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

 □文/王 洋 邓 翔

   本文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外经验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的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进行分析，指出我国对外投资领域应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加工业，特别是家电业，我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应为东盟国家、非洲、拉美和中东欧等发展中国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进程、全球一体化趋势，以及一些后起国家的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目前正是我国大力推进对外投资的大好时机。现在，我们急迫需要知道的是，我国的对外投资应该在哪些领域里进行，哪些国家或地区才是我国最合适的对外投资对象。本文旨在借鉴国际投资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我国的“走出去”战略进行较为全面的思考。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国际上，影响广泛的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金德尔伯格和约翰逊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莱、卡森与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

   这些理论从不同的层面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发生问题，但着重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问题，因此，这些理论尚难对中国的对外投资的战略给予明确的指导。笔者认为，上述理论中，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和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对我国当前制定对外投资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小岛清认为，所谓“边际产业”有双重含义，在投资国它的地位处于产业比较优势的下层，而在东道国其地位是处于比较优势的上层。投资国通过“边际产业”的转移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同时，这些产业转移到国外后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它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与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区别在于，小岛清认为，对外投资不仅要考虑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同时还要带动出口需求而不是产生出口替代。所以，“边际产业”的合适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国际贸易，有效地提升双方的产业结构，促进双方的经济发展。而且由于这类产业上投资方和受资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落差并不大，易于东道国吸收消化，是最有效的技术转移方式。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根据直接投资量和GDP的高低将国家分为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这4类国家代表了经济发展的4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欠缺区位优势，所以几乎没有直接投资流出和流入；第二阶段区位优势增加，直接投资流入增加，但所有权优势增加有限，直接投资流出很少；第三阶段，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大大增强，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大大增加；第四阶段，投资的流出量超过流入量，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并能发现和利用他国的区位优势。

   对边际产业扩张论和投资发展阶段论的进一步分析

   事实上，我国的对外投资的战略制定需要综合以上理论中适合我国国情的成分。

   邓宁的对外投资阶段划分的依据是GDP，然而对外投资的决策是由企业作出的，由于企业所处产业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所以小岛清以产业发展状况作为划分依据更具有参考价值。根据产业的发展状况可以将产业发展分为4个阶段：产业的创新阶段、发展阶段、成熟阶段和边际阶段。当一个产业的成熟阶段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需要严格控制成本，采取价格手段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这个产业就到了该向国外转移的时候了。

   同时，不同的国家也可以根据其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分为4类：第一类，产业结构低下，只有少量的投资流入；第二类，有自己比较全面的产业结构，但较为落后，需要大量吸收外部投资流入，仅有少量投资流出，只有部分比较成熟的产业有升级的要求；第三类，产业结构比较完善阶段，投资的流出与流入并存，且投资的流出将大大增加，这已发生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第四类，产业结构成熟阶段，这发生在发达国家中，它们是主要的投资流出国。这4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并存的：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依次经历4个阶段，同时，这4类国家在现实中是同时存在的。产业阶段的区分是每个国家都具有的产业分类，这就形成一个产业的传递链。按照“边际产业发展论”，第四、三、二类国家的产业将分别在本国发展成熟，形成价格竞争的产业向比本国较低的国家传递。这种顺级传递可以加速投资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落差不大，有利于东道国的吸收和消化，所以从技术层面来说比跨级传递更为可行。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地位应该是第二阶段末或第三阶段初，对外投资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我国应为对外投资的阶段性发展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发展的区域差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GDP实际上已达到2000-5000美元，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情况已处于上述第三阶段，这些地区不仅有向内陆进行产业转移的必要，也存在对外投资的要求。

    实际上，我国的总体产业结构在过去20余年里发展迅速。钢产量、发电、化学纤维、电视机的产量都位居世界前列。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绝大多数产业出现了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第三次工业普查显示，在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60％，我国的轻工业（包括造纸、日化、陶瓷、家电、皮革、办公自动化）从1998年开始就已开始出现质量和效益不高、亏损面和亏损额大的局面。这种不景气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没有实质性的改观。控制投资、降低成本、价格战和裁员已在很多产业内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按照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我国不少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成长和壮大已逐渐成为“边际产业”。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启示

