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对《红楼梦》“自传说”的反省
刘梦溪
《红楼梦》明明是小说，是文学，是艺术范例，可是红学研究者中，颇不乏认定其为作者的“自叙传”者。胡适始做俑，俞平伯继其后。五十年代俞平伯蒙冤，“自传说”是被清算的一个“把柄”。殊不知，这个“把柄”本身，也是一个未经核查的冤案。
俞平伯附和胡适的“自传说”，见于1923年4月出版的《红楼梦辨》一书。但仅仅在一年多以后，也就是 1925年1月，他就对《红楼梦辨》的观点作出重大“修正”。他说——
我在那本书里有一点难辩解的糊涂，似乎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这种显而易见，可喻孩提的差别相，而我在当时，竟以忽略而搅混了。本来说《红楼梦》是自叙传的文学或小说则可，说就是作者的自叙传或小史则不可。我一面虽明知《红楼梦》非信史，而一面偏要当它作信史似的看。这个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觉得索解无从。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至于谁笨谁不笨，有谁知道呢!（见俞平伯《修正“红楼梦辨”的的一个楔子》，原载1924年1月27日出版的《语丝》第1期）
这在当时算得上很深刻的反省了，表明了与考证派红学的“中心观念”相决绝的态度。
当然《红楼梦辨》不同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里面并未忽视作者的文学手腕，甚至还有“《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它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一类话，足可以自我解嘲。但俞平伯不想停留在这里。他承认受胡适和顾颉刚的影响，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宁愿从文学观念和书中描写两个方面加以更加深刻的检讨。
就对文学观念的认识，俞平伯提出：“文艺的内涵——无论写实与否——必被决定于作者生平的经验；同时，我又以为这个必非作者生平经验的重现，无论其作风是否偏于写实。事物全是新的，重现很不像一句话。比如怀忆，所忆的虽在昨日，而忆却为今刹那的新生。忆中所有的，即使逼近原本，活现到了九分九；但究竟差此一厘，被认为冒牌。再讲一句凿方眼的赘语，不似旧者为新；若果似旧，何新之有？以似某为文学的极则，则文学至多是一本靠得住的抄件而已，再贴上创造的签封，岂不羞死？”又说：“若创造不释为无中生有，而释为经验的重构，则一切文艺皆为创造的。写实的与非写实的区别，只是一个把原经验的轮廓保留得略多，一个少些。就根本上观察，两项作品既同出于经验里，又同非经验的重现，所以视写实的文艺为某事实的真影子，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而且是就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而言，《红楼梦》作为小说自不例外。
结合《红楼梦》的具体内容，俞平伯提出作家的生活经验映现在作品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不是单纯的回现。比如可以举出三个问题：(1)人说宝玉是曹雪芹，曹雪芹有没有衔玉而生的奇迹？(2)人说贾妃归省为皇帝南巡，何以皇帝变为妃子？贾家有妃入宫，何以曹家没有？(3)大观园不南不北，似南似北，究竟在哪里？能指出否？俞平伯说，对这三个试题，如果在写《红楼梦辨》的时候，肯定要一一指陈清楚，但到1925年，他不会那样做了，而是会辩证地予以解说，回答将变成：
(1)书中每写到宝王，作者每把自己的身世性格映现出来，但却为借此影射自己；故雪芹虽实有其人，而宝玉之奇迹只是虚构，无涉于雪芹的本身历史。再申说一句，就是书中人宝玉，固然其构成分子中有许多“雪芹的”，但亦有许多“非雪芹的”。宝玉和雪芹只是一部分的错综，非全体的符合。
(2)描写元妃归省时的排扬气派，是从南巡驻跸曹府中得来的提示。但既没有把某影射某，某家影射某家；故贾家的有妃子，无碍于曹家的没有，倒言之亦然。至于把穿龙袍的皇帝换上一个穿凤裙的妃子，这是作者的游戏三昧，腐儒何得议之。
(3)作者旅籍，生于金陵，长曾到扬州，终老于北京。他写大观园是综合南北的芳韶风物，创造出这么一个极乐园。若我们做此愚问，“究竟它在哪里呢？”则必要碰到一个软如天鹅绒的钉子。作者微哂道：“在我方寸。”
所举虽只三个例证，但俞先生说：“举一以三反，则泛览全书，殆大半已迎刃而解，不烦我的饶舌了。”
要说对《红楼梦》“自传说”的检讨和批评，这之后的数十年里，我未见有哪一次、哪一篇文章，能够超过俞平伯1925年自己所做的检讨和批评。然而俞平伯犹感意犹未尽，在文章接近结束时，又有进一步的反省。他说：“《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这种奢侈的创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借它来写朝章国故，亦不能借来写自己的生平。仿佛一个浪荡子，他方且张口向你借钱，你反要叨他的光，岂不好笑。我们之愚，何以异此。文艺的作者们凭着天赋的才思，学得的技巧及当时犹忿涌着的白热情流来熔铸一切先天后天的经验，突兀地团凝出崭新的完整。所谓奇变，如是而已。”
对自传说的检讨，最后又落到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上，而且字里行间融会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经验。
事情还不仅此。越五年，即1930年，他为赵肖甫编的《红楼梦讨论集》一书作序，再次申明自己的主张：“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红楼梦》原非纯粹之写实小说，小说纵写实，终与传记文学有别。以小说为名，作传记其实，悬牛头，市马脯，既违文例，事又甚难，且亦无所取也。吾非谓书中无作者之生平寓焉，然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强求某通，则凿矣。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吾正恐来者之笑吾辈也。”对自传说的批评又进了一步，且虑及未来的评价，说明已完全与自传说决裂矣。
他说胡适和顾颉刚对待《红楼梦》的态度，与索隐派无根本的差别，只是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自己，却不同于胡、顾二人，所谓“以此评胡、顾二君或可，若仆则深自惭汗，未敢轻诺也。”意谓，如再有人称他为“自传说”的拥护者，他绝计不敢赞同。
其实余英时先生是注意到了俞平伯先生反省的。只是他把反省的时间确定为1953年俞平伯撰写《读红楼梦随笔》，在时间断限上不够准确，可能是他没有看到《修正“红楼梦辨”的的一个楔子》和《红楼梦讨论集序》两篇文章所致。俞平伯的考证，其实是从文本出发的文学考证，他所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合流。余英时先生所企望的“新的红学革命不但在继往的一方面使研究的方向由外驰转为内敛，而且在开来的一方面更可以使考证工作和文学评论合流”，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已经在俞平伯身上得到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