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论断，认为作者的精神活动，亦即为文之用思，受着“志气”的统辖和控制；此后，又专作《养气》之篇，“所以补《神思》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1〕，可见两者关系密切， 故研讨《神思》篇必及于《养气》；探究《养气》亦必兼至《神思》。
刘勰所谓的“养气”，究竟具有怎样的具体内涵呢？
“气”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各家在言及“气”时，含义很不一致。孟子有“知言养气”之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这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和精神修养。 周振甫先生扼要地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孟子“所说的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3〕。王充的《论衡》中曾有《养性》之作，虽已失传，但从其有关著述中可得到旁证，他讲的主要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如《自纪》中所说：“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开以“气”论文之先，响亮地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主张，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此说主要是指作者先天的气质和个性，以及其与作品风格的关系。
刘勰《养气》篇所言之“气”，虽与上述诸说不无联系，但其具体内涵和旨归却是不同的。刘勰讲的不是道德精神修养，不是养生之道，也不是作者的气质、个性和作品风格，而是为了保证“文思常利”，所必须具有的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神思》篇说：“养心秉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养气》篇则补充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不要因“钻砺过分”，“销铄精胆”，造成“神疲而气衰”的状况，这显然是指精神力气而言的。《神思》篇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养气》篇则又进一步阐发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显然说的是作者临文时的心境和情绪了。
那么，是不是培养起了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良好的心境和情绪，即可获得“文思常利之术”呢？不是的，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在写作构思过程中，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们只是构成“统其关键”的“志气”中的部分内容。《养气》篇所言之“气”，与《神思》篇中的所谓的“志气”，是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等同归一的。大致而言，“志气”中包括着《养气》篇所言之气，却并不仅仅是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气”字的含义也很宽泛，在不同的章节、范围内有不同的用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指作者的气质、才气，如“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体性》）
二指作品的气势、格调，如“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
三指气象、气貌，如“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物色》）
《神思》篇中所谓的“志气”，与上引诸义不同。当代龙学家们对它做了多种解释：
一曰“所谓‘志气’，是指作家的世界观而言。”〔4〕
二曰“‘志气可解释作情志与气质，在这里泛指思想感情。 ”〔5〕
三曰“志气”指“意志力量”，说：“精神居住在胸中，能聚能散，其关键在于意志力量的统辖。”〔6〕
四曰“志气”是一种“精神状态”，说：“作家运用想象，能否周游天地，贯穿古今，全在于作家主观精神在构思时的由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生活处境所造成的强弱低昂的状态。”〔7〕
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掌握文思开塞的“关键”。创作实践表明，世界观先进者，未必都“天机骏利”；世界观落后乃至反动者也未必都“六情底滞”。
作者的气质、情志、思想感情，也影响、制约着创作，主要表现为倾向的表达和风格基调的形成，但它却也控制不了文思开塞的“关键”。心理学著作中，一般把人们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试想，哪一种气质的作者，文思易开或文思易塞呢？这显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写作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当然需要意志力量发挥作用，但只有坚强意志而不具备其他写作条件的人，也不会常常“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反之，一个意志脆弱的人，在写作实践中，也并不见得没有一点“忽撞天机”、“文思泉涌”的情况。
比较而言，把“志气”释为一种精神状态，似乎更为符合刘勰所论之旨。这从“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在《神思》篇中的地位、上下文之关系，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上文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可以说是“志气统其关键”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神”与“物”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文思，进一步才有“开”与“塞”的问题。“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下文，则是在与“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对举之后，旋即用表示因果关系的“是以”二字连接，转入《神思》篇中至关重要的一段：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
