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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姚崇 大唐，从临潼走向盛世。——题记 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创造开元盛世的，除了当时的皇上李隆基决心励精图治外，姚崇、宋璟等人居功至伟。特别是姚崇，为涤除武后、中宗以来的弊政，开创开元盛世规划了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蓝图。他是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  唐玄宗李隆基，是武则天和李治的第四个儿子李旦的三儿子，曾被封为临淄王。年轻的时候，是个敢做敢为、杀伐果断的人。 张柬之等人发动的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传位于太子李显。唐中宗李显是个庸碌无能的人，朝廷大权落在韦后、武三思、上官婉儿等人的手中。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残忍地杀害了神龙政变的五功臣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左羽林将军敬晖、鸾台侍郎崔玄玮、司刑少卿袁恕己。 韦后的野心很大，想和武则天一样当女皇。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将来也做女皇。他们把太子李重俊看成阻力，经常凌辱，并阴谋加害。李重俊迫不得已，起兵造反，冲进武三思家杀了武三思和他的儿子武崇训。接着，他带兵攻打皇宫，要杀死韦后，在玄武门受阻，士兵倒戈，政变失败，李重俊被杀。 韦后蛇蝎心肠，凡是阻碍自己当女皇的都要迫害铲除。她给饼中下毒，害死了自己的丈夫中宗李显，还阴谋加害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和曾经做过一度傀儡皇帝的唐睿宗李旦。消息败露，临淄王李隆基拍案而起，带兵冲进皇宫，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铲除了韦后一党，拥立自己的父亲李旦复皇帝位。李隆基做了太子。 太平公主的野心也很大，也想和母亲武则天一样做女皇。李旦当皇帝，朝中大事常常和妹妹太平公主商议。太平公主往往是一语定乾坤，其在朝中的势力日益膨胀。唐朝群相制，10个宰相，多数都是太平公主的人。保卫皇宫的左右御林军大将也都是她的心腹。她总想废了侄儿李隆基的太子之位，由她继承皇位。弄巧成拙，她指示一个懂天文的大臣给唐睿宗李旦说，天象预示要除旧布新，皇帝应传位，企图在传位时做手脚自己当皇帝。唐睿宗李旦对当皇帝本来就不感兴趣，马上下诏把皇位传给了李隆基，自己当太上皇。传位时，唐睿宗李旦留了一手，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等大事，必须经他同意，皇权没有完全交给李隆基。 李隆基当了皇上，太平公主不甘心，买通一个宫女阴谋在进献给李隆基的天麻粉中下毒，害死他。她还和几个依附自己的亲信宰相、御林军左右大将在家密谋，准备第二天由御林军发动政变，推翻李隆基，自己取而代之。李隆基探得消息，立即下密旨，让两个王爷和兵部尚书郭元振等带着300家丁，瞒着太上皇唐睿宗李旦，当天深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死了依附太平公主的几个宰相和左右御林军大将等人，一举铲除了太平公主一党。太平公主出逃三天后回到家中，李隆基亲自带兵包围了太平府，赐太平公主自尽，杀死党徒多人，抄没太平全部家产。 在清除太平公主一党的阴谋活动中，李隆基刚毅、果断，做得干净利落，罢免、处理了依附太平公主的所有官员。唐朝廷总算安静了。李旦将全部皇权交给了李隆基。李隆基当上了真正的皇上。当年十月，李隆基在都城长安城东三十公里的临潼新丰（鸿门宴所在地）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阅兵总指挥是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具体负责礼仪、军容风纪的是代理礼部尚书唐绍。参加部队20万人，旌旗相连50多里，浩浩荡荡，军容不整，秩序紊乱。唐玄宗李隆基击鼓，时间未到，郭元振就下令“诏奏已毕。”李隆基大怒，将郭元振罢官流放，杀了礼仪负责人唐绍。 郭元振被罢官流放了，让谁接替当宰相辅佐自己治理积重难返的唐王朝。李隆基在思考着。他左思右想，想来想去，想到了姚崇。 姚崇，在武则天时期曾做过一度宰相，政绩卓著，受到女皇的重用。后来，姚崇受到武则天的宠男张易之、张宗昌的陷害，被贬到地方做官。李旦做相王时，姚崇曾经当过相王府长史（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睿宗李旦复皇帝位后，诏姚崇回朝又做了宰相。他和侍中宋璟，拨乱反正，同心协力，革除了唐中宗李显时期诸多弊政。平反昭雪了一批冤假错案，追谥李重俊为节愍太子；追复被害的张柬之、崔玄伟、敬晖、桓彦范、袁恕己、李千里、李多祚、王同皎、苏安恒等人的官爵，褒扬其功绩，抚恤其后人；清算韦氏乱党，追废韦皇后、安乐公主为庶人，将党附韦氏的宰相全部罢免；取消武则天的“则天大圣皇后”称号，废除武氏家庙陵墓；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官爵，铲平其坟墓，剖棺戮尸，平息人们的愤怒，归拢人心于李唐；罢免用钱买的“斜封官”， 恢复用人的三铨制度； 献“安储三策”等等。 