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冈——诗人的家园

 黄冈（史上亦称黄州）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也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城市。她的一街一巷、一山一木、一楼一宇无不放射着诗词的灿烂，跳动着诗词的韵律。她的街道是一行行流动的诗，她的楼宇是一首首凝固的诗，她的广场是一页页雄浑的诗。徜徉在步行街上，闲聊在茶楼里，相聚在酒店里，随时都会有书法劲秀的诗词映入你的眼帘，让你顿时赏心悦目，有如美食可餐。

    黄冈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她偏安一方，名不见经传，名字也改来改去。直到东汉末年，历史老人在黄冈导演了一出火烧赤壁的大戏，从此黄冈便名声大振，一代代文人骚客不辞千里劳顿走进黄冈，谱写出一篇篇名传千古的美诗豪词华章。自唐代以来，李白、元结、杜牧、王安石、苏轼、王禹偁、黄庭坚、张耒、秦观、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解缙、李梦阳、袁宏道、赵翼、张之洞、黄炎培、董必武、秦兆阳、周而复等著名诗人，与黄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东坡赤壁为切入点，或放歌大江东去，或吟唱清风明月，或把酒临风，或泛舟江湖，造就出洋洋大观的黄冈诗词文化现象。对这种文化现象，我称之为三个少有：一是一个地级市吸引如此众多的文学大师是少有的。仅据东坡赤壁诗社编著的《古今诗人咏黄冈》统计，自晋代以来游历黄冈并留下精品诗词的重量级人物就达一百多人。二是在一个地级市产生如此众多的文学精品是少有的。在《古文观止》110篇古典散文中，产自黄冈的有5篇，在《唐诗三百首》中产自黄冈的有其四。三是一个地方的文化魅力在全国造成如此重大影响是少有的。千余年来，东坡赤壁诗词已成为黄冈的文化符号，深深地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来此漫游、吟咏，就是一些诗词高手未曾来过黄冈，在欣赏“赤壁图”之后也留下许多杰作。综合“三个少有”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冈市中国诗词文化重镇之一。这里要回到本文的主题上来，为什么黄冈这块土地会成为“诗的沃土、诗人的家园”？兹探讨如下。

 

一、    赤壁之战是一个激发文人灵感的不朽主题

 

    黄冈之所以情系着历代文人墨客，主要得益于一个屹立长江左岸的叫赤壁矶的地方，而这个“惊涛拍岸”的地方又是当年造成“三分天下”的“火烧赤壁”的古战场。尽管历代学者对赤壁之战的地点仍争论不休，但是诗人们还是宁可相信黄州是赤壁之战这出大戏的舞台。一个在地理上无甚名气的山坡，与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黄冈身价百倍，闻名遐迩，为文人雅士留下了一个发思古之幽情的主题和环境，他们可以借此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或凭吊古人，或点评史迹，或借古讽今，或以史言志，把一个“临江三四楼”的东坡赤壁渲染得令人心驰神往。明代本土诗人朱明睿把胜迹与名人的关系说得非常透彻：“古来胜迹原无限，不遇才人亦杳然”。开吟咏黄冈之先的应是唐代的“大李”、“小杜”。“大李”即李白，李白在《赤壁送别歌》中极有气势地再现了赤壁大战的当年场景：“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这首诗以艺术方式首次把东坡赤壁推向全国，让读者从诗的意境中领略到赤壁作为兵家纵横战略要地之风采。接着晚唐的“小杜”杜牧的《赤壁》绝句再吟赤壁之战：“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这里，杜牧把一个关系魏、蜀、吴三国命运的历史事件，写得如此厚重而又飘渺。说其厚重是战争双方“折戟沉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说其飘渺是一次有影响的战争“自将磨洗”之后成为过眼云烟，甚是无足轻重。杜牧从这里所引发出的战争观却有独到之处，在他看来，决定赤壁之战胜负的并非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只是东风给了周郎的便利而赢得战争，反之胜者则可能是曹魏，而吴蜀所付出的代价则是“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所作，可以说他对赤壁之战比李白认识得更深刻，因而在给黄州留下历史厚重感的同时也添加了几分神秘感——这是一块福将的“风水宝地”，从而更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驻足与探秘。

