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摘录 黑格尔 著 王造时 译 历史的地理基础（高原-平原-海岸）-东方世界（中国-印度-波斯（矰达民族-亚述人、巴比伦人、米太人、波斯人-波斯帝国（波斯-叙利亚-腓尼基-犹太-埃及）））-希腊世界（主观的艺术作品-客观的艺术作品-政治的艺术作品）-罗马世界（普尼克战争-皇帝当政-基督教）-日尔曼世界（民族迁徙-穆罕默德教-教会政治-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启蒙运动） 本书第一版由甘斯作序出版于1837年。 P6 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根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 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 P8-9 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种信念和见识，在历史的领域中是一个假定，但是它在哲学中，便不是一个假定了。 P9 思考的认识在哲学中证明：“理性”……就是实体，也就是无限的权力。它自己底无限的素质，做着它所创始的一切自然的和精神生活的基础，还有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着这种“内容”。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的权力，就是说，“理性”并不是毫无能为，并不是仅仅产生一个理想、一种责任，虚悬于现实的范围之外、无人知道的地方；并不是仅仅产生一种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的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交给自己的“活力”去制造的东西，便是它自己的素质；它不像有限的行动那样，它并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它活动的对象。它供给它自己的营养食物，它便是它自己的工作对象。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唯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现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 P14 《圣经》中为信徒们所规定的最高义务，──就是说，我们不但应该爱上帝，并且还应该认识上帝。 上帝在基督教宗教里启示了他自己，就是说，他已经使人类了解他是什么，所以他再也不是一种隐藏的或者秘密的存在。这样给了我们认识上帝的可能性，使我们负有认识上帝的义务。 P15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赞赏上帝的智慧成了时髦的风气，赞赏那在禽兽、植物和单独事变中显露的上帝的智慧。但是，假如“神意”既然表现在那些事物与形式之中，它怎么不会表现在世界历史中呢？有人以为世界历史太重大了，不能和禽兽、植物等相提并论。但是“神圣的智慧”，就是“理性”，永属同一，没有大小之分。我们决不能想像上帝这样软弱，竟不能大规模地运用他的智慧。 P17 “物质”的“实体”是重力或者地心引力，所以“精神”的实体或者“本质”就是“自由”。 p17-18 “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的真理，乃是思辨的哲学的一种结论。“物质”因有趋向于中心点的趋势，所以有重力。“物质”在本质上是复合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互相排斥的。它追求它的“统一”，所以它总显得要毁灭自己，以趋向于它的反对物。假如它竟然能够获得这一点，它也就不再是物质了，它将消灭。它努力追求着它的“理想性”，因为在“统一”之中，它是理想的。“精神”正相反，它刚好在它自身内有它的中心点。它在它自身之外，没有什么统一性，它已经寻到了这个统一性；它存在它本身中间，依靠它本身存在，这就是“自由”。因为我如果是依附他物而生存的，那我就同非我的外物相连，并且不能离开这个外物而独立生存。相反地，假如我是依靠自己而存在的，那我就是自由的。“精神”的这种依靠自己的存在，就是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中有两件事必须分别清楚：第一，我知道；第二，我知道什么。在自我意识里，这两者混合为一，因为“精神”知道它自己。它是自己的本性的判断，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 P18 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或者是热情的一种柔和驯服，而这种柔和驯服自身只是自然界的一种偶然现象或者一种放纵恣肆。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自由”的意识首先出现在希腊人中间，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他们，还有罗马人也是一样，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就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也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原故，希腊人蓄有奴隶，而他们的整个生活和他们光辉的自由的维持同奴隶制度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事实，一方面，使他们的自由只像昙花一现，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人类共有的本性或者人性汩没无余。各日尔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 P19 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 自由的主要本性，──其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将显得渐渐意识到它自己（因为依照它的概念，它就是自我意识），并且因此实现它的存在。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 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上帝对于世界的目的。 P20 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源泉──在这种活动的场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其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普遍的目的──如像仁心，或者高尚的爱国心，但是这些德性和这些普遍的东西，同“世界”和世界的创作之间就没有什么主要的关系了。在抱着这种目的的个人之中，和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我们或许看得到“理性的使命”是现实化了，但是他们在芸芸的人类中，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他们的影响当然是极为有限。相反，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却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它们的势力表现在它们全然不顾法律和道德加在它们上面的种种限制，而且它们这种自然的冲动，比起维护秩序和自制，法律和道德的人为的、讨厌的纪律训练，对于人们有一种更直接的影响。 P21 不必用修辞学上的夸张，只须老实地总括起许多最高贵的民族和国家，以及最纯善的正人和圣贤所遭受的种种不幸，──这便构成了一幅最为可怖的图画，激起了最深切、最无望的愁怨情绪，而绝不能够找到任何安慰。只要一想起来，就得使我们忍受内心的酷刑，无可辩护，无可逃避，只能把一切经过设想为无可变易的命运。 P21-22 我们所谓原则，最后的目的、使命，或者“精神”的本性和概念，都只是普遍的、抽象的东西。“原则”──“公理”──“法律”──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唯其如此，无论它本身是怎样地真实，终久不能完全是现实的。目的、公理等等，只存在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我们的主观的计划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它们仅仅是为自己而存在的东西，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伏性，但是还没有从它的内在达到“生存”。为得要产生确实性起见，必须加上第二个因素，那就是实行、实现，这个因素的原则便是“意志”──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有了这种活动，然后上述的“理想”以及一般抽象的特质才得实现，才得实行，至于它们本身却是无力的。那个使它们行动，给它们决定的存在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我要把什么东西实行起来，成为事实，乃是我的热烈的愿望：我必须参加在里边，我愿意从它的实施而得到满足。假如我要为任何目的而活动，它无论如何必须是我的目的。我必须同时在这种参加中，贯彻我的目的，得到满足。虽然我为它活动的那个目的，有很多不是我所关心的方面。使自身满足于自己的活动和劳动，这是个人生存的无限的权利。假如人们要使他们自己对于一件事情关心起来，他们就必须把他们的生存灌输到这件事情里面去，而从它的完成得到满足。这里有一种错误必须避免：我们想要非难一个人，指斥他的不合时，我们总说他是有“利害关系的”──这就是说他只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我们责备他只知追求个人的私利，而不顾比较普遍的目的，他竟然可以假公济私，甚至舍公图私。不过一个人营营以求促进一个目的，并不是仅仅对于一般的目的有利害关系，而是对于那个目的本身也有利害关系。 P23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常常要求，假如他们要尽力于任何事情，这件事情必须适合他们的脾胃，同时在意见方面，不论它是善良、正当、有益、有利，他们要能够“参加”才好。这在我们现代是一桩特殊重要的事，因为现代不像古人那样轻于信任他人和信赖权威，相反地，他们要从自己的理解、独立的确信和意见来献身于一种事业。 假如主角方面没有利害关系，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假如把这种对利害关系的关心称为热情──这指全部个性忽略了其他一切已有的或者可能的关心和追求，而把它的整个意志倾注于一个对象，集中它的一切欲望和力量于这个对象，──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因此有两个因素就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 热情被人看做是不正当的、多少有些不道德的东西，人类不应该有热情。