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诗帖》写于苏轼奔赴荒漠的黄州服役时。时正值大雪纷飞朔风卷地，别人都在家中团圆过年，无限的冤屈和冷落，前途未卜和劫后余生的悲怆，使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人们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他突然发现，在山岭的幽谷草棘间，有一株绽开的梅花，立刻被勾得惊魂离魄，不能自已。于是苏轼用草书写了这首梅花诗，开篇还是有所克制的行草、小草，随着不可压抑的勃勃愤懑、悲凉的心情，一发不可收拾，迅速由小草转为大草、狂草了。众所周知，苏轼平时难得用草书创作，这次却自然采用了最适合他激愤心绪的草书形式。这种在创作过程中刹那间迸发出的难能压抑的激情变化，在定格、定句、定字、定韵的短诗中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表达的，而只有在书法创作过程中通过把字体扩大，狂舞草笔，才使之得到淋漓尽致的抒发。
书法寓意：适意无异逍遥游
苏轼又是一位杰出的艺术评论家，于文学、于书画等都有深刻、独到的论述。他曾透过书法与诗的演变，发现由魏晋至唐代的特点、转捩及其两者的沟通处。如<书黄于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钟(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真卿)、柳(公权)，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于所及也。”正由于颜、柳体兴起，致使钟、王之法式微；又因李、杜崛起，才使六代的古诗中衰。可见诗、书之道是相通的。此类论诗文、书画之见解，苏轼发秘者甚多。
这里着重探讨苏轼书论中“寓意”说。从中可见他对时代书风及以往书史的认识的深度。苏轼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又《石苍舒醉墨亭》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些以诗论书的言论闪烁着书艺智慧的光辉。宋人将书法艺术用以写意、乐心、游息，可以不计工拙，在自由的挥洒中，抒发精神的自由，视为人生一乐。苏轼认为在明窗净几的环境中挥毫，且笔砚纸墨又极精良，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欧阳修曾有书法“乐心”说，苏轼也视书法为求适意、寓意而已：“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怀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他从作字中体会到“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是一种获取心灵快感、调节生活色彩与节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发情怀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书法既为寓意，当自出新意。苏轼就自我剖示过：“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种抒写自我的意趣；不践古人，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苏轼的书法确实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显其天真烂漫。宋人尚意趣，有苏轼振响于前，又有黄庭坚反“俗气”、米芾讲“真趣”继响于后。而一以贯之者，即是不作“奴书”，超越世俗，让书法自由地抒写性灵，表现意趣!苏轼认为，新意之出，当在变法，因此他赞扬颜真卿：“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苏轼不拘古人成法，广学博取，变化镕铸，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变法”书法观，曾遭到当时一些人的非议，说“东坡用笔不合古法”。黄庭坚则反问道：“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黄庭坚、米芾都从苏轼的变法观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书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计较工拙。苏轼曾说：“貌妍容有膑，璧美何妨椭?”(《次韵子由论书》)苏轼书法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讥刺，或谓其书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也有辩：“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心有灵犀一点通，黄庭坚可谓深识苏轼书艺之妙谛。书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矫揉造作。苏轼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论书》)书法作品既是自我心灵的坦霹，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时苦求其“佳”，“佳”偏偏不来；待瓜熟蒂落时，“佳”不召而自来。他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犹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也不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当然，苏轼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辩证的，主要的法度即是“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论书》)。如能神而化之，则法意互得，互辅互行，无意于佳而自佳。苏轼的书艺便是如此，大小不论，纵横斜直，率意而成，却无不如意，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书法既求寓意，当以晋贤为榜样。苏轼在《题王逸少帖》诗中写道：“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澹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苏轼在这里指出张旭、怀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盗名。他赞赏钟、王书法中的萧散韵趣，他称道谢道韫(王凝之妻)的书法澹雅丰容，潇洒超脱，有林下之风。他在《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赞赏王献之短短两行十二个字，“气压邺侯三万签”(邺侯，指唐代李泌)。在这一贬一褒中，透露出苏轼书法审美的理想是以晋人风格为依归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诗)他认为书法艺术不能仅靠一种秃笔堆成山的苦练，高品位的书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养。读万卷书，学养深厚，学问与艺术间相互渗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够手眼不凡，新意迭出。这两句诗含意深刻，耐人体味。
苏轼的“寓意”说，在黄庭坚、米芾那里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凝结出宋代书法审美的“尚意”思想。黄庭坚就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米芾在《书史》中说：“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以游戏态度来看待书法。从书法中看到娱乐性，可以说是传统书学中的新的认识。宋代书家尚意，摆脱唐法之束缚，追求晋书的真趣。但是晋人书法之韵趣是与彼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风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复到晋代那样崇尚玄学、崇尚清谈，也不可能像晋人书法那样冲淡神远。因此，同样是追求真趣，宋人与晋人并不一样。宋人书法放纵不羁，恣肆横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晋人书法是在新鲜活泼、自然天成中得其韵。朱熹说到宋代书家，“至于黄、米而欹侧怒张之势极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华也说：“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也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人的自然。”(《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宋人虽未达到晋人那种神韵，但毕竟与唐人风格迥异，他们创造出新的书艺境界，这与苏轼的书学观念和实践是密切相关的。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