献“安储三策”的主要目的是排除对皇权的觊觎，确保李隆基的储君地位，具体内容：一是诸王外刺，将有可能觊觎皇位的王爷放到外地做刺史官，使他们远离朝廷，鞭长莫及；二是将掌管御林军大权的两个王爷罢官，让他们跟着太子干事，成为拥护太子的人；三是将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和他的丈夫清理出京城长安，让到洛阳居住，使其难以干预朝政。太平公主知道了，大怒。姚崇又被逼迫离开了朝廷，到同州（今陕西大荔）做刺史。 唐玄宗李隆基此时想到了姚崇，回顾了姚崇两次为相时的所作所为，下密旨要姚崇马上到新丰来。姚崇不敢怠慢，快马加鞭来到新丰。李隆基正带着人打猎，问姚崇：“你会不会此道？”姚崇出身将门世家，从小就以呼鹰走兽为乐，对打猎太熟悉了。他立即参加了李隆基的打猎行动，虽然年龄大了些，但在马上仍然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则慢。李隆基很满意，很高兴，心下决定起用姚崇回朝辅佐自己处理朝政。  罢猎之后，回到行辕，唐玄宗李隆基征求姚崇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李隆基听得入了神，觉得姚崇说到了点子上，发自内心地说：“你应当做我的宰相。” 一般来说，封建社会，大臣听到皇上的封赏，马上就会跪下，叩头如捣蒜，忙称“谢主隆恩”，可姚崇没有。他知道唐玄宗胸襟比较宽广，想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 姚崇洞察时势，深知自中宗以来，韦后专权、太平弄朝，积弊很深，唐王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他对唐玄宗李隆基说：“我有些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唐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说：第一个意见，自垂拱年以来，实行酷吏政治，以残酷的刑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政先行，可以吗？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一点，看有些文章，把“自垂拱年以来”翻译说成是“自你当皇上以来”。这个说法是错的。垂拱，是公元685年到688年唐睿宗李旦做傀儡皇帝时的年号。实则是武则天操纵着朝政，唐睿宗李旦毫无实权，一般算作武则天的年号。从那时起，武则天为巩固自己的政权，采取酷吏政治，杀了许多无辜的李唐宗室和所谓的谋反人。后来，虽然有所收敛，诛杀了来俊臣、周兴等酷吏。但，酷吏政治的流毒依然存在。后继的人仍然是严刑峻法，对于政敌的杀戮毫不手软。譬如，武三思、韦后杀张柬之等功臣极其残忍。唐玄宗李隆基诛杀韦后党羽和太平公主党羽时除奸务尽，杀了不少人。上官婉儿是历史上少有的才女，她负责给唐中宗起草诏书。在她起草诏书时，曾经想让相王李旦制约韦后、武三思党羽，写上由相王李旦辅政的话，交给韦后审看，被韦后篡改了。当李隆基带兵杀进宫时，婉儿拿出她起草的诏书让李隆基看，说明她是拥护相王李旦的。李隆基还是把她杀了。当然，上官婉儿也是韦后、武三思一党，做了不少坏事，罪有应得。可是，从惜才的角度考虑，可以留命不杀。还有，杀唐绍，就处罚得太重了。一个是才华横溢的朝廷女官，一个是有才气的朝廷大臣，就这样杀了，十分可惜。这些杀戮，都是酷吏政治流毒的结果。姚崇认为自武则天执政以来，这样不计后果的残酷杀戮不是治国之道。 唐玄宗李隆基听了后，有所感触，说：“好，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姚崇实行仁政的要求。 姚崇继续说：第二个意见，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 的确，唐初，吐蕃很强大。自唐初到唐灭亡，唐朝为了保卫边防和控制西域，和强大的吐蕃进行着长期的争夺战，互有胜败。唐太宗时曾打败过吐蕃，战争规模不大。唐高宗、武则天时曾被吐蕃打败过，处于守势。唐与吐蕃的战争时有发生，互有胜败。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这一点，唐玄宗李隆基有体会，毫不犹豫地说：“行。” 姚崇说：第三个意见，这些年来，朝廷亲近奸佞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和平民一视同仁，可以吗？ 朝廷不依法办事是当时的一大弊端，在武后和韦后执政时表现得更加突出。武后的两个宠男张宗昌、张易之，屡屡触犯法律，武则天既不闻也不问。韦后不论法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唐玄宗李隆基目睹了这些宠幸之人的飞扬跋扈，深有感触，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切齿痛恨。” 姚崇说：第四个意见，宦官执政弊病多多，自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 武则天统治前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信任宦官，重用宦官，严厉打击反对她的元老重臣、勋贵旧族，借此打破大族控制政局高官垄断局面。当时，宦官常代表武则天发号命令，炙手可热，将李唐宗室不少人杀害。李隆基作为李姓家族的人有肺腑之痛，很干脆地说：“这个问题我感受很深，考虑很久了，行。” 姚崇说：第五个意见，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废为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 武则天执政以来，重用诸武，封王封公者，比比皆是，一门显赫。他还曾想把皇位传给武三思。武则天开创了女人当皇上的榜样。