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科桑底的风铃
The Wind Chimes of Arcosanti
周榕
Zhou Rong
朝圣之旅
十年前 7月末的一天清晨，我从科罗拉多的丹佛市驱车出发，去亚利桑那州朝觐传说中的“建筑圣地”——阿科桑底（Arcosanti）。
位于凤凰城以北 110km的阿科桑底，是美籍意大利建筑师保罗 ·索莱里（ Paolo Soleri）所创想倡议、规划设计、投资兴建，并注入了毕生心血亲自施工、运营、宣传的一个实验性生态社区。它试图探讨索莱里在 1950年代即致力建构的“建筑生态学”（Arcology）理论所包含的现实可能性，即在能耗、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废物排放和环境污染的最小化的同时，又能达到人际交往和人与自然接触的最大化。
建筑生态学的思想，在今天已沦为老生常谈，但在上世纪 60、70年代，却尚属相当“前卫”的另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欧美愤青们反抗社会既定秩序、挑战社会传统权威的有力武器。故而，自 1970年阿科桑底开建之日起，就因其遗世独立的乌托邦风姿，吸引了众多的青年建筑学子每年从世界各地来此充当义工。阿科桑底之名，也借由他们和媒体的传播不胫而走，像当年的塔里埃森一样，被演绎成引人遐思的传奇版本。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疲劳驾驶之后，我的“朝圣”之旅即将抵达终点：车前灯照亮了一块标有“阿科桑底”字样的木牌，而柏油路也就此走到了尽头，接下来是望不穿的茫茫黑夜，以及一条在车灯下坎坷不平的土路。颠簸着继续开了十来分钟，突然发现一只貌似螃蟹的活物在穿越前方道路，疑惑间下车定睛观看，居然是一只拳头大小的桔红色蜘蛛，不禁悚然而退，目送其消失在戈壁的黑暗中。
又不知开了多久，前方终于浮现出人工构筑物的轮廓。停车走近，只见入口墙壁上高悬孤灯一盏，昏黄不过数步，四围影影绰绰，再无半点光亮，远近阒无声迹，恍非人间，殊类鬼域。 “Anybody here?”我边喊边试着向黑暗深处摸索。高声叫了许久，始终无人应答，却冷不丁窜出一只大猫惊嚎一声擦身而过，活似恐怖片中的桥段。就这样，夜宿“圣城”的计划终于泡汤，只好原路退出，在邻近小镇上找了家汽车旅馆将就一夜。第二天一早，再次整装出发奔赴阿科桑底。
上午的阿科桑底分外荒凉，除了那些粗砾的建筑外，没有人愿意暴露在亚利桑那 7月底灼人的烈日下。举目望去，一面浅坡上下，疏疏落落几栋建筑尽收眼底，建筑群的中心，是一大一小两个开敞的半穹形混凝土构筑物，仿如科幻片中史前遗迹的硕大布景。其中一个，权充作手工作坊的工棚，另外一个，则是露天剧场的舞台。这两栋公共建筑的周边，还有一些用于居住的覆土建筑，形式粗犷，工艺朴陋，大抵是出自志愿者业余操作的缘故。
从形式上看，阿科桑底足以让任何一个“朝圣”者失望，这里仅仅是一个小规模施工的工地，而远非传说中令人向往的生态乌托邦。虽然在索莱里的规划中，阿科桑底的城市容量最终可达五千人，各类满足城市生活的建筑和设施一应俱全，但是历经 30年断断续续的建设，建成的部分还不到设计规模的 3%，距离一个“城市”仍然遥不可及。
阿科桑底的访客中心，是整个阿科桑底人气最旺的建筑，不仅由于这里相对凉爽舒适，更因为在这里可以买到阿科桑底独有的旅游纪念品——风铃。说起阿科桑底的风铃，还颇有些来历： 1950年，索莱里接到了一个意大利陶艺工厂的设计委托，在设计建造过程中，他掌握了全部陶艺制作工序，并因有这一技傍身，日后在阿科桑底经济拮据的日子里，索氏带领志愿者们开设作坊，生产、售卖用陶土和黄铜制造的风铃，居然获益颇丰，竟成为支撑阿科桑底运营下去的主要收入来源。阿科桑底的风铃获得过许多艺术奖项，造型古朴，色彩奇丽，更重要的是纯手工制作，每一件都是不可重复的孤品，足以令用惯了大工业产品的美国人大惊小怪，爱不释手了。说来讽刺，每一年，到阿科桑底来投身乌托邦建设的志愿者最多不会超过 150人，但每年到阿科桑底参观的游客却超过五万人，这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爱屋及乌，专程来探看阿科桑底风铃的制作过程的。
