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沈周简论》

吴敢《沈周简论》原载浙江社会科学 , 1999,(05)
　　沈周简论
　　明朝宣德二年丁未（公元1427）旧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沈周 （字启南，号石田，五十八岁后又号白石翁）诞生在长洲相城里（今江苏省吴县湘城镇）一个极富文艺气息的家庭里。沈氏自沈周的曾祖沈良（字良琛，号兰坡）入 赘相城以来，就开始成为此地的大族。沈周的曾祖母徐道宁是苏州名裔徐显卿之女，她协助沈良营计经生，创植门户，使得其家“屋宇鼎新，赀产益充”，因此“远 近咸器重之，由是名誉隆然甲于乡闾矣。”除了善于理家外，沈良显然还爱好文艺，“元季四家”之一的大画家王蒙就曾经慕名造访过他，并有画作相赠（此画后传 至沈周，曾请吴宽、程敏政等人为之题诗）。沈周的祖父沈澄（字孟渊，号介轩，晚又号茧庵）永乐初曾以贤才征召，性嗜诗酒，“恒著道衣，逍遥林馆之间，每日 设数筵酒食以待客；若无客，则令人与溪上望焉，惟恐不至也”，时人以元末名士顾瑛相拟。杜琼在《西庄雅集图记》（西庄为沈澄居所）中曾记录了沈澄与王璲、 金问、张肯、金铉等著名文人、画家交往的情景。沈澄收藏有王蒙的著名画卷《听雨楼图》，并因此将他的濒溪小楼也命名为“听雨”，此楼是名人胜士聚会的场 所，在当时擅胜东南[1]。沈周的伯父沈恒（字恒吉，号南斋，又号陶庵）、父亲沈贞（字贞吉，号同斋）也是高雅的隐士，曾从学于著名文人陈继，两人皆工唐 律，兼善绘事，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对二人的画艺有极高的评价，将他们附于“神品志”中。陈颀在为沈周父亲撰写的《同斋沈君墓志铭》中这样赞誉相城沈 氏：“其族之盛，不特资产之富，盖亦有诗书礼乐以为之业。当其燕闲，父子祖孙相聚一堂，商榷古今，情发于诗，有倡有和。仪度文章，雍容详雅。四方贤大夫闻 风踵门，请观其礼，殆无虚日。三吴一时论盛族，咸推相城沈氏为之最焉。”而杨循吉甚至说沈家之仆隶也“悉谙文墨”，这或许并非夸大之辞，因为在《相城小 志》中就记载有沈周的家僮朱太平工画山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薰陶下，沈周自然从小就萌生了对文艺的兴趣。他的家庭显然十分重视对他的教育，为他聘请了很好 的老师。钱谦益曾提及沈周的一位老师陆德蕴，记载说他“好古博学，攻吟咏。”[2]他的另一位老师陈宽，是陈继的仲子，能诗善画，沈周的代表作之一《庐山 高图》即为其庆寿而作。陈氏是苏州的文学世家，“吴中称经学者，皆宗陈氏”，自陈汝秩、陈汝言兄弟至陈继再至陈宽及其弟陈完，三代皆为胜士宿儒。文徵明曾 形容“诸陈皆以文学高自标致，不轻许可人”，可见陈宽一定是个高标准的师长。由于沈恒兄弟曾从学于陈继，所以沈陈二家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陈宽对沈周的培 养也必定是倾其心力的，其结果是学生在少年时就显露出了文学上不凡才华，使得老师自叹不如而告逊退。
　　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3]，沈周面临着 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苏州知府汪浒想要荐举他以应贤良，沈周以占卜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命运。结果占得《周易》遯卦之九五，曰“嘉遯贞吉”，他喜悦地说： “吾其遯哉！”于是推辞不应。在以后的日子里，沈周的这个选择一直没有动摇。他并不缺乏出仕的机会，如成化十六年，宪宗曾下征聘诏，遣使召沈周、史鑑二人 赴用，而二人皆未应；甚至晚至弘治十五年（沈周年已七十六），副都御史彭礼巡行至苏州，偶然看到他的《咏磨诗》，觉得作者抱负宏大，绝非山林凡士，于是亟 相召见，言谈之下，大为倾倒，欲致其于幕下，而他又以母老坚辞。沈周为何不选择出仕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吴宽认为“沈氏自征士（沈澄）以高节自持，不乐仕 进，子孙以为家法”，这是一个通常被认可的理由。但是沈周采用占卜这种行为方式本身，说明他并没有坚守沈氏“家法”，否则他应该当即拒绝，根本不用再等待 卜筮这样一种天意的安排（沈周长子维时曾出任昆山县阴阳训导，这也说明吴宽所说的“不乐仕进”的沈氏“家法”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显然，当时沈周也曾 处于犹豫不决的选择境地，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很少有人能抗拒出仕的诱惑。然而沈周却最终选择了隐居乡里，除了家庭的一部分影响外（祖、父二代隐居不仕 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沈周担任粮长的经历或许会对他的选择产生影响。沈周少年时就曾代父为粮长，而他自己在景泰中又充粮长之职[4]，对于这种繁冗而缺 乏自由的工作，沈周无疑感到极端的厌恶，因此当他于天顺四年得释粮长之役时，不禁写下了《息役即兴》、《退役即兴寄沈廷佐》、《息役即兴三首》等多首诗作 来抒发他的喜悦心情[5]，他在诗中写有“鸿鹄逃网罗”的句子，这说明他对政务所带来的羁绊有着清醒的认识；“聊此不为恶，逍遥忘鼠肝”，看得出，他已决 定把出仕所能得到的功名利禄当作微末卑贱的“鼠肝”来放弃了。此外，沈周的这个选择或许还和他出生在苏州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有关。苏州地区元末是张士诚势 力的基地，苏州士绅曾给予张氏各方面的支持。因此朱元璋对此地显然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在明朝统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受限制和区别对待的地区， 如朱元璋曾对苏州地区征收惩罚性的赋税，虽然后来下令减免，但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一地的份额仍高达281万担，几乎占全国田赋总数的十分 之一。而永乐以来，由于漕运愈远（定都北京），加耗滋多，税粮竟然比洪武时期更为增加。直到宣德中，经知府况钟累疏奏减，情况才有所改观。在洪武帝统治时 期，苏州地区的许多文人、画家遭到屠杀，其中包括高启、徐贲、王行、赵元等人，而陈宽的祖父陈汝言也是当中的一位。与此相对应，吴地文人显然也对政府怀有 不信任与不合作的态度。明初，苏州一带的文人出仕位居高官的甚少，宣德以后状况才发生变化，但隐居不愿出仕的文人数量依然颇为可观，沈周的师友中就有不少 这样的人物，象杜琼、陆德蕴、赵与哲、史鑑、朱存理等等。家庭的影响、师友们的处世方式、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一切构成了沈周选择的背景，最终促使他决定退 居不仕，以文艺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选择是明智而正确的，明代的文艺活动由于加入他的创作而显得大大的丰富了。
