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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宋金代历史记录概述 宋朝历史记录之繁富，大大超迈前代，如果都能传世，估计也胜过明清。加之当时雕版印刷之普及，也便于史籍的流传和保存。但其佚亡之数额，也极其可观，传世者可谓十不存一。 宋朝徐度说，“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所谓“左、右史”，是指起居郎和起居舍人。上述四种是指宋朝史官修史时所依据的原始记录，其中除第四种系私人著录外，其他三种都是官方记录。日历是每代皇帝在位时的编年史。每代皇帝死後，则依据上述记录，修成纪传体的国史和编年体的实录。事实上，宋朝如时政记、起居注、日历之类，间或失修；另一方面，作为成品的官修史籍，尚有会要、宝训、玉牒、各种法令汇编等。 北宋末，宋廷的藏书遭受一次劫难，“馆阁之储，荡然靡遗”。一部份图书被金军抢到北方，而金军北撤时，“营中遗物甚众，秘阁图书狼籍泥土中”。南宋时，经陆续搜访修纂，官修史书又比北宋更加丰富。到南宋亡国时，元朝董文炳“得宋史及诸记注五千馀册，归之国史院”。这五千多册看来决不是南宋官修史书的全部，元末修《宋史》，从《宋史?艺文志》的书目看来，已佚亡甚多。明初修《永乐大典》，被辑录者主要只剩宋朝会要的残卷。以下分日历、实录、国史、会要四类，略作介绍。一、日历：宋时日历为编年史，今日之日历，古时称为“历日”。 然而到南宋初，北宋的日历已大多佚亡。如“哲宗朝事迹载在时政记、日历者，皆为蔡京取旨，焚毁灭迹”，有後来当岳飞幕僚的黄纵“缴进其父籍没京家所藏之馀，又皆残阙不全”。[9]宋徽宗和钦宗“并无日历”传世。[10]到宋高宗退位时，已修日历一千四百二十多卷，接近于《高宗日历》的全数。[11]《宋史》卷２０３《艺文志》说《高宗日历》为一千卷，乃是此後对原《高宗日历》进行重修和删改後的总卷数，成于宋孝宗淳熙时。[12]《文献通考》卷194引《中兴艺文志》，即《中兴国史?艺文志》说：“《高宗日历》，初年者多为秦桧改弃，专政以後，纪录尤不足信。”《孝宗日历》最初说“写成副本，约为二千卷”，“每卷约五千字”，则共计一千万字，但後来又说“进册三本”，“每本约计一千五百馀万字”。[13]其卷帙的庞大，肯定在明、清任何一代皇帝的实录之上。他在位二十八年，而清高宗在位六十年，《清高宗实录》为一千五百卷，即使就两代的日历和实录的字数而论，亦可相颉颃。宋光宗在位五年，其《日历》为三百卷。[14]宋宁宗在位三十一年，其《宁宗日历》估计亦为二千卷。[15]据《宋史》卷２０３《艺文志》，有“《理宗日历》二百九十二册，又《日历》一百八十册，《度宗时政记》七十八册，《德祐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立国为一百五十年，而其日历的卷帙和字数肯定胜过近三百年记事的明、清实录。 二、实录：据《宋史》卷２０３《艺文志》和《文献通考》卷194，宋代修《太祖实录》五十卷，《太宗实录》八十卷，《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仁宗实录》二百卷，《英宗实录》三十卷，《神宗实录》朱墨本二（三？）百卷，南宋重修《神宗实录》二百卷，《哲宗前录》一百卷，《哲宗後录》九十四卷，南宋重修《哲宗实录》一百五十卷，《徽宗实录》二百卷，[16]《钦宗实录》四十卷，《高宗实录》五百卷，《孝宗实录》五百卷，《光宗实录》一百卷，《宁宗实录》四百九十九册，《理宗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朝实录今仅存《太宗实录》残本二十卷。宋人称“日历视实录格目尤详”，[17]在某种意义上，实录可说是日历的简编。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唐宋时代，官修日历和实录作为编年史，都在记载某个名臣死时附设传记。[18]如在《琬琰集删存》卷３，就保存了北宋实录中二十七个名臣的附传。 三、国史：据《宋史》卷２０３《艺文志》和《文献通考》卷１９２，并参据王云海和蔡崇榜先生的考订，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国史》为一百五十卷，宋仁宗、英宗《两朝国史》为一百二十卷，《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哲宗正史》二百十卷，南宋修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宋史?艺文志》则说《三朝国史》为一百五十五卷，《文献通考》又说《四朝国史》为二百五十卷，似不确。北宋的五种纪传体国史共达九百五十卷，其中宋神宗、哲宗两朝当然有重复。另外还有南宋的《中兴四朝国史》，成书于宋理宗时，[19]卷数不明。 北宋的五种纪传体国史“书多重复”，南宋王铚曾打算“以七朝国史自帝纪、志、传外，益以宰执、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而“不克成”。[20]北宋国史一般无表，但《哲宗正史》有表。[21] 四、会要：主要据已故王云海先生研究，宋朝会要前後总计十一种，计《庆历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元丰增修五朝会要》三百卷，《政和重修国朝会要》一百十一卷，《乾道续四朝会要》三百卷，《乾道中兴会要》二百卷，《淳熙会要》三百六十八卷，《嘉泰孝宗会要》二百卷，《庆元光宗会要》一百卷，《宁宗会要》一百五十卷，《嘉定国朝会要》五百八十八卷，《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22]据蔡崇榜先生考订，宋理宗淳祐至景定时，曾五次上进会要，其中应有《理宗会要》。[23] 如前所述，宋朝官修史书决不止以上四种，而私人的记述更是不可胜数。要了解宋朝史料的原始情况，可参考《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玉海?艺文》，王尧臣等的《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等。 辽朝也编修日历、[24]起居注、[25]实录等史书。到後期辽道宗时，汉人改契丹姓的耶律俨修《皇朝实录》七十卷。[26]《辽史》卷24《道宗纪》载，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应即是此书。金熙宗“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27]当是指辽人自撰的本朝史。金朝曾两次编撰辽史，一次由耶律固和萧永祺前後纂修，“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28]另一次由移剌履、党怀英、陈大任等纂修。[29]总的说来，辽朝的文字记录相当简略，又经历辽、金两代的政治变迁，故传世都尤为稀缺。 金朝也有起居注、[30]实录、法令汇编、圣训、[31]玉牒[32]等官修史籍。其修史制度较辽朝完备，文字记录也详于辽朝。金朝撰有《先朝实录》、[33]《太祖实录》、[34]《太宗实录》、[35]《熙宗实录》、[36]《海陵实录》、[37]《睿宗实录》、[38]《世宗实录》、[39]《显宗实录》、《章宗实录》、《宣宗实录》[40]等。其中金睿宗为金世宗之父，金显宗为金章宗之父，两人其实未居帝位。《显宗实录》按《金史》卷19《世纪补》分析，亦应编修成书。另缺金卫绍王和亡国的金哀宗两代未修实录。金朝亡後，史料散佚，“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41]但因耳目相接，故元朝史官掌握的金朝史料，仍较辽朝史料为多。[42] 此外，西夏仁宗时，也曾“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43]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西夏文的《天盛律令》是一部法律文书。至于回鹘、于阗、喀喇汗、西辽、大理、吐蕃等官修史书情况，因史料所限，难于探究。 明成祖时，编纂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时距宋亡已百馀年，虽经历许多变故，仍搜集到极其丰富的宋代典籍。今存《永乐大典》残本不足原书4%，然而据此书残本分析，明初所见唐以前的史料，已与今人大致相同。由于明朝立国仅四十年，故《永乐大典》中搜集本朝的典籍也不可能太多，其中比例最大、价值最高者，首推宋人记载，其次是元人记载。 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便从《永乐大典》中编录了大量宋人典籍。编录者在《四库全书总目》卷137《子部?类书类存目一》中，承认“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传者，转赖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复见于世”，又称“菁华已录，糟粕可捐”，“可置不复道”。 其实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不仅恣篡改和删削古籍原文，而遗落之宋代典籍，也十分可观。除了往後还要介绍的《宋会要》之外，今存《永乐大典》残本，还保存了诸如毕仲衍的《中书备对》，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曾布的《曾公遗录》，宋理宗时的《吏部条法》等重要史料。此类典籍当然决非是“可置不复道”，可见《四库全书》损弃《永乐大典》中宋人典籍之一斑。 《永乐大典》在近代八国联军侵华时蒙受的劫难，实为古老中华文化极可痛心的损失。就断代史研究而论，又以宋史的史料损失最为惨重。如若真能发现《永乐大典》的原本，决然是宋史研究的最大福音。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二、基本史料 今存辽宋金断代史的基本史料，一般认为，应有《宋史》、《辽史》、《金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文献通考》八种。当然，有的学者也可多加几种，但以上八种，应是无可争议者。介绍辽宋金一代的史料，主要似应着眼于各种载籍的源流，史料价值的高低，以及如何较好地发掘和利用等问题，这与辽宋金史学史的论述，应有所区别，而不宜完全混同。 