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在这段话中，显然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临文、构思之时，要进入虚静状态，使心腑清明澄澈，无杂念萦怀，亦无外力干扰，养成一种积极、专注的精神，轻松自如地致力于写作构思，如《正义》所云：“精义入神，是先静也；以致用，是后动也；是动因静而来也。”〔8 〕二是为文用思，要有“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即后人所谓的“养其根而俟其实”的“根本功夫”。这种“根本功夫”是在作者特定的生活境域中，日积月累，长期涵养而成的，是文思得以广泛展开的基础。如上所述，既然临文时的虚静状态和长期的“根本功夫”的修养，都是由于“志气统其关键”而来，那么“志气”的内涵，也就可以推想了。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因为“志气”统辖着文思开塞的“关键”，所以要求得“文思常利之术”，一须“虚静”，二须涵养，这样来理解“志气”二字的具体内涵，或许就扎实一点了。
《神思》篇中还有一句话不可忽视，即“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思是说，刚刚提笔写作之时，信心和勇气很大，欲望和激情也很强烈，但文章写成之后，只剩下原来心想的一半了。这样解释“气倍辞前”的“气”，就使刘勰为求得文思常利之术，而阐发的“养气”说，有了更为具体的内容。联系《养气》篇中“贾余于文勇”的句意，把“气”释为勇气和信心，则又有了一个力证。
综合《神思》、《养气》两篇所论，大致上可以说，刘勰所谓的“养气”，实质上即是培养、孕育“志气”；而这种对文思开塞起着“关键”作用的“志气”，则是以作者才学识力诸多方面的修养为基础的、在写作构思过程中由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欲望和激情、勇气和信心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以此验之于古今创作实践，大抵是有据可依，信而不爽的。
当然，在“文变殊术”的写作实践中，不同作者有着不同的构思习惯和构思方式，主“虚静”者有，主“迷狂”者亦有，倡“从容率情”者有，倡“苦吟”者亦有。全面地看刘勰及其同道所论似乎有点顾此失彼了。但就他们各自的体验而言，却是理据统一，符合实际的。如果用我们今天所持的观点来阐释，构思中的“迷狂”和“苦吟”，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呢？
二
在刘勰之前，晋人陆机的《文赋》，曾形象地描述过写作构思时有开塞的状貌和感受，但他未能明白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道理，只能“抚空怀而自惋”，发出“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的喟叹。从刘勰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对陆机及其著作的评价来看，刘勰的“养气”之说，实际上是对陆机的疑问所作的一种“妙识文理”的回答。它不仅界定了“养气”的具体内涵，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明了“养气”的意义和方法。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和写作理论史上，具有发轫之功。
首先，刘勰认为“养气”是作者进入写作过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如前所述，刘勰所谓的“养气”，包括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临文时的精神状态；二是长期的才学识诸方面的修养。他在概要阐述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后，紧接着说：“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显然是说，只有在才学识多方面修养的基础上，于临文时养成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才能使“玄解之宰”定墨；“独照之匠”运斤，真正进入写作过程。为了表示强调，刘勰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就是驾驭、支配文思顺利进行的首要方法；这就是布局谋篇、制胜文苑的最重要的开端。把“养气”在写作实践中的意义，提高到这般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
刘勰既重视临文时的良好精神状态的培养，又突出才学识等诸多方面修养的意义。他主张“学业在勤”，赞赏“锥骨自厉”的学习精神，认为从事写作，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见解。他在提出写作构思快慢不同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说，写作构思“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在刘勰看来，写作构思无论是快是慢，是难是易，都要依靠学识的广博，才能的练达。学识浅陋，写得慢也没有意义；才智粗疏，写得快也是徒然。以“才疏”和“学浅”而取得成就的人，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把作者的才学识修养与写作构思直接联系了起来，从根本上阐明了解决文思开塞问题的要义。刘勰说：“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这里所谓的“博见”，可以理解为学识；这里所谓的“贯一”，则可以理解为综合概括的能力，两者结合起来即可有助于解决写作构思过程中经常出现的“苦贫”和“伤乱”问题。联系古今中外的写作实践加以验证，“博而能一”这一言简意赅的理性概括，是极其富有指导意义的。
其次，刘勰认为“养气”可以导致文思的畅通，乃至灵感的迸发。《神思》篇指出，在写作构思过程中，“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其意谓写作构思过程中，思、意、言三者之间，衔接紧密，则文思畅达；关系疏远，则文思滞塞，而且往往有近在眼前而求之于四海之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刘勰指出：“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的主张。及至《养气》篇，刘勰对此意又有了新的补充和发挥，他一再指出：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
之数也。
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
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 会文之
直理哉。
刘勰的意图非常明确：一方面，他反对在写作构思过程中“钻砺过分”、“销铄精胆”；另一方面，他主张为文用思要“率志委和”、“优柔适会”。前者会使人“神疲而气衰”，不可能再进行正常的写作构思；后者则会导致“理融而情畅”，使写作构思达到左右逢源、酣畅淋漓的境地。
所谓“率志委和”，是指在写作构思过程中，顺应作者的心情，从容不迫、恬静自然的一种精神状态；所谓“优柔适会”，则是指悠然宽舒地适应写作构思的具体情况；等待、创造文思畅达的时机、运会，这两者都是在虚静之中，经过“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得来的。归根结蒂，都是养气的结果。