　　沈周在 文艺上的才华，最早表露在诗文创作方面。据《沈孝廉周传》[6]记载说，沈周“方其华齿，绮文丽藻，已流传人间，莫不以为奇珍魁品也。”十五岁那年，他代 父为粮长，听宣南京，为百韵诗上户部主事崔恭。崔氏得诗惊异，疑非己作，面试《凤凰台歌》，沈周援笔立就，词采烂发。崔氏大加激赏，称其有王勃之才，并即 日檄下有司，蠲除其役。据沈周三十多岁时所作的《谢怀用和刊鄙作》一诗[7]，可知其时他在亲友中已有相当的诗名，并有数量可观的诗作以供刊布。金怀用 （沈周表兄）和刊之诗集，当为沈周已知成书最早的诗集，惜无流传。沈周另有《答友人求诗》一诗，约作四十一岁时[8]。可见在四十岁左右，沈周的诗文创作 确已取得一定的成就。钱谦益序《石田诗钞》曾说沈周“已而悔其少作，举焚弃之”，这或许是事实。已知沈周诗作有确切纪年之最早者为其二十三岁时所作的《己 巳秋兴》，乃应土木堡之变感兴而作。在他的诗集中，我们没能找到那首曾博得崔恭激赏的《凤凰台歌》，恐怕确已被焚毁了。
　　沈周的著作，据文徵明 《沈先生行状》记载有“诗文曰《石田稿》总若干卷，他杂著曰《石田文钞》、《石田咏史补忘录》、《客座新闻》、《续千金方》，总若干卷。”在王鏊的《石田 先生墓志铭》中，除上述作品外，另增有《沈氏交游录》一种。此外，尚有他的亲友、学生及后人为他刻的多种诗集及杂著，有不少未能流传下来，如上文所提到的 金怀用与其合刊之诗集以及淮阴王挥使廷瑞为其所刻的诗集[9]、《石田先生集》钱允治序言中提及的刻于成化甲辰的诗集等等。沈周现存的诗文集所知者共有八 种：一、《石田稿》不分卷，稿本。现藏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则藏有张宗祥手抄本。原稿共一百八十四页，颇多改窜之迹，据清缪曰藻、陈鱣跋语，云为沈周 手稿；但据张宗祥跋语则“原稿疑子弟所书，其所改字则真石田亲笔。”此稿收录“自正统十四年己巳起，是时翁廿三岁，至成化十九年癸卯，翁五十七岁止，其中 三十五年制作”（缪跋），但此稿成化六年前之诗作，排列不甚有序，其中或有早于正统己巳者，但无明确纪年可供查考。成化六年庚寅至成化八年壬辰，诗稿虽未 明确标出创作年代，但细查其中行实，实已具编年之体。从成化九年癸巳起，此稿则依年月明确编排，每年起始之诗作，皆于天头注明干支。此稿共收有沈周早中年 诗作近一千四百首，当为其五十八岁前诗作收录较完备之定稿。其中甚至还保留了一些沈周自己不太满意，于诗题下标明“原删”字样的诗作。此稿曾经其亲手改 定，故错讹甚少；且因此稿绝大部分按年代编排，故颇有助于考查沈周早中期之诗画创作及其交游行实，实为沈周研究极宝贵之资料。二、《石田稿》三卷，明弘治 十六年黄淮集义堂刻本。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有藏本。此稿乃承巡抚彭礼之命梓行。卷首有嘉定知县靳颐序云：“县学生黄淮游从先生颇久，尝手录其平日诗 如干首，归而谋之于其父镇，欲锓诸梓。父曰是吾志也。无何镇以疾没，未讫其工……。”显然，黄淮自谒行台，请应彭礼此命，亦为完成其父之志。据《沈周书画 集》《黄淮序并图》[10]之序言，可知黄淮为黄镇（汝安）之季子，嘉定人，曾从沈周游处。此稿编排殊无体例，既非编年，亦不分类，盖依黄淮所录诗作之先 后而行。但此稿刻于沈周在世时，其所收者当确为沈周之诗作，故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三、《石田诗选》十卷，明正德刻本，上海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有藏 本。此集乃沈周之友华珵（汝德）于弘治十七年所辑；正德年间，安国重刻并补入部分弘治十七年后之诗作。清修《四库全书》中之《石田诗选》即以此为底本。此 集不标体制，不谱年月，但分天文、时令等三十一类，盖仿宋人分类杜诗之例，共录诗一千零一十五首。《石田诗选》因经《四库》馆臣转抄，故有不少错讹脱漏之 处。四、《石田先生集》不分卷，万历四十三年陈仁锡刻本。此即陈仁锡所刻《沈、陈二先生集》中之沈周诗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有藏 本。此集按体编排，分五言古一、五言古二、七言古、五言排律附七言排律、五言律一、五言律二、七言律一、七言律二、七言律三、五言绝附六言绝、七言绝十一 部分，故有题作十一卷者（如《中国善本书目》集部）；因在五言排律及五言绝之后又附有七言排律和六言绝，故又有十三卷之说。此集为沈周诗集之通行本，收诗 最多，共有一千二百多首。然此集校刊不精，谬讹之处甚多，尚不如《四库》本之《石田诗选》。五、《石田诗钞》八卷、《文钞》一卷及《事略》一卷。崇祯十七 年瞿式耜刻本，此即《千顷堂书目》卷十九所云之“《耕石斋石田诗抄》十卷”本，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有藏本。其中《诗钞》八卷为钱谦益所 选，《事略》一卷亦为钱氏所辑；《文钞》一卷则为瞿式耜所辑，陈正宏《沈周年谱》“疑其底本即《沈先生行状》中所说之《石田文钞》。”《诗钞》八卷之前四 卷为古体诗，后四卷则为今体，均按诗作之创作年代顺序编排，虽非如《石田稿》那样严格按每年编排，然据其前后诗作之位置（多数于一年第一首诗题下注明年号 与干支），亦可大致判断其创作年代。此集之辑校较严谨，字句之错舛较少，诗作之年代则偶有编排错误者。此集当为刊行之沈周诗集中质量较好之选本，且包含有 不少他五十七岁以后的作品，可补《石田稿》之阙。惜所收作品较少，仅诗五百六十多首、词二十八阕。六、《沈石田集》一卷，见于《盛明百家诗前编》。此集乃 简选本，仅取其诗一百首。沈周诗作刻于合集中有二种：一、《落花诗》一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此集收有沈周《落花诗》三十首、李化龙和韵诗以及于若瀛等 人按依平声韵次序所作《落花诗》三十首。二、《江南春》一卷，明嘉靖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此集乃沈周等人追和元代倪瓒之作。