热情这个名词，原不是可以完全表示我的意思的适当字眼。我现在所想表示的热情这个名词，意思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人类全神贯注，以求这类目的的实现，人类为了这类目的，居然肯牺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为目的的东西，或者简直可以说其他一切的东西。这种特殊的内容和人类意志息息相通，决定了它全部的特性而和它不可分离。因此，这种内容就是意志之所以为意志。 P26 “世界历史”不是快乐或者幸福的园地。快乐或者幸福的时期乃是历史上空白的一页。 P29 在历史的领域内，发生了那些巨大的冲突，一方面为现行的、被承认的各种义务、法律和权利；另一方面则为反对已定制度的种种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攻击现行制度，甚至要毁灭现行制度的基础和存在。 它们的普通原则在“创造的观念”的发展上，在“真理”向着自己本身的努力和追求上，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样一个普通原则就在历史人物──“世界历史个人”们的目的中间。 P30 他们可以称为英雄，因为他们不是从现行制度所认准的、沉静有常的事物进行中，取得他们的目的和他们的事业，而是取自一个泉源──它的内容是隐藏着的，还没有达到现实的存在，──取自那个内在的“精神”，这“精神”依然潜伏在地面之下，它冲击着外面的世界，仿佛冲击一个外壳，把它粉碎。 P31 历史上这一个向前进展的“精神”，是一切个人内在的灵魂，但是它是不自觉的“内在性”，而由那些伟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因此就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因为他们感受着他们自己内在的“精神”不可抗的力量。假如我们进一步来观察这些世界历史个人的命运──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快乐的或者幸福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安逸的享受，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辛劳和困苦，他们整个的本性只是他们的热情。当他们的目的达到以后，他们便凋谢零落，就像脱却果实的空壳一样。他们或则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像亚历山大；或则被刺身死，像凯撒；或则流放而死，像拿破仑在圣赫伦娜岛上。这一种可怕的慰藉──（就是说历史的人物没有享受什么快乐，所谓快乐只能在私生活中获得，而他们的私生活每每消磨在极不相同的外在情况之中）──这种慰藉，在那般需要它的人是可以从历史取得的。“嫉妒心”最渴望这种慰藉──它看见伟大和卓越就感到不快──所以努力要毁谤那伟大和卓越。 P32 这些心理学家特别喜欢研究那些伟大人物私人所有的特性。人类不能不饮食，他总有友朋亲故等的关系；他有时也会愤激、发怒。“仆从眼中无英雄”是一句有名的谚语，我会加上一句──歌德在十年后又重复地说过──“但是那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仆从只是仆从”。仆从给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历史的人物在历史的文学中，有这般懂得心理学的仆从伺候着，就显得平淡无奇了。 P32-33 “世界历史个人”……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们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伟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P33 热情的特殊利益，和一个普通原则的活泼发展，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因为“普遍的东西”是从那特殊的、决定的东西和它的否定所生的结果。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搔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 P34 人类自身具有目的，就是因为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那便是我们从开始就称作“理性”的东西。又从它的活动和自决的力量，称作“自由”。 P36-37 要在各个人、各个国家和“神意”内寻出一个缺点或者错处是容易的，相反地，要认识它们的真正的内容和价值却不容易。因为在这种纯属消极的挑剔非难的时候，人们总是骄傲自大，对于事象也不深入，也没有把握到它的积极的方面。一般地说，老年人较为宽容，少年人终是处处不满足。老年人的宽容，并不是完全漠不关心，而是由于判断事理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就是对于此等的事物也能知足，因为老年人阅世既深，才能觉察事物的实在价值。哲学要我们养成这种识见──同那些理想恰好是相反的──就是知道所谓“现实世界须如它应该的那样”，还有，所谓“真正的善”──“普遍的神圣的理性”，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观念，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实现它自己的原则。这种善，这种理性，在它最具体的形式里，便是上帝。 P37 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哲学要理解的便是这个计划，因为只有从这计划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哲学希图发现那实体的宗旨、那神圣观念的实在方面，并且要替那被人极端侮蔑的现实作辩护。因为“理性”便是要领悟上帝的神圣工作。 P38 应当分析的第三点是，──用这些手段来实现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目的在现实界中的形态是什么？ “理性的最后目的”所由完成的材料是什么？最初的答复是──“个人”自身──人类的需要──一般的“主观性”。 p38-39 不过主观的意志也有一种实体的生活，──一种现实性，──在现实中，它在本质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就把这种本质的事物做它的生存的目的。这个本质的事物便是主观的“意志”和合理的“意志”的结合，它是那个道德的“全体”，就是“国家”。国家是现实的一种形式，个人在它当中拥有并且享有他的自由。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承认、相信、并且情愿承受那种为“全体”所共同的东西。但是这一点不容误解为：好像个人的主观意志是从那个普遍的“意志”取得它的满足和享受的；好像这个普遍的“意志”是供它利用的一种手段；好像个人在他对于其他个人的关系上，这样限制了他的自由，使这种普遍的限制──一切个人的相互约束──可以给予每个人少许的自由。并不如此，我们宁肯说，法律、道德、政府是，并且只有它们是“自由”积极的现实和满足。有限制的“自由”只是放纵，它只同特殊的需要相关连。 P39 主观的意志──热情──是推动人们行动的东西，促成实现的东西。“观念”是内在的东西，国家是存在的、现实的道德的生活。因为它是普遍的主要的“意志”同个人的意志的“统一”，这就是“道德”。生活于这种统一中的个人，有一种道德的生活，他具有一种价值，这价值只存在于这种实体性之中。索福克丽斯在他的名剧《安提峨尼》里说道：“神圣的命令不是昨天有，也不是今天有。不是，它们是一种无限地生存，而且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各种道德的法则不是偶然的，而在本质上是合理的。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凡是在人们的实践的活动上、和在他们的本性上是主要的东西，都应该适当承认。它应该有一种明显的生存，并且应该维持它的地位。为了“理性”的绝对利益，这个道德的“全体”应该存在，而一般开国的英雄们的功绩便在于此，──不论这些国家是怎样简陋。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要知道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的实现，而且它是为它自己而存在的。我们还要知道，人类具有的一切价值──一切精神的现实性，都是由国家而有的。 P40 “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的观念”。所以，在国家里面，历史的对象就比从前更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在国家里，“自由”获得客观性，而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享受之中。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乃是精神真正的意志。只有服从法律，意志才有自由。因为它所服从的是它自己──它是独立的，所以也是自由的。当国家或者祖国形成一种共同存在的时候，当人类主观的意志服从法律的时候，──“自由”和“必然”间的矛盾便消失了。 P42 在一种爱的关系中，一个人在对方的意识里，可以意识到自己。 P43 我们已经观察了“自由”的两方面，──客观的和主观的，所以，假如把“自由”解说为一个国家内各个人全都同意于国家的种种安排，这显然仅仅顾到了主观的因素。照这个原则推论起来，任何法律没有经过全体同意，就不能有效。 P43-44 这是一种危险的虚伪的偏见，以为只有人民才有理性和识见，才知道正义是什么东西，因为每个人民的党派都以人民代表自居，然而国家组织这个问题乃是一个高深的学术工作，而不是人民的工作。 P47 那些真正独立的国家，它们在发展上的抽象而必然的过程如下：它们从王权开始，这个王权是家长制的或者军事武功的王权。在这个王权上面，特殊性和个别性必然伸张它们自己而成为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最后的阶段上，这些特殊性又受制于一个单独的权力，这个单独的权力当然就是君主政体，那些特殊性在君主政体的范围以外，有一个独立的存在。所以有两种王国必须分别清楚，──第一王国和第二王国。 P49-50 在有思想的认识与意志的活动中，我便欲望普遍的对象──绝对的“理性”的实体。所以我们看出在客观方面──“概念”──和主观方面中间有一种在本身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客观存在就是国家，它所以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其他具体方面的基础和中心，也就是“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的基础和中心。