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陪审团

今年21期《读者》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说是瑞典法院专门找不懂法的人去当陪审员（瑞典的说法是：最高法官）。寻找陪审员的人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知识，所以才能更加公平公正地伸张正义！”

这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们折腾了几十年，才知道“一个人说了算”的人治不好，还是要“依法治国”才好；于是就不断颁布了许多法律法规。怎么瑞典又让不懂法的人来执法呢？

于是我就设想假如我国也实行这种审理方式会怎么样。大约有两种可能：

1、法院会专门找顺从自己的人来当陪审员；或者事先给这些人打招呼。使陪审团的结论与法院的一致。如果不同意法院预定的判决，就不让你当陪审员。反正程序可以象发达国家一样，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

2、各级组织会选出一些“御用陪审员”，按法官的意思表决。不按法官的意志办事的，绝对不会被“选”成陪审员。

我还设想：如果现在的许多拆迁案，真正按瑞典的办法找陪审员的话，有罪的可能大部分就不是钉子户了。如果那些贪污上千万、包养众多情妇、二奶的贪官由真正的人民陪审团来审理，可能就没有“开除党籍”之类的判决，直接就“OK”了。因为老百姓不知道党籍、官阶能折抵多少刑期。老百姓只知道这些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了才能警示其它贪官，杀了才能大快人心！

目前，我国的网络舆论已经成了变相的、在野的陪审员了。比如邓玉娇案、比如云南的“药家鑫”案等等。没有“网络舆论”这个“陪审员”，邓玉娇会被判重刑；云南“药家鑫”不会判死刑。幸亏有了“陪审员”，烈女释放，云南“药家鑫”伏法，正义得以伸张。

其实，公正、真理就在老百姓心中。不是谁可以从外部灌输进去或者更改、置换的。更不是可以把另外的“思想”“理论”硬塞到老百姓头脑中。“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称”。 文革时期，在政治高压下，连周总理也“说了些违心的话，做了些违心的事”，更遑论老百姓了。

所以，要想审判公正，必须社会环境公正，能让所有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心里话。如果只是学学西方设立陪审团，而没有让人说真心话之后不用担心后果的环境，即使有陪审团也不能有公正。

 

附：《瑞典法院的“最高法官”》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一个民间法律服务机构，进行业务交流活动。服务机构里有一位成员名叫卡斯蒂，她在斯德哥尔摩市法院工作，因为曾经在中国留过学，所以与我一见如故。一天，她告诉我说法庭很快要开庭审理一个案子，所以要急着上街去找几位“最高判官”。
    我纳闷地说：“法官不就是法庭里的‘最高判官’吗？为什么要上街去找？”卡斯蒂大笑道：“法官太富有专业知识了，所以不能成为最高判官。”
    第二天一早，卡斯蒂带着我来到街上。她不断地冲到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文化的人身边，问一些例如“你懂法吗？…‘你读书吗？…“你了解国家政治吗？”“你看新闻吗？”之类的奇怪问题，不过符合条件的人似乎并不多。
    逛了一圈后，卡斯蒂带着我走进了一家小赌场（当地允许小金额赌博）。卡斯蒂朝四周扫视了一圈后，走到一个40来岁的中年“赌徒”身边问：“你懂法吗？”“不懂。”“你读书吗？…‘不读。…“你了解国家政治吗？”“不了解。”“你看电视新闻或报纸吗？…“不看。”
    听到这些回答，卡斯蒂的眼睛大放异彩，她连忙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张纸递给那个人，说：“请后天准时来法庭做陪审团！”对方又开心又激动地表示一定会准时刭。随后，卡斯蒂又用同样的方法，终于在废品回收站、公园、街边找够了9个人。
    我好奇地问卡斯蒂：“你找的这些人有何德何能可以做法庭的最高判官呢？”卡斯蒂说：“正因为他们没有多少知识，所以才能更加公平公正地伸张正义！”
    卡斯蒂告诉我说，这个案子是一些作家起诉一家大型网站，因为这家网站的用户能免费下载各类文学作品。
    庭审开始后，网站的4位负责人辩称：网站服务器上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文档，因此不能算侵权。在双方律师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进入暂时体庭时段，9位陪审团成员进入一个小房间商议。在走出小房间的时候，我听见那位“赌徒”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未经别人同意，就把人家的作品拿来给网民免费分享，如果这都不算侵权的话，那有人去商店里未付钱就拿走商品，难道也不算是偷窃了？”
    很显然，“赌徒”的这句话也正是陪审团成员的一致看法。最终，法官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判处该网站“侵犯版权”成立，4位负责人分别被判处一年监禁和总共3000万瑞典克朗的赔偿金。
    这个结果让我大跌眼镜，我也终于明白了卡斯蒂的话：某些情况下，越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越会被一些特定环境和知识所左右，从而影响判决的公正性：而越是文盲、法盲所做出的判断，则越可能是人性化的，因为他们完全是根据人性中最根本的正义感和生活中最根本的常识来做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