　　沈周传世 杂著共有五种：一、《杜东原先生年谱》一卷。《虚斋名画录》卷三著录沈周《东原图》后附有其所书之《杜东原先生年谱》。此谱经近人罗振玉辑校并增入《东原 集》中部分条目，刻入罗氏《雪堂丛刻》第三册。二、《石田翁客座新闻》。此书有明抄本七卷，藏上海图书馆；又有清抄本十一卷，藏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 另有一卷本见于《古今名贤汇语》、《说郛续》、《五朝小说大观》等书；《文献汇编》中又有不分卷本。据《千顷堂书目》卷十二小说类著录“沈周《客座新闻》 二十二卷又《石田杂记》”，可知现存之明抄七卷及清抄十一卷本皆非全帙；而一卷本及不分类卷本，因其数量极少（仅二十四题），或为选本。三、《沈氏客谭》 一卷。明俞宽甫抄本，藏上海图书馆。其所记者乃明代名人轶事。四、《石田杂记》一卷。见于《学海类编》、《广四十家小说》、《丛书集成初编》诸书；《文献 汇编》亦收入此书，标题为《石田记闻》，不分卷。此书陈谱“疑其与《沈氏客谭》同，皆出于二十二卷本《客座新闻》，而为好事者更名也”。五、《吟窗小 会》。有清抄本，仅存一卷上，藏于皖南农学院图书馆。
　　沈周的诗风前后期发生过比较明显的变化，对此前人有不少大同小异的评论。象文徵明曾说沈 周的诗“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所拟莫不合作。”祝允明的评述无疑更为简洁而准确：“盖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 花耳……昔命云鸿（沈周长子维时之字）持诗八编，倩为简次，皆公壮岁之作，纯唐格也。后更自不足，卒老于宋。”钱谦益的看法则比较全面而客观：“（沈周） 少壮模仿唐人，间拟长吉，分刌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剑南之间，踔历顿挫，沈郁苍老，文章之老境尽，而作者之能事毕。”结合对沈周 存世诗作的分析，可以说三家对于沈周诗风的论述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沈周的诗作，少壮学习唐人（沈贞、沈恒皆工唐律，沈周当受影响），略嫌拘束；晚年则参 以宋代各家，纵横恣肆，颓然天放，且经常以俚语入诗，无拘无束，自成一派。
　　在沈周的诗作中，题画诗无疑占有最大的比例。除了诗集中标明题画的 一部分诗作外，笔者在对其画作的考查过程中发现，有非常多的沈周诗作其实都是题画诗（从诗题上很难发现）。特别是在送别、聚会的场合，沈周的诗作往往是题 在画上（通常沈周会有画作相赠）；此外，在给朋友的亭园或是斋名别号题诗时，也经常会以题画诗的形式出现（斋名别号图，后来成了吴门画家常见的题材）。沈 周存世画作之多是空前的（其中当然包括为数不少的仿品和伪作），与此相对应，他的题画诗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越了前人。除了题写古人之画（有的含有鑑定之意， 象他给吴中名医王观所作的《鑑定米南宫苕溪春晓图》等）和题写当时画友的一部分作品外（象《题吴元玉所画山水卷》），沈周的绝大部分题画诗都是自画自题。 中国的题画诗产生于北宋，经赵孟頫、钱选等人的提倡在元代开始兴起，然而元代画家的题画诗表现范围往往比较狭窄，通常是就画而抒发情感，且因当时特定的时 代背景，题画诗的情绪普遍趋向于郁闷沉抑。经过沈周的尝试，题画诗的表现能力大大扩展了，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鱼虫，都成了他的表现对象。《石田诗选》 曾经依宋人分类杜诗之法给他的诗集分了三十一类，而他的题画诗几乎涉及了其中所有的类别。与元人相比，沈周题画诗的情感也更为丰富，既有好友聚会时的欢 乐，也有对死亡的恐惧；不但有对美好景物的留恋，更有对百姓生活的关切……在沈周的作品中，几乎是每画必题，中国画的题跋从他开始成为一个定例。除了在内 容上与画作相互生发外，沈周的一些题画诗还充当了画面的重要构成因素，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经说：“石田翁晚年题写洒落，每侵画位，翻多奇趣。”很显 然，沈周对于题跋形式美的追求开始变得自觉了，这一点在晚明徐渭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毫无疑问，沈周的创作是中国文人画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的题画诗创作对诗与画的融合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文徵明曾说沈周的诗“但不经意写出，意象俱新，可谓妙绝，一经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 往往不满人意。”何良俊根据他自己“所见石田题画诗甚多，皆可传诵，与集中如出二手”的经历，认为文氏所言“不虚”。确实，沈周的一些不经意写出的题画 诗，反而是他的诗作中艺术性最高的。象他的《溪亭小景》、《水村图》等诗作，描写吴中常见的自然景象，平静和易，娓娓道来，流露出作者对家乡优美风光的自 豪感和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浓浓诗意，使欣赏者在最为常见的意象中感受到平凡生活具有的迷人之处。与以往的田园诗相比，沈周的诗作显然缺乏那种清高绝俗的 韵致，也很少有对人生超脱的哲理感悟，在他的诗中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关注。除了对自身以及周遭的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外，沈周还写有不少涉及时事政务的诗 篇，象写于成化八年的《送人归秦川》，诗中描写了延安、绥德的边事，对官军的无能和百姓的遭遇抒发了深深的感慨，“极目秦云空自忧”，在诗的末尾，诗人流 露出身在江湖而忧于庙堂的几许无奈；另外象揭露吴中巫觋坑害百姓的《土偶祸》、控诉依附权阉、为非作歹僧人的《京僧谣》、怒斥宦官王敬挟妖人千户王臣借口 为宪宗采办药物搜掠民间珍玩的《采药使》等等。沈周毫不掩饰地在诗中表现他对政事得失的看法，但是当他面对礼遇他的上官时，却总是借口“君子思不出其位” 而拒绝陈说时弊[11]。这是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当他面对具体的实质性内容时，他的缄口不言似乎很有些明哲保身的味道。然而作为从小接受儒家学说教育的 文人，沈周虽然缺乏出仕的热情，但却始终不能忘怀对时政的关切，文徵明说他“每闻时政得失，辄忧喜形于色，人以是知先生终非忘世者”，这似乎也是吴中那些 隐居的文人通常都具有的一种情结。