“精神”的一切活动，目的只在意识到这种结合，就是意识到它的自由。在这种有意识的结合各形态中，宗教占着最高的地位。在宗教之中世俗的“精神”意识到了“绝对的精神”，并且在这个在本身为本身而存在的存在的意识里，人类的意志放弃了他特殊的利益。专心致志地崇拜，在这一种专心致志的崇拜中，它不愿再顾虑到那有限的和特殊的东西。在牺牲祀神中，人类表示他放弃了他的财产、他的意志、他特殊的感情。 P50 在精神里客观和主观的结合的第二个形态便是艺术，艺术比起宗教更加深入于现实性和感官性。 “真的东西”不仅仅属于观念和感情，像在“宗教”方面一样；也不仅仅属于直觉，像在“艺术”方面一样；而且也属于思想的精神，这便是上述的结合的第三个形态──就是哲学。 P51 一个民族对于它认为是“真”的东西所下的定义，便是“宗教”。 上帝的观念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性格的普遍基础。 国家是建筑在宗教上的。 P51-52 当我们说，国家是建筑在宗教上面——国家的根是深深地埋在宗教里的——我们主要地说，国家是从宗教产生的，而且现在和将来永远会如此产生的。换句话说，国家的各种原则必须被看作在本身和为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只有当它们被认为是“神的本性”的各种决定的表现时，它们才能够有价值。因此，宗教的形式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宪法。 P57-58 这种冲动——精神生活本身中的冲动——要冲破那单纯的自然性、感官性，以及与它相外的东西的外壳，来达到意识的光明，也就是达到它自己。 P62 只有在对于“法律”有自觉的国家里，才能有明白的行为发生，同时对于这些行为才会产生保存这些行为的能力和需要。 道德的因素，在印度堂皇的生活里和印度政治的制度里，是荡然无存的。天然区别的铁链既然深深地锁起了一切，社会的联系自然一定是野性的专横，——无常的活动，——或者简直可以说是狂暴情绪的表演，并没有前进或者发展的任何最后目的，因为这个原故，泥摩西尼——“记忆女神”便找不到对象，思想的纪念就无从出现。 P62-63 尽管从家庭生长为宗族部落，有宗族部落生长为民族，再由这种数目上的增加，引起他们在当地的分布——这一连串事实在它自身上就暗示着无数社会的纠纷、战争、革命和灭亡——这样丰富、广大的一个过程——虽然发生，但是“历史”并没有发生。 P64 辩证法的本性——就是说它自己决定自己 p71 禽兽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才有思想，所以只有人类——而且就因为它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才有“自由”。他的意识含有下述的意思：个人理解他自己为一个人格，这便是承认他自己在个体的生存中具有普遍性——能够从一切特殊性里演绎出抽象观念，并且能够排除一切特殊性，所以也就是理解他自身在本身中是无限的。 P72 在精神方面，最高的成就便是自知。一种进展不但达到自觉，而且达到思想——对于它自己明白的概念。这个最高的成就，它必须而且注定要去完成。但是这种完成同时便是它的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另一世界历史纪元的发生。 P72-73 我们假如把一般世界历史翻开来，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巨大的图画，充满了变化和行动，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移交替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个人。凡是人类心灵所能想到的和发生兴趣的任何东西——我们对于善、美和伟大的一切感觉——都表现出来了。到处都采行着和实施着各种目的，这些目的是我们所认识的，它们的完成是我们所欲求的——我们为它们希望，我们为它们畏惧。在这一切事变之中，我们看见人类的行动和痛苦，处处有和我们切身相关的东西，所以处处有激起我们爱或憎的地方。有时候它以美丽、自由和丰富多彩来吸引我们，有时候它又以可使罪恶也显得有趣的那种精力来打动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某种包罗宏富而为大家所关切的事业，进展得比较迟缓，而且结果竟然在许多琐屑事项的错综纠纷中被牺牲掉，终于纷纷化为尘埃了。同时为了一桩细微的结果，居然可以费去九牛二虎之力；而从显然是渺小的事情上，却发生了一番巨大的事变。随时随地都有最庞杂的一群事变，把我们卷入漩涡中去。这一群刚去，那一群又立刻来代替它的位置。 P73 不死之鸟终古地为它自己预备下了火葬的柴堆，而在柴堆上焚死它自己。但是从那劫灰余烬当中，又有新鲜活泼的心生命产生出来。然而这个只是亚细亚的影像，它是东方的，不是西方的。当“精神”脱却它的生存皮囊时，它并不仅仅转入另一皮囊之中，也不从它的前身的灰烬里脱胎新生。它再度出生时是神采飞扬、光滑四射，形成一个更为纯粹的精神。 P74-75 精神的主要的本质便是活动。它实现它在本身的东西——拿自身做它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这样它成为它自身的一个对象，它拟想自身为一种“有限的生存”。一个民族的“精神”便是如此，它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它把自己建筑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它生存和持续在一种特殊方式的信仰、风俗、宪法和政治法律里——它的全部制度的范围里——和作成它的历史的许多事变和行动里。这就是它的工作——这就是这个民族。各民族都是从它们的事业造成的。每一个英国人将会说道：我们航行四海五洋，经营世界商业；我们统辖东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的富源；我们有议会、陪审制度等等。个人对于民族精神的关系便是，他把这种实体的生存分摊给了他自己；它变成了他的品性和能力，使他能够在世界上有着一个确定的地位——成为一个聊胜于无的东西。因为他发见他所归属的那个民族生存是一个已经成立的坚定的世界——客观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自己应该同它合并为一。民族精神在它的这种工作里、在它的世界得到享乐和满足。 P75 一个民族，当它从事于实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当它在客观化的进程中抵抗外部暴力、保护自己的动作的时候，这一个民族是道德的、善良的、强有力的。它在本身的主观的存在，它的内在的目的和生命——对于它的现实的存在中间的矛盾是解除了；它已经取得了充足的现实性，它自身已经客观地出现在现实性之前了。但是现实性既然已经获得，那个民族精神的活动便不需要了。那个民族在战争与和平中、在国内和国外，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能够做，然而那个有生命的实体的灵魂自身可以说是已经停止了它的活动。因此，那种主要的最高的兴趣已经从它的生命中消失掉了。 P75-76 这种单纯的习俗生活（开足发条的钟表，一秒秒地自己走动）带来了天然的死亡。习俗是没有反对的活动，在那里边只剩下一种形式上的持续，生命的目的原来所特别具有的丰满和深刻，在习俗里是谈不到了，——这已经是一种纯属外部官能的生存，它再也不会兴高采烈地去专心致志于它的事业了。个人是如此，民族也是如此，都在天然的死亡里消灭。就算民族能够继续存在，这一种生存是没有兴趣的、没有生气的，它不需要它的那些制度，因为它们的需要已经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政治的虚无和无聊。为得要使一种真正普遍的兴趣可发生，一个民族精神必须采取某种新的东西，但是这种新的东西能够从哪里发生呢？这个新的东西必须是一种比它自身较高等的、较博大的概念——对于它的原则的一种扬弃——但是这种举动便要引起一个新的原则、一个新的民族精神了。 P79 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一种果实，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然而这一个果实并不回归到产生它和长成它的那个民族的怀中去；相反地，它却变成了那个民族的鸩毒。那个民族又不能撒手放过这种鸩毒，因为它对于这样的鸩毒具有无穷的渴望：这个鸩毒一经入口，那个民族也就灭亡，然而同时却又有一个新的原则发生。 P80 当我们观察过去——不论过去的时期是多么久远——我们只须研究现在的东西就行了。因为哲学既然着重在“真”的研究，所以只须研究永久的现在的东西。在哲学上，过去一切并没有在过去中消失，因为“观念”永远是现在的；“精神”是不朽的；“精神”不是过去的，不是未来的，只是一个本质地现在的。 P86 在北美洲，我们看到一番繁荣的气象，一种产业和人口的增加，公民的秩序和巩固的自由；而且全部联邦构成一个国家，并且有它的若干政治的中枢。在南美洲就不同了，各共和国完全以武力为基础；它们的全部历史是一种继续不断的革命；一经联合的各邦忽然分散开来；先前分立的各国忽然联合在一起；而这一切的反复变迁没有不是导源于军事革命的。 P87 南美洲，在那里殖民和操纵政治的是西班牙人，信奉的宗教是天主教；在北美洲，虽然各教各宗无所不有，然而根本上乃是耶稣新教。还有一个更大的差别，就是南美洲是被征服的，而北美洲是被殖民的。西班牙人占领南美洲，是想统治它，想靠做官聚敛来发财。 北美洲和它正相反，是完全由欧洲人所殖民的。 从耶稣新教方面产生了各个人的相互信赖——对于他人心术的信托；因为在耶稣新教教会里，全部人生——人生的一般活动——都是宗教的事业。相反地，在天主教内，这样一种信赖的基础无从存在；因为在世俗的各种事件中，只有暴力和自动服从才是行为的原则；而被叫做宪法的种种形式，在天主教下仅仅是一种应急的手段，而不是拿来制止不信任。 P88 假如在一方面，像我们前面所说，耶稣新教形成了信赖的重要原则，那末，在另一方面它就得相当承认感情这因素的合法性，以致进展成为各种的任性妄为。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民认为，既然每一个人可以有他特殊的世界观，因此，他自己也可以有一种特殊的宗教。因为这个原故，宗教便分裂成为那么多的宗派，简直荒谬到了极点；其中有许多宗派的礼拜形式是种种痉挛的动作，而且有时候居然是最肉感的放纵。这种彻底的信仰自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许多教堂会众们可以全凭他们的高兴，选任和辞退教士：因为那里的教会不是独立的生存——不具有一种实体的精神的实在，和相当长久的表面的组织——相反地，宗教事务是凭当时会众们的高兴来处理的。 在一个现实的国家和一个现实的政府成立以前，必须现有阶级区别的发生，必须贫富两阶级成为极端悬殊，一大部分的人民已经不能再用他们原来惯常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人生的需要。但是美洲向来没有这种压迫，因为它那里殖民的门路终年大开，一批批的人源源不绝地向着密士失必河流域的平原涌进。有了这个出路，不满足的主因便解除了，现有的民治状况也可以继续维持了。要拿北美合众国来和欧洲相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欧洲，无论有多少移民出去，它没有那一种天然的人口出路。