。“使相”产生于唐代中期,是宰相带同平章事衔出镇地方的称谓。唐末五代逐渐滥授,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意义往往是形式上的。在辽朝,“使相”的含义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凡节度使加同中书(政事)门下平章事者,即称为使相。如《辽史·萧图玉传》载其“(统和)十九年,总领西北路军事,……师还,诏尚金乡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同政事令门下平章事,……会公主坐杀家婢,降封郡主,图玉罢使相。”观萧图玉一生,从未任职枢密院,因此这里的“使相”有两种可能:一是萧遥领某节度使(史未载明),加兼同平章事;二是萧被直接授予同平章事的虚衔。但无论如何,都与枢密使无关。又据同书《孩里传》载其“累迁殿前都点检,以宿卫严肃称。大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后文又述其“官至使相,寿七十七”。由此可见,使相即指同平章事,且此处的同平章事,显然不是宰相的称谓,只是一种虚衔。因为孩里所任的实职是“殿前都点检”和“同知南院宣徽使事”。 此外,还有更为典型的例子。杨佶于重熙十五年结衔“天雄军节度魏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行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四百户”[2]。笔者很想知道吴凤霞如何解释这长达70余字结衔,是辽官制中正副宰相可以叠授呢?还是杨佶自己将不同时期的官衔叠加在一起?按照吴凤霞的理解,杨佶同时具备了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两种“身份”,但由于“没有”具体职事,故而没有参政议政之权。事实果真如此吗?据余靖记载:“汉官参知政事兼使相者,乃得坐穹庐中议事。”[3]首先必须明确杨佶的实职为参知政事;寄禄官为吏部尚书;天雄军节度使是遥领,加上同平章事,合称使相;修国史为执政官例兼衔,据前引文可知扬佶正属“汉官参知政事兼使相者”,他虽未在枢密院兼职,但也取得了“坐穹庐中议事”即参加在捺钵地举行的北南臣僚会议的资格。因此,事实与吴凤霞的看法恰恰相反,使相不是什么“具体的职事”,而正是一种虚衔;参知政事并非“只是一种身份”,而正是中书省的实职官。 由此,将引出笔者要论述的下一个问题,即辽朝的南面宰相究竟是什么?同平章事是否一定是宰相?或者说同平章事还要加上怎样的条件才被当时认为是宰相?据《王师儒墓志铭》载:“寿昌初,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知枢密副使,签中书省事,……是上意方图柄用。会南宋谢登位人使至,无何,宥曹书吏,误以宝字加之。由是累及公与门下郑相颛,中书韩相资让。”[4]这一事件在《辽史·道宗纪》中也有记载:“寿隆(昌)六年六月庚子,遣使贺宋主。辛丑,以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从两段记载来看,郑颛的确是当时的南面宰相。但令人疑惑的是,正如吴凤霞所说“门下省已不存在”[5],那么“门下郑相颛”的称谓究竟何意?其实,欲知“门下相”,先看“中书相”。韩资让于“寿隆(昌)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6],由此推之,郑颛当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另据《辽史·杨佶传》载,他在“除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上(兴宗)曰:‘卿今日何减吕望之遇文王’,对曰:‘吕望比臣遭际有十年之晚’,上悦。”