   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在3个方面给予我们启示。

   一、对外投资的时机选择

    按照阶段理论，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对外投资必将有大幅度的增长；从“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的视角来看，我国经过20余年的经济发展，某些发展成熟的产业或 其内部的某些生产环节都到了向外转移的阶段。因此，当前正是我国许多产业对外转移和扩张的好时机。同时，由于近年我国的消费不足很大程度是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跟不上消费的升级所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以“边际产业”的升级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以此促进我国的消费，保证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对这一问题都有普遍的共识。
  二、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

    从理论的角度看，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就是“边际产业”。对我国现阶段来说，我们的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应当有如下一些考虑：对外投资最重要的产业应该是曾经在国内有长期高速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在现阶段已经或者是即将陷入增长停滞期的产业。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应是以下几个产业：

    第一、加工组装型制造业。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机械类产品都有较大的规模。这些产业都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已达到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阶段，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平均利润。但是，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在国外市场很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也较大。所以，加工组装型制造业，尤其是家电产业应该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首选。

    第二、纺织与服装业。纺织服装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技术设备水平高，产品质量好，一直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目前，纺织服装业也面临生产能力过剩、竞争激烈、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纺织服装业对外投资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推进我国产业的继续发展，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产业重点。

    第三、资源开发业。我国人均自然资源的占有量较低，有些自然资源的国内绝对储量和产量都比较低，所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进一步深入，鼓励我国一批有实力的大型石油、矿产开发企业到境外进行资源开发类投资，也应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又一产业重点。在这一点上，日本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自然资源导向型企业的对外投资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第四、高科技产业。我国不少产业的技术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也拥有比较优势，比如我国的航天技术、卫星通讯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都是国际领先的。另外，为了加快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直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也有必要在前沿性科技领域开展“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所以，除了前面所述的对外投资产业重点外，高科技企业的对外投资也不能忽视。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期间，我国共批准境外设立研发中心22家，投资总额达5003万美元，主要有软件开发、光电技术开发、通信技术开发、家电产品研究开发。这些海外投资企业可以直接、快捷地掌握国际上最新的技术、质量、价格信息，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我国实践来看，以上述产业为投资重点的思路也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近几年，贸易类的对外投资增速逐渐降低，而生产加工类的投资增速迅速提高，资源开发增速保持较高的水平。生产加工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在3年之间迅速超过贸易和资源开发，成为对外投资最重要的项目；其投资额占总投资额的62.05%；2000-2001年间，新批境外生产企业146家（含境外加工贸易类企业），占所有新批境外中资企业总数的45.6%，其中，家电产业崭露头角，成为境外加工贸易的亮点，在新批120个境外加工贸易项目中，家电类就有13个，中方投资总额4022万美元，包括电视机、微波炉、电冰箱等项目。截至2001年9月，我国境外加工装配企业已达327家，中方投资额8.7亿美元，每年可带动出口17亿美元；同时，资源开发类投资3年间持续增长，到2002年底我国企业在境外参与油气资源开发项目11个，累计投资约30亿美元；矿产资源开发项目34个，投资金额约8.5亿美元；林业资源开发项目27个，投资总额约6.5亿美元。

   三、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分为两大类：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政局稳定性、资源禀赋状况、基础设施状况、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高低、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等；制度因素，大体上可分为4类：即国际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其中，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东道国参与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贸易壁垒以及对外资的态度；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东道国的金融外汇制度、经济自由度等；法律制度包括东道国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法律完善程度等；企业运行的便利性主要包括企业运行障碍、政府清廉程度、税收制度等。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在所有制度因素中最为重要。
最近，我国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对外投资应该针对发达国家进行，理由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0余个国家和地区。但从投资额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欠周全，而且一旦被企业界认可的话将会是很危险的！

   的确，到2002年初，我国海外投资在北美和港澳地区占大约50％。但这仅仅是个存量，据外经贸部的统计，我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型的行业特点十分突出，这些所谓贸易型企业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很高，所以，在这些市场进行投资占用资金大，而且竞争激烈。从效益上看，投资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资企业盈利能力低下。调查显示，目前海外的中资企业1/3发展较好，并获得盈利，1/3处于维持阶段，另外1/3则陷入亏损或处于停业状态。而亏损的企业多集中于发达国家，例如，国内一家旅游业集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创办"锦绣中华"园，不到2年就亏损1800万美元。南方一家集团在法国巴黎的"中国城"项目的失败，以及北方一家钢铁公司在美国收购钢铁公司项目失利都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确具有很强的非制度因素。但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美国和欧盟的对华政策仍具有较大的歧视性，藉产品标准、质量、知识产权等为由加大了对我国企业和产品的监督和检测力度。