　　在沈周的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忠孝节义的说教，在今天看来颇为迂腐可笑。然而，对于沈周来说，他在诗中 所表现的情感是诚挚的，有许多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或周遭亲友当中的真实事件。王鏊《石田先生墓志铭》说沈周“事亲色养无违。母张夫人以高寿终，先生已八 十，而孺慕毁瘠，杖而后兴。弟病瘵，终年与同卧起。馆嫠妹，扶孤侄，皆有恩义。”顾元庆《夷白斋诗话》中曾记载沈周以“礼云寡妇不夜哭”来指摘都穆《节妇 诗》中“白发贞心在，青灯泪眼枯”之“灯”字未妥，这与其说是诗律精严，倒不如说传统的礼教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沈周的亲友、学生中有众多的节妇孝子， 他的三妹一庄早寡，矢不更嫁；他的朋友颜昌则是著名孝子颜琇（因伤父之死痛哭而卒，其传入《姑苏志》人物传之“孝友”）的儿子，颜昌自己也以孝行闻名乡 里；此外，象朱颢（朱存理之父），曾以孝行受朝廷旌表；沈周的学生陆萱也因哀父之亡，不顾饮食，疾发而卒……沈周生长在受程朱理学禁锢相当严重的明代中 期，在他的这些诗作中也留下那个时代无法超越的思想痕迹。唯一需要指明的是，沈周在诗中对封建礼教的赞颂是发自内心的，与虚伪的道学家截然不同，他本人就 是一个遵守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
　　对沈周诗文的一些贬义评价，通常和他以俗语俚词入诗的表现手法有关，象王世贞曾议论说：“沈启南如老圃老农， 非无实际，但多俚词。”[12]而王夫之在《明诗评选》卷六“储巏”《送杭东卿》一诗的评语中则说：“成、弘中，西涯（李东阳）之末流，一变而为狂欲，如 吴匏庵、沈石田一流，呓语失心，不复略存廉耻。”这个评价显然有失公充。沈周在诗作中采用通俗的词语，无疑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象他在描写成化十五年吴中遭 受水灾情景的《水乡孥子十首》序言中说：“水乡孥子十章言鄙而浅，其意则深矣。吾乡以水为害者接岁，饥民多委沟壑，否亦转徙。牧民者不之加恤，而以户佣井 税概于高腴之乡，故其害益甚。为孥子者固无苦，为父母者固有爱，今者反是。因举孥子所历言之，则孥子之父之母不言而可知已，亦犹诵《麟趾》以识文王子孙之 善。”可见，他借水乡孩子[13]之口说出的那些“鄙而浅”的言辞，是为了提醒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注意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从而达到讽谏的 作用。“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文徵明说沈周的诗作曾“雅意白傅”，确实，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白居易等 人新乐府诗的强烈影响。另外，象他在《跋郑氏家训》（详见后编“弘治元年”条）中对“理明词达，以俗为雅，诵之虽妇人童子亦可喻其旨，老师宿儒不得更其 说”的郑氏家训表示由衷的赞赏，他在跋语中发问：“岂其文章皆述经史，言深旨远，读者又无明师友讲解以发之，顾不若释氏之典、小说之言，家传人诵之不暇， 何则？岂其言语肤近之可入耶？”显然，他已经认识到文章经史要使广大普通百姓能够理解与接受，必须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因此，他在诗中有意识地运用“肤近 可入”的言语，无疑是为了更好地起到对百姓的教化作用。很显然，沈周遵循的是古老的“诗教”传统，这与他严守封建礼教的行为规范互为表里的。沈周以俚语入 诗的风格，无疑对唐寅、祝允明等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象唐寅著名的《百忍歌》就明显受到了沈周《送岁歌》的启发，只不过唐寅的情感抒发更为泼辣大胆（唐寅 的后期作品，被王世贞讥为“如乞儿唱莲花落”）。在他们的这类作品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一种强调世俗化的新型文艺正在兴起。
　　沈周是明代中期苏 州文坛的领袖之一，他不仅有文徵明、陆萱这样的画弟子，也有都穆、孙艾这样的诗弟子。他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大量的文艺创作，还有众多的交游可以帮助传播，因 此他的一些诗文创作在当时流传颇为广泛，象《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程侍郎敏政”条记载弘治元年冬季程氏因雨灾而被劾致仕，沈周在赠诗中有“人从今日去，雨 是几时晴”之句，为海内争诵。吴中几次声势浩大的唱和活动，沈周则在其中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他首先追和倪瓒的二首《江南春词》，激起了吴中文人酬倡的 雅兴，众人纷纷仿效，唱和者累累至五十人，而他自己也是一和再和，前后竟达四次之多，文徵明感佩地说：“徵明往岁同诸公和《江南春》，咸苦韵险，而石田先 生骋奇抉异，凡再四和。其卒也，韵亦穷而思亦益奇，时年已八十余而才情不衰，一时诸公为之敛手。”[14]弘治甲子暮春，沈周病起见落花满地，感兴赋得 《落花诗》十律，首先出示文徵明，文氏与徐祯卿欣赏叹艳，相与和之，沈周喜而反和。是岁，文氏至南京乡试，谒见太常卿吕  ，又相与叹艳和之，沈周益喜，再反和之。自是和者日盛，据笔者所考，唐寅、孙艾、周用、韦椿等人皆有和诗[15]。甚至晚至万历年间，李化龙等人依然对此 热情不减，和而不衰[16]。另外，象沈周追和袁凯的《白燕诗》，跟随者也有十几人之多[17]。毫无疑问，作为当时吴中文坛的中坚，沈周的许多创作开风 气之先，影响颇为深远。
　　与文学相比，沈周的绘画才能并没有很早就引人注意，并在传记中留下有关的记录。沈周开始学习绘画的时间是个值得研究的 问题，以他几幅作品中不同的跋语作判断，可以得出差异颇大的结论，笔者倾向于认为沈周正式学习绘画的时间或迟至三十岁左右[18]。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有 他三十岁之前的作品（包括著录和传世作品）。沈周的绘画传承显然十分复杂，王稚登于《国朝吴郡丹青志》中曾赞叹其“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 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可知他曾广泛学习过各家的画法。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家庭的影响：《国朝吴郡丹青志》指出沈周曾承“二父（伯父沈 贞、父亲沈恒）庭闻”，而他自己于《为堂弟橒题画》诗中也提到伯父沈恒曾教他绘画。关于沈周花鸟画的师承一直模糊不清，除了知道他曾临摹元代画家钱选、王 渊的作品外，根据他在宋代画僧法常的《写生蔬果长卷》后的题语，可知他对法常（牧溪）的写意画法亦表示推崇。笔者从《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中查找到沈贞画的 《菖蒲》一轴[19]，乃用水墨绘成；另外在《石田稿》中则有沈周题沈恒所画花卉之诗作二首，其一《题先人画萱》云：“先人手写宜男草，绿叶黄蘤尽可怜。 我莫宜男真不肖，伤心春德浩无边。”其二则为《先人画菊》：“黄花的是先人笔，淡墨生香风露时。一纸千金属邻舍，凭君保取不凡枝。”前诗所描绘的萱花应为 设色之作，而后者描绘的菊花当用水墨渲染而成。沈氏兄弟除妙于山水外居然兼善花卉，这为画史记载所阙，也无从推知其具体面貌。但据沈周所题二诗，沈恒应擅 长不同面貌的花卉画，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沈周多种花鸟画风格的来源。笔者查得沈周创作最早的花鸟画恰好也一幅《萱花图》[20]，这似乎并不完全是一个巧 合。
