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效应

最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孔雀效应。原来雌孔雀择偶时，会以雄孔雀的尾巴大小为标准。尾巴越大，表明雄孔雀越健康、越有优势。这样，大尾巴的基因得到保护，一代代传下去。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优胜劣汰；很多代以后，这种单向选择给优胜者也带来了问题：尾巴越来越大，需要营养、维护，而且"尾大不掉"，行动慢，更容易被天敌猎获。于是到了一定阶段，孔雀的数量就下降。在《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提到，由于同样的原因，美洲大角赤鹿灭绝了：这种鹿的角越来越大，很容易被丛林挂住，成为猛兽的盘中餐。

自然选择如此，社会选择也是。我在美国这些年，每天听到的都是债务超标、社会安保和医疗保健要破产，惶惶不可终日。但选举的时候，如果哪个候选人想在削减福利、降低安保上做文章，那八成就第一个被选下去了。发展到极点的如希腊，国家都要破产了，一帮懒人还走上大街，抗议削减福利。提高社会福利，在其初始阶段，确实为社会带来很多好处；但一旦成为"孔雀的尾巴"，国家负担不了，就成了噩梦。有意思的是，抗议地最厉害、最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往往是那些最初吵得最凶、把那些最会借钱、花钱的政客选上去的人。

 

相比之下，英国受到高债务、高福利的影响相对较小，估计跟"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不无关系：她在三届首相任期内，不断促使国民认识到残酷的现状，例如当时的高通货膨胀、低经济增长，即困扰英国多年的 "滞涨"，力主过苦日子，限制工会权利，降低政府开支，把英国从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德国的福利负担也不小，但刻板的德国人大多还知道干活，不劳而获未能成为社会主流，国家的竞争力还在，还能在欧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而南欧的那些闲散贵族们，例如西班牙、意大利，一边在海滩上晒太阳，一边继续着寅吃卯粮的日子，终于熬到了今天这一步。现在，他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有什么值得抱怨呢？

 

国家如此，公司也如此。在公司里，孔雀效应同样随处可见。例如重视KPI，其初衷是好的。KPI越好，公司绩效越好，能够做出好的KPI的人得到晋升，也就顺理成章。但以其为单向选择，KPI就成了"孔雀的尾巴"，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数字专家"。这些人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干活，而是在玩数字。玩熟了，知道怎么对付了，就出现"手术很成功，病人却死了"的现象。例如美国的金融业，银行在亏本，高管们的KPI都挺好，千百万的奖金照拿。做到极致，就是炒账本、做假账，走上了不归路，安然、世通就是例子。

 

管理层如此，操作层也不例外。例如为达到年复一年的降本目标，有些采购经理就睁只眼、闭只眼，听任供应商报个高价，然后逐年降价。结果是这些人每年都达到了降本目标，奖金照拿，产品却贵得卖不掉。更有甚者，有些深陷"红海"的公司为了驱使不断地降价，要求每个季度都得降价。上有政策就下有对策：采购们把本来年初就能拿到的降价分作几个季度来拿，心甘情愿地让供应商多赚几个季度的钱，结果反倒是皆大欢喜。KPI对员工行为的副作用，可见一斑。这就如狗生来是要咬狼的，没有KPI的时候，它是见狼就咬；如果给它定下指标，说每周都得咬一个狼，它咬狼的时候反倒得想想了：万一把这狼都咬光了，以后的指标得怎么完成呢？

 

大多美国公司的成功离不开KPI。但这KPI越养越久，就成了"孔雀尾巴"，除了扭曲了员工的行为，还得得花很多时间去维护，到最后就成了为KPI而KPI，有时候连KPI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举个例子。在一个会议上，一位总监说仓库的绩效不达标，目标为98%，现在只达到96%，而且最近三月呈下降趋势。这总监搬出一堆堆的幻灯片来，说这是今天早晨仓库经理才发来的改进计划，这是最近几个月已经执行完的改进措施。喋喋不休地讲了5分钟后，老总开口了：98%的啥是目标？总监诺诺，张口结舌。

 

KPI走到极点，就成了美国一些上市公司的怪现状：成绩不是你取得了多少成绩，而是你取得的是否是你说过要取得的。低了是高估冒算，自然不行；高了也不行：你还想藏着掖着怎么着，难道就不知道华尔街的那帮精英们最不喜欢的就是惊奇，哪怕是惊喜，都被视作是欺上瞒下，罪不可赦？结果这些公司成天算计的不是如何开发最好的产品、交出最好的绩效成绩单，而是自圆其说，让自己的实际数字与预测完全匹配，这与那些孔雀精心维护自己的大尾巴有什么区别？这些公司大多难逃灭亡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