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开拓历程·3-4

十五 福利计划的夭折

 

即使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确曾发现有一些定居者相信“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他们还是会失败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立起来的将是一个任由支配的封邑而不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殖民地。

 

这个殖民地的居民也受到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病的危害：繁琐、专横和贪污腐化。答应作为“慈善救济”给予定居者的配给物品，被藏在商店的仑库里并且由那些中饱私囊的人来分配，举例来说，有一个名叫托马斯·考斯顿的家伙，他是奥格尔索普于一七三四年留下来作这个殖民地的区镇地方官兼仓库管理员的。由于他有权发给或不发给供应物品，他成了佐治亚最受憎恨的人之一。处在考斯顿那种不令人羡慕的地位，诚然没法既使伦敦的雇主又使佐治亚被治理的居民都感到满意，就这样不久他便成了众矢之的：说他给的牛肉是变质的，配给物品缺斤少两，牟取私刊以及受贿。这些指控多数看来是有根据的，但因为考斯顿作为伦敦托管人的代表，拥有管治的权力，故他仍能免于受罚。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的诸多计划中最基本、最欠考虑和最具灾难性的乃是有关土地的计划。在佐治亚，五十英亩长满松树的瘦地是养活不了一家人的，而清除树木并且种上庄稼这种活却超出一个只有其家人帮忙的粗壮汉子所能承受的程度。问题并不在于一个更崇尚苦行的、更勤劳的或更为英雄式的人物能否干得了，而在于殖民地托管人已给他们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即把一种特殊的人送去拓殖。

 

他们为了在该边远地区配置人力而作的硬性规定，却连带地扼杀了不少提高殖民地生产率的激励因素。一个定居者如没有男嗣或者他的儿子不愿种地，就会发现干了多年活之后却不准他出售自己的财产。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为了托管人的利益来增加肉己的财产呢，由于定居者是要在“边境卫戌部队”中当兵的，土地的交易就成为一项政府的政策问题，这只能在被证明符合公共利益后才会得到伦敦的批准。伦敦的会议记录就充满着为了五十英亩土地的转手而模梭两可的说法。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逐渐发现他们承担了一项既不能完成又不能放弃的责任，他们的制度每执行一次就使以后每一项例外情况看起来更欠公平。例如，一七三八年佐治亚的小镇罕布斯特德的老百姓抱怨他们的土地是长满松树的瘦地，因此请愿要求掉换好一些的地，各托管人便在伦敦奥格尔索普家里考虑了这件事：他说他非常了解罕布斯特德那里土地的情况，确实大部分是长满松树的瘦地，但如果花点力气是可以成为沃地的，就象别人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顺着这些人的心意，那个殖民地所有的入就都要想迁往好地了，而很多人目前还没想到这点。换地这种要求，将会在殖民地内引起无法形容的混乱。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迁往新的土地，他们将会提出每年给予新的补助物品，而这是我们办不到的，况且其他人也将纷纷效法。

 

愤愤不平的殖民地居民就这样发现自己已被束缚在瘦之上，由于法律不允许他们增加新的土地或出售、交换土地，唯一的选择就是一走了之。尽管定居者们同意有必要限定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因为这能防止那些不合理的甚至是很不利的土地垄断，这种情况已大大地阻碍了其它地方力量的发展和处境的改善”——但这远不等于同意强制性的平均主义。他们提出疑问：一个勤劳而没碰上好机会的人又能有什么激励因素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呢？有一位名叫普里的船长于一七三三年刚到佐治亚就向殖民地托管人报告说，“这里有很多懒汉，还有不能干活的人，而那些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则认为别人坐享他们劳动的成果是不合理的，当土地清理出来后，抽签决定每人分一块土地时，那些不干活的人却享有同样的机会分得一杯羹。”

 