微风徐来，访客中心满屋悬吊的串串风铃荡漾相激，发出梦幻般的魔音，袅袅铮铮，宛似天籁，触人欲醉。窗外，是正午的日头下泛映着白光的大漠和永远处在进行时的、半成品乌托邦城市的嶙峋骨架。时虽燥暑，但游目骋怀，这屋内与屋外的反差仍不免令人油然而生悲凉之意。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终索莱里此生，阿科桑底将注定无法建成，更让人悲哀的是，纵使这个唐吉诃德式工程有朝一日侥幸告竣，也注定不可能变成一座真正的城市，因为城市那自由放逸的不羁灵魂和腾溢飞扬的恣肆能量，永远也无法盛放进这样一个预设得井井有条的乌托邦容器，不管这个容器所塑造的曼妙姿态是不是像阿科桑底的风铃一样迷人。
再见乌托邦
再见阿科桑底，已是十年后在北京“立体城市：未来中国”的展览上。仔细端详，除了添多几栋新筑之外，我看到今天的阿科桑底一如昔日所见，朴素、崇高，像一个未完成的宗教仪式。二十年间第三次瞻仰到索莱里的丰采，老先生虽年逾九旬，仍赤心未泯，依旧坚韧地为他的生态乌托邦向世人布道。在黑暗的演讲厅中，索莱里展映给观众的阿科桑底是如此美妙，恍惚间竟令我短暂忘却了现实中那片荒凉之地，只觉被光影烘托出的一片片乌托邦幻景如风铃声一般摄人心魄。
近代以来，全世界各民族中，最容易被乌托邦幻境所忽悠的，无疑是中国人。清朝末年，中国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令本土延续数千年的经验传统遭受重创，被弃如敝屣。饱受列强欺凌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只得向陌生的超验世界追寻救国拯民之道。这种拯救，既不可能来自“可信而不可亲”的西方社会，也不可能来自“可亲而不可信”的中国传统，唯一的拯救只能来自中立的“未来”。19、20世纪之交，严复译作《天演论》的普及，令“进化”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经过“天演论”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相信未来具有一种被自然“进化”所赋予的神秘力量。既然进化是确定的“天演之道”，那么新必然胜旧，今必然胜昨，明日也必然胜于今日，而“未来”就是“新”的巅峰、进化的终极，代表未来的乌托邦就是“天择”，建设乌托邦就是将中国救拔出痛苦的经验现实的捷径与必由之路。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惊天逆转，从极端崇古的“经验中心型文化”，突变成以幻想的乌托邦为旨归的“超验导向型文化”。在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潜意识里，沦落的中国或许可以借助乌托邦的催产术，超越这苦难的当下，直接进入天堂一般美好的未来。而 20世纪初舶来的各式乌托邦理论，也莫不争先给予中国人有关未来的各种天堂般的许诺。对这些许诺，中国人足足相信了一百年，但一百年来，许诺的乌托邦除了让中国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混乱，却并没有把这个国家带进天堂。
所谓乌托邦，是指与延续的经验世界相对立的一个空降的超验世界。乌托邦的主要特征，一是超验性，因此无法用经验证伪；二是理性，因此要剔除情感的不确定性；三是非时间性，由于乌托邦是一种对进化未来的终极性描述，因此乌托邦是永恒的，不随时间而发生偶然的变化；四是完美性，因为乌托邦是人类智慧最完善的思维成果，因此必然也必须是完美的；五是纯净性，乌托邦是进化的最高级形式，人类集体的最终目标，因此它是单一、匀质而自洽的。
从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很容易推导出乌托邦运动的必然结果：首先，超验性特征决定了乌托邦是在幻想的基础上被“设计”出来的，而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被“延续”下来的，“设计”必然导向精英主义，乌托邦的设计权和解释权被掌握在极少数社会精英手中，因此极少数人通过乌托邦就能主宰大多数人的命运；其次，乌托邦要求以“革命”切断传统经验世界的血脉联络，对于既往的经验世界所积累起来的传统，乌托邦必须予以否定并擦除；第三，乌托邦的理性特征决定了它实施的冷酷，人类情感对于乌托邦来说是多余之物，至少是必须严密控制与导向的；第四，乌托邦的非时间性特征，决定了它的空间主张是瞬时的而非历时的，批量生产而非渐次成长的，时间是乌托邦的敌人，时间会带来不确定的偶然，乌托邦必须以速度来战胜时间，然后进入永恒；第五，乌托邦的完美性要求常常导致乌托邦的设计者降低其结构的复杂度，以简化来达到完美，因此乌托邦结构永远是简单的；第六，乌托邦的纯净性特征，决定了它对于异质元素的零容忍，为了乌托邦的纯洁性，可以用残酷的斗争来消灭异己，所以乌托邦里没有暧昧和混杂，只有清晰与透明。