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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简书” 我国古籍承载着五千年的文明，凝定了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的璀灿成果。今天，它仍然无处不在地滋养着我们，永远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而今，人们把出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古代图书，通称为“古籍”或“传统古籍版本”，以区别于1911年以后复制、印刷的 “新版古籍”。“传统古籍版本” 既有可读的内容，又有适读的样式，既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又兼有历史文物价值。作为文物，它的材质美、文字美、版式美、装帧美，历来享誉世界。 （一）传统版本的材质美 说到传统版本材质美，就是说它的“文字载体”美。世界上有过各种各样的文字载体：古巴比仑人用泥版，古埃及人用纸草，古印度人用贝叶，古希腊人用羊羔皮，古俄罗斯人用桦树皮…… 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利用天然材料，从来没有制作过文字的专用载体。古代中国人也曾利用过天然材料，比如龟甲、牛胛骨之类，还利用过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创造出了“甲骨卜辞”和“金石文本”；到了两、三千年之前，先民们开始用质地轻柔的缣帛来写字，这很美，但是太贵了；就剖开竹子，削成轻巧细长的竹片来写书。这竹片非常廉宜，叫做竹简。竹简（或木简）作为专用文字载体，是中国、也是世界书籍制度史上的一项重要首创。我国周秦汉魏二千年间，使用的就是这种“简书”。[图：泥板、纸草、贝叶经 ] 然而，简书虽然便宜但是笨重，帛书虽然轻巧但是昂贵，都不适合于大众传播。二千年前，中国人造出了纸。纸的原材料遍地都是，制作出来又轻巧又便宜，兼有金石的耐久性而可以专用，兼有简牍的廉宜性而不笨重，兼有缣帛的轻柔性、延展性而不昂贵，比古往今来的其他文字载体都更便于书写，于是成为魏晋隋唐时写本的首选材料。同时，中国人又在不断地革新文字的录入手段和录入工具，创制了毛笔与黑墨。三千年前，汉字的录入是用聿刀契刻的，两千五百年前改成了聿笔漆书，以后又演进为毛笔墨书。而烟墨、油墨也同步问世了。毛笔、黑墨与纸张相配套，是中国先民的智慧结晶。它保证了古籍的文字载体美。 （二）传统古籍版本的字体美 传统古籍版本的字体美，是因为汉字既有图样化的形象性，又有信息符号的抽象性，还能以字形寓字音，它的字形结构、运笔方式又在不断地调整与简化中，使其越来越便于书写，越来越符合审美需要。甲骨文变成了篆字，再变成隶书、草书、楷书，使汉书的结体美达到了高峰；书法家们手下，汉字更具有个性风格之美；有了活字排版后，字形又实现了工艺美，叫人喜爱它。说到“版式美”，那是通过版心、版栏、行款、用字等一套工序的巧妙设计实现的。古人力求纸张、墨色、图文的最佳配置，使版面清新简洁，让人喜欢；在书型装帧美上，也要求实用而美观，来向社会提供优质版本。纸书，从晋人的“卷轴装”、唐人的“经折装”，到宋人的“蝴蝶式册页装”，元人的“包背式册页装”，直至明清的 “册页线装”，古代书型也在不断地优化、美化。而今世界通行的书籍平装式样，正是中国包背式册页装的改进型。当中国人完善了这一切设计、甚至编出了《永乐大典》这样的巨帙时，西方的书籍出版，还处于“摇篮本时期”呢！这时中国的出书量与藏书量，已远超过世界其他各国的收藏总量。 （三）简帛之书的出现 《论语》中有“子张书诸绅”的话，绅是丝织品，在丝质品上录文记事，看来已成为当时的日常活动了。另外，元魏时的《齐民要术》中说：春秋末年，越国大夫范蠡“以丹书帛，置于枕中，以为国宝”。加之考古发现先秦人手抄的《帛书老子》，这又证明那时节确有帛书的流布。神仙家把“帛书”尊为“天降圣书”，不无缘故。 简的出现，为书面作品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这才有了专供“传授知识”的 “书”的生产；这才为诸子著作的涌现准备了前提；也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条件；中国南北朝以前的书，基本上都是“简书”；其文化学意义怎么估计也不算高。 （四）简帛书的编卷体制 竹简木牍，是一片一片的，称为“策”，须经 “编排装订”才能成书。人们把竹木简编排起来，先串接成札、成册，再装裹成编、成卷，于是我国书籍制度史上便出现了策、册、卷、编之类的概念。这时简牍的编、卷、册的划分是任意的，并不顾及文章内容的起止，也不论文章是否完整，只以竹木简策的展卷方便为标准。（西汉《急就篇》的分章分券就是明证，章句之学是东汉才发展完善起来的）。