当佐治亚传来的吵嚷之声有增无己时，奥格尔索普便力图让其他托管人相信这些抱怨只是来自那些无能的懒汉、谋取私利的人以及受到南卡罗来纳的土地投机者煽动的“不满之徒”。直到一七三八年，殖民地托管人才开始对佐治亚的土地政策作出一系列的修改，并认为每作一项改动都是一次原则性的让步。一七三八年，殖民地托管人允许佐治亚的妇女有权继承土地；翌年，允许没有自然继承人的佃户可以为自己的土地立遗嘱；一七四O年，允许土地出租并且不要求人们对土地状况作多大的改善；接着于一七四一年，又允许个人可拥有的土地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至两千英亩。在承认地块之间质量有差异的基础上，殖民地托管人还逐步允许比较自由地以长满松树的瘦地来换取较好的地，并对那些在原先授予土地上筑篱耕种的人再赠予五十英亩土地。免役地租先是减低，后来则干脆废除。但一直到一七五O年，殖民地托管人快要放弃特许状时，才允许把殖民地的土地保有条件提高到可以绝对继承的程度。至此，佐治亚居民终于可以象任何其它北美殖民地一样买卖、出租、交换或把土地列入自己的遗嘱内。但奥格尔索普仍然很恼恨并采取抗拒态度，他争辩说，正是因为对土地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才使佐治亚殖民地得以免受外来的入侵。

 

奥格尔索普认为，如果摈弃一部分制度则整个制度都会分崩离析，他的这一想法无疑是对的。因为所有的幻想是相互交织着的，要拆开就会全部同时拆散。例如，一旦增加个人拥有土地的数字，许多反对使用黑人劳动力的论据马上就站不住脚，而强有力的赞成引进黑人劳动力的新论据就会冒头。由于土地的拥有量提高，就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年复一年，佐治亚北部的居民在卡罗来纳贩卖黑人的商人鼓动下，便纷纷向伦敦提出抗议，强调缺乏黑人劳动力已引起殖民地的发展停滞和不满。一七四八年三月，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在伦敦作出决议：“永远不允许把黑人引进佐治亚殖民地，原因是由此而必然会在一个边境城镇产生的危险是非常明显的；至于那些继续叫嚷要求使用黑人劳动力的人们宣称，如不使用黑人劳力殖民地就永远不会取得成就，这只不过证明他们不想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为殖民地的成就作出贡献罢了，因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必然是促退而不是促进。”托管人告诉那些认为没有黑人就不能有所成就的人尽可以到别处去。但仅仅过了两年，即在一七五O年，托管人不得不全线退却了；他们阐明殖民地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之后，便为奴隶经济打开了大门。

 

在为佐治亚树立道德规范方面，殖民地的托管人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通过一个措词妥贴的“压制令人憎恶的酗酒劣行”的法令是一回事，而对分散在山区和沼泽地的老百姓执行这一法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位记者提醒殖民地托管人说，贫困、灾难和受挫失望往往驱使人们酗酒，“以图鼓起勇气”。即使在英国，大多数人遇到这些情形也别无选择，“只有陷于绝望或发酒疯。如要把他们（佐治亚的定居者）带到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里，就要让他们有充分而有力的理由指望以后能过好日子，并提出确切的、对他们最有用的观念来迎合他们。”

 

对于禁止贩运朗姆酒，也有一些合乎情理的反对意见。因为殖民地最适于出口的商品是木材，而木材的合理市场则是英属西印度群岛那些产糖的岛屿：而能从这些岛屿交换回来的东西除了朗姆酒以外就别无他物了。所以，禁止进口朗姆酒实际上等于切断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样一来，大英帝国便不能得到所需的木材，而佐治亚居民也被剥夺了有利可图的生意。除此之外，也还有“医学方面”的论据：“根据北美洲所有居民的经验，证明在水中搀些酒是必要的（可以很肯定他说，在北美殖民地中没有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水更需要搀酒的了），这种做法的效果对佐治亚所有能买到酒并能有节制地饮酒的人来说是十分明显的。”最后，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论据反对这些无法执行的法律：贩卖私酒的人大赚其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进入正正当当的市民口袋里的。此外，“一般来说，人类的本性，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本性乃是；越想要的东西，如果越禁止，人们就越会毫无节制地滥用；在佐治亚殖民地，朗姆酒就是这种情况。”而卡罗来纳那些甘于冒险的私酒贩子的所作所为，比任何论据都更具决定性意义。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不顾奥格尔索普的吵吵嚷嚷的反对，终于作了不体面的退却。一七四二年，他们一方面把反对朗姆酒的法令保留在书面上，一方面又下令其派驻殖民的官员停止执行。同年晚些时候，他们更废除了禁令，但仍只许从别的英国殖民地进口朗姆酒以换取佐治亚的土产。