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被舶来的乌托邦思想反复忽悠的历史。遭遇乌托邦，被乌托邦所迷惑，为乌托邦理想而奋斗、倾轧、争战、杀戮、压榨和欺骗，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 1843年，从洪秀全读到基督教入门小册子《劝世良言》那一刻起，中国人就开始了被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实验所裹挟和席卷的苦难历程。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乌托邦实验，其代价是用了 13年时间消灭了当时中国 40%的户籍人口，死亡人数近两亿，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酷烈程度的世界纪录！ 1927年，一个乌托邦政党向另一个合作的乌托邦政党猝然发难，举刀相向，中国历史上因乌托邦理想分歧而引发的暴力时代首次来临，此后 22年，内战不绝，国人相屠，白骨盈野。 1958年，一场浩大的“超英赶美”的乌托邦实验令举国癫狂。 1966年，一场声势更大的乌托邦实验，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文攻武卫，几乎把中华三千年文化摧残殆尽……
图腾城市
在一个借助未来之名以管理现实世界的国度中，乌托邦就是全民的精神图腾。有这个图腾在，现行秩序体系就有了合法性。因此，国可以一日无粮，不可一日无乌托邦，一个乌托邦幻灭了，就必须立刻找到另一个新的乌托邦来补位。 60年来，各种名目的乌托邦前仆后继，像走马灯一样，始终高悬在我们前方，引导中国走上一条又一条伟大光荣正确的道路。回顾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的演化史，足以汇集成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轨迹……从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直观、最能立竿见影、最能迅速令全民族目眩神迷热血上涌的新乌托邦图腾，这个最新的乌托邦图腾，就是城市。
从本质上看，城市与乌托邦从来都是毫不兼容的两个选项：乌托邦是一个被人工设计出来的完美、纯净、匀质的思想晶体，而城市则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充满缺憾、混杂、多样性的生命集群；乌托邦需要自上而下统一意志、建立秩序、规范生活，而城市的魅力正在于自由思想多维组织、妥协共享、各异生活；乌托邦目标明确、轨道预设，而城市则自在自为，轨迹灵变；乌托邦是先空间后社会，空间结构决定社会结构，而城市是先社会后空间，社会结构决定空间结构。正因如此，乌托邦空间可以按照统一目标集中力量大规模快速生产，而城市则必须尊重其自身的规律，给它充分的时间自由地缓慢生长，故此从本质上说，只有乌托邦是可以被规划的，而度上，都堪称小巫见大巫。
真正的城市是不可被规划的。
正因为乌托邦与城市是不兼容的对立选项，因此在西方历史上，乌托邦的实验无一例外是反城市的组织形态，从 1824年罗伯特 ·欧文在美国创办的“新和谐公社”，1832年夏尔 ·傅立叶在法国创办的“法朗吉”，1848年约翰 ·诺伊斯在美国创办的“奥奈达公社”，一直到索莱里的阿科桑底，莫不选择在远离城市的空间里安身。就连这些乌托邦的精神领袖们也深知，乌托邦的“纯洁”终究挡不住城市之“邪恶”的腐蚀，在正常情况下，乌托邦面对城市完全没有竞争力。
现代历史上，最纯粹的乌托邦城市是巴西利亚，完全按照一个理想的功能布局和空间形态一次建设而成。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史上最枯燥的城市，许多在此上班的人因无法忍受这里被规定好的、没有多样性与自由空间的无聊生活，宁愿忍受奔波之苦，也要回到***百公里之外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居住。而另一方面，距巴西利亚 10公里之遥，就有一个巨大的贫民窟，为城市提供基础服务却在乌托邦规划中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底层劳动者，被迫只能在这个贫民窟里栖身。类似的例子还有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另一个现代乌托邦城市规划的典范，看起来光耀无比，住起来乏味至极，一到周末居民就倾城而出，几乎变成鬼城。