一、《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和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大的纪传体史书。今存版本主要有百衲本和校点本。百衲本依据元朝至正本影印，缺卷则以明朝成化刊本配补。近年出版了中华书局校点本，很多学者利用今存宋史史料，对《宋史》作了大量校勘、分段和标点工作，很便于人们使用。但因工作难度极大而繁，难免有不少失误，也有个别错字，虽有较高使用价值，仍不能完全取代百衲本。 《宋史》编修于元朝季年，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下令修辽、宋、金三史，到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历时两年半，即编撰成书。《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其他总裁与史官合计三十人，其中大多数是汉族文人。 仓卒成书的元修《宋史》，对宋朝大量官方记录，并未下认真的搜录、整理和考订功夫，而是采用偷懒的办法，径自将宋朝历代纪传体国史拼凑而成。但自宋理宗以後五十年没有国史，才搜采了其他记录。故《宋史》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宋朝历代国史的优点和缺点，并因元人的删改，又增加了新的缺点。 在今存的宋史基本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和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记述仅见于《宋史》。近几十年来，由于不少史料被陆续发现，并使用中得到重视，不免使《宋史》的史料价值有所降低。但是，若因此而不重视对《宋史》的阅读和使用，仍是不妥当的。《宋史》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当然是地理、河渠、选举、职官、食货、兵、刑法、艺文诸志，其篇幅之大，记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其次是传，例如《宋史》卷456《孝义传》，就可能被人忽略。其中《侯可传》记载，陕西路耀州华原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这是研究宋代土地买卖的很好史料。《宋史》本纪除南宋中、後期《孝宗纪》至《瀛国公纪》，也易于被人忽略。其实，即使在《孝宗纪》以前各纪中，也不乏有重要记载。如《高宗纪》载绍兴七年，岳飞辞职，张浚上奏：“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即为今存两部最详细的编年史《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遗落。 《宋史》的最大优点，似可说是一个“详”字，这是在二十四史中相比较而言的。然而《宋史》主要是将宋朝原来的纪传体国史删繁就简而成，与宋朝自编的纪传体国史相比，《宋史》仍然是失之于略。《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引用了宋《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等文字，说明宋朝历代国史的《艺文志》并非单纯开列书目，对某些书目分类，以至某些书籍的内容，另有说明文字。如《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对《四朝国史》、《高宗日历》、郑樵《通志》等书有专门介绍。《三朝（国史）艺文志》和《两朝（国史）艺文志》对子部的农、天文、历算、神仙等分类也有所说明。但《宋史?艺文志》却将此类文字删削无馀，仅存书目。《宋史》卷461《方技传》也承认，“宋旧史有《老释》、《符瑞》二志”，“今省二志”。《老释志》和《符瑞志》虽属迷信，对研究宋代宗教等却仍有其重要性。 从今存《宋会要辑稿》看来，被《宋史》删除的宋历代国史志文字，也相当可观。如前所述，北宋的五种纪传体国史共达九百五十卷，其中宋神宗、哲宗两朝当然有重复，即使撇开《神宗正史》和《哲宗正史》不算，也达六百二十卷。考虑到《宋史》尚有南宋部份的纪、志、传，另加元人增修的《宰辅年表》和《宗室世系表》，则宋历代国史被元人删除之多，亦可想而知。 《宋史》芜杂粗糙，其纪、表、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错讹和疏略极多，已至使现代治史者防不胜防、辨不胜辨的地步。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宋朝历代国史沿讹袭谬的结果，但有一部份错讹，又是元人修史时所添加者。 今以《宋史?职官志》为例。宋代官制以元丰改制为界，大致上有一个划时代的变更。《宋史?职官志》的基本缺点，则是详于元丰改制後，而略于元丰改制前。然而参照《宋会要》等保存的佚文，可知《三朝国史?职官志》、《两朝国史?职官志》等，对元丰改制前的情况，大致是交待清楚的。元朝史官并无融会贯通之才，只是参照《文献通考?职官考》，以元丰改制後的三省、六部等为模式，除了三司的财政机构记载较详之外，对改制前的诸如审官院、流内铨、三班院、审刑院、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提点仓场所等，或仅存简单叙述，或无片言只字交待。《宋史?职官志》的叙述，或有首无尾，或无首有尾，或无首无尾，根本没有提供宋代官制的全貌。尽管《宋史?职官志》不失为研究宋朝官制的基本史料，然而仅精读此志，也决不可能弄懂宋朝官制。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如前所述，元朝史官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记录，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即使是在南宋亡国前五十年间，如日历、时政记等较原始的记录，也决不单薄，这本是元朝史官编修《宋史》南宋部份的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元朝史官却撇开上述丰富记录，大致上只是依赖《中兴四朝国史》，正如元人早已指出，“宋《中兴四朝史》诸传尤少”，[1]“其阙漏不可计”。[2][/url]至于《宋史》理宗以後的纪、志、传，亦是仓卒草就。故《宋史》的南宋部份反而略于北宋部份，特别对今人研究南宋中、後期历史，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据今存的一些宋朝实录和国史的传记看来，宋朝官史中对辽、西夏、金等往往使用“虏”、“夷狄”之类侮辱性的名词。元朝史官修《宋史》，从大一统的观点出发，一般都作了修改，这是无可非议的，与清人恣意篡改古籍，不可同日而语。 但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以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以《宋史》卷412《杜杲传》参对《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1杜杲神道碑，可知元朝史官完全删除了蒙古军在安丰军和庐州战败的记事。又如宋名将王坚固守合州，蒙哥汗死于此战，而元人修《宋史》，不立《王坚传》。此类问题亦非《宋史》所独有，《辽史》和《金史》也存在此种篡改。这是研究宋元关系史尤须注意者。 此外，《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又尊崇道学，故将如吕惠卿、章惇等变法派，都列入《奸臣传》，而唯独史弥远例外。此类史笔的褒贬，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二、《辽史》：一百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为纪传体史书。今存刊本主要有百衲本和校点本。百衲本系几种元末和明初翻刻本拼凑而成，仍有不少脱误。近年来出版的中华书局校点本，由冯家昇和陈述先生先後负责校点，他们较充分地利用前人研究成果，并依据唐、五代、宋、金、高丽等各方面记载加以核对，标点、分段和校勘质量颇高，其校勘记已兼有注释性质，对有关史实作了不少考辨，很便于使用。但标点本仍不能取代百衲本。 《辽史》成于元朝季年，从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四月至翌年三月，编修时间其实不足一年。《辽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纂修官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和陈绎曾四人分写。 元人修《辽史》，上距辽亡已二百馀年，辽朝的文字记录本来并不多，而传世者则更少。元朝史官所依据者，主要就是前述辽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的辽史。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包括纪、志、传等，并非是单纯的编年史。 元朝史臣在《进辽史表》中称：“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辞乏精详，《五代史》系之终篇，宋旧史埒诸载记。予夺各徇其主，传闻况失其真。”他们对所能见到的一些较原始的记载都不满意，然而仓促成书的《辽史》，也颇受後世的讥议。 在元人所修的辽、宋、金三史中，《辽史》的记载过于单薄，可算是二十四史中质量最差的一部。这固然囿于文献的不足，但元朝史官未能广泛网罗旧闻遗录，也是重要原因。 《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其两卷的字数约仅相当于《宋史》的一卷。列传记述简单，本纪也不丰富，各纪、志、传之间互相抵牾，屡见不鲜。特别是《辽史》诸志，错讹最多。 辽朝契丹语的汉泽显然没有统一规范，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元朝史官在不明辽制的情况下，将各种汉语的岐译混杂，以为就是不同的机构之类。《辽史》所载的各种军事机构交叉重叠，其实大都应是汉语的岐译。