假如日尔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P89 亚美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国土，那里，在未来的时代中，世界历史将启示它的使命──或许在北美和南美之间的抗争中。对于古老的欧罗巴这个历史的杂物库感到厌倦的一切人们，亚美利加洲正是他们憧憬的国土。据称拿破仑曾经说过：“这个衰老的欧罗巴使我无聊。” p90 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的希腊便是在这里。在叙利亚则有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点。它的东南部则有麦加和麦地那，乃是回回教信仰的摇篮地。迤西则有特尔斐和雅典，更西则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 P92-93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却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 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这一种工具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理智最大的光荣。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P96 我们对于宗教的第一个观念，就是人类方面对于一种“高等权力”的意识──就算这种“高等权力”仅仅被看作是一种自然权力──他觉得他自己比起了这种权力，只是一种比较微弱卑贱的存在。人类开始意识到较高于人类的存在的时候，宗教也就开始。 在巫术中，并没有上帝的观念，也没有道德的信仰；巫术把人类当做最高权力，只有人类单独对于自然权力占有支配地位。所以这里绝没有对于上帝的精神的崇拜，也没有一种公理的制裁。 P96-97 他们（指黑人）所拟想的超自然权力绝不是真正客观的、在本身中牢固的、和他们不同的东西，却是他们环境里随便可以遇到的东西。 P97-98 人类既然被看作是最高无上，这个事实连带地就是人类并不尊重他自己；因为人类必须先有对于“高等存在”的意识，他才能够具有真正恭敬的观点。因为假如任意专断是绝对的东西，是达到直观的唯一牢固的客观性，那末，精神在这个阶段上决不能够意识到任何的“普遍性”。因为这个原故，黑人对于人类总是怀着十足的轻蔑，这种轻蔑对于法律和道德所产生的影响，便形成了黑人基本的性格。 P98 黑人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的主要原则便是，人类还没有取得他的自由的意识，因此降而成为一件东西、一件毫无价值的东西。 P98-99 黑人的多妻主义，目的常常在于多生子女，好把他们一个个卖出去：这方面每每听得到天真的诉说，例如伦敦就有一个黑人叹息，说什么他现在是很穷很穷的人了，因为他已经出卖了他所有的亲戚。说道黑人所表示的轻蔑人道，其特色不是对人死视若无睹，而是简直把生命 不当一回事。正因为他们把生命不当一回事，所以黑人和欧洲人交战时，除体力强大外，更表现出无穷的勇气，成千成百地被欧洲人的枪击倒。只有在生命有某种价值的东西做目的的时候，生命才有一种价值。 P99 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憲法的范畴，我们便可以知道黑种人全部的本性使他们不能有这类组织的存在。这个阶段上的立场只是感官的任意和意志的精力，这里根本谈不上承认什么精神的普遍的法则。这里的普遍性只是独断的主观的选择。所以政治的维系就不能够具有自由的法律来统治国家的特性。这里对于肆意独断的意志力，绝对没有什么维系，绝对没有什么拘束。只有外界的武力才能够暂时使国家团结起来。 P99-100 假如黑人不满意于他们的国王，他们就把他废黜、杀却了事。在达荷美（Dahomey）地方，臣民感到这种不满意的时候，他们便把鹦鹉蛋送给国王，作为不满意于它统治的表示。有时候，他们也派一个代表团向他进言，说他为国贤劳必很辛苦，他最好还是休息一下。国王于是向他的臣民致谢，走到别室去，命妻女们把他绞死。相传古时有一个国家，由妇女组成，以战胜、取胜著名，征服元首也是一个妇女。据说她曾经将亲生的儿子捣死在石臼中，用污血来涂她自己的身体，而且常常备有捣死的小儿的血。据说她把一切男子赶的赶，杀的杀，并且下令把一切男孩子处死。这些女煞神毁灭了邻近地方的,一切时常又不得不出来劫掠，因为他们是不事耕种的。战争掠得的俘虏就当做丈夫来使用：怀孕的妇女们必须到营帐外去生产，假如产生下来是男孩子，就把他结果了事。据说这个丑声四播的国家终于变为无影无踪了。再者，在黑人国家内，国王身畔老是死刑执行官，他的职务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王虽然可以用他诛戮许多犯有嫌疑的臣下，但是遇着大臣们要杀国王的时候，国王自己也得死在他的手里。 P100 不管黑人在其他各方面显出柔顺的性格，他们的狂热是能够鼓动起来的，而且只要鼓动起来了，就会超越一切的信仰。一位英国旅行加叙述一段见闻如下：在阿善提决议开战的时候，一定首先举行庄严隆重的仪式，内中有一个节日，便是拿人血来洗国王的母亲的骸骨。国王为了要使自己国内激起相当程度的狂热起见，命令在他的京城里举行一次屠杀当做战争的序幕。 黑人常有一个长时期平静无事，但是骤然间他们的热情一澎湃起来，他们自己也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们之所以这样骚动而造成这种浩劫，正因为它并非为了什么内容，什么思想；它只是一种肉体的狂热而不是一种精神的狂热。 P102 亚细亚洲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 “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所以“世界历史”也就从亚细亚洲开始。 P104 农业在事实上本来就是指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农业要求对于将来有先见和远虑，因此，对于普遍的东西的反省觉醒了，所有权和生产性实业的原则就孕育在这当中。 P106 太阳──光明──从东方升起来。光明是一种简单的对自己的关系；它虽然具有普遍性，同时却又在太阳里有一种个性。试想一个盲人，忽然得到了视力，看见灿烂的曙色、渐增的光明和旭日上升时火一般的壮丽，他的情绪又是怎么样呢？他的第一种感觉，便是在这一片光辉中，全然忘却了他自己──绝对的惊诧。但是当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他这种惊诧便减少了；周围的事物都已经看清楚了，个人便转而思索它自己内在的东西，它自己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渐渐被发觉起来了。他便放弃了不活动的静观而去活动，等到白天将过完，人已经从自己内在的太阳里筑起了一座建筑；他在夜间想到这事的时候，他重视他内在的太阳，更过于他重视那原来的外界的太阳。因为现在它和他的“精神”之间，结成了一种“关系”，所以也就是一种“自由的”关系。我们只要把上述想像的例子牢记在心，我们就会明白这是象征着历史──“精神”在白天的伟大工作──的路线。 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尔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 P107 东方。它的基础是直接的意识──实体的精神性；主观的意志和这种意识最初发生的关系是信仰、信心和服从。 P108 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观的自由里照不见自己。想像和自然的一切富丽都被这个实体所,独占，主观的自由根本就埋没在它当中。它只能在那绝对的对象中、而不能在它自身内觅得尊严。 P113 东方世界在“道德”方面有一种显著的原则，就是“实体性”。 P114 东方人在法律中没有认出他们自己的意志，却认见了一种全然陌生的意志。 P115 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印度可以和希腊相比，波斯可以和罗马相比。在波斯，神权表现为一种君主政体。君主政体是这样一种政体，各个分子集合于政府的元首一人之下，但是这个元首既不是绝对的指导者，也不是独断的统治者，而是一种权力，它的意志一样受法律原则的制裁，和臣民的服从法律并无分别。 P116 波斯的“精神”是清楚的、光明的 波斯的统一不是中华帝国那种抽象的统一；这个统一适应于统治许多不同的民族，把它们联合在“普遍性”的、温和的权力之下，如像一轮暖日烘照着万物──唤醒它们的生命和促进它们的生长。 这个波斯帝国──既然它能够容忍这多种的原则，用一种生气活泼的形式表现出那种对峙，而且不像中国和印度那般抽象、沉静，那般闭关自守──它使世界历史有了一种真正的转变。 P117 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国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 历史必须从中国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它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P118 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其他亚细亚人民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 P119 这个帝国自己产生出来，跟外界毫无关系，这是永远令人惊异的。 P124 天子应该享有最高的崇敬。它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亲自处理政事；虽然有司法衙门的帮助，他必须亲自知道并且指导全国的立法事务。他的职权虽然大，但是他没有行使他个人意志的余地；因为他的随时督察固然必要，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准则。所以各个皇子的教育，都遵照最严格的规程。他们的体格要用有纪律的生活来锻炼强健，从能说话、学步的年龄起，他们便须专攻学术。他们的学业是由皇帝亲自来监督的，他们很早就知道，天子是一国之主，所以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应该做百姓的榜样。各皇子每年须受一次考试，事后有一个详细的报告公布，使得对他们深为关心的全国上下统统知道。因此，中国能够得到最伟大、最优秀的执政者，“所罗门的智慧”这句话可以用在他们身上；现在的清朝特别以它的精神和身体的灵活著名。自芬乃龙（Fenelon）所著的《太里马格》（Telemaque）行世以来，关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这一切理想都在中国实现了。 P127 不像印度那样，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各阶层要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 P130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奇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P131 中国的宗教，不是我们所谓的宗教。