　　除了家庭的影响外，沈周较为人知的师长则有杜琼（字用嘉，号东原）、谢缙（字孔昭，号兰庭生，又号深翠道人，晚年称葵丘）与刘珏（字廷 美，号完庵）三人。沈周的父亲沈恒曾学画于杜琼，而沈周则为其私淑弟子[21]。《吴郡丹青志》称杜琼之画效“南唐董北苑”，从他传世的作品看，确有学习 董源的因素，可以肯定他崇尚的是董、巨以及“元季四家”的绘画风格；谢缙也是沈周祖父沈澄的好友，杜琼《西庄雅集图记》有其小传，云其“作画初师王蒙、赵 原，既精诣则益以烂漫，千岩万壑，愈出愈奇”，从其传世的作品看，确是擅长王、赵二种风格的绘画；吴宽集中则有《谢孔昭临黄大痴画》一诗。综合可知，他也 是元人画风的传派；刘珏比沈周年长十七岁，他的长子刘正娶了沈周的二妹一庄，他与沈周的交往深厚，关系则在师友之间。他的绘画风格，王稚登云其“高者攀鳞 巨老”，从现存的《烟水微茫》、《临梅道人夏云欲雨》等图来看，明显是董、巨、吴镇一派。在论及沈周的山水画传承时，另有二人应该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他们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过较大影响，却被研究者忽略了，他们就是沈遇与金铉。此二人都是沈澄的好友，其中沈遇（字公济，号臞樵，相城人）就是《西庄雅集 图》的作者，《无声诗史》称其“善画山水，其所居雅趣堂，多列图史，衣冠古雅，有晋唐风致，非世之画史比。”据沈周临其《雪图》之跋语[22]，可知他是 沈恒的绘画老师，而沈周因“少常给事左右”，所以颇知其“用笔之意”。沈周在跋语中所说的“既稍变其法，遂失师承，深自痛恨”，虽为谦语，实寓自得之意， 表明他深谙沈遇的画风并对它加以了改造。王世贞曾误将沈遇当作沈周的父亲[23]，可见他与周的渊源是很深的。沈周在《题谢葵丘画》一诗中曾抒发了他对两 位吴中画坛前辈的怀念：“葵丘鹤城吴两翁，我拜两翁为祖行。小时曾记撰杖游，碧梧翠竹俱无恙。文章足可表后学，我嫌绘事专其望。翁怀高远亦不讳，画师自昔 呼阎相。鹤城墨润笔更精，葵丘落纸殊豪放。远知董巨百代师，各以水兵宗墨将……。”其中之“葵丘”即上文所说的谢缙，而“鹤城”据笔者考证当指金铉（字文 鼎，号尚素）。据顾复《平生壮观》著录其所作《渔乐图》（详见后编“成化十五年”条），可知他是模仿吴镇画风的高手，顾氏盛赞其“风致不减仲圭（吴 镇）”。另据金铉收藏《胜国十二名家册》的跋语[24]，也可证实他所崇尚者乃元代名家，对南宋院体的“刘李马夏”辈，则显然怀有鄙视的态度。此册曾经沈 周寓目，他在跋语中写道：“金文鼎先生，松江人。永乐中，以给事名海内，风流博古，高尚不群。尝见先生图画，大得元人笔意，余亦宗之……。”可见对这位崇 尚元人画风的前辈，沈周确实怀有很高的敬意并且学习过他的画法。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董其昌曾记载“沈石田每作迂翁（倪瓒）画，其师赵同鲁见辄呼之曰：又过 矣！又过矣！”[25]赵与哲（同鲁）仅比沈周年长四岁（据王鏊《震泽集》卷二十六《赵处士墓表》），有关的记载中从未提及他擅长绘事，而《石田稿》中所 赠的两首寿诗都是直呼其名，语气似非对师长所言。所以，董氏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除了家庭的影响、师长们言传身教，苏州良好的人 文、自然环境也为沈周的绘画创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吴地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人文荟萃、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至元代则更是以文人、画家云集而著称。元 初郑思肖、袭开、郑德钧等人就长期居住在苏州，稍后则有朱德润、陆广、顾安、赵元、张舜咨、张绅、柯九思等人，赵孟頫、王蒙、黄公望、倪瓒、宋克、周砥等 大书画家也经常往来于苏州，因此苏州可算是元人画风保存得最好的地区。明初，当画院和浙派所标榜的南宋院画风格占据画坛的统治地位时，虽然苏州地区有不少 画家被杀，但元人画风却始终沿续了下来。从上述对沈周绘画渊源的概说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师长们大都是元人画风的忠实维护者。此外，苏州地区还留存有大量 古代的法书名画。据《珊瑚网》记载，有明一代之收藏家几乎全部集中于太湖流域[26]，除了杭州董氏、松江曹泾杨氏及无锡邹氏外，其他藏家皆为苏州人，且 其中大都为沈周的师友弟子。相城沈氏经过四代积累，自家收藏极富（《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有“沈石田家藏”条记其收 藏）。而沈周师长中，象陈宽、刘珏、张柷等人皆为鉴赏家。据《珊瑚网》记载，刘珏收藏的巨然《赤壁》、《雪屋会琴》二图及高克明《山水卷》后来成了沈周珍 藏之物。沈周的友朋中，如吴宽、史鑑、王观、陈璚、卢襄、朱存理、李应祯等人也都喜好书画文玩，亦有不少藏品，《珊瑚网》中列有专条记载他们的收藏情况。 沈周的学生中，都穆、文徵明等也热衷于收藏古代名迹，后来皆号为鉴赏巨眼。此外，尚有一些《珊瑚网》所遗漏的收藏大家，象华珵、姚绶等等，也都与沈周交往 甚密。这些鉴赏家们所收蓄的大量古代作品，沈周都有机会得以寓目（其中不乏元四家等沈周所师法者）。这无疑对开阔眼界，提高他的画艺有很大帮助。苏州有极 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也有沈周朋友们的精致园林，这一切构成了沈周的描绘对象。吴宽曾说过“石翁足迹只吴中”[27]，这话虽不确切（沈周曾游览过杭州、天 台等地），但也说明了他所描绘的对象大抵就是苏州一带的景物，它为沈周沿续董源、巨然等人描绘的江南景致、继承“元季四家”的艺术手法提供了客观的印证条 件。此外，苏州的交通十分便利，与南京的距离又较接近，这使得沈周既能保留自身的创作特色，又可以学习到浙派画家的一些创作手法。“吴、浙之争”后来演化 成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在沈周的时代，他与浙派画家的关系却始终处于友好与相互推崇的状态。沈周曾经临摹过浙派大师戴进的作品（戴进去世时，沈周 年仅三十六岁），对戴氏的画风十分熟稔（详见后编“成化十六年”条）；他也曾为浙派的另一位大师吴伟（比沈周年轻三十二岁）所作的《北海真人像》题诗，而 吴伟也画过《沈（周）徐（霖）二高士行乐图》，赞美二人的高风卓行。沈周与南京另外的一些画家，象史忠、吴珵等人也有交往。吴中良好的文化氛围、优美的山 川景物和便利的地理位置，这些因素显然是沈周等人得以超越浙派的重要条件。