后来的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都想当女皇帝。她们执政都大封娘家人，或将其封王或让其做丞相、三公等高官，把持着朝廷重要岗位，肆意妄为。对这一点，唐玄宗李隆基感受比谁都深地说：“我早就立志要这么做。” 姚崇说：第六个意见，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 送礼之风古已有之。儒家倡导的克己复礼，恢复周礼尊尊、亲亲的文化，是送礼之风肥沃的文化土壤。只有送礼才能成为亲近的人，只有亲近的人才能被重用，历朝历代皆是如此，就像扑不灭的病毒细菌一样常常泛滥成灾，直到现在也不例外。这是儒家文化负面作用的悲哀，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流毒很深。 姚崇要求杜绝腐败，清廉治国，说到了唐玄宗的心坎上。他目睹了中宗以来的乱政，卖官送礼成风，官场极其腐败，心里十分明白，坚定地说；“必须这么做。” 姚崇说：第七个意见，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耗资巨万，坑害百姓。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 印度佛教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开始传入中国，那时候只局限于个别庙宇的和尚。南北朝时期，氐族前秦国皇帝苻坚认为“佛是我教，正当应奉”，派大将吕光带兵去龟兹国请高僧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传播佛教。鸠摩罗什与后秦国皇帝姚兴翻译了大量经书，广为传播，南北朝到唐朝佛教极其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梁武帝还多次放弃皇位到庙里当和尚，让朝廷一次次用重金赎回。北魏大兴土木，在平城（今大同）及全国各地建立佛寺，有了世界著名的大同石窟。 到了隋朝，文帝杨坚下诏，不仅准许人民可以自由出家当和尚，还要求按人口比例出家，建造佛寺佛像。唐太宗李世民曾下诏令在全国建立佛寺，还在长安大慈恩寺设立了译经院，培养了大批高僧、学者。唐高宗继位后在都城长安和各州开设了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是下令在各州设立大云寺。各地佛寺都有许多特殊权利。和尚不服徭役，不当差；寺庙所占土地不纳粮不上税。大量土地被佛寺侵占，大批青壮年为逃避徭役、官差、兵役出家当和尚，到唐玄宗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严重地削弱、侵占了国家的财力、人力，动摇了国家基本和统治权。唐玄宗是明白人，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惴惴不安，必须禁止，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 姚崇说：第八个意见，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 武周时期，武则天搞的“控鶴府”里的男宠和轻薄文人，“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常常在朝堂上戏耍大臣，拿大臣开心，把大臣当儿戏，对大臣没有一丝尊敬之意。大臣们被戏弄，敢怒不敢言，严重地违反了君臣之道。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之道，在于互相尊重，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是正道。否则，君臣失道，国家必然衰败。唐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姚崇说：第九个意见，前朝大臣燕钦融和处士韦月将两人直言进谏被杀，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 姚崇说的燕钦融，是许州的参军。他向李显发了一份机密奏折，指出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不仅淫乱后宫，干预朝政，而且朋党为奸，危及社稷。他建议李显严加惩治，以防发生不测。李显却十分恼怒，把燕钦融调进京城问罪。燕钦融毫不屈服，继续揭发韦后和安乐公主更多丑闻。他的话，被在帷帐后面的韦后全部听到了，怒不可遏。韦后像激怒的母狮，立即命令武士将燕钦融当着中宗李显的面摔死。韦月将，是个隐居的处士，有才德，不愿意做官。他看不惯武三思父子的飞扬跋扈，上书朝廷，指出武三思父子权力过大，必为叛逆。武三思得知后，指使有关部门将韦月将处斩。这两件事在朝野震动很大，唐玄宗李隆基很了解，诚恳地对姚崇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 姚崇说：第十个意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唐朝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 外戚专政、乱政的历史：汉朝的时候，有吕后、王莽、窦固、梁翼等，造成了朝政的混乱腐败，乃至战乱、汉朝灭亡。唐朝武氏、韦后等外戚专权，唐玄宗李隆基是亲自经历过的。听了姚崇的话，他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沉痛地说：“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 姚崇一口气讲了十条意见。他如医术高明的医生，号准了大唐弊病的脉搏。