因为我们所谓宗教，是指“精神”退回到了自身之内，专事想像它自己的主要的性质，它自己的最内在的“存在”。在这种场合，人便从他和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出，终久能够在这种退隐中，使得他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就不是如此，宗教并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为真正的信仰，只有潜退自修的个人、能够独立生存而不依赖任何外界的强迫权力的个人，才能具有。在中国，个人并没有这一种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也是依赖的，是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 P137 中国人民族性……的显著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 P138 中国在各种设施中充满了没有诗意的“理智”，印度却是狂想和锐感的区域。 “上帝”是在梦寐的恍惚状态中。因为这里的梦寐，不是具有明白的人格和经验的个人，简单地解除他人格上的限制的梦寐，而是那个无限制的“精神”的梦寐。 p138-139 女性有一种特殊的美，在她们的面孔上表现出一种纯洁的皮肤，带上一种浅浅的美丽的红色，这和纯粹康健和元气旺盛的红色不同──一种更细致的红色，仿佛一种精神从内部的嘘气──而在这种美下面，线条、眼睛的顾盼、嘴的部位，都显得温柔、体贴和松弛。这种天上的美丽出现在妇女们产后的那几天，那时怀孕的重负既然放下，分娩的剧痛已经过去，再加上了灵魂的欢喜，迎接一个可爱的婴儿。同一色调的美又可以从妇女们在魔术的梦游的睡眠中、接近了一个超越尘凡的美的世界的时候看得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斯库里尔又把这种色调赋给了垂死的玛丽，她的精神已经在上升到了受福者的乐土上去，但是她仿佛重新照耀她消逝中的面貌，等待一次死别的爱吻。我们又在印度世界中发现了这一种美的最可爱的形式：一种无力的美，凡是一切粗鲁的、严厉的和矛盾的都已经消失于其中，只有感觉和灵魂呈现出来──可是，这一种的灵魂里，自由的自助精神的死亡是了然可见的。 P139 印度本质的一般原则……被称为一种“梦寐”状态里的“精神”。 在一场梦里，个人停止知道自己之为自己，以别于各种客观的事物。 在梦寐状态中……外界和个人的分离，在精神的普遍性──它的本质──之前便消失了。 印度对于事物的见解是一种“普遍的泛神论”，但是是一种“想像”的泛神论，而不是“思想”的泛神论。 P140 每一个感官的材料和内容只是粗暴地被提取、运送到了“普遍的”和“无限的”领域中去。 每一件东西──日、月、星辰、恒河、印度河、野兽、花朵──每件东西对于它都是一位神。在这种神圣性之中，有限的东西便丧失了存在和稳固性，所有的理智也因此消逝了。相反地，“神圣的东西”，因为它本身变化无定，由于它这种卑贱的形式，完全被玷污，弄得可笑。这样把一切有限的东西都加以普遍的神化，跟着又是“神圣的东西”的堕落，于是“神人同形”的观念，就是神赋形为人，便成了并不特别重要的思想。鹦鹉、母牛、猕猴等等同样都是神的赋形，然而并不因此提高了它们的身份。 P141 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会屈服于这种命运。 P142-143 说到印度人的政治生活，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这个国家和中国对比下所显示出的进步。在中国，普天之下，一切居民，都处于平等地位；因此，一切政治都集中在中枢皇帝的身上，各个臣民无从取得独立和主观的自由。这种“统一”进展到了第二阶段，便是“区分”，在“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权力下维持它的独立。一种有机的生命第一需要“一个灵魂”，第二才须分化区别，而且各在它的特殊性里发展为一个完全的系统；但是它们的活动使它们再组成上述的一个灵魂。中国便缺少这种分立的自由，它的缺点就是不同的种种没有能够取得独立性。在这方面，印度便有了主要的进步：独立的各分子是从专制权力的统一里分支了出来。然而这里应有的区分又降回到“自然”。这些区分并没有激起灵魂的活动来当作它们团结的中心，同时使这灵魂得以实现，──如像在有机的生命里便是如此──它们硬化、固定，而且由于它们呆板的性质，印度人就被判定在最退化的、精神的奴隶生活之中。 P144 印度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个人所隶属的阶层，在他出生时就已经完全决定了，以后一生就属于这个阶层。我们看见的具体生动性就在这里又沉入死海之中。一条铁链勒毙了含苞欲放的生命。 P148 任何人必须否定了他自己的生存，方才能够得到婆罗门的权力。这种否定到了它最高的程度，便是意识昏昏然，心灵上完全宁止不动──一切情感和一切意志都已经灭绝──这一种情况在佛教中也算是最上乘的。 凡是因为尊重人类生命而起的道德观念，在印度全然没有。除了上述种种之外，人生行为上又有无限修正，都趋向于灭绝的一途。 P149 以达到最高程度的清净寂灭为目的，──他们努力想求得意识的完全死灭，从这一点过渡到肉体的死亡，并不相去多远。 P150 婆罗门在一方面虽然受到这些严厉的限制和规条，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生命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对于任何种犯罪都不负责任，他们的产业不容侵犯。 P153 对于一切政治的革命，普通印度人漠不关心，因为他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婆罗门就是具体现世的神祗。 P155 这种二元性──抽象的统一性为一方面，抽象的感官的特殊性为另一方面……这种二元性的崇拜，一方面是纯粹的自我超拔这个抽象观念──实在的、自我意识的灭绝；这一种否定性结果，一则表现于无意识境界的达到，一则表现于自杀和伤害自己来灭绝一切可以称为生命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放纵过度，无法无天；所有一切个性的意识，已经因为沉湎于单纯自然之中，消失无踪；所以个性便单纯地自然成为二而一的东西──泯灭了它和“自然”不同的意识。 P157 印度人仁爱、人道的特征，便是他们不杀禽兽，替各种畜牲──尤其是母牛和猕猴，设立了许多设备丰富的医院；然而四境之内，竟然找不到一个为了照顾疾病、老弱的人类而设立的机关。印度人连蚂蚁也不肯踏死半个，但是遇到饥饿将死的流亡人，他们却毫不关心。婆罗门尤其来得不道德。据英国人报告，婆罗门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不做一事。凡是他们教规所不禁的事情，他们完全放任他们自然的冲动。当他们参加任何公务的时候，他们显得贪婪、好色，狡诈、寡信。对于他们不得不畏惧的人，他们就谦恭得很；但是在这方面受了气，便拿那些依赖他们的人来出气。一位英国人说过：“我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半个诚实的人。”子女对于父母毫不尊敬，儿子多虐待母亲。 P161 对于印度“精神”既然是一种心不在焉的梦境──一种忘掉自己的放纵──所以它使种种对象也放纵为不真的形象和不定的空虚。 P164 中国的特色是一种毫无想像的“理智”、一种在确定的现世中间没有诗意的生活；同时在印度世界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对象能够被看作是现实的和确定不易的──凡事凡物没有不是在认识之处，就被想像所歪曲，变为和理智的意识所见的恰巧相反。 成为他们（指印度人）的根本特性的……是纷纭的“区分”。 P165 有一种怪诞而不合理的想像，它将人类的价值和性格归属于无限的外在行动，这些行动就精神和心灵来说，都是空虚的；它又对于一切人类的福利丝毫不加顾问，甚至把惨暴残忍、危害人道看作是一种应尽的.义务那些畛域的分别严格地维持，“国家”唯一的普遍意志荡然无存，只剩下纯粹的任意放纵，到处横行，只有一定不易的阶层的区别受到保护。中国人因为不含诗意的理智，所以把位抽象的、无上的主宰尊敬为最高的；同时他们对于一定不易的一切，表示着一种迷信得可笑的敬重。在印度人当中，凡是和“理智”成为对立的迷信是没有的，相反地，他们的全部生活和种种观念便是一连串不断的迷信，因为在他们中间，一切都是狂想和连带的奴隶化。一切理性、道德和主观性的放弃灭绝，必须放纵在一种无限狂妄的想像里，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感情和自己的意识；在这种想像之中，如像一个穷蹙失所的精神，它找不到休息，找不到安定的宁静，同时又没有其他的出路；仿佛一个身体和心灵都感到困乏的人，觉得他的生存完全是愚蠢和不可忍受，于是被迫而去从鸦片当中创造出一个梦的世界和一种癫狂的幸福。 （梦──歪曲；癫狂──成瘾） p166 印度精神“梦幻的形态”……在一切自然的和精神形态里，如醉如狂，放辟邪侈到了极点；它把最粗劣的肉体感官和最深湛的思想几微同时都包含在内，就是因为这个原故──专就自由的和合理的现实性来说──才沉沦于自暴自弃、不可救药的奴隶状态之中；──在这一奴隶状态下，和具体人生区分的那些抽象方式已经成为刻板文章，一切人类权利、人类文化已经绝对地依赖这些区分。这便是一种酩酊的生活，沉重的锁链在现实中束缚着它，同它相对照的，乃是无拘无束的梦幻生活。 P170-171 亚细亚洲分为两部──近亚细亚和远亚细亚，这两部分本质上是不相同的。一方面，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远亚细亚大民族，已经讨论过了，属于严格的亚细亚种，就是蒙古利亚种，因此具有特殊的、和我们大不相同的性格；另一方面，近亚细亚各民族属于高加索种，那就是说，欧罗巴人种。他们和西方有关系，那些远亚细亚民族却是完全孤立的。因此，欧罗巴人从波斯入印度时，便看到一番惊人的对照。当他在波斯，他还多少有点故乡的感觉，他所接触的是欧罗巴心性，人类的伦常和人类的热情；等到他跨过了印度河，在印度境内，他立即遇到最高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浸渍着社会上每一个形态。 P171 从波斯帝国起，我们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联系。波斯人是第一个历史的民族；波斯帝国是第一个逝去的帝国。中国和印度始终是静止着，保持了一种自然的、草木的生存一直到现在，同时波斯却经历了为历史状态所独有的那些发展和转变。 在波斯这片地方才第一次升起那种光明，照亮了它自己，也照亮了周围的一切；因为琐罗斯德的“光明”属于“意识的世界”──属于“精神”和别的东西发生关系的“精神”。我们从波斯世界中看到了一个纯粹的、崇高的“统一”。 发展的原则和波斯历史一同开始。因为波斯历史的开始，便是世界历史真正的开始；因为历史里“精神”的普遍兴趣，便是要获得无限制的主观性──便是要从一种绝对的对峙来获得和解。 P175 在波斯概念里，我们遇到一片纯净的以太──“精神”的芬芳气息。在波斯概念里，“精神”跳出了“自然实体的统一”，跳出了那种实体的无内容。 P177 “精神”必须有对峙。 P185 因为“光明”既然烛照万物──给每个对象一种特殊的生机──所以波斯帝国的统治伸张到了许多邦国，给了每个邦国特殊的性格。有些邦国甚至有它们自己的国王；同时每一国都有它的明显的语言文字、军备、生活方式和风俗礼制。 P186 波斯既然没有中国那种紧密到透不过气来的总体，也没有印度那种处处是放纵邪僻的无政府状态的人生。