在刘勰看来，“率志委和”了，“优柔适会”了，情理即会合了，文思即畅达了，“藏若景灭，行犹响起”的灵感，也就可能倏然而至了，这正如“水停以鉴，火静而朗”的道理一样。对此，他在《总术》篇中是这样论述的：
若夫善弈之文，则数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
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
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
于斯盛矣。
这段话主要是讲“执术驭篇”，即掌握了写作之术再进行写作的情况，虽非专论“养气”之功，但由于刘勰视“养气”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因而就使它与“养气”有了直接的联系。在这段话中，所谓“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是说善于写作的作者，能够掌握写作的规律性，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等待着“情会”，亦即灵感的到来，顺应着有利的时机，遵循着正常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充分发挥出为文之术的技巧和作用，这显然与“率志委和”、“优柔适会”之意是息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的，至于“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等句，说的则是文思畅达，灵感迸发后的表现和结果，有力地补充、印证了“养气”能够导致灵感发挥作用的深刻内涵。
第三，刘勰认为“养气”可以破除写作构思过程中的滞塞和阻隔。“思有利钝，时有通塞”，在写作中，碰到滞塞不通的情况怎么办？刘勰除了提出“吐纳文艺，务在节宣”的一般要求外，还具体地指出：“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主张在心境不好、情绪烦乱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地再往下写，暂时放一放，勿使思路堵塞不通。有了兴致，得心应手了，那就展开胸怀，任意抒写；思理杂乱，难以为继，那就放下笔掩怀休息。在逍遥自在，怡然自得之中，消除疲劳和怠倦；在闲暇之余，培养为文的勇气，磨砺才思的锋芒。这样做，就会使文思“刃发如新，凑理无滞”，顺利进行下去。从写作实践来看，古往今来，均不乏其例，刘勰视之为“卫气之一方”，也是“盖有征矣”的。
上述几点，均从写作主体方面着眼，阐述“养气”的方法和意义。如果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那刘勰“养气”说的旨归和价值，就更为重大而深远。从根本上说，它是为矫正“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的诡滥文风而发的。
三
多年来，在龙学研究中，刘勰的“养气”说，似乎是一个被冷落、被忽视的课题。据专家统计，从1907年至1985年的70余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养气”篇的专题论文只有三篇；对《神思》篇的专题研究虽然相当多，在此期间公开发表了70余篇论文，但大都着重于创作构思中的联想和想象，而较少专论对文思开塞起着关键作用的“志气”。这或许正为后人的探求，留下了一份珍贵待采的宝藏。
追溯一下刘勰“养气”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致于现代科学研究的状况，它是上有本依，下有影响的。在浩瀚的典籍和丰富多采的实践中，都可以为刘勰的“养气”说找到笃实的根据，印证他的观点、主张，绝非面壁“虚造”。
先于刘勰的许多哲人、贤士，儒、道、佛诸家都曾论及“气”的内涵、作用和养气的方法。《礼记·大学》中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形不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则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样一些论断，以及本文前面提及的孟子、王充、曹丕等人的有关说法，虽与刘勰的“养气”说具有不同的对象范围和具体内涵，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沟通的。至若佛家的禅定之法，对于在广有影响的定林寺修经十余年的刘勰来说，则必然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就在实际上使刘勰的“养气”说，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而从为文之主体方面讲，刘勰的“养气”说，则是他在兼融儒、道、佛各家观念之后，所形成的“自然之道”，亦即他的任自然观，在论及文思开塞时的反映和表现，范文澜先生谓：“彦和论文以循自然为原则”，这是深得刘勰本意的。
刘勰之后，“养气”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历代文家渐次把“养气”的内容与写作实践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我国传统写作理论中品位很高的一项研究内容，并在写作实践中发挥着导引作用。一方面，唐朝韩愈、宋朝苏辙、清朝刘大櫆等人，上承孟子养气之说，发展而为文章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即所谓“文气”，此说与文思开塞关系不密，因置勿论；另一方面，更多的文家则直接继承刘勰的养气说，对影响着文思开塞的“气”，做了具体阐发。如唐朝到中国来留学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其名著《文镜秘府论·论体》中曾说：
“心或蔽通，思时钝利，来不可遏，去不可留。若又情性烦劳，
事由寂寞，强自催逼，徒成辛苦。不若韬翰屏笔，以须后图，待心
虑更澄，方事连缉。非止作文之至术，抑亦养生之大方耳。”在《论文意》中，他又说：“意欲作文，乘兴便作，若似烦即止，无令心倦。常如此运之，即兴无休歇，神终不疲。”〔9 〕把上引两段话与刘勰在《养气》篇中所论，对照起来，我们只能说是异曲同工，何其相似乃尔了。
到了宋朝，苏轼以诗言虚静、养气对创作构思的意义：“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10〕他把“虚静”视为作者感物、通物、获得佳作的前提，这与刘勰之“养气”说，也是神理契合的。此后，清代著名戏剧作家和理论家李渔，亦与刘勰同调，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受写成的《闲情偶记·词曲部》中说：“开手笔机飞舞，墨势淋漓，有自由自得之妙，则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这说的是文思通畅顺利的时候；而如果思路不畅，“文情艰涩，勉强支吾”，他也主张“不如不作之为愈”。他说：“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劳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显然，这与刘勰所谓的“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是一脉相承的。近代学者吴曾祺也反对那种“神气沮丧，情绪不属”、“搔头抓耳，尘垢满爪”、“姑以成篇为事”的苦思冥想，主张作文要“适机”。他指出：“行文有机。