他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等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为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规划了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蓝图，使“唐玄宗心益开，听之孜孜忘倦”，视为救世良方、纲领性意见，全盘接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事要说”。看到唐明皇如此诚恳地接受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姚崇叩头谢恩，表示愿意回朝做宰相。第二天，唐玄宗正式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宰相之首。姚崇作为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此后，全身心地按照“十事要说”的改革蓝图，和宋璟等人砥砺奋进，开创开元盛世。 姚崇的“十事要说”，切中时弊，简单明了，伟人毛泽东高度赞扬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有。”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后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变，就是变革，就是改革。说姚崇通过改革“成天下之务”，把大唐的事情干好了，干成了。姚崇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伟大的改革家的一生。 这时候的唐玄宗表现着一个英明帝王的伟大胸怀，对姚崇十分倚重和信任。宋璟也被调回了朝廷。唐玄宗对姚崇和宋璟以极高的礼遇和信任，常常请他们到便殿谈论政事，听他们的意见，走时还要礼送一程。 姚崇与卢怀慎同为宰相。姚崇死了儿子，请假十多天，卢怀慎值班，政事积压很多，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向唐玄宗作检讨。唐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让他不必担心，等姚崇回来处理。姚崇假满上班，很快就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 姚崇曾向唐玄宗请示郎吏等低级官员的任用问题，唐玄宗环顾左右不理，他很恐惧。内侍高力士对唐玄宗说：“姚崇急切进言，陛下不表态，不是一种虚心接受进谏的态度。”唐玄宗说：“我既然任命姚崇管理国家的事务，大的事情他应该向我报告，一起商量决定。像任命郎吏这样的小官，姚崇自己就可以决定了，何必来烦我。”姚崇知道后激动不已，充分理解皇上对他的信任，心里很是高兴，一心一意地按照“十事要说”的政治纲领，全身心地去振兴大唐。 首先，做了稳定皇权的工作。封建社会，皇权每变革一次国家就动乱一次。要治理好国家，保证皇权的稳定是基础。自武则天改唐为周以来，觊觎皇权的人比比皆是。姚崇明白，皇权的稳定对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国富民安至关重要。他决心从根本上革除这种现象，在“安储三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点措施： 一是不用功臣执掌朝政。这是姚崇总结前朝和本朝，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被功臣轮番更替得出的血的教训。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曹丕篡汉到隋唐统一，时间长达369年，先后有30多个王朝更替，平均十余年轮换一次，大都是功臣执掌朝政，篡夺了前朝。有的王朝几年就被功臣篡位更替，像走马灯似的。 对此，唐玄宗李隆基有深刻的体会。从武后退位到自己当皇帝，期间八年时间，七次谋权造反，四次更换皇帝。跟随他诛杀韦后、太平公主的一些功臣，如张说、王琚、刘幽求、钟绍京、姜皎等，皆恃功骄傲，邀功求赏，追求更大的权位，贪得无厌。甚至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官位，心怀不满，口出怨言。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不用功臣执掌朝政，先后罢免、驱除了多个随自己诛韦后、平太平公主之乱的功臣出朝廷到地方做官。 为了防止大臣和诸王结党，觊觎皇权，阴谋造反，还规定大臣不得私交王爷。张说是唐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大手笔，参与诛杀太平党羽，立有功劳。唐玄宗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加弘文馆学士，属宰相之一。他为了求得更大的官，秘密会见岐王李范，走岐王的后门，违反了大臣不得交结诸王的规定，被贬为相州（即旧邺城，在今临漳县西南，安阳市北）刺史，逐出京城。 二是“诸王外刺”，保全皇权。将所有王爷派到外地当刺史，避免他们对皇权的觊觎，造成中央的混乱。这些王爷大都贪图享受，到外地之后终日酒色犬马，不大爱管政事，做逍遥王，实权多在副职手中，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三是整顿禁军，防止祸变。之前的所有政变基本上都和禁军有关，姚崇要求重新整顿禁军，分人分权领导，不再让宗室王爷掌管，避免他们利用禁军进行兵变。 