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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陆机《文赋》中的“创作准备论”的认识 作者：陆何晓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9级5班，109233010311） 摘要：《文赋》是我国第一片讨论文学创作全过程的专论。《文赋》产生200多年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诞生，它全面地阐述了“为文之理”，是集“文学意识”开始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理论之大成，其后的文学评论著作，无不受其影响。 这两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同一分期的、几乎同样具有“开山之作”重要地位的著作。本文将对《文赋》及《文心雕龙》中与《文赋》中论述问题相同的部分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来获得对《文赋》的基本认识。由于陆机《文赋》的重点内容是文学作品的构思，所以本文侧重通过比较认识《文赋》中的“创作准备论”。 关键词：陆机，《文赋》，创作准备论，《文心雕龙》 引言 “诗缘情感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句著名的文学评论，可以说是人们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时，认识的首个关于“诗”这一文学体裁重要性质──抒情性──的文学评论了。它，出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学理论著作《文赋》。《文赋》是我国第一片讨论文学创作全过程的专论，“诗缘请而绮靡”观点的提出，在目前已有文献资料的研究下，可以说把中国文学理论的重心从先秦时期便开始的“诗言志”导向了“诗缘情”，由强调诗的社会功用价值转向强调诗的抒情性质。 《文赋》产生200多年后，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诞生。《文心雕龙》是一部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耳熟的文学理论大作，它全面地阐述了为文之理，是集“文学意识”开始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理论之大成，其后的文学评论著作，无不受其影响。 这两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同一分期的、几乎同样具有“开山之作”重要地位的著作，让人不得不产生加以比较的冲动。本文将对《文赋》及《文心雕龙》中与《文赋》中论述问题相同的部分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来获得对《文赋》的基本认识。由于陆机《文赋》的重点内容是文学作品的构思，所以本文侧重通过比较认识《文赋》中的“创作准备论”。 一、 千秋诗心：论触物兴情 章学诚曾说“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触物兴情”即“文心”，在诗歌体裁领域叫“诗心”。人们周围的客观事物与客观事物的变化总会引起人内心产生“诗意”，例如看到月亮从夜空层云中露出时，在中国古典诗歌熏陶下的中国人的大脑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海上生明月”的感觉，这就是中国人的“诗心”，这个过程就叫“触物兴情”，《文赋》与《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均对此进行了阐述。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人逢秋而悲叹万物的凋零败落；遇春而欢呼万物的萌生复苏；经霜时心怀忧伤；登高时壮志凌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指出自然万物的变迁可兴人之文情的同时，陆机还谈到，可兴情的还有前人的作品：“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1] 那人为什么会“触物兴情”呢？如前所述，中国人有“诗心”，那其他民族的人没有吗？非也。“诗心”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有情感。“情感”在心理学范畴里，指和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稳定的态度体验[2]，在文学范畴里的“态度体验”即与客观事物相联系的“诗心”。“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志所必不免也。”（《荀子正名》）可见，情是人性的根本特征，根植于人之天性而通过各种欲望来表现。而人的欲望──这里指的更多的是一种倾向──往往与外界事物相联系，即使是“归隐之心”亦是一种对宁静淡泊生活的向往。所以，情的产生也是来自外界事物、环境的刺激。反过来，触物兴情又揭示了心与物的关系。中西合璧的证据，人心生情是人的天然本性[3]。 《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亦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受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换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现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认识到美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各个方面，人类文章的艺术美，则是较为突出地表现出美的一种事物[4]。 《物色》中的《明诗》篇就谈论到了这个问题。“人禀七情，迎物斯感。”这里探讨了触物兴情具体情形之外的问题──触物兴情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有情感，触物兴情是生物学范畴的自然机制[5]。 同时，《明诗》中谈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说明诗人不纯然是消极被动地感物，同时亦是积极主动地去触物。“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也指出，诗人的情不仅因为自然环境而兴，亦为现实社会的感召与刺激而发[6]。 以上两点，是《文赋》中没有论及的，刘勰在“触物兴情”的理论上有继承更有新体验。 人心会生情，至于生出什么样的“情”，则与人的生活遭际息息相关。人生遭际越具有刺激性，触物所生之情越强烈。“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声歌。”（王弼《论语释疑》）对物所感于是发而为诗，“触物兴情”是文学创作冲动产生的重要原因。