机之来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题到手，经营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机未至也。此时，且不必遽著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读之数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抑之候”；“然又必方寸之间，空灵四照，故能机来而与之应，此则刘彦和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盖不虚不静，则如一物横亘于中，而理之在外者，无自而入，意之在内者，无自而出。关键不通，皆足为机之害。”〔11〕在这里，吴曾祺所谓的“适机”之“机”，与李渔所谓的“养动生机”、“忽撞天机”之“机”，事实上，都已涉及到了构思过程中的灵感、兴会现象，它虽并不是文思通畅顺利的全部内容，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表现。他们共同认为，灵感、兴会之来，与在“虚静”状态下的“养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他们都主张在“机”之未至之时，“姑置勿填”，“不必遽著思想”，而要“自寻乐境”，以“俟襟怀略展”，产生“勃然不可遏抑之候”，否则，即将“关键不通”，而“为机之害”。应当说，这与刘勰所论，是如影之随形，实为一体的。
及至现代，“养气”说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低谷”，但仍有一些学者、作家从自己的治学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十分可贵的经验，为传统的“养气”说，补充了新的内容。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论及自己的写作体验时，曾非常生动地说：“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醒，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象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成为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兴会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12〕著名作家王蒙也曾说：“写的时候不妨尽量放松一点，放松了，思维和内心的活动才能充分活跃、不受阻碍地进行……放松了，就不会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他还说：“苦思冥想，惨淡经营，憋了半天，硬是憋不出来的情形也是会有的。但我认为，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放一放，有意识地培养培养创作的情绪再写。”〔13〕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出，古今文家，对“养气”说，对文思开塞之所由，都是有共识的，它是久经验证，颠扑不破，极有生命力的。但他们又都未能对“虚静”、“养气”、“灵感”、“运会”等等在创作实践中屡屡有所感悟的现象，做出科学的、系统的阐述；特别是未能论证“虚静”、“养气”，何以能导致文思畅通乃至灵感迸发、运会骤至的原由，甚至消极地主张“且去静坐”，忽视了客观需求和为文主体的能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吸纳他们的研究成果，弥补他们的缺陷，纠正他们的误解，使肇始于刘勰的为文“养气”之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较为完善的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点的理论定势，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从发展上看，随着现代生理学、心理学、气功学以及思维科学研究的深化，刘勰及其同道者们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所不可能认识，不可能做出科学解释的奥秘，正在不断地被破译。传统的“虚静”、“养气”之说，已被许多中外科学家用于治病、强身、健脑、益智。如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柏涅·赛戈尔发现：“沉思默想乃是松驰思想的一种特殊运动，这种运动能够治疗和预防多种重病。”〔14〕
近几年，国外还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开发人体智能的“超觉静坐技术”。其方法是按一定要求闭目凝神静坐，使人由兴奋思维状态转为平静并进而达到超觉状态，即“入定”或“忘我”状态。凡受过此项训练的人，都感到头脑清晰，耳聪目明，精力充沛，心平气和，记忆力增强。
在日本，川烟爱义博士花了半个世纪的岁月进行健脑研究，他的重要方法，就是“三分钟超觉静思”。这种种情况，都为传统的“养气”说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新的论据。
目前，气功科学的研究也已渐渐深入到了各种学科，并直接地和文学创作构思联系起来，标志着“养气”说的研究，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领域。综合现代心理、生理、思维、气功科学的新成果，用之于“养气”说的研究，必将使我国这一古老而又珍贵的学术瑰宝，发出更为明丽的光彩。
注释：
〔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9月版， 第204页。
〔2〕《孟子·公孙丑上》
〔3〕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第254页。
〔4〕马宏山：《文心雕龙散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71页。
〔5〕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10月版，第104页。
〔6〕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49页。
〔7〕陈思苓：《文心雕龙臆论》，巴蜀书社，1988年6月版， 第69页。
〔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496页。
〔9〕[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8、153页。
〔10〕苏轼《送参寥》，转引自周振甫、冀勤《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11页。
〔11〕转引自周亦才《涵芬楼文谈选注》，求实出版社，1987 年9月版，第59页。
〔12〕《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86页。
〔13〕王蒙：《漫话小说创作·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128页。
〔14〕香港《大公报》，1992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