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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丽叶?赛迪维（Julie Sedivy） 是“销售语言”研究项目的主研人。“销售语言”研究的方向是：广告是以什么方式向你兜售的?它都对你说些什么，? 她定期为《今日心理》杂志（Psychology Today）和《语言志》( Language Log)撰稿。她是卡尔加里大学的助理教授。 基斯? 陈（Keith Chen）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在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一个令人乍舌的断言：人的金融信用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部分地依赖于其语言的语法。 下面是他的观点：要谈论未来事情的人，用于不同表达目的的语言是不同的。对有些西班牙人和希腊人，就要添加动词词尾，以明确标明未来时。所以在西班牙，你就要用“escribo”表示现在时间（我写东西或者正在写），用“escribiré”表示未来时间（我将要写）。但是在其他语言，如中国普通话中，表达未来时时，则不需要它们的动词附加表达未来的语法词尾，因为在它们的文本中已经有其他的词语明显地表达出来了。你只需要相应地写出“我明天写”，现在时和未来时都用同一种形式的动词。 基斯?陈发现，如果你把世界语言以此划分为需要有未来时词尾的和不需要未来时词尾的，你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需要添加动词词尾语言的人，退休金少，吸烟多，锻炼少，更有可能发胖。为什么会这样呢？基斯 陈的解释是对现在时和未来时表达方式的明显差别，促使人们对未来和现在的想象产生了戏剧性的差异，使他们更容易放弃只对未来有益的行为，而更重视现实中的自我。 基斯? 陈的论文虽然正在等待发表，但经使很多出版社已经看到了它闪光的亮点。比如，Sullivan在他的博客中标题为《为什么希腊人不把事情推到下雨天去做》的博文中把陈的这一观点展示出来了。早在有些人建议欧盟应对那些出现财政危机国家的退休金实施政府救助之前，他们的语法时态标志为未来时。所以有必要考察一下，他们语言的语法时态形式对它的语言使用者能会不会产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毫无疑问是引人注目的。对很多人来说，在发音中省略掉尾音就是一种懒惰文化的明显表现，像舒缓柔和的法语，说这样语言的人从跟上说谈情说爱就容易些，条律严格的德国思想就部分地源自于于其严密，僵硬有序的德国语言。问题是，这种直观的观察结果只是街巷之谈，需要等待真正的语言学家用他们的真凭实据去磨砺。这正如Guy Deutscher在他写的一本《透过语言的玻璃窗》书中所说的：“勤俭的丹麦清教徒把很多语言音符丢在了他们冰封风扫的土地上了，比那些懒惰的极地部族丢弃的还要多。如果德国人确实与系统思想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行为及其古怪异常母亲的语言把他们脑子的思维能力掏空了，以至于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未来。” 一种永恒的错误观念就是，如果一种语言没有单词表达一种独特的概念，那么说话的人就必须费尽心机生出一个来。因为在意大利与中没有一个词可以直接翻译“责任”（ accountability）这个词，是不是意大利文化就腐化堕落了？似乎并不是这样。英语中没有一个词和“粉红绿色涡旋花呢裙子”这个词匹配，就把这种服饰丢在一边，我想你是不会刻画出这样一种情景的。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对很多人却是不可抗拒的，甚至经常用来谈论，说没有动词词尾变化语言的人不会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去思考未来。 如果这种想法对你来说似乎还有点道理的话，那么请想一想下面这件事：在英语中，我们把第三人称的词性说成是“he”（他）或“ she”（她）。但是指一群男人或女人时，我们却不表明性别，而都用“they”（他们）来表示。这是不是意味着人集合为一个群体之后，我们就混淆了人的性别呢？显然不是。是不是语言把所有名词都分出性别来（如西班牙语那样），结果这种语言的文化就要被没有这种语法特点的语言文化中分离出来呢？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平等主义文化，从名词为中性的语言的文化中呈现出来，就如达里语是从在阿富汗讲的波斯语分离出的变体一样。如果这种情况出现，那么语言和思想就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了。语言在表达思想时有巨大的灵活性，它们的独特方式有着惊人的随意性。 这并不是说语言学家还没有找到可信的语言对行为的影响。他们有，但是太稀少了。比如，很多语言都迫使其讲话者把一些无生命的东西从表面上随意地归纳入语法中的的有性别的一类。将西班牙语的人就是这样，把椅子归入了阴性（la silla）。如果你问讲西班牙语的人，是不是把椅子想象成卡通画中角色，他多半都这一角色选择为女性。但是，没有一个人找到了如基斯陈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一种语言的语法特征和大量人类社会行为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因为基斯 陈的研究只是在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还不能肯定语法是引起行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动词的时态标志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态度一起在人群中传播，并没有这个影响那个的情况。例如，可以打赌，你已经发现了有声语言和吃饭使用筷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因为二者是在同一个特别地理区域内发生的。但是你难以对别人讲，用音调区别词语意义可以导致用右手使用某种餐具。 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疑问：如果语言结构对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象---和其他事物相比，语言会有那么多固有的传奇性，随意性，逻辑上的必然性，或者说讲究？答案是这些印象更多地是关于我们已经形成的某一种语言和语言使用者文化之间的强大联系，而觉少地讲这些语言的本质。这些以语言为基础的相互联系可以明显地引发不同的行为。 Dirk Akkermans和她的同事们的研究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相当好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讲双语的荷兰人中，玩家起着重大作用，和“囚徒困境博弈”游戏不同，这种游戏实际上是在检测行为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之间的相对程度而已。（在这种游戏中，如果你和你的玩伴选择了较好的合作技巧，保持你的产品一直有较高的价值，你就能获得最高的收益。如果你保持合作而对方却出卖你，那你获得的收益就会最低。）玩这种游戏的玩家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其初衷是英语能比荷兰语更好地把个人主义和竞争文化结合在一起。使用英语玩这种游戏的人比使用荷兰语的人的确能更好地选择比赛技巧。 但是语言的使用在策略选择上的效果，却取决于对英语为母语文化的在游戏中的表现了解的多少。在这个游戏的玩家中，在以英语母语国家生活过3年以上用荷兰语玩游戏的人中，有51%的时间内采取合作的策略，而用英语玩游戏的人中，采取合作策略的的只占37%。比较那些在英语为母语国家中生活3年以下的玩家，使用荷兰语玩游戏的采取合作态度的比率为48%，使用英语的为45%。实际上英语熟练程度是没有很明显影响的，所以英语并没有特别的语法形式或特别词语引发竞争意识。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讲英语的人更遵循竞争细微的规则，荷兰的玩家在说英语的时候在潜意识中接受了这种规则。如果研究者不是变换语言，而是让玩家看国家的标志，比如美国的国旗和荷兰的国旗，秃鹫的照片和郁金香的照片，也会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所以我最后说，或许学说普通话会使希腊人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把事情留到下雨天去做。另一方面，他们只是获得了吃饭使用筷子的同样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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