这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此外，另有一些复文，如耶律俨的《皇朝实录》作刘晟，而金陈大任的辽史为避金太祖御讳，改用字行，作刘慎行，《辽史》中却以为是两人。又如耶律章奴和耶律张家奴亦是一人。“契丹南枢密院”和“汉人枢密院”亦为同一机构。[3] 尽管如此，《辽史》仍然是研究辽朝一代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其营卫、兵卫、地理、礼、仪卫等志、游幸、部族等表，也有一定特色，多少反映了辽朝以游牧的契丹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农、牧业兼有的若干特点。《国语解》亦为研究契丹语和习俗的重要史料。 三、《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列传末卷还有《金国语解》，为纪传体史书。今存刊本主要有百衲本和校点本。百衲本为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为初刻本，五十五卷为覆刻本。近年来出版中华书局校点本，由张政烺先生负责校点，较充分地利用前人，特别是清人施国祁《金史详校》的校勘成果，并广泛参照古代各种记载，标点、分段和校勘质量颇高，很便于使用。但校点本仍不能取代百衲本。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金史》成书于元朝季年，自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至四年，编修时间约一年半有馀。《金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总裁官有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巖、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和王沂八人，还有纂修官六人。 元人修《金史》，参照了金国官修的实录以及金国遗老元好问的《野史》、刘祁的《归潜志》、王鹗《金史》等史料。王鹗的《金史》据说是一部较完整的纪传体史书。[4]元好问“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凡金源氏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5] 《四库全书总目》卷４６对辽、宋、金三史，唯独赞许《金史》说：“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然而按笔者近年来使用的经验，《金史》的重要缺点也是失之于略，连同其他缺略、错讹之类，其质量实际上并不高于《宋史》。清朝四库馆臣所以下上述论断，正因为他们对辽、宋、金三史不可能下近人那样深入的、细密的研究功夫。 清人施国祁作《金史详校》，对《金史》中谬误、缺陷的考订下了很大功夫，但仍留下了相当大的研究馀地。 元人修《金史》不像《辽史》，在史料上确有相当的基础，但时距离金朝亡国百馀年，保留的旧闻遗录尚多，而元朝史官事实上并未博采而精择。总的说来，《金史》仍失之于略。如在金太宗和金熙宗两代，大将完颜粘罕与皇帝矛盾的发展及其失势，宋朝有详细的记录，而《金史》显然予以回避。又如《金史》卷80《阿离补传》说，金世宗时，“大褒功臣，图像衍庆宫”，其中如辽东汉人韩常和契丹人耶律马五屡见于宋方记载，还有蒙适（又作蒙刮）、完颜浑黜、乌林荅泰欲等，《金史》居然无传。汉人许霖为金海陵王时的宠臣，曾任攻宋军的十四名最高统兵官之一，金海陵王曾说：“渤海、汉人仕进者，必赖吏部尚书李通、户部尚书许霖为之先容，左司郎中王蔚任其事。”[6]然而《金史》也不设许霖传。 《金史》对金朝制度史的记载，也有首尾不全的问题，决不是什么“首尾完密”。此外，正如前人早已指出，《金史》记述战争，往往扬胜讳败而失实。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其实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颠倒错乱、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以及本纪与列传之间、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存在不少相互矛盾抵牾之处，等等。 清朝学者施国祁花了20多年时间，细读《金史》十几遍，并与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金史》中的不少史实错误，经过“辨体裁，考事实，订字句”，共发现《金史》中的颠倒错讹不实的记述约有四千多条！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那些金国遗老文人还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 此外，元人修《金史》时带着偏见引用原始资料。编写《金史》的那些元朝史官几乎不加考证地大量照搬照抄金国史官和金国文人的著述，而对于某些熟悉金国情况的宋人以及某些投靠南宋的金国学者的著述，则既不引用，也不加以参考比对。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史学家早已指出，《金史》列传刻意地去给那些打了败仗的金国将帅避讳，以致《金史》的列传与列传之间的记载经常出现彼此矛盾抵牾。例如，金国末年，金宣宗再次发动侵宋战争，任命牙吾塔为金军统帅，《金史》中的《牙吾塔传》叙述牙吾塔战功卓著、所向无敌，但是《金史》中的《冯璧传》却记载宋军坚壁不出，牙吾塔“军士疲乏，饿死相望”，由此可知《金史》中的牙吾塔本传故意掩饰金军统帅牙吾塔的败绩，欲盖弥彰。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兀术（即完颜宗弼）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 『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而《金史》记录女真、契丹、奚等族人名，也往往同音岐译，或有名无姓，也说明元朝史官对史笔的规范化注意不够，又给今人的阅读带来本可避免的困难。 此外，元朝史官对待原来金朝官史中有关蒙古及战争的记录，也与《宋史》同样，多所删削。如今存完颜希尹神道碑记载了攻讨“萌古斯”，即蒙古事，而在《金史》卷4《熙宗纪》，卷73《希尹传》，卷７６《宗磐传》也都予以删除。宋金和议後，都元帅完颜兀术也率兵征蒙古，据宋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四月，卷155绍兴十六年八月，卷156绍兴十七年三月记载，“连年不能克”，“但遣精兵分据要害而还”。然而《金史》卷77《宗弼传》也不予记载。到金世宗和章宗时，蒙古边患加剧，但《金史》的记录也显然经元朝史官删削甚多。 今存金朝史料不多，《金史》毕竟反映了金源氏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乃是研究金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金史?金国语解》则是研究女真语的重要史料。 四、《宋会要辑稿》：通行本有北京中华书局缩印本八册本，台湾世界书局十六册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八册本等，还有《宋会要辑稿补编》。 宋朝历代会要的编撰，已如前述。明朝编《永乐大典》时，尚能见到宋朝历代会要的残稿，而分韵编入各卷中。 清朝编集《全唐文》时，徐松便将《永乐大典》中的宋朝历代会要亦予抄录，而成辑稿。此後，又经广雅书局和嘉业堂的缪荃孙、屠寄、刘富曾、费有容等人先後整理。嘉业堂清本今藏浙江图书馆。 1935年，以陈垣先生为首的编印委员会因经费所限，先将徐松辑录的原稿影印，以线装二百册行世。此二百册为今各通行本的原版。 此外，另有一部影印时废弃的宋朝历代会要残卷，存于北京图书馆，今更名国家图书馆。王云海先生将保存在浙江图书馆的《宋会要》清本和北京图书馆的残卷，无私地告知了陈智超、郦家驹、王曾瑜等人，陈智超先生将残卷整理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 《宋会要辑稿》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和道释十七类，每类各分若干门，但门类编排不尽合理。例如“出宫人”应列入帝系，却误排于崇儒。 由于《永乐大典》按韵编排词目，往往将宋朝历代会要的同篇文字，列入不同的韵目之下，故在《宋会要辑稿》中，便有抄自《永乐大典》不同卷码的大量复本，如食货类免役门竟有三处重复。今存《宋会要辑稿》乃是残稿，缺佚甚多，如兵、刑法等类，显然已大部佚亡。即使以保存得较多的职官类，竟无枢密院、提点刑狱等门。至于各门中按年代记事的杂录等，无首无尾、有首无尾、无首有尾等情况，亦非罕见。至于因辗转传抄而造成文字上的脱误，更是屡见不鲜。 《宋会要辑稿》的记录，以宋宁宗嘉定时为最後断限。此外，因此书乃是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甚至还搀杂一些後世的文字。如在礼类中，就出现不少明代的地名，如宁波府、延平府、湖州府、泉州府、漳州府等，显然非宋朝历代会要之原文。 王云海先生撰有《宋会要辑稿研究》，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和《宋会要辑稿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陈智超先生撰有《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对人们了解《宋会要辑稿》是有用的。陈智超先生在专著中复原了编入《永乐大典》时《宋会要》的《食货》和《举士》的部份目录，并对今存《宋会要辑稿》提出比较合理的目录重新编排。但也有个别编排可以商榷，例如“船门”，《宋会要辑稿》编入了食货类，而《解开〈宋会要〉之谜》将它编入方域类。依《宋史?河渠志》的内容看，只有治水，没有造船，似仍以归入食货类为宜。又如“水利门”，《宋会要辑稿》分别编入食货类和方域类，这是因为《永乐大典》中或冠以“食货志”，或冠以“方域志”，从《宋史》的《食货志》和《河渠志》内容看来，凡是治河，疏浚航道者归《河渠志》，而农田水利归《食货志》。