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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变化
大家网教授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 财产继承制度 变化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的影响，民事法律制度相对比较薄弱，财产私有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护。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本文对我国清末以前的财产继承制度进行探讨，以便对我国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了解。
财产继承制度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私有制的重要手段。在“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我国传统法制社会，法律成为巩固专制皇权的工具，私人财产得不到有力保护，财产继承制度得不到重视，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财产继承制度仍然在封建社会内部缓慢地萌芽、发展。本文对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探讨，进而展现我国古代的民事法律状况的一角。
一、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承制度从来就可区分为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从商朝中后期开始，直至清末，宗祧继承的原则一直是嫡长子继承制，但财产继承则不然，是有发展变化的。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对私人财产进行了否定，认为对私人财产的追求是道德堕落、人格卑下的表现。儒家的经典《礼记·曲礼》说：“父母在，无私财”，《礼记·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蓄。”儒家的这种观念对封建法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律》规定的“十恶”重罪中的“不孝”罪就把“别籍异财”作为罪状之一，予以严惩。《唐律疏议》解释：“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就养无方，出告反面，无自专之道。而有异财、别籍，情无至孝之心，名义以之俱沦，情节于兹并弃。稽之典礼，罪恶难容。二事既不相须，违者并当十恶”对“别籍异财”的处罚是判处徒刑三年。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盛行的是家族财产制，法律强调对家族利益的保护，忽视对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的保护。但是，在尊亲属均亡，大家庭无法维系的情况下，也会发生遗产继承的问题。
有确切财产继承的记载始自于秦代。《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王翦为秦始皇率兵攻楚，“多请田宅为子孙业”，说明土地可以作为继承的标的。此外，可继承的财产还有房屋、树木、衣物、牲畜、奴隶等。秦代由于商鞅变法实行分户，子壮“出分”或“出赘”，所以，可以推断，父母财产多由独子或幼子继承。此外，据秦《金布律》记载，除官吏因特殊情况发生之债，一般常人之债务，父死子继。
汉代时，财产继承首次确立诸子均分的原则。据《史记·陆贾传》记载：陆贾“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囊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汉代这种诸子均分财产的规定唐代沿袭下来。但是，女儿有没有继承权，此时却无法得知。《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硬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唐朝《户令》“应分条”规定：父亲死后，财产应“诸子均分”；如果有的儿子先于父亲而亡的，就由他的儿子代替他参加财产的分配，如果所有的儿子全部在父亲之前死亡，就由全体第三代孙子平分财产。还规定，未婚儿子可以比已婚儿子多得一部分财产，用于将来的婚聘。这里的诸子包括正妻所生的“嫡子”和小妾所生的“庶子”。虽然在家庭中妾的地位远不如正妻，然而庶子与嫡子一样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这也说明在封建制家庭中，男子的地位比妇女要高。明朝的《大明令·户令》也是这样规定的：在分配遗产时，“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至于现在婚姻法中所说的“非婚生子”，在明代被称为“奸生子”，也依旧享有继承权。《大明令·户令》规定：“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这意味着奸生子的继承份额是婚生子的一半，但在没有其他婚生子的情况下，奸生子可以何思这立的“嗣子”均分财产；如果没有嗣子，奸生子就可以继承全部财产。清代沿袭了这一规定。
至于女儿的继承权唐代法律始有了规定。唐律规定：已出嫁的女儿没有继承权，但未出嫁的女儿还有继承权，只是数额相对减少；无子的户绝之家，出嫁的女儿还享有财产继承权。
随着私有财产的丰富和交易的频繁，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逐渐加重。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民事活动活跃，财产继承制度比前代完善了许多。不但沿袭了唐代的“诸子均分”制，还明确了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对户绝财产的继承、妇女的继承权、遗嘱继承、死亡客商的财产继承等新问题也作了规定，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应分田者及财物，兄弟均分”，这是财产继承的一般原则；规定遗腹子的继承份额与其他兄弟的继承份额相同，非婚生子也享有与其他兄弟一样的继承权，但前提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规定了妇女的继承权，宋朝《户令》规定：“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即未婚的女儿可以得到男子一半的继承份额。这在妇女地位低下的封建时代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如果只有女儿即户绝之家，未婚的在室女可以得到遗产的四分之一，出嫁女可以得到三分之一；然而，寡妇的继承权却受到限制，如果被继承人有子女，寡妇可以得到赡养，也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随嫁奁田，也不能将前夫遗产随意遗嘱与人，如果改嫁他人，就不能完全继承前夫的财产。关于户绝财产的继承，《宋刑统·户婚律·户绝资产》规定：“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三分给与一分，其余并入官。”关于继子的继承权，法律规定：“立继者，与子承父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命继者，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止得家财三分之一。”继子的身份不同，所享有的继承权也不同。关于遗嘱继承，宋朝法律规定了立遗嘱人的年龄、遗嘱形式、有效条件。《户令》规定：“诸财产无承分人，愿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即遗嘱继承的效力小于法定继承。