    这种吟咏与探秘到了宋代，以苏轼的出场为代表而达到了高潮。在借赤壁咏史的诗词中，堪称巅峰之作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人苏轼以磅礴之势、大气之笔、开阔之像，极力渲染赤壁之战的宏大，其环境，“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其人物，“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一时多少豪杰”；其时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落笔之处，则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整个词章跌宕起伏，气象万千，在给人以无限美感的同时，揭示出一个千古不变的哲理：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之一瞬，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过是人世沧海之一粟。这与他在《赤壁赋》中所感慨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人生哲学归于一体。这首词把赤壁之战这个主题运用到极致，寥寥百字，就深刻揭示出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等重大命题，也把东坡赤壁提高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名人与名胜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名人因名胜而出佳作，名胜因名人而声名远播。苏轼之后，吟咏赤壁之战和东坡赤壁的诗词便一发不可收拾，不断推陈出新。正如金代诗人元好问所言：“可怜当年周公瑾，憔悴黄州一秃翁。”一个赤壁之战把历代诗词大师搅得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写出无数美好的诗词佳作，以至感到“江郎才尽”。到了明清时期，吟咏东坡赤壁开始让位于吟咏苏轼词赋，故有“战穴至今高壁色。次元终古大江声”（王世贞），“周郎事业坡公赋，递与黄州作主人（袁宏道），”“虽无一炬周郎烈，却有三秋苏祠子”（刘子壮），康熙重臣于成龙说得更直接：“至今传二赋，不复说三分。”尽管如此，赤壁作为古战场仍不减其当年魅力。

 

二、    江山如画为文人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黄冈地处中原，山水秀丽，风景如画。州府所在地黄州南有长江，北有禹王城遗址，东有白潭湖、遗爱湖，西有龙王山，既有山的雄浑，又有水的灵秀，更有东坡赤壁、安国寺等名胜的文化底蕴。州府周边，大别山险峻雄奇，长江一泻千里，河湖澄碧清秀，沿江平原灿烂旖旎，还有那婀娜多姿的鄂东风情，把黄冈打扮得分外妖娆。这些风光和风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给诗人以美的灵感。

    山水美。黄冈境内峰峦叠嶂，群山逶迤，自北而南，绵延不断，州城内也是山峦起伏，赤鼻山、龙王山、聚宝山、玉儿山等，翡翠般地镶嵌在州府周围，白潭湖、遗爱湖、青砖湖、南湖，珍珠般地洒落在近郊；更有长江浩荡东去，三台河静静流淌。可以说黄州既得山之雄伟，又兼水之柔美。古人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黄州既可乐山又可乐水，智者仁者都可于此找到精神的共鸣。在他们的笔下，黄州“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苏轼）；“江声六月撼长堤，雪岭千重过屋西”（苏辙）；“山川郁盘行，欧鹭浩天没”（陆游）；“芦洲渺渺去无极。数点断山横远碧”（戴复古）；“日落清江远，光摇赤壁山”（李梦阳）；“日落寒江动，青山断岸悬”（何景明），一幅幅清秀淡雅的山水画，让人目不暇接。山水美既有其阳刚之气，又有其阴柔之丽，豪放诗人取其阳刚之气，婉约诗人用其阴柔之丽，无不吟颂出千古绝唱。

    花木美。黄冈兼有南北气候之利，适宜生长的花草林木品种很多。春天杨柳依依，桃李芬芳；夏天杜鹃似火，梨花如雪；秋日丹桂飘香，莲荷烂漫；冬日菊花斗霜，梅花傲雪；樟、桂、松、竹四季常青，绿遍州城。面对大自然，诗人物我两忘，吟兴大发。苏轼春日郊外踏青，已完全忘却官场失意的烦恼，发出“遥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的感叹。对于黄州的各种名画，他如痴如醉，咏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啅开”，咏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咏“秀色洗红妆，暗香生雪肤”。杜牧从北方来到南方，对黄州的景物耳目一新，寄情于“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陶醉于“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缠绵于“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留下很多优美的诗句。王安石对黄州的花木情有独钟，故有“风暖紫荆处处开”，“看尽梅花看竹来”之雅兴。王王禹爱莲，在他眼里，黄州是一座被瑞莲包围的小城：“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处红交横”。