后文又说“其居相位,以进贤为己任,事总大纲,责成百司,人人乐为之用”。从比之吕望、“居相位”等语句来看,杨佶担任的肯定是汉宰相。通过上文的推演,可知其担任的正是门下相。 事实上,当时的汉官宰相原则上只有二员,一人以寄禄官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称中书相;另一人以寄禄官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称门下相。这与辽沿袭唐五代的制度有关。唐代拜相,必以本官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这里的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只有带这两侍郎衔者,才是真宰相。而其余加同平章事者,只是虚衔,或可称为使相(不一定遥领节度使),并非宰相。上文所举的杨佶在拜门下相前即是带使相的执政。此处的王师儒亦是如此。据余靖记载:“契丹枢密使带平章政事者,在汉宰相之上;不带使相,及虽带使相而知枢密副使者,即在宰相下。”[7]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带平章政事者”与“不带使相(者)”是互文关系,即二者所指实同。虽然此文说的是北院枢密使带使相与否与汉宰相(即中书相、门下相)的地位高下,但同样可推之南院。“带使相而知(北院)枢密副使者”,尚且在汉宰相之下,更何况带使相而知南院枢密副使者。其实,从王师儒死后“赠武定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8]亦可看出,生前被削夺使相,死后追赠,符合赠官的习惯。再者,从“上意方图柄用”一句亦可看出,既然“方图柄用”,那么肯定还未拜相,王师儒当时的地位尚无法与郑、韩相提并论,仅属执政官。他在枢密院的差遣是“知枢密副使”,在中书省的差遣是“签中书省事”,至于同平章事,实属虚衔。 综上所述,同平章事分为两种:一是从使相发展演变而来,授予内外高官的头衔,当然也可授予执政官;二是实职宰相,其标志是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至于参知政事,则是中书省的实职官,绝非虚衔。从唐五代到宋,从未把这一作为副相的专有官名阶官化。吴凤霞认为参知政事也“往往只是一种身份”,是没有根据的。需补充说明的是,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成为正副宰相,都不以兼职枢密院为条件。在这点上,绝不能以偏概全,把“往往”当成必须。当然,“兼领枢府”可以扩大其权力。特别是同平章事,不兼枢密使就不得“预闻机事”,这会影响到其权力的行使。但应明确这样一点:在宰相位而无实权与不在相位,完全是两回事,不能抹煞其区别。即是说,不“兼领枢府”的中书相和门下相仍然是汉宰相,只不过权力较小,或者进一步说,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但不兼中书或门下侍郎的同平章事,就根本不是当时人观念中的汉官宰相,完全是一种虚衔。故而,岛田正郎先生统计《辽史》中所记“加、兼、赠同平章事者有五十二人”[9],没有多大意义。正是因为他抹煞了这一区别,没有理解52人哪些是宰相,哪些根本不是。因而,可以初步界定,只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才被当时认为是“汉宰相”,其他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主管官(包括省院互兼官)都只能认定为执政,即“在汉宰相下”。 

