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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贾岱宗《大狗赋》及傅玄《走狗赋》看《古文尚书》之流传 何焱林 近读魏晋间人赋，从网上看到介绍曹道衡先生治学的文章，特别曹先生文章《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时间》，此文据《大狗赋》中有“越彼西旅，大犬是获”，以为此二句典出“伪”《古文尚书》，从而断定作者贾岱宗并非如《初学记》所定为三国魏人，而应是北朝魏人。对下愚颇有启发。 “越彼西旅，大犬是获”，《大狗赋》此二句所用之典，源出《古文尚书?旅獒》，《旅獒》一篇，为今文《尚书》，即伏生所传《尚书》所无，故曹先生如是说。 唐代有两部著名类书，一为初唐欧阳询等所编之《艺文类聚》，其中录有贾岱宗作大狗赋之事，排序在傅玄后，其文称“余生处大魏之祚政。”傅玄为曹魏末西晋初人，则贾岱宗所指之魏当为北魏或元魏，而非曹魏。另一本有名类书为盛唐时期徐坚所编之《初学记》，此书将贾岱宗排在傅玄之前，如此，则贾当为曹魏时人。照一些人之说法，今之《古文尚书》乃东晋元帝时梅赜所上之伪书。 曹先生结论成立须有一个前提，即《古文尚书》确是东晋初年梅赜所献之伪书。下愚拙文《<古文尚书>不是伪书》（网上即可查到，现收入拙著《白垩居文萃》中），论定《古文尚书》不伪，其他一些先生也有深入之研究，论定《古文尚书》不是伪书，则曹先生之说便失掉根据。当然，据此，还不能论定贾岱宗一定不是北魏时人。 无论贾岱宗是曹魏时人或北魏时人，曹先生文章肯定《北齐书》、《北史》以及《隋书》等关于《古文尚书》要到北齐以后才流传到北朝的误说法是错误的。那就是说《北齐书》《北史》《随书》等对于《古文尚书》在北朝流行时间的推断是错误的，也就间接说明所谓《古文尚书》要到南朝齐梁以后才逐渐流行开来的说法同样是错误的。 《大狗赋》有句曰：“余生处大魏之祚政，遭王路之未辟；进不得补过之功，退不得御国之册。”从“遭王路之未辟”看，无论是曹魏或为北魏，皆在朝廷初创之时，故有王路未辟之说。若生处曹魏，自不必说，若处北魏，则鲜卑人拓跋珪先刘裕造宋，已于公元386年正月建立北魏，初称代，同年四月改称魏。初期行政，大体仍按鲜卑旧制，汉人入朝作官者少，可作王路未辟之一解。如是，则贾为北魏初人。从这一点看，则《古文尚书》北魏初已流行行于北方。其在南方流行，当不晚于此时段。如果贾为曹魏人，未见贾有何官伐，可能为一介庶民或为小吏，则《古文尚书》曹魏时便已流行于中原，贾岱宗等未入史乘之辈亦可读到，所谓《古文尚书》魏晋间惟藏于秘府之说便不攻自破。 曹先生文中提到另一重要辞赋家傅玄，无论他早于或晚于贾岱宗，其为魏末晋初人则确定无疑。恰好他也写了一篇咏狗赋，即《走狗赋》。与贾岱宗巧合的是，他所咏叹之走狗，也是西来之贡品。其文有云：“统黔喙于秋方，君太素之内寓”。黔喙即是黑嘴。《易?说卦》：“艮为黔喙之属。”《易?说卦传》：“艮为狗。”秋方即西方。《文选?张衡<东京赋>》：“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薛综注：“秋方，西方也。”统黔喙于秋方者，此犬在西方出类拔萃，为狗王也。统与下句之君，均有统摄，为首之义。 傅玄又曰：“既乃济卢泉，涉流沙。逾三光，跨大河。希代来贡，作珍皇家。”所谓卢泉，大约有这样几个地方：①《水经注》：“卢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渊而不流，南北百步，东西百余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水黑曰卢，不流曰奴，故此城藉水以取名矣。”