这些措施的实行，结束了中宗以来政局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中唐诗人杜牧称赞姚崇“首佐唐玄宗起中兴业”，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础。 其次，整顿吏制。治国必先治吏。吏治正，官员好，政通人和，天下太平；吏治不正，官员为非作歹，老百姓受欺凌，国家就难以管好。在姚崇的主持下，治吏采取了以下四点措施： 一是任贤用能，裁汰庸官、冗官。对群相制进行改革，将宰相由原来的十人，裁减到三人，这样便于集中领导，有利于决策的快速形成。 全部罢免员外官（相当今天的副司长、闲官）、试官（考试的官）和检校官（临时委任的官）；规定此三项官，以后没有战功或者皇上特别敕封录用的，吏部和兵部不得授予。 整治科举，进行改革，偏重经科治国理政人才的考试选拔。进士科主要考诗词，选拔的人多是文人雅士，治理国家的能力较差，限制进士科及第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素质。 州县官是实施国家政策最基层的官员，直接管理百姓，非常重要。为了把好县官的质量，开元四年，姚崇和唐玄宗亲自监考，让新上任县令重新考试。结果只有鄄城令韦济文理第一，于是，将其升为礼泉令。其余二百人不及格，让他们先去上任，任上学习，还要复试；对四十五个比较差的人责令回家读书，不予任命。 为了培养优秀人才，重视教育，优待读书人。考虑到读书人学习的方便，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加以整理存馆，让读书人借阅，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了鼎峰。 二是实行内外官员轮换制度。选择在京城做官有才识的人到外地做都督、刺史一级的官，训练他们实际处理事务的才能，培养地方行政管理经验。同时，选在外做都督、刺史有政绩的人到京城来做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形成定期轮换制度，成为一种恒式。这样做，既有利于官员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也改变了重京官轻外官的现象。 三是加强官员的监督考核，定期检查。将全国分为十五个道，各道设置采访使，平时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考察他们的政绩。 四是求谏、容纳，恢复谏官监察制度。唐高宗时期废黜了谏官，使皇帝闭塞，言路不畅。唐玄宗听从姚崇意见，恢复谏官监察制度，比较开明地放开言论，让皇上能听取更多的意见。 第三，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经济是国强民富的命脉。姚崇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以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省苛事，薄赋敛，毋夺农时”“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偃武修文、休养生息、静民务农的政策，开元初期基本上没有战事，也不搞大型的土木工程，一心一意地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 为了发展好生产，朝廷经常派使臣到各地田间地头巡行视察，劝课农桑，鼓励人民耕种。并将“遣官人就田垄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定为法规，要求派下去的使臣自带吃用，不许干扰地方；地方不搞迎来送往。这一严格要求，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和脱俗性，是历朝历代的榜样。 为了保障不违农时，严格下令：“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这里的“庸”，指的是力役、服役的人。严格要求凡国家法度以外的任何建造和杂役，用10个力役以上的就以贪赃枉法论处。并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非时兴造”，指在农忙季节不能大兴土木或征发徭役，征役10人以上同样按贪赃枉法论处。这样严格地用法律条文规定什么时候可征徭役，什么时候不能征徭役，搞得这么细，用法律的手段保障地方官，在春夏秋冬农忙季节，不能擅自征发徭役的做法，在中国封建是很少见的，也是很严格的，很科学的，很得人心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姚崇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唐朝建国之初，北方中原地区经过连年战乱，生产破坏，人口凋零，“自伊（河）、洛（河）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据资料记载，开元时期兴建水利工程80多处。自唐朝建国以来，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总计163处，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唐玄宗时期开元及天宝年间修的。 为了让人民安心农业生产，完善了均田制。规定：庶民依据户籍授田。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顷。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八十亩为口分田，死后要还官。老男、残废、重病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为户主，加授永业田二十亩。