然而，这些西方城市史上经典的失败案例，与近十几年来在中国 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所进行的城市乌托邦化运动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后果的严重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当代中国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动高速城市化引擎时，无论政府、学界还是民间，所能借用的城市思想资源都是乌托邦化的，概括来说，大体来自三种城市模型：其一，是中国古代的“礼法型乌托邦城市”，其代表是《周礼 ·考工记》中虚托古制对城市进行的礼制化空间描述；其二，是脱胎于前现代西方古典城市的“意识形态乌托邦城市”，这种城市形态百多年前就已通过租界城市和殖民城市进入中国， 1950年代又通过苏联再度传入，成为与官方意识形态相铆固的空间结构；其三，是以摩天楼、立交桥、汽车道等现代景观为标志的“现代化乌托邦城市”，自 20世纪 70年代末这些现代性地标经由电视传播，以奇境图景的方式震撼了中国人的眼球之后，现代化乌托邦逐渐演变成以城市标志物为形式核心的“现代奇观图像乌托邦”。
之所以说这三个模型都是乌托邦化的，是指它们与中国社会空间的传统构造经验没有关联，对中国社会来说，它们都是超验的、反历史的，并非在既有城市结构肌理上的自然生长与延续。这三种乌托邦城市模型，没有一个尊重人、尊重社会、尊重生活、尊重城市的自然生长与自由演变，而是把城市视作政治观念的物质载体、权力秩序的空间化身、制度优越性的形式表现、官员政绩的广告宣传、经济发展的炫耀图腾。
近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城市的海量建设，就是按照这三者兼杂的乌托邦模式在进行。中国的城市化，与其说是“城市化”，不如说是“乌托邦化”，其结果，是中国在得到越来越多乌托邦的同时，正在摧毁越来越多的城市。乌托邦对城市的破坏，不仅仅是城市表象的更变、空间肌理的涤除、多样性城市生活的屏蔽，更为隐蔽而深刻的是，以乌托邦为蓝图的城市更新，在扫荡了传统城市空间结构与物质形态的同时，也彻底摧毁了附着于其上的固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却无力于短期内将其再组织成稳定的新型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可以说，对于中国城市当下所面临的社会溃败与文化涣散，乌托邦发展模式莫辞其咎。
乌托邦在中国，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经济形态；既是政治结构，又是空间结构；因此乌托邦对城市的入侵不仅是思想性的，更是暴力性的。 2006年 8月 11日下午 4时 50分，是一个应当载入史册的时刻，随着无照商贩崔英杰手持烤肠小刀的信手一挥，北京市海淀区城管副队长李志强颈血飞溅，成为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乌托邦烈士”。就此，乌托邦城市的暴力大戏拉开大幕，各地惊爆的拆迁血案与城管暴行触目惊心。 2009年 11月 13日，这幕暴力大戏终于达到高潮，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反抗拆迁，在自家楼顶自焚身亡。消息传来，举国哗然，然而在全社会群起抨击，何曾想过，这正是乌托邦理想在中国城市中被肆意放纵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说到底，这些血淋淋的生命不过是建设乌托邦、维护乌托邦的巨大成本中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乌托邦是完美的，而完美之物的获得与养护都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够真正支付得起实现乌托邦所需要的高昂成本，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乌托邦实践都被迫以各种手段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因此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现实的乌托邦，都必然是粗制滥造的乌托邦。