在陆机之前，西晋玄学家王弼《论语》已述及 “触物兴情”，但陆机阐述得更加具体，进一步说明了“感”不同的“物”后，人内心所产生的不同情感的特点。所以可以说，陆机是最早具体阐述“触物兴情”观的人。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感物之后，各种适宜于抒发情感的文体仿佛在眼前晃动，无数适宜于表达思想的辞藻好似呼之欲出；作者便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想要通过创作来宣泄自己的种种人生感慨。但作家才写不出几个字，便发觉文思狭窄，如何突破？这就需要思维的发散，这就需要“想象”。 二、“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论想象 陆机《文赋》的重点是谈构思，而想象，是艺术创作构思阶段的核心与关键。由于其重要性，所以本文中，“想象”的论述将独立成章。 “海空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想象世界之无边无际，人类都有所感触，中国文学史上，首先让人们感受想象结果的异彩纷呈的就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诗人想象的世界里上天入地，“览方外之荒忽，沛罔象而自浮”（《楚辞·远游》），诗人甚至到达了人类至今从未涉足的“方外”世界。陆机自幼受《楚辞》熏陶。陆机生于斯长于斯的吴国即为先秦楚国的地盘，特别是陆机自吴凤凰三年（274）至吴天纪（280）带兵镇守荆州，而荆州正是《楚辞》的原产地[7]。所以陆机对“想象”的感受可谓熟悉。除了受《楚辞》的影响，陆机本身丰富的创作经验，也让陆机对“想象”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有许多重要认识。（注：据中华书局1983年版逯钦立辑校《西安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陆机诗》计，包括残诗，陆机诗歌现存119首。陆机的赋可谓题材丰富，主要有抒情小赋、咏物小赋及关于隐逸、列仙、游仙的小赋。陆机创作所涉及的文学体裁还包括颂、表、吊文、论等） 《文赋》论述“想象”：“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精神遨游在宇宙八荒，心灵飞翔至九霄云外，在瞬间就阅尽了古今万物，在一霎那间就游遍四海。《文心雕龙》论述“想象”见于《神思》篇“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作家写作时的构思，他的精神活动也是无边无际的。所以当作家静静地思考的时候，他可以联想到千年之前；而在他的容颜隐隐地有所变化的时候，他已观察到万里之外去了。《文赋》与《神思》都阐述了想象活动的自由无限性，这既表现在时间无限，又表现在空间无限。“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文赋》）与“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说明刘勰与陆机都指出了想象结果的丰富性，而这也正是源于想象活动的无限性。想象是人类较为高级的思维活动，人类思维的品质包括广阔性、深刻性、灵活性等，想象活动与想象结果的丰富性，正是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品质的集中体现。文学作品是语言感性艺术的理性体现，“感性”是其前提，它体现为抒情性、不合常理性、个体性，作家是高级思维群体，所以，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能不进行想象，“想象是这样一种技能，它不按事物的本身表现事物，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绪把事物揉成无穷无尽的不同形态和力量的综合来表现它们。”[8]文学作品正是这个“综合”，所以可以说，没有想象，就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 陆机《文赋》对“想象”的自觉的重视可谓首开先河，这是它对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卓越贡献。 “广阔性”与“灵活性”只是想象的表面特质，想象的内在特制，即什么制约了想象，值得探究。《文赋》没有进行论述，而《神思》则提到“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何为“志”？《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此“志”指人的主观方面，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文赋》中的“志”即指人的思想感情。刘勰认为思想感情对文学作品内容起着决定作用。陆机虽没有进一步论及此点，但不能承认，陆机《文赋》为“后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想象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启示。 三、构思阶段的其他内容 想象结果的丰富，让本就感物而兴奋的作家更是文思泉涌，可动笔否？可惜，如前文所述，文学作品是语言感性艺术的理性体现。“理性体现”是将触物之情、想象这些思想层面的活动与实际的文学作品连接起来的桥梁，有了“感性”的因素，作家接下来要思考如何将“内部平面转化为表达平面”[9]。即将“文心”外化成文学作品。进行过写作活动的人都知道，构思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思考运用什么材料，思考怎么组织材料，选择所用字词等等，那么，《文赋》和《文心雕龙》（主要是《神思》篇）是怎么论述“构思”的呢？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文赋》），首先，顺利进行构思活动、构思好，需要作家仿佛停止视听功能，专注地思考和探求。“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神思》）只有专注地沉浸在虚静的状态中，净化内心，才能将影响文学构思的杂念排除，从而为构思结果达到高水平奠定基础。 进入虚静状态后，作家开始思考所用的材料，这时，作家的日常积累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常说日常积累对于文学创作很重要，这个重要性就首先体现在构思的环节。只有“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神思》）才能“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婴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採千载之遗韻。”（《文赋》）陆机虽然没有直言知识积累对于构思的重要性，但通过在“群言”与“六艺”中搜索用词、用具、事典的描述，间接地指出了平常之学的重要性。 搜索材料的过程亦是选择材料的过程，用什么材料才能达到思想、情感的最佳表达效果，必须谨慎地进行选择，“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 不仅是意思，连景物和词语的音律都要考虑细致，这样才可能达到设一字眼而境界全出的最佳表达效果。