“水利门”事实上仍以归入食货类为宜。因为如今复原的《宋会要》的“食货类”到底是全部目录，还是大部份目录，仍不易断定。 在浩繁的中国古籍中，《宋会要辑稿》和《明实录》两部大书都有整理和校点之必要。整理和校点《宋会要辑稿》，这无疑是中国整理古籍中难度最大的一项工程，须有周密准备，亦非任何个人之力所能完成。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宋会要辑稿》的史料价值，一是具有原始性，二是十分丰富而详细。由于宋人修撰的官史，如日历、实录、国史等仅存零星的断简残编，《宋会要辑稿》的传世，就弥足珍贵，其记述往往比今存其他史料更具有原始性，即为今存的第一手史料。 宋人编修会要时，还大量摘引历史纪传体的国史诸志，便于我们查核元修《宋史》一些志的纰缪和疏略。在今存史料中，很多记录仅见于《宋会要辑稿》，还有许多记述虽见于他书，却以《宋会要辑稿》的记述最为详细。总之，此书对研究宋史，特别是经济史、法制史等，可说是集中了比较最丰富的记录。对于研究辽金史，也往往可提供很有价值的史料。 但须指出，由于《宋会要辑稿》卷帙庞大，体例和门类繁乱，若治史之初，就径自先读此书，可能如堕五里雾中，会感觉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如果在对宋史研究有相当了解，再结合研究课题，而逐步读完《宋会要辑稿》，应是较为适宜的办法。 五、《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编年史，今存清人重编五百二十卷，通行版本为浙江书局本、中华书局校点本、影印文渊阁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的五册，即是据浙江书局本，另加清人黄以周等辑补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由于中华书局校点本出版在前，故影印文渊阁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仍有校勘价值。《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全据宋人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补缺帙。其实，今存的宋人载籍，如《宋宰辅编年录》、《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等书中，仍保存不少《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佚文，故辑补并不完全。 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曾由三个助手先纂修长编，并为长编规定了“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写作原则。[7]南宋大史学家李焘据此原则，编写北宋一代编年史，与《资治通鉴》的《五代纪》相衔接，故取名《续资治通鉴长编》。《长编》原书共九百八十卷，为中国古代卷帙最庞大的私撰编年史。李焘撰定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8]实为呕心沥血之巨著。可惜原书已佚，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抄录此书残卷，又按编年记事的篇幅长短，另分为五百二十卷。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缺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记事，以及治平四年四月至熙宁三年三月，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的记事，估计佚亡的篇幅，约占原书的九分之四以上。 李焘广泛搜罗北宋九朝的各种史料，从官修实录、国史、会要等，到大量的私人著述，无不备录，而所引用的大部份记载，今已失传。他采用类似近代摘录资料卡片的办法，专设十个木厨，每厨二十个抽屉匣，共计二百个。[9]按编年史的要求，将所抄资料，按年月日分置于各抽屉匣中，日积月累，最後依据宁繁毋略的原则，错综铨次，编修成书。正如李焘自己所说，《长编》“于实录、正史外，颇多所增益”。[10]其记载之详，更胜于北宋官史。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又另撰《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对有关记载胪列异同，考订是非虚实，说明取此舍彼之意。後由胡三省将《资治通鉴考异》的文字散注于《资治通鉴》的各相关正文之下。李焘参照《资治通鉴考异》的体例，也撰写《长编》的考异文字，但他不将考异文字另外编书，而径自分注于《长编》相关正文之下。故总的看来，《长编》的史笔具备详瞻和精审两大优长，为宋代最佳之当代史，也是中国古代最佳之断代编年史。 《长编》是研究北宋前七朝历史的最重要史料，而为《宋史》所弗如，已属定论。例如宋太祖和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内幕和所谓金匮之盟，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李焘虽囿于古代君臣伦理，不敢对开国之主的暴卒提出疑问，然而却在《长编》注中网罗众说，为後世研究者提供了不少线索。关于所谓杜太后令宋太祖传位于弟一事，李焘在注中承认，“今从正史及新录，而旧录盖无是事”，“正史、新录称太宗亦入受顾命”，“容有润色”，“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也就是说，在宋太宗时编修的太祖旧实录原未记载此事，而在宋真宗时重修太祖新实录和後来的《三朝国史》中，才添加此段记事，并说杜太后临终时，後来登上皇帝宝座的宋太宗“同于床下受顾命”。[11]李焘不得不承认宋太宗同受顾命之说不确。在记述宋太祖对其弟托付“後事”时，李焘也在注中承认：“顾命，大事也，而实录、正史皆不能记。”[12]说明即使在经过篡改的官史中，也无法证实宋太宗入继皇位时，已经具备合法的身份。李焘虽然倾向于否定王安石变法，然而他对显示不同政治倾向的《神宗实录》三个写本，大致能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对业已失传的王安石《熙宁奏对日录》也大量抄录，力求保存宋神宗一代的历史原貌，这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李焘修史遵循宁繁毋略的原则，也是有分寸的，而非一概从繁。例如《宋会要》礼22封禅门有关宋真宗封禅的杂录，就详于《长编》。李焘对一些历史细节略而不书，正表明其史识，而实际上大约是对宋真宗劳民伤财的迷信活动，有所非议。 本朝人修本朝史，总不免有所忌讳，而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直书，李焘也不能例外。又如宋太宗征幽州大败，在早于《长编》的王铚《默记》卷中，已有宋太宗战败中箭的记录，此说是否可信，另当别论，但李焘在《长编》中讳言大败则是肯定无疑的。至于《长编》记载与考订的失误，亦间或有之，但总体看来，上述缺点可算是白璧之瑕。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六、《三朝北盟会编》：宋金关系编年体专史，共二百五十卷。流行版本有清光绪活字排印本和校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校刻本。依个人使用的经验，即使末一刊本或被认为较好，也有不少问题，须与其他刊本参对使用。但愿有好的点校本能及早问世。 《三朝北盟会编》是南宋优秀史学家徐梦莘的名著。他幼年经历宋金战争的惨祸，“伤时感事，忠愤所激”，[13]遂立志修史，“网罗旧闻，会稡同异”，[14]编成此书。 所谓“三朝”，是指宋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北盟”是指同北方金朝之和战与交涉。《会编》全书分政宣（政和、宣和）上帙二十五卷，靖康中帙七十五卷，炎兴（建炎、绍兴）下帙一百五十卷。其中靖康中帙为宋钦宗在位不足一年半的记录，叙事最详。 《会编》以年月日为序，以简单的记事为纲，以各种官方文书、奏议、上书、书信、私人著述、碑志等等为目。即使各种记载彼此矛盾抵牾，也兼容并包，不作考辨，成为一部独具特色的编年专史。 徐梦莘在《会编》中所征引的记载达数百种之多，多数属原始记录，徐梦莘一概采用摘录的方式，而保存其本来面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会编》所征引的记载已大部份佚亡，幸赖《会编》的保存，而得以传世。 《会编》虽为介绍宋金关系的专史，由于宋金关系是一个时代的主题，而深刻地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故《会编》的价值远远超出单纯宋金关系的范围，面成为了解北宋末至南宋初，辽、宋、金等朝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基本史料之一。 《会编》有辽朝灭亡的记载，其中包括重要的史料《亡辽录》。然而更重要的，是记录了金朝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和世宗五代历史。其记事或可与《金史》互相印证，互为详略，或可补《金史》之不足。 除《金史》外，《会编》可算是研究金史的最重要史料。晚出的《大金国志》，其叙事在相当程度上乃抄自《会编》。 由于《长编》的残缺，《会编》一书遂成为研究北宋晚期历史，特别是宋钦宗一代历史最详细的传世记录。南宋官修《钦宗实录》也仅有四十卷，显然尚不如《会编》详赡。至于宋高宗一代的历史，也以《会编》和晚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述最详，而为《宋史》等史籍所不如。 《会编》对研究宋朝政治、军事史等价值，自不待言。即使就社会经济史等方面，也不乏颇有价值的史料。例如此书卷237记载大将张俊子孙“输米助军”，开列了他分布于六个州府十个县共计十五个庄的田租收入，即是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又如此书卷128记载洪泽镇虽“隶于县”，而“人烟繁盛，倍于淮阴”，又是宋时小市镇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 应当指出，有关北宋末至南宋初的宋金关系记载极多，《会编》搜罗虽富，决没有达到应有尽有的地步。