和尚、道士授口分田三十亩，尼姑、女冠（女道士）授口分田二十亩。工商业者的永业田、口分田减半授给。如果是狭乡（人多地少地区）不给工商业者授田，农民亦减半授田。均田制的推行使土地买卖受到严格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维护小农经济生产的作用，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政局混乱，农民流亡问题到开元时期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广大农民被沉重的赋役所逼，逃离原籍，有的沦为“浮人”（流民），有的成为地主的佃户，全国的户籍大大减少，严重影响了唐朝廷的财税收入。开元初，诏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免二年租调，自余给复一年”。后来朝廷还规定，对编户后的流民免征正税，对新附籍客户免征六年赋调，实行轻税入官政策，每户一年少收一千文杂徭钱；还规定对于逃亡又重新回归原籍的流民，地方官府要派员去安抚，给他们提供从事生产的条件等，从而使“老幼欣跃，惟令是从”，受到广大农民欢欣鼓舞的拥护。与此同时，还鼓励垦荒，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连深山里的土地，很远的沟壑里的土地都满是耕种的人。 要想富先修路，开元以来，很重视全国的道路建设，大力发展交通事业。 第四， 依法治国。治国之道，法、仁相济。遵照姚崇“十事要说”的意见，治国当以仁政为先，实行宽仁政治，消除武后时期的酷吏政治。唐玄宗下令，定性周利贞、裴淡等十三人“皆酷吏，宜终身勿齿（永不录用）”。完善立法与行政法典，修撰格式律令，坚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国。由张说、张九龄牵头，组织人员编撰《唐六典》。这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也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从而将法律规范化，做到了使人民有法可依，坚决依法办事。 第五， 沙汰僧尼。姚崇高屋建瓴地认识到“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释迦的根本大法，是老百姓的大害），烧香磕头，求佛求神求仙是无用的。对于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都是持反对态度。他坚持“且佛者觉也”（佛就是觉），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真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就符合佛教的要旨，不在于度多少坏人为僧尼，烧了多少香，给佛磕了多少头，捐了多少钱。姚崇认为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在捞取好处，产生了许多社会流弊。他认为，国家对僧尼、寺院的特殊政策，使富户强丁多削发为僧，以逃避徭役；使达官贵人倚仗权势建造佛寺，超度僧尼，隐瞒人丁户口，增加私人收入。建设寺庙由国家开支，众多的寺庙建设耗费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使府库空虚；超度人无数，减少了社会劳动力和兵源，影响生产和国防力量，削弱了国力。在姚崇的力主下，朝廷下令，检查没有经过国家正式批准出家的一万二千余人，让他们还俗。严禁创建新寺庙，旧寺庙维修要报国家批准同意。禁止百官和僧、尼、道来往；禁止人间铸造佛像，抄写经书。 第六，改革实封制度。实封，即皇上封给功臣、宗亲收取赋税的封户。唐初，实封家数只有二、三十家，后来泛滥成灾，到唐中宗时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多家。租庸调，是唐朝的赋税制度，男丁每年要交绢、麻、布等。封户的这些租赋都要交给封家。当时的庸调绢，封家的总收入每年达一百二十余万匹。而政府每年的收入才百万匹，少时只能收七、八十万匹，“国家租赋，大半私门”。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改革，公主实封户数由几千户到上万户改为五百户。诸王、长公主亦减少封户。对于一般的封户，“通以三丁为限”，就是说通常的封家只能有三个户丁。封物的征收办法也进行了改革，由过去的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封家向政府领取。姚崇为侯爵，有二百封户。他主动提出取消了。后来，唐玄宗考虑到姚崇的功劳实在太大，地位很高，又重新另赐了一百封户，比原来减少了一百户。 第七，抑制奢靡，移风易俗。为了教育官员，姚崇曾撰写《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的文章，提出“尚廉勤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对官员的廉政、勤政要求很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唐玄宗开元二年规定：对所有乘车上的金银器玩，一律销毁，供军队所用；遣散部分宫女，减少后宫开支，后妃以下不得服用珠玉锦绣。唐玄宗亲自从宫中拿出一些锦绣之类的东西于殿前焚烧，向社会宣示以俭持国，提倡节俭。规定百官服带、酒器、马衔、蹬，三品以上以玉为饰，四品以金为饰，五品以银为饰，以下禁止使用金银玉饰；不准开采金银玉等矿藏。紧接着，朝廷颁布了《禁厚葬制》，作为法规要求执行，违者严处。这些规定、措施的实行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有效地改变了武后以来的奢靡现象，形成了以节俭为荣的良好风气。 