　　通过对沈周画作的考查，我们发现他的绘画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 级：早期（四十岁之前），他主要追随对象的是王蒙。在沈周的师长辈中，杜琼、谢缙等人，都擅长以王蒙风格作画，存世的杜琼《山水图轴》、谢缙《潭北草堂图 轴》等是极明显的例子。此外，吴中地区收藏有众多的王蒙画作，当然也给沈周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沈周早期学习王蒙的经历对他的绘画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中晚期多数可以称之为“细沈”（ 鉴赏家们通常把沈周工细一路的作品称为“细沈”，而将他成熟期那种典型的粗放作品称为“粗沈”）的精工之作中，我们仍然发现王蒙影响的存在。显然，正是王 蒙那种细密窈深的风格，筑起了“细沈”的基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早期学习王蒙的过程，最终促使沈周形成了自己的“细沈”风格。此外，虽然沈周早期绘画的主 要追随对象是王蒙，他却显然没有局限于一家之法。在极少的关于沈周早期画作的资料中，我们仍然发现学习梁楷、巨然、倪瓒等人的作品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沈周 的早期画作中，花鸟画所占的比例极小，他将主要精力投入了对于山水画的学习。中期（四十岁至五十八岁），沈周广泛地学习了各家画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粗 沈”面貌。画幅由“盈尺小景”拓展为大幅，画法也由以前的精工趋于“粗株大叶，草草而成”。这个阶段，花鸟画的创作有所增加；并且在五十岁左右，沈周开始 学习黄庭坚书体。晚期（五十八岁后，沈周号白石翁），虽然依旧临仿古代大家之作品，但已逸出诸家藩篱，终于成为“吴门画派”的开派宗师。在此阶段，花鸟画 的创作也最为兴盛，而且呈现出多种风貌。沈周是文人写意花鸟画的真正开启者，以后陈淳、徐渭等人的泼墨写意创作，都受到他的影响。沈周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具 有崇高的地位，然而他的花鸟画创作，意义或许更为深远。在他的晚期创作过程中，沈周的黄体书风也更趋于老辣，与他的“粗沈”画风十分吻合。李应祯曾评价 说：“沈石田妙于诗画，然字不甚工。后乃仿黄山谷书，辄得其笔意，盖书画同一机也。”确为知人之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沈周人物画的一些情 况，《吴郡丹青志》中曾经说沈周“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可见，他还擅长刻画人物。徐渭曾经记载“世传沈征君画多写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 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吴中，见其所为《渊明对客弹琴阮》，两人躯高可二尺许；数古木乱云霭中，其高再倍之。作细描，秀润，绝类赵文敏（孟頫）、杜惧男 （堇）。”[28]此图想必十分精彩，且与常见的“粗沈”风格不类，所以虽为少时所见，而徐渭回忆时仍然记忆深刻。更使人惊讶的是，吴宽记载沈周曾为吴中 隐士姚栗庵写真画像[29]，可见他在人物画创作上也具备多方面的才能。沈周的人物画没有可靠的作品传世，我们只能从这些记载中，零星地了解到他人物画创 作的一些片段。然而在其山水画中的点景人物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人物的准确把握。
　　与他恪守儒家道德的理念相一致，沈周的画风始终是温柔 敦厚的（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风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使是他那些较为粗犷的“粗沈”作品，也仍然中规中矩，没有流入狂怪一路，与浙派的草率作风有着明显的 差异。沈周是十五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画家，作为“吴门画派”的开派宗师，他位居于“明四家”之首（文徵明、唐寅、仇英三人都是他的晚辈）。他的创作实践，使 “元季四家”以来快要断绝的文人画传统得到沿续与发展，并对晚明董其昌等人关于文人画的理论思索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沈周开始，一种具有鲜明苏州地区文人特 色的画风真正地产生并趋向成熟。在这种画风的影响下，“吴门画派”的声势日渐壮大，最终压倒了从明初以来一直占据画坛正宗地位的浙派，使文人画重新成为画 坛的主流。
　　由于沈周的书画作品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所以当他在世时就已经为伪作迭出，象吴宽题写沈周的画作就有“伪作纷纭到京国，欲以乱真翻 费力”之语，边贡《题石田画二首为仲深作》中也有“世传百本无一真”的陈述，而文徵明题沈周仿巨然山水卷更有“近来俗手工摹拟，一图朝出暮百纸”的感叹， 可见他的仿品数量之多。此外，笔者在考查过程中发现，除了大量的“俗手”的摹拟作品外，还有一些与沈周同时的绘画高手也加入了伪造其画作的行列，这当中甚 至包括沈周的堂弟沈橒（沈周伯父沈贞之第三子）。根据沈周集中《为谢将军题橒弟画》一诗，可知沈橒曾经伪造过沈周的画作（被谢将军收藏），而且盖有两枚假 冒的沈周姓名章（详见后编“成化十七年”条）。沈橒从少年时即开始学习绘画，他与沈周都得到沈贞的指授；而且沈周屡有画作相赠，所以他对沈周的绘画风格十 分熟悉。从诗中“朱繇足信补道子”之语，可知连沈周自己也认为沈橒仿造的画作水平甚高。另外，王涞（字浚之，号茗醉）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作伪者。《湘管斋 寓赏编》卷五著录《王茗醉石湖上方卷》后有杨文骢跋语说：“（克仲）出所藏《上方图》一卷见示，苍郁之色，恍游石田翁之天。余以为翁作无疑。及阅后跋，乃 知克仲先世茗醉先生作也。闻先生以风流豪翰自娱，不欲标榜于世，生平所制，往往识石田以隐之，故世俗鲜知之者……。”王氏也是沈周的诗友[30]，有较高 的文学修养，他自身的画作风格也与沈周十分接近，所以他假托的沈周画作也应具备非常强的迷惑性。此外，还有专门伪造沈周书迹以牟取利益的，象梁章钜曾经提 到他的朋友郭麐（频伽）就经常“伪为沈迹”[31]。沈周作品中夹杂着众多水平高低不一的伪作，这是研究工作存在的极大困难。辨别书画的真伪，使我们的研 究建立在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对沈周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
