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之道

朋友之道 　　朋友，是春秋时期兴起的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它与私塾的兴起有关。所谓“朋”，最初是指“同门”而言。在《论语·学而》首章中，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的“朋”，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定公五年，由于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当指“弟子”而言；又

《乡党》篇载：“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据传，孔子的学生颜渊死后，孔子曾组织弟子操办后事。因为“朋友”是指同门之友而言，所以，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不是传统的血缘关系，也不是世俗的利益关系，而是一种对“道”的共同追求，故朋友者，“同道”之谓也。因为是“同道”，故“朋友”一词，又不限指“弟子”而言，凡志同道合者，皆可谓为“朋友”。关于朋友之道，孔子的主要思想是道义相交，忠信相待。 　　孔子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从“道”的本义即“道路”来说，“道不同”，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所取的“方向”或“目的”不同，以及达到“目的”的方式与方法不同，所以，“道不同”者，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与谋的。换言之，朋友就是“志同道合”者之谓，也就是朱子所谓“以义合者也”（《论语集注·颜渊》）。因为人与人之间所崇之“义”不同，所以，又存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况，那么，像“狐朋狗友”之类是否也属于“朋友”范畴呢？从孔子强调“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来看，那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关系圈子，表面上看似乎是朋友，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为孔子及儒家所讲的朋友是以“道义”为基础的一种人际关系类型，而孔子所讲的“道义”，如前章“义利之辨”所论，是与对私利的追求相根本对立的，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可见，孔子并不否认交朋友要有自己的目的性。但目的是为了“辅仁”，即彼此促进德行的提高，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所以，不以道义为基础的人际之“合”都不能算是“朋友”的范畴。 　　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孔子提出应把仁者作为自己交友的对象，他说：“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又说：“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前一句“友其士之仁者”比较容易理解，但后一句“毋友不如己者”，不但在《论语》中重出（另见于《学而》篇），而且容易引生歧义。清代学者刘宝楠《论语正义》曰：“《曾子制言中》：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与处，损我者也；与吾等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吾所与处者，必贤于我。由曾子及周公言观之，则不如己者，即不仁之人，夫子不欲深斥，故只言不如己而已。”笔者以为，孔子所谓“不如己者”，从其字面义，就是指不如自己的人，不过，这里的“不如己”并非指在社会地位或物质条件上的不如己，也非特指“不仁之人”而言。因为，若是指特不仁者之谓，则是自许为仁者矣。这与孔子的思想显然有违。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也不自许为仁者。但孔子认为：“以友辅仁”，朋友是能够彼此进益于仁德的人，故“不如己者”，实际上就是指与自己志不相同道不相合的人。这仍然是强调朋友的道义基础。故后来孟子说，朋友之交主要是“友其德”，除此之外，则“不可以有挟”，“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孟子·万章下》）年龄、富贵、血缘都不是交友的条件，交友的唯一条件就是道德。这与孔子的朋友之道是一贯相仍的。 　　孔子认为，忠信是处理朋友关系最重要的伦理原则。如上所述，孔子特别强调“主忠信”，其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根据这一原则，孔子认为可对朋友进行三种分类。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 　　所谓“友直”，是指结交正直的朋友。孔子十分重视“直”的价值意义。他认为，正直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之一，“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也是人作为朋友的重要品德之一。孔子认为，在三代，有着“以直道而行也”的社会风气（《论语·卫灵公》），但如今却世风日下，人们越来越缺乏正直的品格了，孔子说：“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如柳下惠，就因为正直，所以多次被罢官，有人劝他离开鲁国另谋高就，可柳下惠说：“直道以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这就是说，在柳子看来，处春秋之世，正直作为一种政治品格之不能见容于当权者，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独鲁国为然。 　　正直的基础是“忠”。所谓“忠”，尽己之谓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朋友，一是全心全意地对待朋友。孔子反对那种虚情假意的交友行为，他说：“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论语·公冶长》）而三“损友”中的“便辟”，便是指那种喜欢奉承谄媚的人。孔子认为，真正的朋友不是以取悦方为目的，而是要敢于向朋友提意见，孔子称之为“忠告”。孔子说：“朋友切切　　，兄弟怡怡。”《论语·子路》，所谓“切切亻思亻思”，就是指善言相劝，使其避免犯错误，也就是朱子所谓“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集注》但是，关于这一点，孔子认为，有两种情形需要注意：第一，“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即善于攻击他人的短处而认为自己是正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一些人以正直自居，他们喜欢向朋友提意见，但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朋友改正错误，而是带有揭他人之短以掩自己之不足的味道，孔子认为，这种人是仁爱之心不够。这就是说，正直作为一种好的品德必须以仁为基础，否则，“直”易伤人，这与仁者爱人的要求完全相反。第二，“好直而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所谓“绞”，即说话尖刻伤人之意。参《论语·泰伯》所记孔子之语——“直而无礼则绞”，可知：孔子所谓“好直而不好学”之“学”是指学礼而言。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正直作为一种品德，不仅要以“仁”为基础——没有仁为基础，则不“敢于”向朋友提意见，而且还要以“知”为基础——不好学，则不知礼，而不知礼则“无以为君子”。就朋友之道而论，不“知”，即意味着不“善于”向朋友提意见。因为，向朋友提意见这是朋友的责任所在，但是如何使自己的意见为朋友所接受，这既取决于意见的正确与否，也取决于提意见的方式是否妥当，所以孔子主张：作为朋友应该是“忠告而善道之”《论语·颜渊》，既要诚心诚意地向朋友提意见，也要善于提意见。