二、财产继承和分家析产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家”有特殊含义，“家”的构成条件不仅包括家庭成员共同生活，还包括家庭成员之间为维持共同生活而形成的经济联系，即：同居并共财。家庭成员即指同居公财的人，可以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成员不能占有个人财产，家庭财产实际上就成为家族财产，由家长或家长指定的人来管理。但是，在秦代，受商鞅法家功力思想的影响，法律规定一家有二男者，必须分户，否则加倍交纳赋税。到汉朝，政府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小农经济，法律也允许子女分家，并且逐步有发展的趋势，像樊重三世共财、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的情形已非常少见。虽然维护长期的同居共财被人们普遍称颂，累世同居被作为美谈记载下来，《史记·张释之传》就记载了张释之十年来与其在乡间的兄长同居。但是，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如果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无法解决，就会出现分家析产。唐宋以后民间分家析产的现象更为普遍。在家长（主要指父亲）生存的情形下兄弟分异称作分家析产，其分异的具体事由是多种多样的。而在父母双亡时，才会出现遗产继承的问题，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作为分财产的方式，采取的是“素材的分割方法”，“即将土地、家屋、家畜、农、家具、谷物、现金等等各个种类尽可能地加以分割，不仅单在价值上等量，而且兼顾到财物的组合也大致相等的那样地分成几组财产。”为显示公平，分割时经常采用抓阄的方式，阄书应该有宗族同意或见证，并到官府盖印。但是，从汉代以后，民间普遍存在的分家析产的现象与国家法律一直是相违背的，统治者提倡封建轮唱，褒扬时代同居，另一方面，分家析产的现象却日益增多。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造成的。
三、中国古代财产继承制度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财产继承制度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儒家的伦理道德贯穿其中。例如：个体对于家族财产不具有完全的所有权；男子在财产继承中占主导地位，女子的继承权是有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得到全面的贯彻。
2.诸子均分的分配原则。自汉代以后，在财产继承中，一直实行的是“诸子均分”的原则，不论嫡庶，不论长幼，都平均分配。
3.妇女的继承权受到限制。如：宋代，户绝家庭中只有在室女，女可得家产的四分之三；只有出嫁女，则只能继承财产的三分之一，其余没入官府；寡妇对其亡夫的财产，没有典卖、转让、挟带改嫁、随带归宗的处分权。《宋刑统》准《户令》中规定：寡妇“有男者不别得分，谓在夫家守志者。若改适，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皆应分人均分”。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被继承人有子的情况下，女儿没有继承权；如果无子有女，女儿可以继承遗产。《大明令·户令》规定：“凡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者，所生亲女承分。无女者，入官。”
4.法定继承优于遗嘱继承。唐宋法律规定：在“身丧户绝”的情形下，如果死者留下遗嘱的，可以按照遗嘱进行遗产分配，如果死者有儿子，遗嘱就不发生效力。宋朝法律还规定：即使在户绝的情况下，遗嘱所能处分的遗产也不得超过遗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另外，对遗赠的对象也作了限制。《宋会要辑稿》记载绍兴三十一年，知涪州一人家因户绝，赘婿和养子发生遗产纠纷，虽然家主留有遗嘱把财产交与赘婿，但给事中黄祖舜仍判定把遗产均分给赘婿和养子。《宋会要辑稿》还记载，嘉佑遗嘱法规定：“财产别无有分骨肉，系本宗不以有服及异服有服亲，并听遗嘱”。此规定强调的是在“别无有分骨肉”的前提下，遗赠的对象必须是本宗之人。到了元明清时代，法律不再提及遗嘱继承，遗嘱继承失去了法律效力。
5.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判中，王有成“昨因不能孝养父母，遂致其父母老病无归，依栖女婿，养生送死皆赖其力。”因此官府做出判决：“子不能孝养父母而依栖婿家，则家产当归之婿”，并令王有成对其父母在女婿家的生活费用及殡葬费给与补偿。《折狱龟鉴》卷八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晋张希崇镇郤州，有民与郭氏为义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后因戾不受训，遣之。郭氏夫妇相继俱死，有嫡子已长，郭氏诸亲教义子讼，云是真子，欲分其财，前后数政不能决。希崇判曰：父在已离，母死不至，虽云假子，辜二十年养育之恩，倘是亲儿，犯三千条悖逆之罪，甚为伤害名教，岂敢理认田园。其生涯尽付嫡子所有，讼者与其朋党，委法官以律定刑。闻者皆服其断。”此案例很鲜明地表述了这样一个财产继承的原则，即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也就丧失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在我国古代已得到了认知。
参考文献：
[1]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
[2]《史记》，古籍出版社，2000。
[3]《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
[4]《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00。
[5][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国力、李力译，法律出版社，2002。
[6]梁凤荣：《中国传统民法理念与规范》，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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