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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一生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入蜀以前、成都至云安、夔州以后。其中成都草堂诗在杜甫一生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不仅是诗人经历多年动荡生活后短暂的休整期，更是诗人诗歌创作题材转型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呈现出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意象和风格。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浅谈杜甫草堂诗的美学升华。 【关键词】成都；草堂诗；含蓄美；闲适；美学升华 从青年时代的放荡山水到入长安后的苦苦求索，从“三吏、三别”的沉郁悲愤到弃官后凄惨的蜀道悲歌，乾元三年暮春（公元760），成都浣花溪畔，诗人杜甫看着新落成的草堂和四周生机勃勃的桃树、绵竹，不禁写下了《堂成》。“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虽是寥寥数语,诗人的喜悦之情却溢于言表。从此，经历了多年战乱和逃亡的诗人开始了他一生中较为安定的四年草堂生活。诗人在这四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两百七十一首诗，呈现了一种与青年时期的裘马轻狂、求仕多年的苦闷悲愤不同的创作风格。在这一时期中，杜甫的创作题材和意象选择虽然更多的趋向于平凡事物，但是诗人却在平凡中见功力，无论是普通的叙事诗，亦或是欲言又止的咏史诗，诗人都在其中蕴含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以达到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本文仅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浅谈杜甫草堂诗之美。 一、意境美 意境是中国古代诗歌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中国古代的诗、词、文等艺术创作都讲究意境的创造。“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是创造意境的大家。虽然杜甫生在有着“奉儒守官”传统的家庭，但是多年的求仕无门、政治昏庸、国家动荡已让诗人心力交瘁。况且诗人本身是厌恶官场的机巧和黑暗而真心喜爱自然的，所以此诗的诗人犹如挣脱樊笼复返自然的鸟儿一般，从生理到心理都从长久的压抑和疲惫中解脱出来，其时所创作的大量的草堂诗也表现出了与以往诗歌完全不同的风格：不是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放荡豪迈，也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忧愁愤慨，更不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的沉郁悲凉，其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一种萧淡婉丽、细入无间的艺术风格。正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这首诗是诗人对浣花溪边春景的成功描写。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景物诗，但是诗人却通过寥寥数字将一副色彩鲜艳、生机勃勃的早春图展现出来。看似是漫不经心率性的落笔，但“黄”、“翠”、“白”、“青”四种颜色的搭配运用，由近及远、错落有致的景色描写，无一不透露着诗人的匠心独运。尤其是“鸣”和“上”两字，更是画龙点睛之笔。正是因为这静中取动，使得眼前所见之景褪去了寒冬的寂寥清冷，春日欣欣向荣的风韵卓然而出。远近相接，动静交错，意境优美平和。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没有诗人的直抒胸臆，于平凡中蕴意境之美，这是杜甫草堂诗的重要特点之一。 二、含蓄美 《孟子·尽心章下》云：“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含蓄”的观念产生的很早。经过诗歌自身不断的发展，到唐代，诗歌含蓄之美的艺术创造已相当成熟。杜甫是唐诗的集大成者，其诗歌的含蓄之美自然更胜一筹。言有尽而意无穷，借平凡意象入手以将其达到艺术创造上的美学升华是杜甫草堂诗的一大特点，同时这也是杜甫自身诗歌创作的一个新突破。抛去明显意有所指的《杜鹃行》、《桃竹杖引赠章留后》等诗不谈，此时期所作的《江头五咏》也是颇具含蓄之美的典型代表。仅看第三首《栀子》：“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红取风霜实，青看雨露柯。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莫砺锋先生在《杜甫评传》中谈及《江头五咏》是这样评价道：“……描绘颇为生动传神，而且注家普遍认为有所寄托。”王嗣奭认为此诗寄托了普遍的人生哲理：“用其长不择其短，无求备于一人”，诗人从较为罕见的不起眼的“栀子”入手，描写了栀子的用途、喜傍江水生长的特性以及果实经霜变红、枝叶遇雨露而显青翠的生长情况等，似无意却有情，歌咏中抒写自己深沉的寄托。即使“于身色有用，与道气相和”，栀子仍旧静静的高贵的生长在那里，映着清澈的江水，不悲不喜，默然寂静。这其中凸显的是怎样一种含蓄的美感，栀子这一平凡的意象在诗人笔下达到了美学的升华。 三、人格美 诗风是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有机结合体。不论是诗歌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都与诗人的生活阅历以及思想性格息息相关。杜甫在唐代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是集大成者，但是他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人民的同情才更让他的诗歌带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绪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即使他在成都草堂居住的闲适的四年，他依旧把自己同国家和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在杜甫的草堂诗中有大量的体现。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的《春夜喜雨》就表现出了与民同乐的感情。“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万物萌芽生长的时节，在农民需要播种的时节，这场春雨似有灵知地下了起来。萧涤非先生评价此诗道：“全诗不露‘喜’字，但却充满喜意。黄生云：‘三四是诗人胸襟，七八是诗人兴趣。’”将杜甫的草堂诗同与之类似的王维、孟浩然的山水诗相比，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应该是在于一个“情”字。王、孟的山水诗虽然写的很美，但更多的是站在远处欣赏，是一种看风景之感，给人带来的是如诗如画的视觉享受。诗文所引发出的读者的感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由这种视觉享受所带来的内心触动。而杜甫的草堂诗则更具有一种“生活”的力量。草堂是诗人朝夕生活的地方，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邻里家常都被赋予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诗人与人民同乐同喜、同伤同悲，诗中处处透露的是真切的对国家以及人民的大爱。杜诗的这种诗风反映出的是诗人崇高的人格美。只有心有苍生社稷的人，才可以写下如此如歌如泣的诗篇；也只有具有这样人格美的诗人，才可以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诗如其人，与其说我们为杜甫的艺术成就感到惊叹，不如说我们是被他的人格美所折服，而这也是杜甫草堂诗所达到的最高的美学升华。 纵观诗人的一生，如以季节相比，其时在草堂居住的四年，就如同是他生命中的春日一般。青年时的杜甫，放荡山水，纵情高歌，生如夏花之绚烂；中年时经历了多年的求仕无门，眼见政治黑暗动荡、民不聊生，心系国家的诗人内心一如深秋之萧索，寒入心脾。草堂生活虽然平淡清苦，但诗人的内心终于可以得到短暂的休息与安定。此时的诗人有雅兴去体会日常生活的琐碎的美，去体味生命的真实与闲适，其时草堂诗所描写的点点滴滴都带着安宁的气息。但是诗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决定了其最终不会选择归隐。即使他几经沉浮遍体鳞伤，他仍旧不会放弃他伟大的政治抱负。这份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也体现在草堂诗中。杜甫的草堂诗于景中读情，由景如情，由情衬景，二者的交融构成了杜甫草堂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其一生的创造中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这种清新的诗风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以及思想基础息息相关的，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必然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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