徐梦莘本人即另撰《北盟集补》，“靖康、炎兴各为二十五卷”，[15]今已佚亡。 《会编》的记事也有若干错谬，晚出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多所匡正。例如《会编》卷171至176所载绍兴七年前任宰执大臣诸奏，经《要录》卷87考订，应系绍兴五年。《会编》卷178所载金朝完颜粘罕狱中上书和金熙宗诛完颜粘罕诏，应系伪作，而为《要录》卷112所“不取”。 邓广铭说，他标点《会编》一书，常以《要录》一书作他校，这与以《会编》不同版本作本校相比，往往省力，而效果较好。《会编》和《要录》两书同属编年体，其记事往往相同或相近，以两书互相参照，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阅读方法。 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此书又称《高宗系年录》等，[16]是南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的编年史，共二百卷。清人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永乐大典》中原已不分卷，清人又另编二百卷。 此书流行版本为清文渊阁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仁寿萧氏和广雅书局两种刻本。《要录》的不同版本差别颇大，甚至有整段文字的脱漏。[17]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除了女真等人名、地名之译名的篡改外，今存《要录》被篡改的文字尚多，主要是集中于宋金关系方面。如果我们依据《三朝北盟会编》、《历代名臣奏议》、《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等书进行参校，亦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要录》一书之旧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南宋优秀史学家李心传的名著。他大致以官修《高宗日历》和徐梦莘私撰《三朝北盟会编》为底本，广泛搜罗各种官私记录，博采而精择，删繁以就简，成为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之後，又一较为成功的断代编年史巨著。 李心传仿照李焘《长编》体例，将很多具体史实的考订文字，附注于《要录》相应正文之下，这对我们阅读和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例如此书卷38关于秦桧归宋的长篇附注，卷194关于采石之战的长篇附注等，都是博采众说，考辨异同的精彩史笔。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由于李心传撰《要录》参据的官私记载已大多佚亡，使《要录》对研究宋史，以至辽史和金史，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要录》的文字经李心传加工撰写，就史料的原始性而论，自然稍逊于《三朝北盟会编》。但《会编》炎兴下帙仅一百五十卷，从多方面记录宋高宗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角度看来，则《要录》优于《会编》。 但今存《要录》的主要版本均为《四库全书》本，乃满清御用文人抄自《永乐大典》，又随意作了很多文字上的篡改，而《会编》的流行版本则未经满清御用文人篡改。 为了较准确地使用史料，尽可能参对两书，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前述《会编》卷171至176所载绍兴七年前任宰执大臣诸奏，其时间经《要录》卷87考订，应系绍兴五年。李心传在绍兴五年三月的附注中说，“前宰执所奏，必非一时来上”，“今且并附卷末，以便稽考”，还说明尚有一批宰执“所奏未见”。 然而从文字上看，《要录》仅存原奏的概要，文字又经满清御用文人篡改，而《会编》却完整地保存了诸奏的原貌。由此可见，我们在使用此类奏议时，如果仅参据两书中的一部，就可能出现年代上或文字内容上的失误。 《要录》的主要缺点有两条。一是扬弃了李焘宁繁毋略的原则，而实行删繁就简的原则。《高宗日历》定稿长达一千卷，而内容还有很多错讹、疏略和歪曲史实的成份。李心传参据《会编》炎兴下帙一百五十卷以及很多官私记录，对《高宗日历》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却又压缩为二百卷，这不能不遗落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前述绍兴五年前任宰执奏，即是一例。若将《宋会要?食货类》的南宋部份与《要录》相关记事参对，也可知被李心传删削的史料，是极其可观的。《要录》就是名符其实的要录，从今人尽可能掌握丰富的史料的要求看来，其缺点正是失之于略。 《要录》的另一个缺点，是在纠正秦桧父子对历史的篡改，恢复历史的真相方面，只达到了部份的成功。宋廷杀害岳飞，与金朝订立极其屈辱的和约之后，秦桧之养子秦熺于绍兴十三年“修建炎以来日历成”，“自建炎元年至去年，成五百九十卷”。[18]李心传清楚了解：“盖绍兴十二年以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19] 李心传在《要录》正文中转抄王明清《挥麈後录》卷1的记载，认为自秦桧“擅政以来，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後世矣。”[20]故参稽各种官私记述，对《高宗日历》作了不少考订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其成绩显然不宜估计过高。特别是岳飞，无疑是绍兴四年以後的抗金主角。然而其主要事迹，经秦火之厄，遗憾的是《会编》和《要录》两书都没有写全和写对，甚至不知不觉地承袭秦熺《高宗日历》的某些污蔑不实之词。 《会编》只是博采众多记载，不加考订，作为私人著述，又大致置《高宗日历》于不顾，尚有可说。李心传按当时的史料条件，其恢复岳飞事迹本来面目的工作，理应做得比较出色，然而却不如人意。 关于《要录》对岳飞事迹记载的错误和疏略的详细情况，可参考《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和《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如绍兴七年秋，岳飞提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建储，有今存《忠正德文集》卷9《辩诬笔录》的原始记载为据，而《要录》却系于当年春。绍兴十一年岳飞援淮西，《要录》引用秦桧党羽《王次翁叙纪》等的污蔑不实之词，说岳飞违诏不进援，如此等等。 如果说今人尚能网罗残缺的遗著旧闻，可能查证的史实，李心传有更好的史料条件，却没有查证清楚，就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要录》以秦桧养子主编的官修《高宗日历》作主要底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更正被秦桧父子对历史的篡改，无疑应是检验其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从这个角度看来，《要录》难于说是十分成功之作。 由此可见，满清御用文人编写《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要录》“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21]就不宜作为持平之论。依笔者个人之见，则是《长编》胜于《要录》，而《要录》逊于《长编》。 八《文献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和四裔二十四考，流行版本有清光绪浙江书局本等。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文献通考》是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据他自序说，田赋等十九考“俱仿《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 马端临又在《通典》之外，增设经籍、帝系、封建、象纬和物异五考。“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他本人的评论，实际上就是所谓“考”字。二十四考大多以远古至宋的各代年月日为经，以所谓文、献和考三部份文字为纬，编撰成书。 《文献通考》是继唐杜佑《通典》之後，又一划时代的长篇巨制。其二十四考中，以宋代部份记载最详，篇幅最大，是全书的精华；而自五代以前的部份，记载较略，往往抄自前代史书，大多没有原始性的史料价值，[22]却便于人们追本溯源，了解各种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至于此书中属“献”和“考”的两类文字，对研究各代历史也都有参考价值。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文献通考》网罗宋朝的各种会要，纪传体国史的志，毕仲衍的《中书备对》等，编撰为宋朝的“文”的部份。由于宋朝的会要、国史等编写到宋宁宗时截止，故《文献通考》也往往以宋宁宗时为断限。但也有个别例外，如此书卷32引《登科记》、会要等，将宋朝各代取士简表一直排列到南宋末年。 《文献通考》有关宋朝“献”的部份，则摘录了如“致堂胡氏”（胡寅）、“巽巖李氏“（李焘）、“东莱吕氏”（吕祖谦）、“止斋陈氏”（陈傅良）、“石林叶氏”（叶梦得）等等论述。总的说来，此书有关宋朝史事的“文”、“献”和“考”三部份文字，都有不少重要记录和精采论证，值得重视。例如朱瑞熙曾说，他很重视该书卷108《王礼考》转引《中书备对》的《合班图》等，认为这些形象的图表，对了解北宋的官制和礼制很有裨益。又如宋朝的纪传体国史原有《契丹传》，今已佚亡，而此书卷346照抄《三朝（国史）?