在波斯，政府虽然把全国各部集合为一个中央的单位，仍然只是各民族的一个集体──每个民族仍然是自由的。 P192 阿多尼斯的宴飨和奥赛烈司的崇拜十分类似，都是纪念死者──一种丧葬仪节，在这一天妇女们对于那位长逝的神明都发出最深刻的悲哀的哭声。在印度，这种悲恸被压抑在英雄式的麻木无情中；妇女们不哀呼，相率自投在恒河里，男人们却定出各种异想天开的刑罚，直接把最可怕的痛苦加在自己身上；因为他们只要使自己丧失生机，才能灭绝意识，好进入空虚的、抽象的冥想之中去。但是这里，人类的痛苦却成为一种崇拜的因素、尊敬的因素；人类在痛苦中感觉到他的主观性：他应该、并且可以抱有自我意识和现实的生存的感觉。在这里，生命重新获得了它的价值。 P193 对于这个夭折的神明的崇拜含有两个成分──一方面是对于他的死亡所感到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对于重新发现的神所感到的欢乐。 P195 我们从犹太民族里观察到一种严格的宗教仪式，显示着对于纯粹的“思想”的关系。具体的个人并不成为自由的，因为“绝对的东西”本身并不被理解为具体的“精神”；因为“精神”仍然以非精神的东西的身份来呈现。 犹太民族从那一个上帝观念而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地位；因此个人自身是没有自由的。斯宾诺莎把摩西的法律看作是上帝颁给犹太人的一种刑罚──一根纠正的棍棒。个人从来没有独立的意识；因此，在犹太人当中，我们找不到什么灵魂不灭的信仰；因为个人本身是不存在的。 P197 从我们所发现的古代埃及各种表象之中，特别可以注意到的一个形象，就是狮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个谜──一个暧昧的形式，一半兽，一半人。这个狮身女首怪可以算做“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从兽体内探出人头，这表示“精神”开始从单纯的“自然的东西”里提高自己──摆脱了自然的东西的约束，比较自由地矫首四顾；不过还没有从它所加的枷锁里完全解放出来。埃及那些数不尽的建筑物，都是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出现在地上，升入空中。整个地方分成为一个生命的王国和一个死亡的王国。 P209 埃及的宗教崇拜根本是动物崇拜。 P212 希腊人的美术知道靠精神的性质在美丽的形式中来达到特殊的表情，用不着把人面破了相来使观者了解，埃及人甚至于在人的形态以及神祗的形态上，都加上了禽兽的头面、脸谱作为一种解释。 P214 埃及人是首先说出人类灵魂不朽这个思想的人。 P219 必然使我们惊奇的，乃是希腊的传说，声称狮身女首怪──埃及的伟大象征──出现在底比斯，讲出下面一个谜：“朝晨四脚走，白天两脚走，夜里三脚走，这是什么东西？”厄狄帕斯解答了，说这便是“人”，于是狮身女首怪狼狈而走。那种“东方精神”在埃及进展一直到成为问题的解答和解放，确实有如下述：“自然”的“内在的东西”就是“思想”，“思想”只生存在人类意识当中。然而厄狄帕斯一方面提出了那个脍炙千古的解答──显示出他自己是有知识的人──在另一方面，他却又蠢然不知道自己行动的性质。在那皇室旧家里发生的精神的上升，由于无知仍然和大恶相连，所以这个第一个国王统治──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和道德的光明起见──首先必须制定政治自由和公民法律，来和“美的精神”相调和。 P220 我们首先要排除我们心头那种偏见，以为长久比短促是更优越的事情：永存的高山，并不比很快凋谢的芬芳的蔷薇更优越。在波斯，“自由的精神”这个原则开始产生，反对自然；单纯的自然的生存因此只有衰败了。 “精神”已经泄漏了它的生存的消息，便不得不完成它的发展。中国人在死后才受到尊敬崇拜。印度人或者伤害自己的身体，沉溺在中性婆罗摩里，在完全没有意识的状态里生就是死：或者全凭出生就是一位现世的神。这儿没有什么变化；不容许有什么进展，因为必须认识了“精神”的独立，才能够有进步。有了波斯人的“光明”，才开始有一种精神的直观，这里“精神”便向“自然”告别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才第一次发现客观性是自由的，那就是说，各民族没有变做奴隶，可以保持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政体和他们的宗教。 （鸦片──无意识的生就是死） p222 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来到了“精神”的园地。 希腊表示着精神生命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 希腊人想像中的最高的形式是阿溪里斯，他是诗人荷马笔下的宠儿、推来（特洛伊）战争期间的青年。 P225 希腊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便显示为一半土著和一半外族移民的交互混合；亚的加（Attic）本土的人民注定要达到希腊繁荣的顶点，那里正是许多最不同的血统和家族的集合地点。 在希腊我们所遇见的许多种族当中，我们很难说哪一族是原来的希腊人，哪一族是从远方移入。 P227 我们这样看到许多文明的民族的殖民情状，这些民族就文化来说，都超过了当时的希腊人，但我们不能拿这种殖民情形和英国人在北美洲的殖民情形来比较，因为英国人没有和当地土著人相混合，却把他们排挤掉了；至于希腊人的殖民者却和原来的分子水乳交融。 P229 整个希腊团结一致，共赴民族的危难，就是“推来”战争。 P230 希腊人于是团结一致，共同行动，他们团结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们努力的结果，便是“推来”的征服和毁灭，但是他们并没有久占这城的目的。所以在解决办法上看来，并没有什么外表的结果，同样地，这次单一的行动也没有造成一种耐久的政治团结。但是那位大诗人却把他们的青春和民族的精神，描绘成为一幅不朽的图画，来刺激希腊人民的想像；在他们的全部发展和文化上，这幅美丽人生的英雄主义的图画，永远呈现为一个指导的理想。同样地，我们在中古时代看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团结一致来追求一个目的——耶教圣庙的收复；然而不管获得多大的胜利，同样地最后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十字军乃是新觉醒的基督教世界的“推来”战争，来合力对付穆罕默德教简单、和谐的明净。 P232 我们追溯希腊文化的开始，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希腊地理的物质状态并不表现一种特殊性的统一、或者什么整齐划一的形体，对于居民发生一种强有力的影响。相反地，它的地形是驳杂的，不能给人一种断然的影响。这里也没有一种家庭、或者民族组织的庞大的统一性；而在自然景色万象纷呈之前，人们的注意力便转到他们自身方面，去伸展他们微小的力量。 P237 标明希腊的性格是“美”的个性，它是靠“精神”产生的，它把“自然的东西”改变成为自己的表现。“精神”的活动还没有自己表现的材料和器官，而它还需要“自然”的刺激和“自然”所提供的材料；它不是自由的、自己决定自己的“精神性”，而是纯粹的自然性形成的“精神性”——“精神的个性”。希腊“精神”等于雕塑艺术家，把石头作成了一种艺术作品。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间，石头不再是单纯的石头——那个形式只是外面加上去的；相反地，它被雕塑为“精神的”一种表现，变得和它的本性相反。 （东方——宗教；希腊——艺术；罗马——政治。） P239 在希腊人中间，各个人便有这种无限的冲动，要表现他们自己，并且在表现中找着快乐。 P240 希腊人首先锻炼他们自己的身材为美丽的形态，然后把它表现在大理石和绘画中间。 P247 如果有人问：“上帝必须现身吗？”这问题必须肯定地答复；因为凡是本质的存在，都要出现它自己的。 P249 我们看见东方那种辉煌发展的专制政体，严格地适合于“历史的黎明区域”的一种形态。 P263 希腊生活的极盛时期只有六十年，就是从西历纪元前四九二年米太战争到西历纪元前四三一年伯罗奔尼撒斯战争。道德的原则既然无可避免地灌输了进来，立刻便成为腐化的开始，但是这种腐化的表现，在雅典所取的形态，和在斯巴达所取的形态不同：在雅典表现的是公共措施的废驰纲纪，在斯巴达表现为私人道德的堕落。 P265-266 “思想”——就是内在地“普遍的东西”——威胁了希腊的美的宗教，个人的热情和纵恣威胁了它的国家宪法。在一切事物中自己理解自己和表现自己的“主观性”，威胁了整个直接的现行局面。所以“思想”便在这里出现为腐败的原则——就是“实体的”道德的腐败；这因为它促成了一种对峙，并且在本质上使各种理性原则抬头。 P268 许多市民脱离了实际的生活以及政治的事务，为的要在理想的世界中生活，苏格拉底的原则对于雅典国家显出一种革命的姿态；因为这个国家的特色便是，它的生存方式就是道德，换句话说，“思想”和现实生活有一个不可分离的联系。当苏格拉底要想把他的朋友们引上反省的道路时，那种谈话总是带着一种否定的语气；那就是说，使他们自觉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是”。但是当苏格拉底那个原则正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他便因为发明了那个原则而被处死刑，这个判决一方面显示出了十分的公正——就是说，雅典人民处死了他们绝对的敌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了高度的悲剧性——就是说，雅典人将无可奈何地发现这个事实：就是他们所深恶痛绝于苏格拉底方面的东西，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他们自身只内，结果他们必须和苏格拉底一同被宣判为有罪或无罪。 P272 阿溪里斯开始了希腊世界，他的后身亚历山大完成了希腊世界；这两位青年不但在他们自身上给了人美艳绝伦的画图，并且给了希腊的存在一个美满的典型。 P274 希腊国家所以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正就是它们的美丽的神祗所表现的特点，这些神祗每一个都具有特殊的性格和特别的存在，然而各国的特殊性又不致侵犯了各国共同尊崇的那位神明——亚普罗。因为这个原故，自从这位神明声势渐形削弱、从各国里销声敛迹以后，留存下来的就只是干燥无味的特殊性——这是可憎厌的特殊性，它极其顽固地拥护自己，也就因此据着绝对依赖的地位，而和其他特殊性发生冲突；可是那种无力和不幸的感觉在有些地方也会促成团结。 P275 同这种热情的特殊性、这里的局面、这种不问善恶同归于尽的局面成为截然相对的，是一种无可挽回的盲目的命运——一种铁的势力，准备着揭穿那种堕落局面的一切症象，把它毁为焦土，打个粉碎；因为治疗、补救、挽回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压倒一切的命运就是罗马人。 P276 罗马世界……应运而起，要把许多道德的个人铸在一定的束缚之中，并且把一切“神明”和一切“精神”固结在世界统治的万神庙里，藉此造成一个抽象的普遍的东西。罗马原则和波斯原则的分别，根本就在这一点——前者窒息一切生机，后者则容许一切生机得到最高度的发展。因为罗马国家的宗旨，要使个人在道德生活上都为国家牺牲，所以世界沉沦到了哀怨之中：世界的心破碎了，它和“精神”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断绝，这种“精神”的自然性达到了一种不快乐的感情。