此卢奴城在河朔之地，在北方，而且水面狭小，当非赋中所指之卢水。②《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有霍去病“济弓卢”之语。《五代史?突厥傳》：“牛蹄突厥，其水曰瓠卢河。”此犬西来，卢泉或指此。 流沙：古人眼里，一般指我国西边之沙漠，北方之沙漠则称大漠，翰海。漠南漠北。《书?禹贡》：“导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楚辞?离骚》：“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此二句是屈原写其西游所经，金代李纯甫《杂诗》之四：“空译流沙语，难参少室禪。”元代子温《题画》诗：“曾向流沙取梵书，草龙珠帐满征途。”直接把流沙作西方代称。由此可见，傅玄也以为良犬来至西域。诚然傅赋未提西旅献獒事，无贾岱宗“越彼西旅，大犬是获”等文字，但良犬西贡，暗用《古文尚书?旅獒》故事，则十分明显。此两赋皆咏狗之早期赋作，两赋皆认为良犬西来，绝非偶然巧合。 傅玄为晋初人，比所谓梅赜献《古文尚书》早了数十年，他不可能读到所谓梅赜伪书。这就说明，所谓《古文尚书》魏晋间惟藏于秘府之说，随晋氏东迁而佚是完全靠不住的。 随便说一点，有人认为，今文《尚书》，即有欧阳、夏侯三家说之伏生《书》，也随晋氏东迁而散佚，更加没有根据。三家今文《尚书》，在东汉末年即以逐渐为《古文尚书》代替而自然湮灭。东汉间，古文经学勃兴，今文经学逐渐从人们视野淡出，既然《古文尚书》全部包涵了今文《尚书》之内容，孔氏之传注广泛流行，实在没有必要单刊三家说之今文《尚书》。如果今文《尚书》魏晋间继续流行，则今文《尚书》自西汉迄魏晋，一直流行，绝不会惟藏于秘府。须知六经乃习儒术者必学，有类今日教科书，民间必然广有收藏，怎么会随晋室东迁而散失，内府所藏之书，绝不止于今、古文《尚书》，为何别的书未随晋室东迁散失，偏偏今、古文《书》全部散佚？有人说熹平石经、乃至正始石经全刊今文《尚书》。史称熹平石经刻成，初期摩写者日数千家。正始石经虽然无日摩写人数之记载，但绝对有人前往临写。还须注意，临写者当不止洛阳一地之人。即使临写者只洛阳一地之人，其临本必为他处之人传抄。《晋书》即曾记载，永嘉末叶，身在建邺（今南京）之司马睿即曾向已成为俘虏之西晋怀帝司马炽上过《尚书》，可见南京亦有《尚书》，偏在西隅之蜀地，及原吴之广大地区，亦必有《尚书》存在。刘聪、石勒之徒并未到过这些地区，这些地区之人也未有东迁西迁之说，其原有之《尚书》，无论今文古文，绝不会随晋氏东迁而散失。因而今、古文《尚书》随晋室东迁而散失便是无稽之谈。既未散失，所需梅赜献《尚书》？更何来伪作？《古文尚书》为伪书之说，可以休矣！ 何以欧阳询认为贾岱宗为北魏人而徐坚排其于傅玄前而认其为曹魏人？史无明征，可否作这样之猜想：《艺文类聚》在武德年间编成，欧阳询由隋入唐。悉知隋继北周之统，北周则继西魏之统，而北元魏，分东西，西魏继元魏之统，隋唐皇室祖先皆北周重臣，故不排除欧阳等以贾岱宗为北魏人有增大北朝文采之想。 徐坚之《初学记》则编成于唐玄宗时期，此时唐之建立已逾百载，七易君主，北朝之影响愈来愈淡漠，而唐之国势愈来愈强盛，四邻向往大唐者日多，无论朝廷或百姓，也渐渐把北朝淡忘了。或许徐坚有新的发现，证明贾为曹魏时人，或以为北魏初年，不可能有文化上之建树，因而将贾改为曹魏人。但都无关紧要，要之，无论曹魏也好，元魏也好，都是中国历史之组成部份，汉人也好，鲜卑人也好，都是中华民族之组成分子。而下愚从这两篇赋则得到《古文尚书》不是伪书之另一证据，可喜也哉！（20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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