竹简编排时，采用自右至左的次第，简片上的字是从上往下写的，一简有二、三十个字不等，数十或数百枚竹简编成一编或一卷，这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右起直行式的“文编”了。简的长矩也是有规制的。当时，私人书简、随笔用一尺长（周尺，约当市尺0.6尺）之简；故有“尺牍”之称：正式文件、文献多为2尺、2.4尺者，因而有“长短书”之称；而国家大法则用“三尺”长者，故有“三尺法”之说。竹简编联时，不同文章之间用空白简间隔开，卷头卷尾也加上空白简，起保护内文的作用。 帛是以丝织成的，微黄的细绢称为缣，白色的生绢称为素。先秦帛书有折叠收藏的，也有卷着收藏的，因此帛书就以“卷”来计量了。一卷有的长丈余，短的二、三尺。其幅宽在1至3尺（合市尺8寸到24寸）之间，文字录入就用“右起直行”式，形成一幅有十到数十行以至上百行的卷面，一行20--40个字。卷着的帛书中心安一个轴，就叫“卷轴装”：轴用竹木棍制成，也有用玉石象牙作轴的，把帛书的卷尾粘在轴上，从左至右卷起。卷首装上“缥”，附有丝带和签儿，以便收札，保护内文。帛书的体制直接影响了后世纸书的版面布局与装帧形态，这是后话了。 （五）秦的文字整合 早在西周时期，王朝政府就把统一文字、推广“雅言”（当时的官话、普通话）作为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称作“书同文”。但这一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中断了。各国的语言文字都各自在发展，扩大了原有的地区差异，以至秦、楚、鲁、齐、赵各国连“四五六七八九十”几个数字的形体结构也大相差异，更不要说别的文字了。对此，汉代文字学家许慎曾指出：战国之际，“诸侯力征，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见《说文解字 ·序》) 秦始皇一心要实现并巩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统一、经济统一、法律统一、文化统一，他把语言文字的整合，视为帝国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于是简化大篆的结构，整合汉字的构件，简省文字的笔划，从而创制了“小篆”，不久又改圆转笔形为平直笔形，成为“秦隶”，这就便于书写又便于辨认了。《秦律》规定：用字要用“八体”。八体：含虫书、大篆、小篆、隶书四种基本体式，而以小篆、秦隶为通用字体；另有刻符、殳书（兵书）、摹印、署书等四种变形的专用书体。《秦律·行书律》中说：凡制作绝密公文，下达军事命令，刻制官府符印，以及官员签名之类，必须用相应的特殊字体，以便保密和确认；而社会用字则通用小篆或秦隶。与甲骨、金文(籀文)相比，秦隶的字形严整，部位确定，笔触简化，书写便捷；字的构件也大大简约了。李斯写的字，方方整整，笔画清晰，长和宽的比正好成“黄金分割”，特别美观，这可以用《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为证。这样的文字，用于制作公文籍帐，抄写先秦之书，比起甲骨文或大篆来，不知要便捷多少倍。于是书就出多了；书多了，也就为公私收藏提供了基础。可以认为，秦国人为书面录入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书籍的大批量生产提供了可能。近几十年来秦简的大批出土，特别是《青川竹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就证明着秦人确实做过这样的努力。可是过去的历史书上，对秦始皇的这类文化贡献往往视而不见，不肯给予应有的评价。 （六）汉代的“书同文” 秦始皇开始的文字整合工程，汉兴之后继续推进。许慎说：“汉兴，有草书、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核之。”[《说文解字·序》]这是说，汉政府一开始就规定：要识得九千个篆字（按：这里指小篆）才能当上政府小吏，做做基础性的文字工作；要能读写“八体”，才有当官的资格。官吏不仅不能写错字，即使用错了的字体，也要被举核，受惩罚，这可够严厉的。这样运用行政手段，把规范语音和规范字形跟读书人的前程挂上钩，自会收到相当的成效。此后，汉政府又进一步整合汉字，理顺字形，发展出更便于用毛笔书写而又美观的“汉隶”来。据记载，汉武帝时曾命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汉元帝时命史游撰《急就篇》，汉成帝时又有人作了《元尚篇》，王莽时扬雄作了《方言》，东汉时许慎又有《说文解字》的出版…… 这一切，都是汉人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的明证。总之，秦汉时的文字整合工程，是有极其深远的文化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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