而善于提意见，又主要看是否根据礼的要求来进行，如果能够“事友以礼”，则会赢得朋友的信任。孔子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此处“兄弟”即朋友也，不过，孔子也意识，朋友毕竟不同于兄弟，后者有血缘关系关系为基础，故兄弟之间直言相劝，不管到何种程度，都还不至于反目为仇的地步；但朋友则不一样，提意见太直率了，有可能为朋友所不能接受，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坚持直言相劝，则朋友之间有可能会疏远开来，“朋友数，其疏矣。”《论语·里仁》故孔子认为，在多次劝告而仍不能为朋友所接受的情况下，“不可则止，无自辱也，”《论语·颜渊》这也可以说“直道”在朋友之间的运用限度，清代学都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朋友以义合，兄弟以恩合，处之各有所宜，此尽信伦之事。”吾以为然。 　　所谓“友谅”，谅者，信也，即与讲信用的人交朋友。子夏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所谓“信”，诚实不欺，言行一致之谓。孔子认为：“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即言行一致是获得他人信任的基础。与之相反的是，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信，还是朋友之意相互提意见的基础，“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不过，孔子认为“谅”还有“大信”与“小信”之分，如《论语·宪问》谈到管仲之仁时说：“岂若匹夫匹妇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知之也。”此处之“谅”即小节小信之谓，再如孔子认为“小人”就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品德（《论语·子路》）。对于这种“信”，孔子一方面认为有值得肯定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大人”不一定要信守之，因为，“小信”有可能害“大义”，故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这就是说，朋友之间的“信”必须以“义”为基础，要知是非之所在，不明了是非，徒讲信用，有可能落入“酒肉朋友”的境地。而要知道什么是“义”即宜，要明了大是大非，就必须通过“学”，孔子说：“好信而不好学，其蔽也贼”（《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一个讲信用但不好学的人，因为不明是非之所在，就容易为人利用，这样反过来又害了自己和朋友。 　　所谓“友多闻”，是指结交见闻广博的人为友。如上所述，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友直”还是“友谅”时，其共同之处在于都离不开“好学”。而“多闻”，主要是通过学习而得。除此之外，游历也是一个人见多识广的重要来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由于各诸侯国家对人才的重视，各国逐渐兴起了“养士”之风，整个社会具有一种横向移动的倾向和可能性，这使得朋友的聚集有可能突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形成一种“有朋自远方来”的新的人际关系格局。但是，与这种社会动向不相适应的是，孔子及儒家所讲究的孝道则主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这多少限制了当时的人才流动。当然，孔子说“游必有方”可以说是对传统孝道的一种折衷之举，但考虑到当时不可能有像今天这样的信息便利，所谓“游必有方”也是难以做到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人若能具有广博的见闻，这在当时是犹为难得的。孔子认为，以这种人为朋友，其意义不仅可以弥补自己在知识和见闻上的不足，而且可以开拓人的视野，培养人的宽阔的胸襟。 　　孔子所说的三类“损友”中，前两类即“友便辟”和“友善柔”实际上是一种德性的两种不同表现而已。“友便辟”是指与喜欢谄媚奉承的人为友，“友善柔”则是指与当面恭维背后诽谤者为友，这两类人都非忠信之徒，是孔子所说的“乡原”之流者，朱子谓：“便辟，谓习于威仪而不直。善柔，谓工于媚悦而不谅。”（《论语章句》）“不直”与“不谅”，即不忠不信也。至于“便佞”，朱子认为是“谓习于口语，而无见闻之实”，实际上就是指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对这种人提出批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如：“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如：“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卫灵公》）如：“远佞人”“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等等。由此看来，“便佞”之人流行是孔子时代的特点之一，这可能与春秋时代为适应政治外交斗争而兴起的尚辩之风有关。孔子的学生中，像宰我、子贡、司马牛，都是当时有名的辩才无碍者，而像仲弓等则属于“仁而不佞”之人。如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仁者其言也　。”（《论语·颜渊》）就是针对司马牛的好辩而言的。再如宰我，孔子可能是因为受过他的言语之骗，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一个人的言语之发必须以仁德为基础，即“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有鉴于仁与佞之间的这种紧张，孔子还提出：“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这些都是孔子对言语之德的看法。由是观之，“友便佞”，确是“损友”之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就是因为言语之惑而误交朋友。 　　孔子所提倡的以道义相交、忠信相处的朋友之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原则，后来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朋友有信”的人伦范畴。孔孟的朋友之道为历代儒家和知识分子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优秀的道德文化遗产之一，对指导我们今天的现实人际交换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与意义。 　　（以上摘自《孔子思想研究》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 陈科华 著） 　　问：请谈谈“朋友讲习”？ 　　答：“朋友讲习”，语出《周易兑卦》卦辞。卦辞说：“象日：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有连的意思，兑为泽，上下皆兑，有两泽相连，互相滋益之象。结合人事，朋友互相讲所不明之理，习所不熟之理，也可双方互相滋益，故日“君子以朋友讲习”。来知德说：“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水就湿，各以类而相从，朋友之道，不出乎此。……朋友之间，从容论说，以讲之于先，我又切实体验，以习之于后，则心与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与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 　　(选自：《易与成语》) 　　朋友尽其为朋友，以忠信。其道三：始于合志，中于合义，中义成全。成始成终，而朋友之道乃尽。 　　圣人曰：“良友者，两世之福。”圣人曰：“良友者，照垢之镜，疗疾之医。” 　　朋友为我之半，是第二我也。朋友如日月，相代而不相悖。知交友之道者，比德不比势。友有三，曰义友，利友，戏友也。君子友义，小人友利，荡子友戏。古有以多友而称富者。不图共乐，必也共忧；不图共谋，必也共成。 　　毋亵慢，毋滥交，交友以德，识人以行。交友者，先视其事亲何若，处兄弟何若。事亲处兄弟而不侔，慎勿与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