 

在为佐治亚规划的各个项目中，最后一个取消的项目是生丝。有一位殖民地的官员于一七四O年报告说，“在生丝戈为商品以前，本殖民地唯一的贸易就是把木材和鲜肉运往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托管人确实不时地过问一下酒类生产，但是蚕丝——也许正因为他们不太了解它——却只凭他们脑海中的想象。无论来自伦敦的贫民们对殖民地托管人的种种计划如何顽强抵制，都及不上在养蚕方面所进行的抵制来得更为顽强。伦敦的慈善家们的命令对养蚕一事来说毫无作用。佐治亚丝绸业的大事记只是一部徒劳争吵和希望落空的记录而已。

 

要在北美洲蛮荒之地搞养蚕产丝这种新的、脆弱的行业确实难乎其难，这是毫不令人惊讶的。养蚕和缫丝是一项细致的手艺活，可是与脾气暴躁的皮德蒙特山区人打交道，也同样需要这种细致的态度，而殖民地托管人正是依靠这些人来训练移民们掌握养蚕和缫丝技艺的，第一次失败与一个名叫尼古拉斯·阿马蒂斯的人有关。这个人是在佐治亚殖民地建立后不久与其他几名皮德蒙特山区人一起被送往佐治亚的，但伦敦方面连其中一些最简单的事实也弄不清楚。有些人报告说，阿马蒂斯的助手们打坏了蝉丝机，毁了蚕种和桑树，逃往卡罗来纳；另一些人则说，阿马蒂斯临终前自己烧掉了所有的蚕种和机器，因为当地的地方长官在他病笃时拒绝请天主教神父来为他祈祷。阿马蒂斯死后，教授养蚕之道的任务就落到了雅克·卡缨斯及其妻子手中。卡缨斯的妻子原本是应该教佐治亚人如何缫丝的。但这位卡缨斯夫人却害怕把这个殖民地的妇女教得太好，从而使她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变得无足轻重。

 

同时，在伦敦的殖民地托管人也夸大了他们所获得的小小成就的意义。从一开始，这些开拓殖民地的发起人就为获得有利的宣传效果而付出了极不相称的努力，实际上他们却成了自己宣传的牺牲者。他们大肆宣传送给卡罗琳女王的长袍是用佐治亚的丝绸做的，而女王曾宣称这是她所见过的质地最佳的丝绸。但佐治亚的丝绸供应很不正常而且数量很少。甚至到了一七四O年，殖民地托管人还听说卡缨斯夫人教给当地人的东西非常之少，假如一旦她去世，整个养蚕和缫丝技艺就会在佐治亚失像唯一重大的进展，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底下在萨尔茨堡人中间取得的，他们非同寻常地勤劳、坚强并独立自主，而且他们还对养蚕业产生了一定的热情。一七五一年，全佐治亚所产的六千三百零一磅蚕茧中，除了三百磅以外，其余不是来自怀特菲尔特的孤儿院，就是来自艾勃耐泽的萨尔茨堡人。早于一七四一年时，一些心怀不厂满的人便曾在英国散布谣言说，送给卡罗琳女王的真丝长袍即使含有佐治亚所产的丝，那也只是很少一点而已。

 

一七四二年五月，萨凡纳几乎有一半的蚕死掉，这证明了佐治亚的气候不宜养蚕。如果说佐治亚有哪一部分适宜养蚕的话，那就是内陆，那里气候变化不大，但离开最初殖民定居的地区却有相当一段路程。此外，还有些强有力的经济因素也不利于在佐治亚养蚕。

 

如同世界其它地方的经验已显示的那样，要合乎经济原则地生产生丝，需要技艺熟练而又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而对于这个新殖民地的居民来说，这两条连一条也谈不上，生丝业的工人很难找，因为一个普通的佐治亚工人如干别的活每天可得二先令，而于生丝这一行每天所得却超不过一先令。在世界上主要的产丝区，农民们一天的收入都不超过三便士。

 