常见的降低乌托邦成本的手段，第一是牺牲品质，这一点我们已从全中国的粗糙城市中深有体会；第二是采用暴力进行掠夺，这一点更无须赘述；第三是用谎言和假象进行欺骗，近年来中国城市的乌托邦生产趋于“图像化”，就是乌托邦骗术中最常见的一种。图像化的乌托邦城市，除了表面光鲜的奇观图像之外，完全没有城市应有的深度——生活的深度、社会的深度、文化的深度。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处身其中的半成品乌托邦，与半成品的阿科桑底，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逃离方舟
一百年来，中国人旧的乌托邦之梦未醒犹酣，新的乌托邦造梦人又从西方纷至沓来。美国大片《 2012》中，由西方人提供图纸、中国人负责建造的方舟，着实是一个对中国乌托邦实践的精彩隐喻，借一句电影台词：“全世界也只有中国人能干成这样的事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之所以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乐此不疲地按照舶来的蓝图不断打造海市蜃楼一般的乌托邦，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内心深处萦绕不去的恐惧：恐惧落后挨打，恐惧“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恐惧被开除“球籍”，恐惧贫困，恐惧丢脸，恐惧被西方鄙视，恐惧阴谋和陷阱，恐惧经济崩溃……一百年来，这重重的恐惧已经积淀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人思考的本能语境——说穿了，中国人所寄望的乌托邦，就是一艘虚幻的挪亚方舟，在灾难世界的洪水中，带给他们的生命以免于恐惧的庇护，为了这个应许的庇护，生命之外的任何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因免于恐惧而建造的乌托邦，却反过来生产出更多的恐惧。因为乌托邦，正是由恐惧所支撑，由恐惧而确立了它的合法性，只要我们心底一天还存留恐惧，我们就一天无法走出乌托邦的庇佑。正缘于此，乌托邦的设计者和受益者们就需要不断炮制恐惧，散播恐惧，保持恐惧的浓度。举例来说，刚刚更新过的恐惧版本，是资源枯竭，是全球变暖，是碳排放带来的生态毁灭，为此，那些以制造乌托邦为职业与乐趣的“大师”们，挟“生态乌托邦”的大旗再度越洋而至，向中国人昭示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与灼见。与以往每一次乌托邦运动的场景类似，对这些以人类未来为己任的幻想家，对这些伟大乌托邦的先行者，当代中国人的态度和自己的先人一样：深怀敬畏，聆诲领命，赞叹附和，顶礼膜拜，并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动手实践。
然而，城市毕竟不是诺亚方舟。
城市不是人类短暂避难之地，而是社会生命长久生息繁衍之所。
城市，也不是某个聪明的建筑师某日梦醒后灵感爆发的涂画，它是城市居民祖祖辈辈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和教训、智慧和愚蠢不断累积的空间叠构，是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过往生活的重重印痕，是先人的遗存与后人的创造并存共融的丰饶环境。“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这真实的人间城市，用任何一个乌托邦天堂我们都不愿交换。
我心所爱的人类，那从异域而来，指
山为城的人
与指鹿为马的人一样必须警惕
不信，请你远涉亚利桑那的荒原
去听一听阿科桑底的风铃
周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副教授。