搜索、选择材料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或岨峿而不安”，常常会陷入辞不达意、言辞艰涩难出的困境，这时候，更需要作家静下心来，澄心凝思，专注构思。 那如何组织这些搜索到的材料呢？“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由本到末，或由末到本，或从隐到显，或从易到难，陆机具体地指出了组织材料的机构的几种方式。万事开头难，面对丰富而杂乱的材料，刚开始组织时很难，要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用最少的笔画生动、传神地囊括所有的所见、所感的构思高级境界更是难上加难[10]。但这是创作作品必经的阶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突破此层就达到“终流离于濡翰”，文思流畅、洋洋洒洒的境界了。 谈到此，我们仿佛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以贾岛、姚合为代表的“苦吟”诗人们，是继承了陆机对构思艰难观的最优继承者。再考虑到他们的作品水平与才力，“苦吟”往往是才力不足者们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必经之路。不多赘述，回归正题。 需要注意的是，陆机所谈的构思，不是单指只独立于写作前的阶段，它贯穿着创作的整个过程，即作家在正式创作前需要构思，在挥墨书写的过程中，也需要构思的参与，这是自然而然的创作心理过程，这是作家追求表达效果最优化的内在需要。 我们看到，陆机对构思过程及构思结果如何最优地外化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剖析，这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属首举。《文心雕龙》中有我们长看到类似的观点，但是《文心雕龙》却没有《文赋》所描述的如此生动而详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陆机《文赋》生在玄学开始兴起的西晋，深受其影响。例如“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玄览”出自《老子》的“涤除玄览”，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体现了道家的虚静思想。“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精魄心神自由驰骋，与庄子的“逍遥游”，“游心于物之初”等同指一种极度自由的状态[11]。玄学最主要主张之一“言外之意”与“言不尽意”的观点，在陆机的《文赋》中亦得到体现。序文中提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谈到自己写作《文赋》的目的时担心“难以辞逮”，这也看做“言不尽意”的另一种表述。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集大成者，受陆机《文赋》影响，也谈到了构思结果有时候不能尽以言表。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等到文章写成的时候，比起开始所想的要打个对折。为什么呢？因为文意出于想象，所以容易出色；但语言比较实在，所以不易见巧。《神思》篇指出了构思的结果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的。构思属于内部平面，，是心理活动的深层而且黏附心理表象，语义浑然，词汇量少，据法简单且结构残缺；表达平面是心理活动的外化，所有的内容韵味等均需直接或间接地落实为丰富多彩的语言，清楚地表达出来，如前所述，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这也是两个平面的矛盾所在[12]。刘勰深入地揭示了“言外之意”和“言不尽意”是文学创作长干困难的根源之一。 这“意”不仅仅指一般的想法、道理，更包括微妙的审美感受[13]。也正是因为如此，文学作品才具有特别的审美韵味，才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文赋》不及《神思》全面、深入论构思，如果说，正是因为陆机受“言不尽意”观影响颇深，所以才造成他不能深入叙述出想象的“抓不住”在创作行为中具体指什么，那就有点偏颇了，因为陆机《文赋》在其他方面的论述还是颇为精当的，所以，我理解为文学体裁、创作中心思想不同的原因，也可能是陆机本身认识上的不足。 四、《文赋》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其他认识 在创作准备过程的论述中，相隔两百多年的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仍有很多相同之处，这在一方面，足以看出《文赋》的成就与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价值是经过实践考研的。正所谓“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章学诚）二者不同之处，主要是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新观点，让我们看到一个优秀的文学家，不仅需要继承前人，更需要进行创新，从而开启后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不仅在内容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单单是“创作论”部分，两部著作都写得浑洒自如、笔如转环、文辞优美，美丽的想象、细致的刻画、豪爽的气度与深刻的思想内容交织为一，使得两篇文论不是单板地说理，而是作家仿佛在有情有味地讲述自己的文学创作故事，这些给后人留下了笔耕不辍、努力探索、追求卓越的文学家精神。 参考文献 [1]、[4]、[13]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77页、112页、77页 [2]朱智贤《心理学大词典》北京[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03页 [3]、[6]冯仲平《中国诗学流变》[C]，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52页、53页 [5]、[7]、[9]、[10]、[12]李秀花《陆机的文学创作与理论》[M]，齐鲁书社，2008年，169页、24页、121页、122页、171页 [8]赫士列特，贾祥伦《文学创作引论》[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121页 [11]尚随洁《陆机赋研究》[M]，2010年5月，2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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