契丹传》等，为研究辽史保存了较原始和重要的史料。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在此还须谈谈《文献通考》与《宋史》各志之间的关系。从时间上看，《文献通考》的成书早于《宋史》。两书都是参照宋朝国史诸志而参修的。但马端临显然是下了细嚼慢咽的功夫，编写较为细致；元朝史官却大致是囫圇吞枣，但照抄旧志，也可保留较多的原貌。 《宋史》诸志来源于宋朝各纪传体的国史志，这是前人早已指出者。邓广铭先生在《〈宋史?职官志〉考正》中，经过认真核对，强调说：“《宋史?职官志》袭用之书非一，而其迳自《通考》出者为数最多。”[23]这在当时是一种新说。其实也不止是《职官志》，例如《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在太平兴国三年九月“进士加论一首”的记事後，马端临说：“按《选举志》言，是年试进士，始加论一首，然考《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逐科进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非始于是年也。”今查《宋史》卷155《选举志》同年记事，文字与《通考》所录《三朝国史?选举志》大致相同，而单单削去了“进士加论一首”的内容。可知《宋史?选举志》此段文字，并未简单照抄宋《三朝国史?选举志》，无疑是参照了马端临之说。 《文献通考?职官考》按照元丰改制後的三省、六部等体制，而对原宋朝国史的职官志中有关改制前的诸中央机构的记载，删削甚多，这是一个重要缺点，显然也影响到《宋史?职官志》的修撰体例。但若进行核对，《宋史》卷162《职官志》的三司部份应是照抄《三朝国史?职官志》，因为其小注只有北宋前三代的记事，而《文献通考》根本就不记载元丰前三司这个最高财务机构。关于北宋四京府尹，《宋史》卷166《职官志》除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外，只照抄了《三朝国史?职官志》有关河南、应天府的记录，有其小注“至道初”为证，没有此後《两朝国史?职官志》应有的大名府的记录。然而《文献通考》卷63则在注中抄录了《四朝志》，即《四朝国史?职官志》有关北宋後期的记载，也彼此不同。可知也不能将邓广铭先生之说误解为《宋史?职官志》就是迳抄《文献通考?职官考》者。 总之，《文献通考》与《宋史》诸志互有详略，互为异同，正宜参对阅读。此书宜于与《宋史》诸志、《宋会要》等比较异同详略，以从中采撷有价值的史料，并考订各书的错误。 [1]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2] 危素：《危太朴续集》卷9《书张少师传後》。 [3] 参见傅乐焕先生《辽史丛考》第286页《辽史复文举例》，中华书局，1984年。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4]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3《玉堂嘉话》。 [5] 《金史》卷126《元好问传》。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6] 《金史》卷129《李通传》。 [7]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 [8] 《文献通考》卷193。 [9] 《癸癸杂识》後集《修史法》。 [10] 《文献通考》卷193。 [11] 《长编》卷2建隆二年六月甲午。 [12] 《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壬子。 [13] 《三朝北盟会编》序。 [14] 《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15] 《文献通考》卷197。 [16] 《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17] 参见拙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校读札记》，载《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 [18] 《宋史》卷30《高宗纪》，《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二月辛巳。 [19] 《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20] 《要录》卷148绍兴十三年二月壬午。 [21] 见《要录》提要，而《四库全书总目》卷47文字稍异。 [22]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引用南宋末“乐平县士民白札子”，介绍五代横敛，即为他书所无。 [23] 《邓广铭全集》第9卷第2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三、重要史料
所谓重要史料，特别对史料浩繁的宋史而论，完全可依各人的见解不同，或多或少，或有或无，但依个人之见，对重要史料和一般史料，只怕仍应有所区分。本节对个人认为重要者，即次于基本史料者，分别作简单介绍。 一、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南宋王称撰，为北宋纪传体史书，流行版本为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道光刊本。此书记事较《宋史》稍略，但亦可对《宋史》的北宋部份作订正与补充。南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零七卷，此书收录宋朝名臣的碑传，其中也包括实录的附传，流行版本有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抄本和四库本。哈佛燕京学社删除此书与宋人文集和《隆平集》之重复，另编《琬琰集删存》三卷，更便于使用。《宋史翼》四十卷，清陆心源编，流行版本有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光绪本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此书从各种记载中辑录宋人传记八百四十五篇，以补《宋史》之不足，每篇传记都附有史料出处，以便查对。但此书也有缺点，如卷40《奸臣传》虽列有《林一飞传》，却不知他是秦桧的庶子。 二、编年体史书：邓广铭指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值得标点校勘，整理出版。此书有三大好处，第一是贯通两宋的史料，仅有《宋史》与此书，篇幅较小，可作宋史入门的史料书。也不似《宋史纪事本末》和《续资治通鉴》，为後代人所编，一般不能作史料使用。第二是今存有明刊本，即使对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有校勘价值。第三是自宋孝宗以下，此书无疑是重要史料。但最近出版的标点本，却是使用简体字，而古书一般不宜使用简体字，而又使用《四库全书》本，却不用明刊本。此书对研究南宋自孝宗以後一百二十年的宋史，史料价值尤高。[1]希望今後能以此书的明刊本为底本，重新进行校点，这不仅对治宋史，而且对欲较粗略地了解宋史的治史者，非常有用。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近人王瑞来先生对此书作了校补，定名《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为流行版本。此书是宋朝历代宰执大臣的拜罢记录，还征引各种相关史料，具有原始性，对前述基本史料可有所补充或更正。如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遇害，而此书卷16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58则作“必须有”。又如南宋初大将张俊的大地产，《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作岁收六十万宋石租米，而《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作百万宋石。 其他如标点本《宋太宗实录》，标点本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汪藻著，今人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熊克《中兴小历》（清人修《四库全书》，因避清高宗弘历御讳，改称《中兴小纪》），李●（上‘直’下‘土’）《皇宋十朝纲要》，标点本《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等，史料价值较高。 三、重要类书：《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南宋章如愚编。今存明正德刻本等，台湾中文出版社1982年即影印此刻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集，别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南宋谢维新编，今存有明嘉靖刻本。《锦绣万花谷》，不著撰写人，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续集四十卷，别集三十卷，目前较好的版本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明嘉靖缩印本。[2]四库本《记纂渊海》一百卷，南宋潘自牧撰。《玉海》二0四卷，宋末王应麟编，流行版本有清嘉庆本和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此五书为类书，都能对《宋史》诸志和《文献通考》的记载作不少补正。 四、重要官制著作：《职官分纪》五十卷，北宋孙逢吉撰。此书分门别类，介绍前代至宋元祐时的官制，特别对宋代的记述，有相当的原始性，为全书精华所在。流行版本为《四库全书》本。《吏部条法》残本九卷，录自《永乐大典》卷14620至卷14629，其中卷14623缺佚。宋宁宗时，所编《吏部条法总类》为五十卷。