二、南面宰相所带的寄禄官和优宠官 

辽朝的官分为寄禄官、优宠官和实职(差遣)官,三者极易混淆。辽朝的寄禄官官阶不详,只能参照北宋前期的寄禄官来说明(中书舍人以上,因其与辽宰相的寄禄官联系紧密):中书舍人—谏议大夫—给事中—太子宾客—工、礼部侍郎—刑、户部侍郎—兵、吏部侍郎—尚书左、右丞—工、礼部尚书—刑、户部尚书—兵、吏部尚书—太子少保—右仆射—太子少傅—左仆射—司空—太子少师—司徒—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太保—太傅—太尉—太师。[10] 由于都是借鉴自唐末五代的制度,辽与北宋的寄禄官阶,虽有细微的差别,但大体上是相同的。如张俭的寄禄官阶自“守刑部尚书”升“尚书左仆射”升“守司空”,再升“守司徒”,“册命为太傅”,“进位为太师”。[11]又如贾师训“大安二年授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进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拜刑部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上遣使授尚书左仆射,移中京留守”[12]。都正与前引官序契合。对此,王曾瑜教授曾有过论述:“大致上应有两个升迁系统,一个系统大致同北宋太子少保至太师的文臣寄禄官序迁之制相似,但应无尚书左右仆射两级,另一个大致是自同中书门下三品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右仆射,左仆射,侍中,中书今,尚书令等。”[13]对于王教授提出的两个升迁系统的观点,笔者是赞同的,其中第一个系统即是前述的寄禄官。但对于无尚书左右仆射的看法,笔者则持否定态度。从前引墓志已可很清楚地看出,尚书左、右仆射,正属于寄禄官系统。同时应指出的一点是,辽与北宋的寄禄官阶只是大致相似,其中仍有细微的差别。如萧义(即《辽史》中的萧常哥)“(乾统元年)授国舅详稳,加太子太师,……三年,公授平章事。五年春,拜北宰相,……仍恩加兼侍中陈国公,……进位守司徒。天庆元年,……加守太傅兼中书今”[14],其寄禄官由太子太师升司徒,再升太傅,而据前引宋寄禄官,太子太师官序在司徒之上,所以这种细微差别肯定存在。 同时,该墓志又引出了要论述的下一个问题,即王教授所称的“另一个系统”,笔者姑且称之为“优宠官”。对于他的论述笔者基本赞同,但有两点意见:一是尚书左、右仆射应归入寄禄官系统,已见前述;二是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意实同。有两种可能:或是不同时期对同一官职的不同称谓;或是撰志者在属文时采用官职的古称。笔者的观点是优宠官分为四个等级,即同中书(政事)门下平章事—侍中—中书(政事)令—尚书令。 从萧义墓志可以看出,萧义虽从未任过南面官中的宰相,但其优宠官从同平章事升侍中,又升中书令。这样的例子在辽人墓志中俯拾皆是,耶律宗政于开泰五年,从护国军节度使、左卫上将军“拜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十年,改授诸行宫都部署兼侍中。十四年,兼中书令判宣徽南院事”[15]。又如耶律宗允以昭义军节度使,“进位同中书门下三品,……加兼侍中,判始平军事……拜为南宰相,……兼中书令,班崇鸿阁,秩峻民池”[16]。《宋史·职官志》载其“宗室叙迁之制”是节度使、左右卫上将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兼侍中。辽朝很可能稍作变革,形成如下格局:节度使—节度使兼诸卫上将军(叠授)—节度使同平章事—节度使兼侍中—节度使兼中书令—节度使兼尚书令(赠官或授予外藩国君主)。不是武臣或宗室出身的官员,可不遥领节度使,于是就成为笔者所论及的优宠官四级。   