   近2年，海尔国际化取得成效的光环吸引了不少企业家，特别是海尔在美国建厂更是让业界把海尔看成是民族英雄。而海尔作为一个企业本身此举的考虑仅仅是为了以后的发展做铺垫。如果我们的企业不顾自身实力，盲目效仿我国第一品牌，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海尔在美国市场的定位是市场空隙定位，以小冰箱、小洗衣机占领市场空白。所以，海尔在美国建厂并不意味着海尔已在美国大规模盈利了。而海尔在伊朗、约旦、突尼斯、尼日利亚等国设厂，都是以主流的产品成为当地的第一品牌。
   所以，尽管我们还将继续对美国、欧盟这样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但是将投资方向重点或者趋势定为发达国家是有欠考虑的。

   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在继续开拓美日欧市场的同时，将我国的“边际产业”转向发展中国家。事实上，2000-2001年间，我国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企业数量占海外投资企业的10.7％，中方投资额占10.27％；而其余近90％的企业和投资额都分布于东南亚、非洲、拉美和东欧等地区。我们可以分别考察这些地区的区位特点：

   第一、东盟十国。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理由如下：1、东盟十国与中国存在一定产业梯度，应成为中国转移“边际产业”的重要场所；2、东盟十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适合发展劳动密集型投资；3、它们的投资环境好，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中国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地缘上的邻近性及文化背景方面的类似性，构成了东盟国家的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减少投资的进入障碍。以越南为例，越南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大外资的优惠措施，包括大幅减免税收、降低土地使用费等。目前，我国很多产业，如摩托车、小型货车和家用电器在东南亚国家都非常受欢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研究报告积极评价了中国和东盟经济关系的发展现状，认为双边贸易投资关系仍有很大的扩展空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遵循“就近原则”和“地区渐进原则”。日本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渐进性对外投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独联体及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产业结构畸形，轻工业发展水平仍十分落后，但是消费市场容量巨大，且其基础设施条件良好、人才资源丰富。我国的轻工业产品在这里拥有绝对的竞争力，2001年我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就已达100多亿美元。近年来，其与我国的高层往来和外经贸部领导接触频繁，对加深相互间了解，其政局、社会治安以及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会逐渐减少。所以，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也是我国对外投资又一重要地区。
第三、非洲地区。我国与非洲诸国的关系一直很好，非洲大部分国家产业结构的层次较低，产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我国的很多产业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另外，我国的农业技术在非洲也具有比较优势且市场巨大，我国在非洲的农业中也有成功的直接投资经验。

   第四、拉美地区。拉美国家具有较大的市场容量。而近10年来，拉美经历了包括2001年全球经济不景气在内的3次经济衰退，所以有外资流入的迫切需求。我国与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古巴和乌拉圭等国家的高层互访保持强劲势头，经贸合作不断发展，也有利于我国企业对这些地区的直接投资。
    
   第五、西亚地区。西亚地区的国家对外界的商品依赖性很大，进入的限制更少；近年来，西亚国家正在积极实施经济多元化政策，鼓励国外企业进入，投资建设工业项目。我国企业也已开始尝试以设备、技术到西亚国家投资，举办加工装配项目。截至2001年底，我国在西亚地区累计设立投资企业104家，投资总额1.46亿美元。在阿联酋沙迦设立的“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中心”等也有利于我国的进入。但是，西亚13国地处当今世界的热点地区，政局不稳定是不利因素。所以，我国在西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挑战与机遇并存。“但长远来看，更符合双方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且双方目前合作的势头良好，如充分发掘各自的潜力，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我们可以发现，1997年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所占的比例远远小于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但从2000年开始，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就已超过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000年，我国在非洲、拉美、东南亚东盟和中东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共设立境外中资企业200家，协议投资总额6.29亿美元，中方投资4.78亿美元，分别占当年新批企业数量、协议投资总额和中方投资总额的62.5％、78.1％和76.8％，截止2001年这些比例已接近90％，大大超过同期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这也验证了我国的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应是我们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结论

   对产业的选择和对投资区位的选择，是我国对外投资成败的关键。实际上，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具有潜在优势，那么这些国家就是我国对外投资潜在的市场。基于这些考虑，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是，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中东欧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市场。
    
   企业应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实力特点进行产业和区位选择。政府也应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应提供政策性指导，这有助于减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盲目性，更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