    黄庭坚于崇宁元年春日来黄州拜访张耒，发出“试问淮南风月主，新年桃李为谁开”的心声，既有对苏轼的怀念，又有对张耒的同情，还有对黄州景物的眷恋。以诗人的视觉看黄州，黄州无疑是一幅淡妆浓抹总相宜的风景画，它清新、浪漫、芬芳，无论哪种花木，总能撩起文人们的联想和兴奋，皆可入画入诗。

    风情美。黄州虽属汉人群聚区域，但也有它所独有的风情，如农事、婚嫁、祭祀、宴请、家庭等等，都形成了一套别有风味的习俗。饮酒与诗人有着难解之缘，有的是借酒消愁，有的是借酒抒情，有的是借酒愤世。苏轼在黄州“日欲把盏为乐”，留下许多酒的佳句：“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数亩荒田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斜阳却相迎”，真实地记录了他与友人狂饮的情形。张耒也是饮中君子，虽因贬至黄州别任监酒务税而不快，但却因祸得福，“近水楼台”先得酒，以至心情开朗起来：“去国一千里，齐安酒最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祭祖也是诗人吟咏的主题之一，杜牧在住黄州刺史期间，留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张耒在清明时节，也写道：“旧坟新冢累累是，裂钱烧酒何人家？”都是再现当时清明祭祖的盛大场面和还念先人的习俗。对黄冈的家庭生活苏轼也是观察细致，其“忽闻河东狮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的佳句，以幽默的手法把鄂东男人怕女人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还有抗旱、种菜，渔樵、交友等很多农事民情都进入诗人的视野，成就了不少优美诗作。

 

三、荒凉偏僻之地铸就了灿烂的贬官文化。

 

    黄冈历史上有“五水蛮”之称，交通阻塞，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到了明代，在刘伯温眼中，黄冈还是一片“孤城寥落片偏蒿芜，万里萧条近楚符”的荒凉之地。唐代之前，这里一直战乱不断，从战国时期的秦楚之争到秦末的楚汉相争，到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到汉代的“七国之乱”，到东晋南北朝干戈相见，黄冈一直处在战祸的前沿，为兵家必争之地，直到隋唐才渐渐安定下来。对于这样的一块不毛之地，在和平年代，朝廷并不重视，但却成为“乱臣贼子”被贬谪安置的首选之地。这里离京城不近而又不远，便于朝廷对贬臣既惩戒又控制。自晚唐以后，就有杜牧、王禹偁、苏轼、张耒等一大批遭受朝廷政治打压的官员被贬流放到这里。他们既是政治中坚又是文化精英，一旦在政治上不得志，却可以在文化上找到一块精神家园。这种精神需求与黄冈“大江东去”、“清风明月”的环境结合到一起，便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创建出一种独有的贬官文化现象。他们以诗词言志，或寄托对历史的反思，或充满对朝廷的期待，或开拓队人生的探索。令这些贬官意想不到的是，在他们政治上难有作为的时候，却在诗词文化上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正如南宋诗人王十朋所言：“在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奇。”

    在这批文化经营中，第一个被贬到黄州的是晚唐诗人杜牧。杜牧出身名门，而又经历坎坷。他抱负远大，“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但由于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在政治上屡不得志，遭到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被贬到偏远的黄州做刺史。当时的黄州“孤城大泽畔，人疏烟火微”，初到这个野鸡不生蛋的地方，杜牧的心情可想而知。他的《兰溪》诗道出了这种凄苦的心情：“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杜牧以屈原的遭遇而影射自己的政治黄精，表现出他的那种幽兰高洁、怀才不遇而又无奈的心情，瞻念前途，屈原的“憔悴之日”就在眼前。这个“憔悴”可能有着双重的含义，一为忧国忧民而憔悴，一为人生际遇而憔悴。在《题齐安晚秋》中，杜牧的思想表现得更加低沉。金秋时节，应该是天高云淡、风光无限，可在他的眼中却是柳影渐疏、家门野局、雨暗灯残、孤枕雁飞，完全是一派萧条愁杀的景象，可见其内心世界的苦闷和压抑。最后他从这种心境中自我解脱出来：“可怜赤壁争熊渡，唯有蓑翁坐钓鱼。”就是当年雄姿英发的周良，不也是匆匆过、昙花一现吗？在昔日烈火张天的古战场，今天所看到了只有钓鱼翁，我辈也就没有必要为沽名钓誉所累了。