然而只有从这种感情里才能够产生基督教中超感官的、自由的“精神”。 P277 我们观察罗马世界，并不要观察一个本身是丰富的具体地精神的生命；相反地，其中的世界历史的因素乃是“普遍性”的抽象观念，而为了达到这种抽象观念，不惜用无灵魂、无心肝的严酷手段去追求赤裸裸的统治。 P282 罗马由许多强盗似的牧人所组成，是各式各样的游手亡命之徒的汇集。 P283 在罗马开国之初那个劫掠时期内，因为国家的基础建筑在战争上面，所以每一个公民必然是一个军人。 P283-284 希腊人的生活，虽然也同样地不是从大家长制的关系渊源而来的，但是希腊人最初就有家庭的爱和家庭的关系，他们的共同生存的和平目的，必然是要去扑灭海上和陆上的盗匪。罗马的开国者却不是这样，纶缪拉斯（Romulus）和利玛（Remus）两人，据传说所称，本身就是盗匪，从小就和家庭脱离，不是在家庭的情爱中长大成人的。同样地，最早的罗马人据说也不是自由求婚和恋爱，而是用武力来夺取妇人。罗马人的生活既然这样从野蛮粗犷的状态开始，完全没有天然道德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他们特有的一个元素，就是对于家庭关系的严酷无情；这一种自私为己的严酷无情，结果便构成了罗马人风俗和法律的基本条件。因为这个原故，我们见到的罗马人的家庭关系，并不是一种爱和情的美丽的自由的关系；家庭间的信赖被严酷、附属和顺从的原则代替了。男女婚姻依照严格的和正式的形态来说，不过是一种买卖的关系；妻子是丈夫的财产，而结婚所去的形式，和任何其他买卖的形式没有分别。 P286 成文法律的渊源和发展应该归功于罗马世界抑制的、非精神的和非感情的理智。 P287 事实上，束缚就是罗马人的宗教；相反的，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 P301 罗马历史第一个时期的主要因素，便是平民阶级取得了可以当选为高级官吏的权利，并且设法取得了土地田产方面的摊额，藉此给了一般公民谋生的工具。自从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间有了这种结合以后，罗马才第一次达到真正的内部巩固；只有这种巩固得到实现以后，罗马的权力才能向外发展。接着是一个满意的时期，一般公民共存共荣，厌恶内战。当各民族在内部冲突解决以后、再用权力对外的时候，他们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力量；因为先前的兴奋还没有消退，在内部既然没有了对象，所以只有向外去求对象。罗马精力有了这个方向，一时之间竟然能掩饰了那种结合的弱点；两个阶级间虽达成了平衡，然而没有一个主要的中枢、支持和重点。原先存在着的矛盾，到了后来必不可免地再度出现，但是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到来以前，罗马便在战争上、在征服世界上表现了它的伟大。从这些战争得来的权力、财富和光荣，以及这些战争所引起的艰难问题，使罗马人在国内事务上团结一致。他们的勇敢和纪律造成了他们的胜利。 P305 伽图在元老院每次议事会完毕时，老是这样说：“迦太基非灭掉不可。”伽图乃是一个十足的罗马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马原则是主权和强力的冷酷的抽象观念，是对敌视他意志的自私的纯粹意志的自私，它本身不包含任何道德的实现，全凭个人的利益获得了内容。 P308 从罗马这个原则所有一切的趋势说来，都是趋向于最高主权和军事力量；这个原则里并没有包含任何精神的中心点，来做它的“精神”的对象、业务和享受。 P311 凡是料定要遭死罪的人们，都以自杀了之，为的是他们的财产至少还可以保全给家属。 P313 罗马人是从抽象的“内在性”的原则出发，这个内在性现在在“私权”中自己实现自己为“人格”。 罗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命运”和主权的抽象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就是个体的抽象观念。所谓“法人”，就是指承认个人的重要性，这种承认并不以它的生动性为根据，而是把它当做抽象的个人。 P314 那时候的各种哲学系统──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怀疑派──虽然他们各不相容，却具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这就是，要使心灵对于实际世界所提供的一切漠不关心。 P317 自我的放弃、习俗的变更，乃是一种手段，藉此造成这一种绝对的基础。罗马世界不幸遭受的那种矛盾正所以造成一种训练──它是一种文化的训练，靠这一种训练使个人人格完全消灭。 P317-318 知识是罪恶的东西，人类为了它失掉它的自然的幸福。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因为禽兽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单纯的自然人也是无所谓善或者恶的。自觉却使那任性任意、具有无限自由的“自我”，离开了“意志”的、离开了“善”的纯粹内容──“知识”就是取消了“自然”的统一、就是“堕落”；这种“堕落”并不偶然的、而是永恒的“精神”历史。因为那种天真的状态、乐园的生活状态，乃是禽兽的生活状态，“天堂”是禽兽、不是人类能勾留的园囿。因为禽兽仅仅在自己和“上帝”为一。只有人类才是精神，那就是说，自由人类才是为自己。这种为自己的存在、这种自觉，同时又是从那个“普遍的和神圣的精神”的分离。假如我守着我的抽象的“自由”，我便违背了“善”，而选择了“恶”，所以这种“堕落”乃是永恒的“人类神话”──事实上，人类就靠这种过渡而成为人类。 P320 “真理”的内容便是“精神”自己──固有的生动的运动。上帝的本性就是纯粹的“精神”，这一点在基督教里表现了出来。但是“精神”是什么东西？它便是“一”，它便是同样不变的“无限的东西”，它便是纯粹的“相同性”──它在它的第二阶段上使自己同自己分离，作为它自己的相对的东西，这就是，作为和“普通的东西”相反的，为自己和在自己的存在。然而这种分离却被扬弃了，因为那原子化的“主观性”专心致志于它自己，所以自己便是“普遍的东西”，便是和自己“同一的东西”。假如“精神”由于它绝对的区分──“爱情”作为“感情”，“知识”作为“精神”──被解释为自身以内的绝对反省，那末，它就算是三位一体：“圣父”和“圣子”以及它特有的那个在统一中的作为“精神”的区分。更须注意的，就是在这种真理中间，又包含着人类对于这种真理的关系。因为“精神”拿它同自己做自己的相对的东西──而且从这种区分回到它自己。和“精神”成为相对的那个东西，从纯粹的观念上去理解时，便是上帝的“圣子”；但是这个相对的东西化为特殊，便是世界、自然和“有限精神”：所以“有限精神”自己被自己认为是上帝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原故，人类自身包含在上帝的概念里，这一种包含的存在可以这样说：──人类和上帝的统一出现在基督教中。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统一，决不可以肤浅地作皮相的看法，以为上帝就是人类，同时人类就是上帝。相反的人类必须将他的“精神”的“自然性”和“有限性”扬弃，并将他自己提高到上帝的地位。换句话说，凡是领会了真理，知道了他自己是“神圣观念”的一个因素的人，便须放弃他的自然性：因为“自然的东西”就是“不自由的东西”、“非精神的东西”。 P321 这种“上帝观念”里可以发现人类痛苦和受苦的调和。因为从此以后，内心的“受苦”便被公认为是产生人类和上帝的统一所必须的一种工具。 基督教上帝的出现，又是独一无二的；它只能够出现一次，因为上帝是“个人”，而出现的“主观性”是一个“个人”所独有的。 “精神”所寄托的那种感官的生存，只是一种过渡的阶段。基督死了；只有死了，他才高升到天堂，安坐在上帝的右边；只有这样，他才是“精神”。 P322 基督的“神性”，要由一个人自己的“精神”来证明──而不是由各种“奇迹”来证明；因为只有“精神”认识“精神”。 p322-323 在《四福音》可以看到，它们叙述的主题，便是“精神”的无限性──它的高升进入精神的世界（作为唯一真实的生存），摆脱世界一切的束缚。基督以超然的英勇，升起在犹太民族的中间。“祝福那些心地纯洁的人，他们就会见到上帝。”他在山上讲道时这样说──这一番话具有最高度的简单性和伸缩的能力，可以推翻人类灵魂所遭受的一切担负。那颗纯洁的心便是上帝出现在人类的圣地：凡是吸收了这句格言精义的人，便不会陷入一切外界的束缚和迷信了。 凡是侵扰了灵魂的纯洁的东西，都应该加以毁灭。 P324 基督的教训是这样的崇高，一切义务和道德的维系，同这种教训一比，都无足轻重了。 《圣经》上甚至于说，“不要以为我到世界上来是送和平来的。我不是为送和平而是送刀剑来的。要知道我来为的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她的母亲，并使媳妇反对她的翁姑。”所以这里是解脱了现实界一切维系，甚至还解脱了道德伦常的维系。我们可以说，这种革命的言辞只在《四福音》里找得到，别处是找不到的；因为这里把一向被尊重的一切都当作无足轻重的事体──都当作是不值得关心的。 永恒的真理概念是从基督而认识，人类的本质就是“精神”，人类只有在剥夺了他自己的有限性、并且委身于纯洁的自我意识的时候，他才能取得真理。 P331 一种没有反省的道德，决不能继续保持它的立场，来和“主观的自由”原则相对抗。希腊的“自由”，乃是“幸运”和“天才”的自由；它仍旧为奴隶和神谕所限制；现在却不同了，“绝对的自由”的原则在上帝中间出现了。 从古以来，大家喜欢在理性和宗教之间，就像在宗教和人世之间，常常放上一种对峙；但是仔细考究之下，便知道这种对峙不过是一种差别。 P332 然而这种调和的现实，还须等待另一个民族──或者说其他各民族──就是日尔曼民族。在古罗马里，基督教也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基地来形成一个帝国。 P335 基督教因为它的那种纯粹性和在本身的精神性，可能成为抽象化，而正因为抽象化，它是软弱无力的。它也可能和世界完全隔绝，例如那种导源于埃及的僧院主义。这是一种习惯的想像和套语，当一般人讲到宗教在抽象方面加于人心的权力时，每以为基督教的博爱如果是普遍的话，那末，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将尽善尽美，而人类的立身、行事也将十分正直和合于道德。这类的想像和套语可以说是一种虔诚的希望，但是并不蕴含真实；因为宗教是一种内在的东西，专属于良心。一切热情和欲望都是同宗教相反对的。 在拜占庭，基督教落到了全人口中最没有价值的人民手里──无法无天的暴民手里。一方面是群众的暴乱，另一方面是宫廷的卑鄙，都假托了宗教的神圣，把宗教堕落得成为一个令人憎厌的东西。 P337 拜占庭帝国内部为各种各样的热情所分散，外部为若干野蛮部族所侵凌，各个皇帝因为势力薄弱，难以抵抗全境处于永无宁日的状态之中。就一般的外表看来，这是一幅令人憎恶的柔弱的图画；各种凄惨的、简直是丧失理性的热情，窒息了一切高尚的思想、行动和人物的生长发展。这个地方“历史”所昭示我们的，乃是一幕幕各将领举兵造反，各皇帝被他们所迫或者中了廷臣的阴谋而致废黜去位，后妃或者和皇子篡杀、或者毒毙他们的君父，妇女放纵于各种的淫乱、邪侈。 P338 日尔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 日尔曼各民族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者。 