[3]今存《吏部条法》残本为宋理宗时重新编修者，包括差注门、奏辟门、考任门、荐举门、关升门、磨勘门，特别保存了铨选方面的详细记录。由于南宋後期史料较少，《吏部条法》残本的史料价值就尤为可贵。 五、重要法律著作：《宋刑统》三十卷，北宋初窦仪等撰，流行版本为中华书局1984年标点本。此书以《唐律疏议》为底本，又多少增加了一些自中唐到北宋初的律文。宋朝不断以敕代律，随着时间推移，其中部份律文已逐渐不适用于宋代社会。尽管如此，仍不失为研究宋代法制、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如此书卷13《典卖指当论竞物业》、《婚田入务》等就反映了唐五代以来土地制度的变化。 明钞本《天圣令》原为三十卷，今存卷二一至卷三0，为天一阁藏本。天一阁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合作，已出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这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份宋代重要史料，也是一项很好的科研成果。就其内容而言，仍大量照抄唐律，还有北宋前期的法律，未必就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例如大致在宋仁宗时，官户和杂户的含义已发生变化，不再作为官府奴隶专称，官户更成为品官之家。但《天圣令?杂令》卷30中，依然照抄唐令，将“官户”作奴婢。 《庆元条法事类》为南宋中期法令汇编，史料价值颇高。此书原为八十卷，今残存三十六卷，流行版本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点校本。因此书编录者都属宋朝法律条文，其史料价值自然高于《宋刑统》。但此书的部份条文，或抄自宋宁宗以前的各代旧法，也并不适用于当时社会状况。例如此书卷47《拘催税限》所载“诸州催纳二税日限”，则应是北宋後期的规定。又如到南宋中期，和预买紬绢早已成为定额赋税，而此书卷48《预买紬绢》所载，仍是北宋过时的法令。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使用此书史料时，须加以甄别和考证。 《名公书判清明集》十四卷，此书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了点校本。书判是诉讼判案，此书的编集是找一些名公的书判，作为民事等判案的样本。此书从时间上大体限于南宋中、後期，地域上大致限于四川以东，包括了官员、宗室、公吏、商人、百姓、奴仆等不同阶级和职业者的诉讼记录，是研究南宋刑法、社会、宗族、经济等诸方面的珍贵史料。 六、重要政书类：《宋朝事实》残本二十卷，南宋李攸撰。此书原有三十卷，清人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为二十卷，流行版本有《四库全书》本等。《宋朝事实类苑》七十八卷，南宋江少虞撰，流行刊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此书不仅对宋史，对辽史研究也提供如《乘轺录》等史料。《太平治迹统类》前集残本三十卷，有《四库全书》本等。此三书介绍北宋政事、典章制度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南宋李心传撰，实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之姐妹篇，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校点本。此书主要载宋高宗至宁宗时的政事、典章制度、经济等，其价值更高于前三书。《文献通考》和《宋史》诸志的撰写都参考了此书。 七、《宋大诏令集》、《宋朝诸臣奏议》和《历代名臣奏议》：《宋大诏令集》二百四十卷，今缺四十四卷，流行版本为中华书局排印本。此书是北宋九朝皇帝诏、制、德音、御笔等汇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原始文件，有相当史料价值。如此书卷160至卷178，就保存不少官制的史料，可补他书之缺。卷224保存了宋徽宗时设道教官和学官的原始文件。《水浒传》中的高俅是人们所熟知的人物，然而他在宋代的史料上记述颇少，此书卷102载有他两道升官制，虽属虚美的官样文章，恰好反映了当时黑白颠倒的实况。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宋朝诸臣奏议》，原作《国朝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南宋赵汝愚编，流行刊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明朝黄淮、杨士奇编。流行版本为台湾《中华史学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乐刊本。 《宋朝诸臣奏议》编录北宋臣僚奏议，《历代名臣奏议》编录上自商周、下迄宋元的臣僚奏议。其中宋元部份约占全书十分之七、八，为全书之精华所在。两书北宋部份重复不少，但亦可互为补充。两书所录宋人奏议，而《历代名臣奏议》却包括了南宋许多他书所未见的奏议，例如曾任执政和宰相的张浚，抗金名臣虞允文、辛弃疾等的不少奏议就仅见于此书。今存宋人文集大多为《四库全书》本，其中很多奏议文字，经清人篡改，而失其真。因此，《宋朝诸臣奏议》和《历代名臣奏议》所录之宋人奏议，即使与今存的宋人文集重复，也具有资料原始性，有较高的校勘价值。换言之，以《四库全书》为原始版本的宋人文集，若其中奏议与《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重复者，从版本学的角度考虑，自然以使用《宋朝诸臣奏议》和《历代名臣奏议》为好。有些宋人虽有较好版本的文集或奏议集传世，《宋朝诸臣奏议》和《历代名臣奏议》一书也仍有拾遗和补阙之价值 八、世范和官箴：《袁氏世范》三卷，南宋袁采撰，流行版本为《知不足斋丛书》本。此书篇幅虽短，却涉及宋时社会、经济、宗族等多方面的问题。《作邑自箴》十卷，北宋李元弼撰，流行版本为《四部丛刊》本。《州县提纲》四卷，伪托北宋陈襄著，《昼帘绪论》四卷，南宋胡太初著，流行版本为《学津讨原》本等。此三书为宋代地方官从政经验谈，涉及地方行政制度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待多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重视。 九、地理总志：宋朝地理总志中，以《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舆地纪胜》最为重要，还有欧阳忞《舆地广记》和祝穆《方舆胜览》，但其史料价值不如上举三部。此类地理总志大致都已有点校本问世，方便于使用。《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北宋乐史著。此书沿用唐朝十道旧名，记录了宋太宗时的行政区划、经济地理、户口等。乐史引用三司户部的户口统计，除少数州军外，都有主户与客户的分别统计，成为研究宋代户口分类的重要史料。此书还记述各地姓氏人物、风俗、题咏古迹等，开了後世方志必列人物、艺文等先河。《元丰九域志》十卷，北宋王存撰。此书叙述宋神宗元丰时，二十三路，二百九十七府、州、军、监，一千一百三十五县的沿革、主客户口、名山大川、乡镇、土贡等情况。今人统计当时的镇有1878个。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二百卷。此书有少量缺佚，又仅限于南宋统治区，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学校书院、政权机构、名人官宦等多方面的情况，引用大量诗文，往往都注明出处，对今人研究工作带来很大便利。例如引证各地方志的记载，实际上就等于提供了一份宋方志的重要目录。又如人们对宋朝路一级行政区划的性质，颇有争议。《舆地纪胜》载有各路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机构的治所，也是可贵的史料。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十、《东京梦华录》等：随着宋朝大城市的发展，出现了介绍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城市风貌、民间习俗等体裁新颖的著作，计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卷，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粱录》二十卷，周密《武林旧事》十卷，今有一些标点本，成为研究宋朝城市史、民间讲唱文学等不可缺少的史料。 十一、《武经总要》：《武经总要》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北宋曾公亮、丁度等编。今存版本有两个影印明刊本前集二十卷和四库本四十卷。明刊本的好处是未经清人篡改，但有缺佚，其中包括缺略前集卷１６下。此书的兵学价值不大，而史料价值却相当高。《武经总要》前集包括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是全书的精华，有军队编制、装备、军事条令、陈图、战术、训练、边防地理等各方面的记录，还抄录不少唐朝兵法，是研究宋朝军制和军事的基本史料。在中国古代军事著作中，《武经总要》首次附有大量插图，使後人对宋代的兵器、战阵等，有直观的、形象的了解。此书记载各种北宋的火药兵器，还有三种黑火药配方，有不少中国古代科技的珍贵记录。《武经总要》後集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史料价值不大。 十二、《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十八卷，南宋秦九韶撰，流行版本有《宜稼堂丛书》本等，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数学著作。