    第二个被贬到黄州的是王禹偁。王禹偁是宋杰出的文学家，颇受宋太宗赏识，但由于生性刚烈，敢于直言，常常得罪同僚于无形之中，以至连续四次遭贬，先贬为商州刺史，再贬徐州，又贬黄州，最后任于蕲州并卒于刺史任上。王禹偁来到黄州，脱离了官场的纷扰，而赢得了一个宁静的文学创作空间，于是便有《黄冈竹楼记》的问世。在古代文人中，特别钟情于竹的是王禹偁和郑板桥二人，他们之所以爱竹、咏竹，实则是从竹的身上寄托了他们高风亮节、坚忍不拔的性格，这就是贬官们屡遭磨难而一身浩然正气动力之所在。

    第三个遭贬来到黄州的是苏轼。苏轼本来就有宰相之才，但无为相之福。在那个党派相争、体制相倾的封建社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不愿随波逐流的人，自然被抛弃于体制之外，最终成为政治牺牲品而被贬到黄州这个不毛之地。就是这种巨大的精神失落和地位反差，促使他完成了人生观的巨大转变。在黄州这片落后而又宁静、闭塞而又包容的土地上，苏轼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人生，于消沉中见旷达，于寂寞中见开朗，从而进入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这种人生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两赋一词”上。对于名利，他看得非常淡然：“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更加坚守人格的纯洁：“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把人生际遇已融入大自然之中：“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第四个进入黄州的贬官是张耒。张耒为“苏门四学子”之一，因党锢之祸的株连而被贬到黄州做个监酒务税的小吏。张耒一生三贬黄州，前后达六七年。初到黄州心情极为沉闷，对黄州印象很差，誓言“百年生老向中州，千金莫作齐安游”，时间长了，他慢慢认识了黄州爱上了黄州，并在世界观上完成了一次飞跃，达到了一种无为的思想境界：“莫笑江城大如斗，桃花如烧酒如油。人生无病即为乐，莫诵离骚泽畔愁。”他以咏柳絮而喻高洁之志：“轻清洁白非尘物，寄语桃杏莫相猜。”油漆令他庆幸的是“失火而得雨”，做了监酒务税小吏之后，天天觥筹交错，以酒会友，以酒成诗，不亦乐乎？

    辛弃疾才华横溢，文武兼备，但屡屡得不到南宋朝廷重用，空有一腔报国之志，他虽不属流放黄州的贬官，但其怀才不遇的心境较之那些贬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到黄州便与史上的贬官们找到思想上的共鸣，高吟“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其悲壮、空灵之感实在令人震撼。

    贬官文化可以说是黄冈诗词文化的一大奇观，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一是文人雅士云集。这些贬官都是当朝大臣或是文化精英，他们的到来有如“一花引来百花开”，使黄州顿时热闹起来。尤其是苏轼流居黄州期间，王安石、黄庭坚、苏辙、秦观等诗文高手前来探访络绎不绝，以至使黄州成为当时的文坛中心。二是诗文名篇迭出。这些贬官到了黄州之后，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发挥，似乎井喷一般地创作出了前后《赤壁赋》、《黄冈竹楼记》、《黄州快哉亭记》、《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如同余秋雨先生所言，苏东坡等人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三为艺术意境空灵。这些文化大师经过政治风云的洗礼，反思人生哲学，达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突出表现为旷达无为、志存高洁。如杜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历史观；苏轼“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为观；王禹偁“寓形朝籍中，毁誉任啁啾”的名利观；张耒“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的人生观，等等。