评论：
Crusadert:
乌托邦是推动人类世界前进的意识形态引擎。从历史的经验真实来看，我们所推崇的文明形态与城市形态，无一不经过激烈的乌托邦运动。巴西利亚是乌托邦，巴黎也是乌托邦。印度城市Chandigarh是乌托邦，华盛顿特区也是乌托邦，Howard和Unwin的花园城市更是乌托邦。芝加哥的城市美化运动，纽约Robert Moses的60年代基础设施改造，维也纳19世纪后期的Ringstrasse改造都是乌托邦。乌托邦并不是仅仅在遥远的荒漠上，乌托邦是生命世界，有机世界的生存理性。严谨的规划设计与管理是所有的高级城市文明的生存理性。技术与机器理想的动力其实在技术与机器之外。所谓机器，有机，生态，本质上都是对一种更高阶的物质组织秩序的推进。什么是现代性，就是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作者的最终的论述让我不禁联想到位于尼日利亚港口城市拉各斯的贫民窟。而生态灾难已经是无需多论的经验与实验真实。人类社会繁衍到今天，正是在于对有序社会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情感无法代替思辩与真实，放任无法带来次序与能动。即使是自组织的蚂蚁社会都有最基本最严谨所社会构造，所谓的任其自然只会带来倒退。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乱象，正是乌托邦的革命不彻底之故，连现代都不是，遑论后现代。
“A map of the world that does not include Utopiais is not worth even glancing at.” ——Lewis Mumford
Zhangrui:
读这么长的文章，我是很怕的，怕自己一个不留神把作者的哪个细节漏掉、或者误解，也就越读越歪了；从另外一方面讲，也非常佩服能写这么长的文章的作者，因为，要把一个事一个道理用这么长的篇幅论述周密完整，一定是字字推敲，特别得注意概念的范畴的厘定，以免论述过程中有偷换概念或者以偏盖全的嫌疑。
ARCOSANTI的实践，与赖特的“广亩城市”，两者谁更“乌”？还是两者都是“伪乌”？这本身就值得商榷：从区域的角度来看，Arcosanti更象是一座孤岛，与其他城市或者人类活动中心的连接必须靠机动车；而由于Soleri坚持建造的独立性，在1959年买下这四千多英亩土地之后一直拒绝接受政府的资助，整个建造费用多来自Soleri创作的众多风铃等的艺术品、举办的艺术工作坊的收入，劳动力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城市、对建筑怀有某种乌托邦理想的学生和志愿者。这种带有明显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家长制的操作方式，在美国西部广袤廉价的土地区域中、在数字化虚拟世界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的时代里，似乎已经注定不可能实现当初的规划理想，只占领了一个精神的高地，多少带有点唐吉柯德勇斗风车的悲壮色彩。
但我们毕竟还是不能够因为Arcosanti的未成功就轻巧地判了“乌”的价值的死亡，更不应该把人类历史上一些（对城市、对社会）的理想化追求、甚至是力量的互动机制都简单地以“乌”来替换——因为这已经开始偷换概念了——更不能简单地把脏水都往“乌”上泼（这乌比窦娥还冤）。而当这些概念开始被偷换、模糊、混淆之后，文字夹杂着的民粹主义的强心剂，让我开始找不着这篇文章的北来。其它的诸如“对这些许诺，中国人足足相信了一百年，但一百年来，许诺的乌托邦除了让中国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混乱，却并没有把这个国家带进天堂”，让我在又一回“被代表”之余，觉得作者没把国人“实用主义”的本来面目看清楚，除非您敢肯定诸如咱国家也经历过一把扎扎实实的现代主义等的类似的命题。
楼上的小哥说得好。其中有一句“人类社会繁衍到今天，正是在于对有序社会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我想补成的是：“人类社会繁衍到今天，正是在于对自身及存在的环境的不断观察、总结和模拟，然后在‘社会’这一领域中进行对‘有序’的不断探索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