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鄂温克族、蒙古国查坛使鹿猎民为例
蒙古国的“查坛”群落与中国鄂温克族驯鹿猎民这两个以驯鹿业为生的群体,其规模、驯鹿数量和面临的生存境遇、发展问题非常相似,属于中蒙两国唯一从事驯鹿业的“人口较少民族”。中国的使鹿鄂温克猎民点和蒙古国查坛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大致相当,地表森林、植被、野生动物的种类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除上述相似性之外,蒙古国也曾经历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完全私有化时代。而中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进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两国社会及制度的变迁对考察“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前,鄂温克驯鹿猎民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新中国成立后,鄂温克驯鹿猎民进入了全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并开始进行制度改造和在新制度条件下的发展。在国家基本制度层面,新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鄂温克民族第一次获得了与国内其他各民族平等的机会。通过数次行政区划改造,鄂温克猎民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政权机构。1957年,奇乾建立了鄂温克乡。与此同时,在猎民中还出现了共产党组织、党员、乡长、副乡长、军人、教师以及其他革命干部。
定居敖鲁古雅后的鄂温克民族,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下,逐步建立起日益完备的基础设施。此后,政府对各个营地进行了反复性投入,如帐篷、生活用具、枪支弹药、发电机甚至带有卫星天线的生活篷车等。这些措施从根本上改善了鄂温克猎民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他们更快地融入祖国大家庭、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收入、延长人均寿命、接受现代教育等提供了保障。1969年,政府建立了鄂温克学校。上世纪80年代,包括初中、小学的全日制学校建立起来,鄂温克族学生入学率逐步达到100%。
在蒙古国,西北森林中的驯鹿查坛人,直到苏联成立和蒙古革命之前,一直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1956年,他们自愿成为蒙古国的属民。此后,由于蒙古国政府的重视,查坛人得到政府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政策支持,在聚居点查干诺尔陆续建起了食堂、热水供应站、理发店、电站、网房、医院、小学、电话局、幼儿园、气象站等,以查坛人为主的企业内建立了党政群团组织。1985年,查干诺尔苏木成立,成为蒙古国“查坛”的聚居地,标志着蒙古国的查坛人走向定居生活。查坛人的生活被纳入到社会主义体制中。现代学校教育将查坛人培养成国家工作人员、大学教师、医生和工程师。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鄂温克猎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开始提速。由于政府投入巨资,不断努力改善鄂温克猎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鄂温克猎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全国的农村地区。2002年,国家投入1300多万元,在根河市西侧四公里处兴建了全新的民族乡。猎民子女不但享受免费教育,每年还有一定的助学金,他们的医疗基本免费,部分猎民还享受当地低保政策及生产生活的补贴。
而在蒙古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震荡使查坛人被边缘化,失去了政府依靠,经济一蹶不振。蒙古国查干诺尔苏木的渔场倒闭、狩猎队解散,集体所有的驯鹿化整为零,重新私有化。加之驯鹿种群的“近亲”繁衍和周边环境的变化等原因,驯鹿的生命力变得愈发脆弱,在天灾人祸之下,数量不断下降。查坛人的日常生活非常贫穷和窘迫。有统计表明,一个查坛5口之家,全年的生活费用需要80万图格里克(相当于人民币5480元),而很多家庭的全年收入只有20万图格里克。另外,教育、医疗体系也随着原有的政党、群团组织解散而解体,包括原来做干部、工人等领取薪酬的查坛人几乎全部回归大森林,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近几年,伴随着蒙古国财政状况的好转,蒙古国政府也开始关注几乎被遗忘的查坛部落,但是力度有限,所作努力杯水车薪。目前,查坛人的生活更多仰仗国际组织、慈善机构和个人的援助。
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理论对国家制度设计和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无论是我国的驯鹿猎民还是蒙古国的查坛人,作为从事特殊经济类型的民族“碎片”,离开更大的民族“母体”,在封闭的环境下很难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生存,更不能进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序列中,甚至难以履行政府赋予的“自治”权力。另外,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自治”权力的保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需要民族本身具有一定的聚居规模、人口数量、语言文化的传承能力、民族自身的认同、内生的发展动力等。否则,一贯借助于“外力”是不能真正得到发展的。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