 

四、良好的文化生态与灿烂的诗词文化共生共荣。

 

    黄冈的诗词文化之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这与黄冈良好的文化生态息息相关，这种生态适宜于诗词文化的生长，即使遭遇电闪雷鸣、风霜摧残，仍生生不息。这种文化生态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外来文化开放包容的人际生态。从历史的大视野看，与其说是苏轼等文人雅士唱响了黄冈，还不如说是黄冈成就了外来文人雅士，这就是当时尚不开化之地的黄冈人给他们创造了一个“赤壁之游不亦乐乎”的生态环境。黄冈人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对远道而来的文人尤其是对到黄冈为官的州吏富有包容心和人情味。苏轼作为朝廷案犯，出狱后被贬到黄州，当时汴京人唯恐避之不及，但黄冈人却开门迎客，在四年多的时间里，苏轼与一批田夫野老何本土文人结下了患难之交。这些好客的黄冈人为苏轼辟东坡，筑雪堂，植菜蔬，送酒肉，帮他摆脱了生活的窘困；与他同游赤壁，共泛扁舟，醉饮江月，使他很快消除了政治上的郁闷。有了好的物质条件，有了好的心情，苏轼才写出了一鸣惊人的作品。张耒被打入“旧党”之列而流放到黄冈，贫困交加，也是黄冈百姓们以开阔的胸怀接纳了他，为他找到栖身之所，为他送来粗茶淡饭，使他摆脱了省会上的艰难和心理上的压抑，从而促成他完成了《柯山赋》和《齐安行》等一批杰作。

    二是根基深厚的本土诗词文化生态。黄冈历史上就崇文重教，文风昌盛。唐宋以来，百姓以读书为要，管家以办学为责，办学就学之风兴起，仅明代就建书院30多所，清代建书院60多余所，更有数不清的私塾义学。就是这种浩浩文风，培养了大批人才，深深播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产生出一批本土诗词文化精英。这些本土诗人很快成了苏轼等一批外来文化精英的知音，甚而成为至交。他们经常邀约，一起，或登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情趣；或开怀畅饮，“不知东方之既白”，或即景生情，吟诗作赋，妙语连珠。就是这种天与人、情与景、人与人之间交流，引起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鸣和融合，从而生产出入“两赋一词”等千古绝唱。可以说，这两种文化是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融合，使黄冈诗词更加显得于朴实中见高雅，于厚重中见空灵，于豪放中见婉约，从而达到思想深沉、气韵生动、回味无穷的美学意境。

    三是儒、释、道集于一处的宗教文化生态。黄州在唐宋时期就兴办书院，建有文宣庙，儒教文化传承久远。同时，佛教也香火不断，有名的佛寺就有安国寺、承天寺等多处。安国寺建于唐高宗年间，因北宋名相韩琦于此读书发迹而名扬天下，使安国寺成为江淮名刹，其规模宏大时有“男女万人会庭中”。元、明、清时期，安国寺时兴时衰，屡毁屡建，至今又恢复昔日景象，香火十分热闹。黄州的道教也很兴盛，历史上建有天庆观，雪堂在苏轼离开后也曾改作道观。许多外来官员和文化精英游览黄州必游寺庙道观。那些在黄州为官者更是常到寺庙道观参禅、修炼、与主持、道长谈经说道。可以说佛、道理念在黄冈诗词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老庄哲学味道更浓。如苏轼的“我生天地间，如蚁寄大磨”，“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陆游的“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文天祥的“今古兴亡真过影，乾坤俯仰一虚舟”，解缙的“昨从赤壁矶头过，水冷鱼惊月一钩”等等佳句，无不透出空灵虚无之感。可以说，正是佛道哲学理念从美学艺术上升华了黄冈诗词的意境。

    在黄冈这块诗词文化的生态绿洲上，已经结出了名冠中华的诗词文化之果。放眼未来，我们更要精心保护和建设这种良好的文化生态，让黄冈诗词文化再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