三、南面宰相的差遣官 

辽朝南面宰相的差遣分为枢密院差遣、中书省差遣及国史院差遣三部分。 关于中书省职官,吴凤霞有如下论述:“据考证,其中大丞相,中书令,左、右丞相,中书侍郎等已不是职事官;中书舍人……以及堂后官、主事、守当官、令史等是有些职事,但不同于唐时的实职官。”[17]对该论述,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均是实职官。有辽一代,任大丞相者,赵延寿、高勋、韩德让三人而已。由于赵、高二人任职时,南北面官制度还未定型,故参考价值不大。对于韩德让,何天明曾论述:“(韩)又身兼南面官系统的大丞相,这就使得契丹北南面官的职能、权力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18]笔者深以为然。韩德让所任的大丞相,应是中书省的主管官,而不应是虚衔。左丞相,可举张俭。《辽史·张俭传》称:“俭在相位二十余年,裨益为多。”事实上张俭自开泰四年“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到太平元年即已升左丞相,其间只有六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丞相任上,左丞相既不是职事官,何言“在相位”?右丞相,可举杜防。“清宁二年,上谕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烦以剧务,朝廷之事,总纲而已。’倾之,拜右丞相。”[19]从这段记载看,右丞相既有总朝纲的职责,当然不是虚衔,只不过工作更为宏观。至于中书令与中书侍郎,都已成为优宠官,中书侍郎还与真拜宰相有密切联系;中书舍人则已成为寄禄官。至于堂后官、主事、守当官、令史则都是实职官,且位卑权重,升迁迅速。如王师儒曾“迁将作少监,知尚书吏部铨,……改堂后官,仍充史馆修撰”[20]。其寄禄官为将作少监,属中层官员,兼充史馆修撰,说明颇受重视。在此,笔者要对前文所作的结论稍作修正:大丞相和左、右丞相是比中书相、门下相地位更高的汉宰相,只不过不轻易除授。圣宗曾下诏给“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21] ,这里的“左右相”即是指中书省左、右丞相,而“左右平章事”当是对中书相和门下相的称谓,因为辽朝的同平章事并未分左右。至于冠以“三京”,是因为不随皇帝赴捺钵地的汉官宰相,则还于各京居守,处理日常事务,并非指三京设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事”等官。综上所述,中书省的实职官主要有:大丞相(自韩德让后已不除授),左、右丞相,同平章事(仅指带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衔者),知中书省事,参知政事,签中书省事等,另有堂后官、主事、守当官、令史等中下层官员。 谈到枢密院,就难免涉及到南枢密院与汉人枢密院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其脉络大体上应是这样:汉人枢密院在耶律德光南下用兵时期设立,目的在于拉拢汉族官僚投靠辽政权,其职掌是“掌汉人兵马之政”。世宗即位后,把枢密使制度引入北面官系统,设立了北、南枢密院,而汉人枢密院的职能则逐渐归并给了先后设立的“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和“南京元帅府”。至迟在兴宗重熙四年,即“南京元帅府”设立,南面军事机构“并隶元帅府”[22]之时,汉人枢密院已不存在。这是因为辽朝统治者奉行“军国大政汉人不与”的政策,将燕云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收到了契丹贵族的手中。 关于南枢密院的实职官,《辽史·百官志》的记载是错误的。《辽史》作者完全生搬硬套北枢密院的职官,忽略了南枢密院作为管理汉族地区事务的主要机构、其职官设置基本借鉴自中原王朝的事实。这在各种典籍和墓志碑刻中已有充分的反映。南枢密院主要有枢密使、知枢密使事、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及知枢密副使等主管官。另有枢密院直学士,直枢密院,枢密院都承旨、副都承旨,吏房、兵房、刑房承旨,户房、厅房主事,诸房令史等中下层官吏。 国史院设有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及史馆修撰等官。这些官职有一定实际职掌,同时又作为不同级别朝官的例兼衔。一般宰相多加监修国史,执政则兼修国史,侍从官(仿北宋称谓,即指下执政一等官)加同修国史,重要的中层官员可加史馆修撰。如耶律俨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23];张琳以“枢密副使”、“尚书户部侍郎修国史”[24];张嗣复以“观书殿学士礼部侍郎知制诰同修国史”[25]。由此,亦可反推,即通过某官在国史院的差遣,反证其在辽朝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区分宰臣和执政。辽代名臣张俭于太平十一年撰写圣宗哀册时结衔“推忠翊圣保义守节同德功臣南院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左丞相守太傅兼政事令监修国史上柱国鲁国公食邑一万户食实封一千户”[26],致仕后临终前结衔“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洛京留守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尚父兼政事令上柱国陈王食邑二万五千户食实封二千五百户”[27]。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兼政事令”仍然保留。被削去的三个职务分别是“南院枢密使”、“左丞相”和“监修国史”,即分别属于南枢密院、中书省和国史院。何者为虚衔,何者为实职,一目了然。  