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是内部成熟以后，才用全力向外发展。日尔曼人刚好相反，他们从自身涌出来，弥漫泛滥于世界上，在前进途中使各文明的民族那些内部已经腐朽和空虚的正直构造屈服。然后他们的发展方才开始。 P339 基督教世界乃是完成的世界；原则已经实现，所以日子的结束已经变得圆满了。 基督教世界在它自身范围以外，没有任何绝对的生存，只有一个相对的生存，这是已经给它在本身克服了，它唯一关心的地方便是要明白表现，这种克服已经完成。 P351 在宗教方面，我们时常看到如下的一种变化：一个终身奔走衣食的人──他曾经在世俗的职务上历尽沧桑，不知道有过多少次情感激动，得意忘形──骤然之间抛却了一切，皈依到宗教的孤寂里去。然而在“世界”里面，世俗的事务决不能抛却不顾，这种事务要求完成，终于发现“精神”是在它当做抵抗的对象的那个场合里，找到了它斗争的目标和它的满足，它发现世俗的营求是一种精神的事务。 P353 对于“唯一”的崇拜就是穆罕默德教的唯一的、最后的目的，主观性就是以这种崇拜做它的专一职务，连带地企图要克服世俗性，使它实属于“唯一”之下。 P353-354 穆罕默德教并不是印度那种，并不是“僧院派”那种沉溺于“绝对的东西”之中的。这里的主观性是生动的、无限制的──这是一种活动，它走进世俗的东西去否定它，并且用这种方式去影响和调解，为的是好使“唯一”的纯粹崇拜得以促进。 P354 穆罕默德教义的要点如次──就是在现实生存中，任何一切都不会成为固定的，相反地，任何一切都注定要在广大无边的世界里、在行动和生活中扩展自己，因此，“唯一”的崇拜是全体得以结合的唯一的维系。在这种扩展中、这种活动的精力中，一切限制、一切国家的畛域、阶层的区别，都要消失；任何特殊的种族、出生的门第、产业的占有，都被漠视无睹──只有人被看作是信徒。要崇奉“唯一”，要信仰“唯一”，要斋戒──要消除肉体上的特殊感觉──并且要施舍──这就是解脱特有、私有的产业──这一切便是穆罕默德教教条的精义所在；至于最高功德便是要为信仰而死。凡是为穆罕默德教而战死的人，必然可以升入“天堂”。 P354-355 谁信仰了穆罕默德教，谁就取得了和一切穆斯林完全平等的各项权利。谁不肯信仰伊斯兰教，在起初的时期内，是要遭到屠杀的。但是后来阿剌伯人对于被征服的人便比较宽容得多，假如他们不愿意信封伊斯兰教，他们只须每年纳付一笔人头税，就可以无事。 P355 抽象观念支配着穆罕默德教徒的心胸。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抽象崇拜，他们以最大的热忱，为完成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样的热忱可以称为“狂热”，这是对一个抽象的东西的狂热──对一种抽象的思想的狂热：这是抽象的思想对已经成立的现状处于否定的地位。狂热的本质是，和具体的东西仅结合了一种破坏的、毁灭的关系，但是穆罕默德教的宗教狂热同时又有达到最大崇高的能力──这是解脱了一切琐屑利益的一种崇拜，并且结合了同宽大和勇武相连的种种德行。宗教和恐怖便是阿剌伯人的原则，就像自由和恐怖乃是罗伯斯庇尔的原则一样。 在穆罕默德教传播所到的地方，曾经开辟了许多王国和许多朝代。这一片茫茫无际的海上，永远是在继续推进的运动之中；没有一件东西是稳固的。凡是波动成为一种形态的东西，当时是透明清澈的，但是在一瞬之间就消逝地无踪无迹了。 P355-356 一个高贵的灵魂卓然自显──如像平海中的一片波澜──它便自己表现在一种自由之中，从来没有什么比他更高贵、更为宽大、更为勇武、更为诚信的了。个人在把握那个特殊的确定的东西时，是以他的整个灵魂去把握的。当欧洲方面各人正被束缚在无数的关系之中──穆罕默德教里的个人却只有一个关系，而且这一个关系被保持在最高度地机警、勇悍或者慷慨之中。在爱情的场合里，也有同样的放纵──极度的爱、最热的爱。君王爱上了努力，可以把他的一切荣华、权力和名誉放在他所爱者的脚下；他可以为他所爱的人而忘却自己的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同样可以不顾一切把他所爱的人牺牲掉。这种不顾一切的热情又表现在阿剌伯人和萨拉森人诗歌的炽热热情中，这种炽热是幻想的不受一切拘束的完全自由──它全神贯注在它的对象的生活和激发的情调中，所以自私自利的心都被泯灭了。 P356 从古以来，热忱从没有完成更伟大的事功了。个人可以热心于各种特殊形状里的崇高的东西。一个民族可以热烈追求独立，这也是一个确定的目标。至于抽象的、从而也是无所不包的热忱──不受一切约束、不受任何限制、绝对漠视周围的事物──这是穆罕默德教的东方所特有的。 P357 教主们的大帝国存在了没有多久；因为在“普遍性”所提供的基础之上，任何一切都站得不稳固。 当热忱渐次消失掉了，也就渐次沉溺在最大的罪恶之中。最丑恶的热情占着优势，再有感官的享受既然为教义所取的最初方式所认准，而且曾经表示为“天堂”中信徒的奖励，于是它代替了宗教的狂热。 P370 十一世纪，全欧洲一般人都抱着最后的末日裁判将到的恐惧，并且相信世界将迅速没落。灵魂的沉沦逼着人们去做最不合理的事情。有些人把全部家私送给教会，而把一生消磨在长期的苦行中；大多数人把产业在纵欲中挥霍着。只有教会用幻觉来迷惑人，收受各种赠遗，一天一天富裕起来。 P373 基督教原则的精义只是“调解”的原则。 P373-374 人类只有克服了他的“自然性”，然后才能实现他的“精神的本质”。这种克服只有在下列的假设下才能做到，这就是说，人的本性和神的本性原来是合一的，只要人类是“精神”，他也具有属于“神”的概念所有的那种本质性和实体性。调解便是拿这种合一的意识为条件，而这种合一的直觉，人类是从基督得来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使人类拥有这种意识，要使这种意识继续不断地激发在人类的内心。弥撒的宗旨便是这样：那方圣饼表示基督宛然如在，祭师供奉的那片面包便是现世的上帝，专资人类的冥想探索，而且时时供奉不已。这种表象有一点正确的，就是基督的供奉在这里视为一种现实的、永恒的手续，基督本人不是纯粹感官的、单独的个人，而是一种完全普遍的、也就是神圣的个人；但是在另一方面，把感官的因素分立出来，那是含有错误的；因为圣饼虽然不为信徒所参预，仍然受到崇奉，而基督的鉴临因此根本上不是在想像和精神中勉强加进去的事情。无怪乎路德宗教改革特别要攻击这个教义。 P374 天主教徒俯伏屈膝在“圣饼”前面，那末，这个完全外在的东西也被赋予了神圣性。神圣的东西作为一种单纯的东西时是有外在的性质的，所以它能够被他人参预而我不得过问；它的分配过程既然不是发生于“精神”之内，而以它为一种外在事物的性质而被制约，所以它可能陷于外人的手里。人生的最高福利便在他人手中。 P375-376 因为人类太低下，不能够和上帝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如前所说，假如他要向上帝祈求，他需要一位中间人──一位圣徒。这种见解等于否认了神和人本质上的合一性；因为人类已经被宣告为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接近神。一方面人类是这样脱离了“最高的善”，同时又不限定要把原来的那颗心改变──因为假如这样限定了，便要认为在人类自身那可以发现神和人的合一性了──然而“地狱”的恐怖景象却以最可怕的色彩出现在人前，引诱他逃避这个地狱，但是不靠道德上的改过，而藉某种外在东西，用“神宠方法”来求恕免。 P376 做弥撒、修苦行、读若干遍的祷文、到圣地去膜拜──这些行动都是非精神的，徒然使心灵变为愚蠢，而且它们不仅仅是纯属外在的仪式，更是可以请人代庖执行的虚文。 这种局面使基督教会里被认为善良和道德的一切都变成紊乱失序：只有各种外在的规定才应当遵守，遵守的方式是纯属外在的。 和这种颠倒错乱连在一起，便是精神原则和世俗原则的一般地绝对分离。 P377 我们不应当说独身生活违反“自然”，应当说它违反“道德”。教会在圣礼中自然承认了“婚姻”；但是它虽然被赋给了这种地位，它仍然是堕落了，因为独身生活是被看作更加圣洁。另外一种道德出现在活动上──就是人类为了求生而做的工作。人的尊严在于他完全依赖了他的勤劳、行为和理智来满足他的需要。可是和这个原则截然相反的贫穷、懒惰、不活动，却被看作是更高尚：“不道德的东西”便这样被看作是神圣的东西。道德的第三个因素便是要服从“道德的东西”和“合理的东西”，好象服从我所认为公平的法律一样；这种服从不是盲目的，不是暗中摸索，毫无明白的良心或者认识的。可是被认为最能够讨得上帝欢喜的，恰好正是后述的这一种顺从；这一种教义崇视着教会的独断意志所规定的那种不自由的服从，而轻视了“自由”的真实的服从。 这样一来，“贞洁”、“安贫”、“服从”这三种信誓，结果却都变到和它们本意恰好相反对的东西，它们是一切道德流于堕落。“教会”不再是一个精神的权力，而是一个教会的权力，世俗的世界对于教会的关系是没有精神、没有意志、没有识见的关系。 P379 我们现代一般人兴高采烈地争辩着中古时代的优美，真是荒谬之至。原始的野蛮情形、粗笨的举止行为和幼稚的幻想妄念，只能够打动我们的怜悯，不能够激起我们的厌恶。但是灵魂的最高的纯粹性竟然被最可怕的野蛮性所玷污；高等知识所获得的“真理”，竟然被虚伪和自利堕落得成为一种工具；再有种种最不合理、最为粗鄙的东西，竟然被宗教的情调所奠定和加强──这却是空前没有看见过的、最可厌恶而且悖逆人情的景象。 P388 十字军最早和最直接的发动是在“西方”本境之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被屠杀了，他们的财产被劫掠了；这一可怖的序幕既然已经揭开，基督教世界便开始长征。号称亚眠斯（Amiens）隐士彼得的那位僧侣率领了一群乌合之众打着先锋。 P389-390 基督教世界并不从坟墓里去发现它的最终的真理。基督教世界从圣寝那里第二次接到这个回音，就是当信徒们在那里寻求基督时得到的那个回音：“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寻求活人呢？他不在这地方，他已经升天了。”你们决不能够在坟墓里的死人中，就是感官方面，去寻求你们的宗教原则，你们应该在你们自己有生命的“精神”之中去寻求。 P390 基督教世界只找到了空空如也的圣寝，而不是“世俗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的结合；所以基督教世界就丧失了“圣地”。它实际上是没有被欺；它带回来的结果是否定的一种：这就是说，它追求着的世间生存之能够从主观的意识中寻求，不能从任何外在的对象中寻求；这里所说的那种确定的形式，表达着“世俗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的结合，就是个人的“精神的东西”自己认识的独立。人类世界便是这样获得了这种确信，知道人类必须在他自身内寻求那种属于神性的世间生存，主观性因此取得了绝对的认可，而在自己本身获得了对于神明的关系的决定。这一点便是十字军诸役绝对的收获，自我的信赖和自我的活动可以说便是从此开始的。在“圣寝”旁边，“西方”向“东方”告了永恒的长别，而对于它自己的原则──主观的无限的“自由”──获得了一种理解。 西班牙给了我们中古时代武士制度最美丽的图画，它的英雄便是息德。 P392 “精神”对于最高形式的感官鉴临的渴望既然已经失望，所以他就反求诸己。 P393 武士派分为三种：一为圣约翰派，二为圣庙派，三为条顿派。 P396 君主政体里所包含有那种最高统治，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力，而且在本身中具有实体的公平的目的。 在君主政体中只有一个主人而没有奴隶，因为奴役已经被取消，“权利”和“法律”已经被承认；这是真自由的源泉。所以在君主政体中，个人的放纵任性已经被抑制住，成立了一种统治的共同本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