尽管如此，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仍熟视无睹并且执拗地一味乐观：他们仍然希望在佐治亚塑造出一个第一流种桑能手的阶层。在一七五O年三月十九日制订的法律中，他们宣布：一七五一年六月四日以后，谁家如不能在每五十英亩土地上至少种植一百株桑树并妥善地围以篱笆，谁就不能在佐治亚议会中当代表：一七五三年六月四日以后，谁家如一个教授绰丝之道的妇女都没有或每五十英亩土地不能至少生产十五磅丝的话，那就不能当议员。一七五一年，当托管人终于宣布要放弃对佐治亚的管理而把这块殖民地归还给英国皇室时，他们在列举的理由中也还没有指出佐治亚不宜养蚕缫丝，而只说由于缺乏足够的钱“来鼓励生产生丝”。有位反对佐治亚计划的国会议员提议，治疗对佐治亚种种幻想的最佳良药是要求当地的居民只喝自己酿造的酒，只穿自己织造的丝绸服装。但幻想是很难消失的，而且它们越是光采夺目就越需更长时间才能消失。在美国独立革命的年代里，佐治亚的生丝生产继续缩减；佐治亚议会便把旧日的丝厂改为跳舞厅和礼拜祷告的场所，直至半世纪后一场大火把它烧光为止。

 

佐治亚早年的政府以失败而告终，还因为殖民地托管人把没有人能够在伦敦英明地行使的权力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结果便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与专制暴政的奇特结合。最为混乱的情况以及最令人恼火的滥用职权出现在各个法庭上。法例固然在伦敦制订，但却只在佐治亚的法庭上应用于某些人。而在执行英国的法律时，殖民地托管人又混淆和揉合了不同的英国法庭的司法权限，并把法院的行政管理付托给以偏见和询私来断案的外行的法官们。至于奥格尔索普本人，不论他具有其它什么品德，他几乎不具备任何司法方面的秉性：而他的副手们则单纯根据他的意思行事。殖民地的居民们悲叹道，作为一个英国的臣民足以夸耀的种种自由究竟在哪里？

 

怨言越来越多：小册子、请愿书和抗议书令人厌烦地似雪片般纷纷而来。即使是殖民地托管人自己派驻那里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反对所有重要法规和政府治理基本精神的抗议，表达了很大一部分居民的心声。

 

随着问题层出下穷，英国国内公众对佐治亚殖民地的热忱一落千丈，而托管人自己的志趣也随之减退，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志愿者。一七四四年，奥格尔索普由于在管理佐治亚的军队时涉嫌行为不检而受到军法审判（其后获无罪开释），他自己对佐治亚这番事业的献身精神也就有减无增了，他与其他托管人的关系也变得很不融洽，一七四九年初之后，他也就再没有出席会议。一七四二年，埃格蒙特怕爵又辞去殖民地管理机构中的职务，部分原因是健康不佳，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公众对佐治亚殖民地的支持减退。几年前他便尖锐地指出：“当新鲜劲头过去以后，所作的服务又得不到金钱报酬，做好事的热诚就减退了，看到这种情景真是令人不胜感慨之至。如果政府给我们哪怕是一年只有二百镑的薪金，我们这班托管人就很少会出缺。”

 

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于一七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甚至在二十一年期满之前，就把特许状归还给皇室，并放弃了他们在佐治亚的权益。这个一度得到过许多个人慷慨支持以及公共慈善事业大力赈济的计划，至此竞落得如斯凄惨的下场！到十八世纪中叶时到底有多少人离弃佐治亚而去卡罗来纳和其它殖民地寻找较为自由的机会，实无法加以确定。在此十年之前，不满的人们曾声称原有居民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夸大其词：但很多人确实离开了，人们说佐治亚正在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殖民地，这可不是什么夸张之词或恶意中伤。

 

　　那些不幸的殖民地居民们悲叹道：“佐治亚的穷苦居民散布到全球各地；庄园荒芜；市镇被抛弃；村落一片衰蔽；改善生活成了口头禅，而自由则沦为笑谈；朋友们视之为怜悯的对象，而敌人则视之为侮辱、轻蔑和耻笑的目标。”到了美国独立革命爆发之时，佐治亚——慈善家们的骄子和大慈大悲的伦敦的宠儿——已成为各个殖民地中最不繁荣和人口最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