　　沈周的足迹只限于东南一带，然而他的诗画却流传甚广，“近自京师，远 至闽楚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32]，这显然与他极为广泛的交游有关。沈周不仅与吴中本地的文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吴中文人圈，有着错综复杂的师 生、婚姻关系），他还与北京（李东阳、程敏政、杨一清等人）、南京（沈庠、史忠、吴珵、金琮、徐霖等人）、杭州（刘英、沈宣、诸中等人）、松江（张璞、王 公佩、王廷规等人）、镇江（韦椿、杜堇、陶公辅、赵祥等人）、无锡（秦夔、华珵等人）、江阴（徐泰、薛章宪、缪复端等人）、宜兴（吴纶、沈晖、吴俨等 人）、湖州（丘吉、唐广、张渊等人）等地的文人都有频繁的交往。除了熟识的朋友外，沈周还有一些“诗筒往来不绝”而未曾谋面的诗友，象曹时中[33]、陆 昶[34]等等。 对于一些有高尚品行的文人，沈周则主动结交，象他曾亲自过访童轩，也曾主动投诗比他年轻三十一岁的杨循吉。无疑，这些友人的推许对于传播沈周的声名起了极 大的宣传作用，象沈周在《和吴匏庵所题拙画诗韵》一诗的按语中提到（详见后编“成化十四年”条），由于吴宽对他画作的喜好，使得凡是有求于吴宽的人都以他 的画迹作为投赠的礼品，于是向他求画的人多不胜数；他还谦虚地指出他的画是由于吴宽的见重才受到人们的喜爱。有时候，沈周的一些好友甚至还为沈周的画作进 行辩护，并从理论上对他的画艺作出高度评价。象沈周的《绯桃图》中曾将桃花画成六瓣，有人觉得他画错了，而吴宽则以“寄语看花人仔细，绯桃千叶半开时”的 理由，为他辩解[35]；另外，吴宽还曾比较沈周与戴进二人的画艺，指出沈周能在“吮墨之余，缀以短句，随物赋形，各极其趣”，所以他的画艺应当是“独步 今日”的[36]。另外，李东阳、程敏政、徐祯卿等人也都曾作诗文盛赞沈周的诗画成就。沈周身为隐居乡里的一介布衣，却能够在当时声名遍于海内，他的朋友 们所起的揄扬作用显然是巨大的。
　　也许是沈周在绘画上的成就毋庸怀疑，所以颇有些令人惊讶的是，他的不少友人似乎更强调他在诗文上的突出造诣。 象钱谦益所总结的那样：“（沈周）先生既以画擅名一代，片楮匹练，流传遍天下，而一时钜公胜流，则皆推挹其诗文：谓以诗余发为图绘，而画不能掩其诗者，李 宾之、吴原博也；断以为文章大家，而山水竹树，其余事者，杨君谦也；谓其缘情随事，因物赋形，开阖变化，神怪叠出者，王济之、文徵仲也；谓其独釃众流，横 绝四海，家法在放翁，而风度主浣花者，祝希哲也。”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石田诗选》提要中曾加以驳斥：“核实而论，周固以画之余事溢而为诗，非 以诗之余事溢而为画。”而李日华也以“不知画正石田文之尤伟丽者也，轻缣薄楮，一经点染，即有金石之寿，何必减丰碑大碣与金匮石室哉！”来批评这些说法的 偏颇[37]……平心而论，对于沈周来说，诗文书画创作皆为其表露内心意绪的一种手段，就象他在《跋杨君谦所题拙画》中所说的“画本予漫兴，文亦漫兴”。 在绝大部分沈周作品中，它们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起着相得益彰的作用。考查一下他的题画诗可以知道，有一些诗是他画成之再加题以生发画意，但也有不少作品 是应诗意而作画，可见“画之余事溢而为诗”或“诗之余事溢而为画”这类将二者分裂开来的的评价都不确切。诗文、书画构成了沈周文艺创作融合无间的整体，略 其一端，恐怕很难窥测其创作的全豹。与之相对应，研究沈周的方法必然不能是单一的，诗文与书画互证或许是比较合适而准确的一种方法。
　　沈周的绝 大部分文艺作品是平易自然的，它们以一种日常亲切的方式打动欣赏者，以往文艺创作中理想化、玄奥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大大地减弱了。他的作品可以说是面向那 个时代绝大多数文人的，他所表现的是他们大都可以拥有的真实的生活。无疑，沈周使他的作品实现了一种能够拥有较多欣赏者的风格转换，这也是“吴门画派”崛 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沈周的一部分文艺创作中显示了通俗化的倾向，作为在野的文人，他的身份介于士大夫与普通人之间，这使得他的观察视角不再是单纯的。事 实上，沈周的好友中有不少是平民（象金愷、韩襄、周本等人），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或许也会对他产生影响。虽然这类作品并不占分沈周作品很大的比率，但却预示 着一种重要的创作趋向。这种平民化的态度，使他创作的题材大大扩展，这在他的花鸟画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他画的白菜、田鸡、鸡、蟹、虾，甚至驴等等， 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从某种角度上说，他把元代文人在戏曲中表现的那种通俗化的因素引入了绘画当中（元代画家却没能作到）。他的一些作品用以往的审美眼 光看可以说是粗鲁的，对他作品的贬义评价也多与此有关。
　　沈周卒于正德四年己巳（公元1509）旧历八月二日，他生活于政治相对稳定清明的明代 中期。沈周的经历绝无大的波澜起伏，他在相城那个狭小低洼的村庄中安闲地度过了一生的绝大部分日子，我们可以说他在平静与闲暇中实现了一直被儒家虚置的 “游于艺”的理想。这种理想由于与儒家经世致用的主旨相违背，因而很少会有人把它真正作为一种主动的追求（连孔子自己也未能付诸实践），然而沈周却作到了 这一点。这一选择具有特殊的意味，他的成功，无疑对在野的文人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即使不出仕同样也可以获得显赫的名声，而沈周的书画创作， 也为他们展示了一种不靠俸禄而得以谋生的手段（同时这种手段也不失高雅）。这种典型的意义是强大的，他为在野（包括仕途失意）文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而可 行的生活方式。在政治日趋腐化的晚明，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众多仿效者。沈周的选择与成功，实际上已经暗示着儒家主流凝聚力的消散，而这恐怕是平生语言义理不 离《春秋左氏传》[38]的沈周所不能意识到的。
