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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文景之治”有赖于两名治世能臣萧何、曹参，因而成就了“萧规曹随”的千古佳话；唐初“贞观之治”依旧是依赖于另外两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也因此而留下了“房谋杜断”的天下美谈。无独有偶，唐玄宗开创的“开元盛世”也仍然少不了这样两位披肝沥胆、经世致用的一代名臣姚崇、宋璟的同心协力和励精图治，治世和盛世不仅都需要执政者的智慧，而且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历史实践证明，一个开明的君主，想要在任期内有所作为，恰恰在于他的不作为，只要皇帝不胡折腾，别想着去做什么千古一帝，老百姓的福祉就会实现，而只要做为帝国老大的皇帝选对了人，放心大胆的委任文官集团去高效运转，一般这个皇帝在史上评价就不会太差。很幸运，做为唐朝第九位帝王，玄宗李隆基在经历了前后三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乾坤倒置，阴阳失调的纷争和朝野之间一地鸡毛后，总算是认准了他的左膀右臂姚崇和宋璟，放手让他们大刀阔斧的去改革和创新，才成就了自己四十多年的太平天子和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避唐玄宗“开元”年号讳，改名姚崇，此人少年时耽于游乐，却最终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他曾在扶立李唐归位，剪灭武则天男宠张氏兄弟中立下大功，后来李隆基除掉韦后和太平公主执掌帝位后，被启用为相，姚崇在任宰相期间，废除了武则天时期的十大流弊，在担任朝廷执政官三年间，实行了选贤任能、奖励清廉、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官、爱护百姓的清明政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姚崇最大的特点是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因此又被时人称为“救时宰相”。 宋璟，字广平，少年时博学多才，尤擅长文学。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优秀政治家，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始官拜宰相。在担任宰相四年间，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非常好的延续了开元初期制定下的政策，其先后从事武宗、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一生为振兴大唐呕心沥血，终于与前人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完成了缔造“开元盛世”的丰功伟绩。宋璟正直善良，为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是史上有名的廉吏，因此又被时人称之为“有脚阳春”。 正是因为姚崇、宋璟承前启后不畏艰辛的开创了大唐盛世，才能够使百姓安居乐业，短暂的生活在政治清明之下，因此民间对于姚崇和宋璟两位贤臣十分推崇和尊敬，唐人笔记《朝野佥载》和《明皇杂录》以及《开元天宝遗事》中多有记载，姚崇之所以被称为“救时宰相”，皆在于他绝不拘泥于僵化而生硬的机制，而是能放宽原则灵活机智的运用，因时因地制宜，不断突破传统束缚而积极务实，他曾不无得意的询问手下，自己可否比得上管仲乐毅？手下人说管乐制定政策，起码得保持到他们死后，而你却能够灵活应对，可称得上是“救时宰相”，姚崇对于这个评价非常满意。 姚崇的政绩不仅体现在他任宰相时，他曾经受人构陷而被贬至荆州地区任地方官，三年任满后调离荆州时，万人空巷，当地的老百姓和和地方官吏皆痛哭流涕难舍难分，大家簇拥在他的马前，揽住缰绳，因人群熙攘而堵塞住了官道，姚崇感慨万千，为老百姓真心实意做事，哪怕事情再小，老百姓也会铭记在心。姚崇无奈之下依依不舍作别时，老百姓再三恳求，要求将他手中的马鞭和脚下的马镫留给当地百姓，以表达恋恋不舍之情和留作永久纪念，姚崇慨而允之。当地官吏将这一感人事迹上奏朝廷，玄宗下诏予以褒奖，号召帝国所有官吏向姚崇学习，并赏金千两。 姚崇不仅在民间口碑甚佳，即使皇帝玄宗李隆基对他也是一样尊重和隆遇不断。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明皇有一次在便殿，想召见姚崇和他讨论时务政事，可是天公不作美，自从七月十五日这一天后，阴雨绵绵，地上积雨成灾，道路泥泞不堪，玄宗于是下令让宫中太监抬上步辇特召姚崇前来，当时姚崇为翰林学士，深为玄宗宠信，已经为中外所侧目，自古帝王即使再礼贤下士，也绝不会违背皇家规制，而姚崇之所以能够享受皇帝这种超规格待遇，是因为姚崇确有真才实学，能够帮助玄宗治理天下，思贤若渴，玄宗当然顾不得这些繁文缛节了。 而宋璟的“有脚阳春”称号，则完全得益于他的以人为本和爱民恤物、体贴下属和廉洁奉公，宋璟在广东任上时，革除了广东人用茅竹建房经常失火的做法，而是建议当地人用砖瓦盖房。在他当上宰相以后，他的远房亲戚参加国家干部考察选拔时，对考官暗示了自己与宋璟的特殊关系希望得到照顾，宋璟知道后，特意嘱咐考官不要关照此人，终致他的亲戚没有当上朝廷命官。宋璟为相后，他曾经治理过的广州吏民为了纪念他的勤政惠民，打算为他立碑作传，宋璟坚决制止，并且非常谦虚的对皇帝玄宗说，“臣之治不足以纪”。 所谓“有脚阳春”是指其言其行，犹如长了脚的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似春风煦物，倍感温暖。史载宋璟谢世后，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逃到咸阳后，狼狈不堪而又黯然神伤，当时有一位非常贤德的民间长者就对玄宗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时，经常犯颜直谏，所以才有当时的太平盛世，但宋璟以后，朝廷多用奸佞小人，堵塞言路，陛下经常被蒙蔽，即使民间亦知今日之祸早有预兆。这既是对唐玄宗后期沉缅美色，用人不察的批评，也是对一代名臣宋璟高度的赞扬和深深怀念。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宋璟当宰相时，威信非常高，朝野之上人心归附，当时唐玄宗专设御宴款待朝臣，为了表彰宋璟对唐王朝做出的特殊贡献，玄宗让太监将皇宫中专用的金制筷子赏赐给宋璟，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奖励，因为按照旧制，金餐银具只能是皇家专有，民间是不能私造的。因此宋璟虽然接受了赏赐，但内心非常惶恐，不知所由，也不敢拜谢皇帝，玄宗和颜悦色的对宋璟说，之所以赏赐给你金筷子，不是赐你以金银，而是借筷子的光洁笔直，来表彰你的忠直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宋璟这才下殿拜谢，接受了这份特殊的赏赐，并把它恭恭敬敬的供奉在相府，借以时时激励自己。 姚崇、宋璟之所以流芳百世，无论是在朝廷还是民间都能享受盛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缔造了大唐最为辉煌的一页“开元盛世”，使大唐成为雄居一方的霸主而接受四方来仪，更重要的是他们高洁的品行，以及体恤民情，关注民生，惠民利民的政策。一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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