四、南面宰相的选任与迁转 

辽朝南面宰相的人选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一是枢密院的中层实权官员,如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都承旨;二是五京财赋官,包括南京三司使、中京度支使、上京盐铁使、东京户部使及山西路都转运使(西京计司);三是翰林学士(承旨)。 枢密院直学士是辽朝南面官僚体系中的重要职务,事权极重。史愿言:“(辽)分置南面汉宫,左右相、参知政事、枢密院直学士主汉事、州县”。可证其地位仅次于执政。约有一半的执政(主要是枢密副使)由枢密院直学士升任。在这里,笔者发现了两个特点:一是重要的中层官员往往因为功劳卓著才被提拔为枢密院直学士;二是枢密院直学士升任执政的时间极短,往往不提及有什么功劳。如杨遵勖“咸雍三年,为宋国贺正使还,迁都承旨。天下之事,最于枢府,簿书填委,遵勖一目五行俱下,剖决如流,敷奏详敏,上嘉之。奉诏征户部逋钱,得四十余万缗,拜枢密直学土。改枢密副使”[28]。又如马人望“遥授彰义军节度使,迁中京度支使。始至,府廪皆空,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①。徙左散骑常侍,累迁枢密直学士。未几,拜参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29]。可见,枢密院直学士是迁转为执政的重要一阶,特别是在辽朝后期,它几乎成了晋升执政的必经之阶。非功劳卓著、圣眷正浓者不授枢密院直学士,一旦升任该职,拜相就指日可待。这使笔者不由得要将其与宋朝的翰林学士相比较。在宋朝,不由翰林学士不除中书、枢密二府几乎成了一种惯例。景yòu@②中,仁宗欲以知制诰宋庠为同知枢密院事,遭到宰相反对,“以故事未有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30]。据统计,在北宋(除太祖朝外),翰林学士位至宰执者,约占总数的59.3%。[31]不同的是,宋翰林学士多除参知政事,而辽枢密院直学士多除枢密副使,这正说明了中书省是宋朝的核心机构,而南枢密院为辽朝南面重权之所寄。 在辽朝,五京财赋官也可升任宰执,且枢密院直学士、都承旨等南枢密院官员也常兼任财赋官。管理汉族地区的经济工作,是南枢密院的重要职能之一。北宋沿五代之制设三司使,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是最高的财政长官。辽朝却似乎没有中央一级的专门财政机构。其实,辽朝南枢密院的很大一部分职能就是宋三司的职能,故而没有必要再设立三司一类的中央机构。从杨遵勖、马人望的履历可看出,他们之所以能升任枢密院直学士,就在于他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契丹统治者的赏识。也有一小部分官员,直接从五京财赋官升任执政,这正是因为南枢密院与五京“计司”存在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如重熙中,刘伸“改户部使,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缗,拜南院枢密副使”[32]。又如王棠“迁东京户部使。大康二年,辽东饥,民多死,请赈恤,从之。三年,入为枢密副使”[33]。 翰林学士是辽朝晋升宰执的另一途径,其执掌不太明确。从北宋的情况来看,翰林学士的本职是起草诏命和参与谋议。但为了加强集权,皇帝还常以其兼领他司,如知审官院、审刑院、通进银台司,判尚书省、太常寺,领开封府,任三司使等。另外还有一些临时差遣,如典掌选举、编修书籍、出使外方和审理大狱。辽朝翰林学士的地位远不如宋,这是因为北面官中的左右林牙分割了其大部分权力。但翰林学士仍有起草南面官诰赦的职责,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参与谋议之权。如保宁间,马得臣任翰林学士,“常预朝议,以正直称”[34]。另外,翰林学士也可兼任其他职务及参与编修书籍、审理滞狱等。如王师儒曾“拜翰林学士签诸行宫都部署”[35]。王鼎“清宁五年擢进士第,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36]。邢抱朴“统和四年……加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承旨,与室fǎng@③同修实录。决南京滞狱还,代诏褒美。十年,拜参知政事”[37]。从以上材料来看,翰林学士在南面官中仍不失为一个重要职位,从中选拔宰执,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南面宰相在担任执政以后如何迁转,笔者的结论是“三条线索,四个阶段”。“三条线索”是指执政从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个角度向上迁升。仅就差遣官而言,又大致分为如下四个阶段: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书相和门下相—左右相。 第一阶段是枢密副使。由于南枢密院在南面官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故宰相多从枢密院一系升迁。种种迹象表明,枢密副使是执政的见习期,只要无过错,基本称职,就能顺利地升任参知政事。而条件成熟的汉官,可以不经枢密副使,直接升任参知政事。第二阶段是参知政事。它是严格意义上的执政官,并开始表现出省院互兼的特点。除拜参知政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单授。二是兼职于枢密院。三是兼任其他重要职务。参知政事作为中书省的主管官之一,常兼任枢密院的副长官或其他重要职务,参议国家大政,其地位无疑是高于枢密副使的。一般而言,枢密副使不由参知政事,很难问津南面宰相。第三阶段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这是真正的南面宰相,即时人所称的“汉宰相”。除拜情况大致有三种:一是单授。二是兼知枢密院事或枢密使。三是兼任北、南府宰相之一。当然,汉官宰相甚至可以既兼顾枢府,又兼北、南宰相之一。这样事权更重,不仅登上了南面官的顶峰,而且在辽朝整个官僚体系中,都处于仅次于北院枢密使的重要地位。第四阶段是左、右丞相。这是汉宰相的高级阶段,并非所有的宰执都能达到这一层次。需指出的是:左右丞相的地位虽高,但仍是中书省的长官,也可单授,或兼领枢府,或兼任北、南府宰相之一。在这点上,它与中书相和门下相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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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辽史:卷九十八:刘坤传[M].

[33]辽史:卷一百五:王棠传[M].

[34]辽史:卷八十:马得臣传[M].

[36]辽史:卷一百四:王鼎传[M].

[37]辽史:卷八十:邢抱朴传[M].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系加强   

@②原字为礻加右   

@③原字为日加方 

作者:王滔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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