此书所载八十一道算题，全属应用数学题，包括筑城、土地测量、水利工程、粜籴粮食、军事、赋役、借贷、户等制、海外贸易、天文、气象等许多方面，反映宋代社会中最常见的经济和其他问题，故此书对于研究宋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十三、农书：宋陈旉《农书》三卷，元王祯《农书》二十二卷，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标点本等。此两书对研究宋代农业等的重要价值，已人所周知。 十四、《永乐大典》残本：其史料价值在前已有介绍。 十五、《契丹国志》：《契丹国志》二十七卷，辽朝的史料贫乏，重要者也仅有此书，相传为叶隆礼撰，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贾敬颜先生标点本。总的看来，此书是宋人就各种记载杂抄而成，其作者和记载之可信程度，自元朝以来就有考辨和争议，但或可补《辽史》之缺略，对《辽史》有记录有所订正或补充。 十六、金朝重要史料：《大金国志》四十卷，相传为宇文懋昭著，也是宋人就各种记载杂抄而成，其作者和记载之可信程度，自元朝以来就有考辨和争议，但或可补《金史》之缺略，其流行版本为崔文印先生所著《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 《靖康稗史》七种，为宋金双方有关灭宋的原始记录，史料价值相当高，颇可补其他史籍之不足。如女真贵族侵略之残暴，在《金史》中反而不可能看到的。其记录宋高宗当康王时的淫乱残忍，在宋朝史籍中也是讳莫如深的。又如宋钦宗朱后的自杀，也是宋方没有记载的。其流行版本为崔文印先生所著《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1988年版。 《松漠记闻》两卷，由宋使洪皓（晧）[4]撰，记录金朝前期的不少史事，兼及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情况，目前有《全宋笔记》第3编点校本。 《大金吊伐录》两卷，记载金朝太祖和太宗两代的宋金关系史料汇编，对研究宋金史均有重要性。如金朝封宋徽宗为昏德公诏，注明“由《太宗皇帝实录》内录到”。又如秦桧反对立伪楚的议状，与《三朝北盟会编》的文字有很大出入。据余嘉锡先生考证，《三朝北盟会编》的文字为秦桧归宋後之伪作，应以《大金吊伐录》为准。[5]书中的《枢密院告谕两路指挥》记载金初强令汉民“削去头发，短巾左衽”。《大金吊伐录校补》是由金少英先生校补，李庆善先生整理的中华书局2001年版。作者显然是费了很大功夫，但一个基本的失误，却是放弃好的、较原始的版本，而以晚出的《守山阁丛书》本为底本，实际上是源于《四库全书》本。特别书中全部使用清人的改译，如“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按目前史家的惯例，一般应依原始版本，作“大金骨卢你移赉勃极烈”。好在此书在其他方面的标点、校勘等是可用的，改译也有注释，尚可作史料使用，但不能不照录其人名等的改译。 《大金集礼》四十卷，有《四库全书》本，而《广雅书局丛书》本另增校勘记。此书略有缺佚，所载为金朝中期之礼制，可补《金史》之不足。 《归潜志》十四卷，金国遗老刘祁撰，金朝留下的笔记小说很少，元人修《金史》，也多所采纳此书的记载。此书历来为金史研究者所重视。今有崔文印先生校点的中华书局本，出版于1983年。 《汝南遗事》四卷，金国遗老王鹗撰，今有《四库全书》本。此书记载金亡的时事颇详。但女真人姓名使用乾隆改译名，须与《金史》参对使用。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十七、西夏文重要史料：《同音》、《文海》、[6]《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五声切韵》等。不仅是学习西夏文的必用教材，其中也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因为字义的诠释，必然涉及西夏的农事、风俗、畜牧业、商业、文化、宗教、家族、军事等情况。《番汉合时掌中珠》则是西夏与汉文的音义双解辞典。《天盛年改定新律》是西夏法典，为黑水城文书，今藏俄罗斯彼得堡。此书当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今有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十八、《高丽史》：《高丽史》一百三十九卷，朝鲜郑麟趾撰。其中涉及不少中国五代、辽、宋、金和元的有用史料。韩国金渭显先生编录《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 [1]参见台湾《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5辑第3册汪伯琴先生《〈宋史全文〉在宋代史籍中之价值》。 [2] 参见《文史》2009年第3辑王岚先生《〈锦绣万花谷?别集〉编刻考》。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3] 《宋史》卷204《艺文志》。 [4] 王德毅先生《〈宋史〉勘误表》考证为洪晧，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简报》第18期，2008年4月30日。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5] 《四库提要辨证》卷5。 [6] 参见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四、一般史料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 一、文集类：据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 ，今存宋人文集计739部。宋人文集中，有较多史料价值者不下好几十部，但大多是不好的《四库全书》本。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选刊的《宋集珍本丛刊》收入宋人别集、总集405种，大多自然是好版本的宋人文集。 宋人文集的史料价值无疑高于元人文集。目前已出版《全宋文》和《全宋诗》，在史料搜集和整理上，无疑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特别是网罗了不少人们不易见到的冷僻史料。但两书一般不宜作为史料利用，应当据其出处，查对原书。金人文集留存颇少，另还有元好问所编的《中州集》和清人张金吾所编的《金文最》。 二、笔记类：宋人笔记今存五百馀部，也有相当史料价值。其中最重要者无疑首推沈括的《梦溪笔谈》，不仅是古代科技史的奇皅，其他方面也有相当史料价值。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了几十种标点本。今有大象出版社陆续正分编出版校点本《全宋笔记》，工作极为繁重，无疑也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三、经书类：两宋传世的儒家经典注疏，为数甚丰。例如光是宋代的《易》学著作即达198部，1718卷 ，另有很多宋人儒经注疏业已失传，却在其他人或後世的著作中仍有征引。此类经书是相当丰富的宋学资料库，而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也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传世的宋人儒经和诸子的注释尽管许多文字艰涩难读，却是深入研究宋学所必读。但直到近年以来，漆侠、杨倩描等先生方才进行开发利用。 四、史书类：宋代重要的史书在前都已介绍，尚有许多未予介绍者，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的贾敬颜先生《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纪十三种疏证稿》对研究辽金史就有一定价值。 五、其他子书类：除了笔记外，宋代其他各种子类书也有丰富的遗存。例如《朱子语类》就是一部人们常用的史料，并且是宋代传世最重要的白话文史料，因当时的语言环境，朱熹授课，只能用白话口语，故其子弟整理讲稿，也只能保持其原貌。 六、《道藏》和佛经：宋代有浩繁的《道藏》和佛经传世，这不光是研究宗教史的史料，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也有待开发。但使用《道藏》，其各个篇章一般都未标明是何朝何代的作品，如果不先解决各个篇章的系年问题，准确的教理和教派研究事实上就无从谈起，这是目前中国道教史研究的关键性障碍。欲解决系年问题，无非是下细密的考证功夫。各种佛教典籍的阅读，当然又是研究宗教史和思想史所必需，但也决不能说，对研究其他史就全然无用。 七、方志类：传世的宋元方志不多，而明清的方志当然又是宋史的重要史料。其实，不少前辈学者都利用了明清方志。真正重视明清方志，并且大量利用，是始于梁庚尧先生。明清方志保存的宋史资料是十分丰富而可观的，主要是因为径抄宋代方志、金石等文字。例如宋代五等户最完整的史料，竟是《嘉靖惠安县志》提供的。 南宋後期，史料偏少，但如《嘉靖惟扬志》却提供了当地驻军的较丰富的记录。 一个时期内，我开始注意东南沿海的明清方志。一般认为，这个地区的明清方志修得好，至于北方和四川，因为经历金和元两次大战祸，似不可能有多少宋代史料。但此种看法又被推翻。例如民国的《滑县志》中，就保存了北宋滑州城行会的石刻记载。 梁建国先生的论文，就援引了《嘉靖彰德府志》抄录宋相州志中有关各县的管与村的记录，这对于了解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自然相当重要。 八、金石文字类：今存辽宋金代的金石文字也为数甚丰，保存在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中，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例如《江苏金石志》就保存了不少宋代地租的原始史料。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还不断有辽宋金的碑刻出土，对研究辽宋金史，也不可或缺。不断出土的金石文字，对辽史研究的意义尤大，例如契丹字的解读者，尤其依赖于契丹文的碑刻。陈相伟等校注《金碑汇释》，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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