第八，改革兵制。开元前唐朝实行的是府兵制，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闲时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唐高宗之后战事频繁，地主富户常逃避兵役，使兵役全落到贫下农户身上。由于均田制的破坏，农民失去了土地，无力自备衣粮、马匹、兵器，出现了严重的逃散现象，征兵比较困难。开元改革，弃府兵制改雇佣兵制。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招募来的雇佣兵组成。兵制的改革，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少数民族，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代之以友好往来。唐朝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 姚崇任相，受到唐玄宗的绝对信任，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励精图治，一心一意扑在革除积弊、振兴大唐的事业上。他按照“十事要说”规划的改革蓝图，大刀阔斧地进行，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用贤能，天下大理。他禁营佛寺，沙汰僧侣；劝课农桑，赋役宽平；不贪边功，中外和平；百废俱兴，河清海晏，吏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以后多年无一犯罪，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姚崇只当了三、四年宰相。开元时期的改革是接力棒式的进行的，非一人之力，一人之功。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当时的英明和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外，主持改革的名相有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卢怀慎、苏颋、张嘉贞、源乾曜、魏知古等。其中，姚崇、宋璟最有名，被称为开元时期的贤相、大政治家。但所有的改革都没有离开姚崇“十事要说”设计的总纲领，都是按照这个总纲领规划的改革蓝图进行的。姚崇是开元改革的总设计师，开元盛世的奠基人、基石、最大的功臣。开元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赋税、人口、田地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力度很大，也很深入，效果十分显著。 鼎盛时期，唐朝的国土面积达到中亚的绿洲地带，一度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国土面积达1076万平方公里（一说1239万平方公里）。据保守估计，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 对于农业的高度重视，使农耕技术大大提高，水稻广泛采用了育秧移植；茶叶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饮茶之风开始盛兴。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丝织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陶瓷业很兴旺，越窑青瓷、邢窑白瓷、耀州窑瓷，都是极好的陶器。唐三彩，是世界工艺的珍品。天下大治，米斗至13文，谷斗至5文，天下无贵物。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道路两旁排列着客店饭馆接待客人，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拉的车让客人坐，往来于数十里之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都有客店饭馆，供应旅途中的商人，行走数千里，不用带一寸刀具，不用自己做饭，都有饭吃。粮食布帛产量丰富，道路畅通，物价低廉，行旅安全，商业繁茂。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户（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人，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成为著名的世界大都市。长安人口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 社会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诗歌创作是唐朝的一大特征，流传至今的有两千多位诗人，近五万首诗歌。书法、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成就显著。书法“颜筋柳骨”，是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绘画方面，出现了阎立本和画圣吴道子。还有艺术宝库甘肃敦煌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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