　　[1] 详见《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一著录《叔明听雨楼图》之陈颀跋语。
　　[2] 详见《列朝诗集小传》乙集“陆布衣德蕴”条。
　　[3] 《姑苏志》卷三·古今守令表中·国朝知府“汪浒”条云：“景泰四年以刑部郎中升任，六年卒于官。”则其荐举沈周当在景泰五年（沈周年二十八）左右。
　　[4] 《沈启南妻陈氏墓志铭》云：“景泰间，苦饥墊，食荐不继，（沈周）又长乡赋，累偿者数。”
　 　[5] 此五诗在张抄本《石田稿》中排于《送陈启东司训济阳》一诗之后，此诗陈正宏《沈周年谱》定其作于天顺四年；此五诗又排在天顺五年春季《喜徐武功伯召归》一 诗之前，故沈周释役之时间或在天顺四年春季（位置最先之《息役即兴》诗中有“尘世忽惊春梦婆”、“子规深树落花多”之句，则其时间当在暮春，陈谱定于天顺 五年秋季，似误。）
　　[6] 见《国朝献徵录》卷一百十五。
　　[7] 见张宗祥抄本《石田稿》第一册第十八页，此诗编排于天顺六年左右。
　　[8] 见张抄本《石田稿》第一册第三十二页，此诗编排于四十一岁所作《庐山高赠醒庵陈先生》一诗后，《四十二岁像赞》一诗前，或亦四十一岁时所作。
　　[9] 据《怀星堂集》卷二十四《刻沈石田稿序》。
　　[10] 《沈周书画集》作《赠黄维序并图》，误。
　　[11] 据《文徵明集》卷二十五《沈先生行状》。
　　[12] 见《艺苑卮言》卷五。
　　[13] 《姑苏志》卷十三“风俗”条云：“呼小儿为孥子。孥，子孙也。”
　　[14] 见《江南春词》文徵明跋语。
　 　[15] 唐寅和诗见《唐伯虎全集》卷二《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孙艾和诗已佚，《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八载其有《落花诗倡和诗》一卷，当为和沈周之作；周用和诗见 《周恭肃集》卷五《落花诗三十首》；韦椿和诗已佚，《支那南画大成》卷十六笪重光跋语云：“秋山（韦椿号）吾润高士……曾藏有与启南隐君唱和落花诗二十首 手迹。”
　　[16] 见万历刻本《落花诗集》。
　　[17] 见《续书画题跋记》卷十一著录《沈启南柳汀白燕卷》。
　　[18] 据《支硎山图》之题语，详见后编之“天顺元年丁丑”条。
　　[19] 见《石渠宝笈续编》第七乾清宫藏七·列朝名人书画三著录，其云：“宣德笺本，纵一尺九寸，横七寸七分，水墨画灵石一卷，菖蒲罗生。款：西庄沈贞吉。”
　　[20]见《左庵一得续录》著录，详见本编“成化二年丙戍”条。
　　[21]王稚登《吴郡丹青志》云沈周“私淑杜公（琼）。”
　 　[22] 《无声诗史》卷一“沈遇”条沈周临沈遇《雪图》跋语云：“臞樵沈公，以善画人物山水名于宣德、正统间。尝征至京师，比还，声称益藉，学者颇众。先君同斋处 士实尝师之，但先君笔法稍加细润，当时评二家之笔，谓臞樵有岩穴之气，先君得富贵之习，虽各自名家，而实出一钵也。至不肖聪明不逮，学识又疏，既稍变其 法，遂失师承，深自痛恨。家世所藏《雪图》，乃先生得意之作，暇日弄笔有竹庄，偶得匹纸，遂乘兴临一过，极知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予第少常给事左右，颇知 公用笔之意，故亦不敢自让，恨先君不及见之耳……。”
　　[23] 《石田事略》所引《吴郡丹青志》条后有钱谦益按语云：“太仓王司寇（世贞）题石田画云：‘相城癯樵老人沈公济画，王百谷推为神品，出其子启南之上。’按公 济名遇，号癯樵，见《姑苏志》及杜东原《行实》，而百谷所云则石翁之父同斋也；又未尝云出其子之上，司寇之传讹如此。”
　　[24] 见《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著录。其跋语云：“余丱角时，遂好绘事，不减梁简文诗癖。尝从先君过顺甫钱先生家纵观名画，顺甫乃谓余曰：‘收藏图画，宋 人不如元人之文采，绢本不如纸本之绵远，卷轴不如册页之便览。’今好事者所收，册页皆绢本，即马夏刘李之辈，难脱画院习气。余耽之者，胜国名家，恨不多 得……。”
　　[25] 见《容台别集》卷六。
　　[26] 见《汪氏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十三著录。
　　[27] 见《匏翁家藏集》卷十七《题石田画》一诗。
　　[28] 见徐朔方《徐渭年谱》“嘉靖二十五年”条之《书沈征君周画》。
　　[29] 《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七《姚栗庵象赞》云：“栗庵自京城归隐吴城东故居，绝意仕宦，专以授徒为业，今年已七十余矣，沈石田为写其象且赞之……。”
　　[30] 《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九《王隐君墓志》云：“宅邻于湖中……（王涞）日与白石翁、祝京兆诸名流咏吟其中。”
　　[31] 见《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卷七著录之《沈石田自书元旦诗》。
　　[32] 见《震泽先生集》卷二十九《石田先生墓志铭》。
　　[33] 《明诗纪事》丙集卷六“曹时中”条云：“时中……与吴门沈石田不识面，而诗筒往来不绝。”
　　[34]
　　张抄本《石田稿》第五册第二十二页有《挽陆大参孟昭，孟昭尝有恨不识周之语，诗因答其所知云》一诗，可知陆昶与沈周未曾识面，而颇倾慕。
　　[35] 《匏翁家藏集》卷二十一有《题启南写绯桃图，卷首题石翁乐事四字，桃作六出，有议其误者，予因解之》一诗。
　　[36] 见《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二《跋沈石田画册》。
　 　[37] 《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庚戍十一月八日”条云：“长至，汤慧珠寄示沈石田粗笔山水，学黄子久，自题句破裂不全，有语云：满眼白云无俗物，盖邻碧 树有高株。一峰道者吾宗主，烟海苍茫不可呼之语。盖其醉心于大痴至矣。有杨君谦题数十语，大略谓石田先生文章雄丽，可以主盟一时，而四方但弛币索其画，乃 文为画掩为可惜。”
　　[38] 《怀星堂集》卷二十四《刻沈石田稿序》云：“公（沈周）学练《左氏传》，平生语言义理皆左与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