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祖训：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希望当今皇上相国也能做到这点
明朝初年，在首都位置上的选择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和反复的，可以说是从政权建立便将巨大的精力投放在这个方面。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也反映出当时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复杂的相互关系。
在选择首都的过程中，明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最终选择了定都北京，留下了历史上“天子守边”这一页。
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开始，南京就是其统治区域的中心，无论是从军事上，经济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可以较好的完成其支撑一个地方政权的使命，首先南京“据形势以临四方”，可以“拓江广以自资，进则越两淮规中原而取天下，退则保全方面以自守。”其次，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经济条件自然是十分优越的。最后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将国号和国都相统一，明的国号取自白莲教关于“明王出世”的传说，又可以按照儒家的学说来解释成光明，也就是火。南方属火，属阳，神为祝融，颜色为赤，南京又是祝融故墟。
然而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南京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军事中心开始北移到黄河流域，南京“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因此在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正式称帝的时候，南京并没有得到皇帝诏书的批准，这个首都的地位完全是“不合法”的，从这时候开始直到洪武三十年(1398年)明太祖去世为止，首都的选择问题整整萦绕了他的全部皇帝生涯。
首先被考虑的是开封，“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明太祖也认为这里“四方朝贡，道里均适，乃合朕志”，但是这里“民生凋弊，水陆转运艰辛”，“而且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因此他并不十分满意。
随后是临濠，这里是)明太祖的故乡，也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中都”，然而这里也是令他最为伤感的地方，从洪武二年(1369年)“命有司建置城池宫阙为京师之制”到洪武八年(1375年)“罢中都役做”，明王朝抽调了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大规模的营造活动，招致了营建工匠使用“厌镇法”对工役繁重表示不满，更暴露了淮西勋臣势力膨胀产生的恶果，使明太祖意识到了乡土观念对他皇权的危害，于洪武十年(1377年)正式在南京建都。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由于对北元残余势力的侵扰感到鞭长莫及，还有南京皇城在堪舆上的缺陷，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特派皇太子朱标出巡陕西，察看关，洛形势。不料太子出巡回来便一病不起，并于第二年四月去世，彻底打消了明太祖迁都的打算。
经过多年的劳苦奔波，明太祖最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都城，伤感之下，他无奈的说道：“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疲。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
明太祖撒手人寰，他的子孙后代还要延续历史，明的首都选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为了弥补南京在军事上的缺陷，明太祖在北方分封子弟，建立军事中心，付以精兵，使为皇家捍御。这种理想主义的设立使得首都无法保持对军事中心的控制，从而导致了历史上的“靖难之变”和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1368年8月，明军攻占大都，更其名为北平，1380年，燕王朱棣封国于北平，1399年，燕王在北平以“清君侧”为名起兵，1402年，攻占南京的朱棣正式登基，改年号为永乐，北平改称北京，作为明朝的陪都，建顺天府，1409年，北京建立五府六部官制，称为“行在”，1417年春，开始营建北京都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正式宣告国都自南京迁至北京。
明成祖迁都的原因是有着深刻的民族斗争背景的，明初政权的主要威胁便是当时还具有相当战斗力的蒙古骑兵，从1410年到1421年，明成祖先后五次率兵出塞，消灭了北元的残余力量，这一系列有效的军事行动均是以北京作为基地的。
洪武年间，明太祖以应天、开封为南、北京，临濠为中都。御史胡子祺上书曰：“天下形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凭。洛阳周公卜之，周、汉迁之，然嵩、邙非有肴函、终南之阻，涧、瀍、伊、洛非有泾、渭、霸、浐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明太祖称善。
明帝国的最初两朝也曾以南京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将首都迁至北京，而南京则一直作为帝国的陪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帝国所实行的“两京制”有着一种绝妙的政治功效，正如明人邱浚所言：“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邱浚对于“两京制”的论述确实是极为合理和深刻的，但是他没有提及的就是“两京”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北京顺天府不能履行帝国京师的政治职能时，南京应天府便真的能“应天”而替补成为政治中心了。作为帝国的旧京和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一套中央政府的六部机构，称“南六部”。一般人都认为，南京六部虽然与京师六部同有一套职官，但多安置闲散退休或被排斥的官员，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但是，南京六部和北京六部是分而治之的。有明一代，长江以南一京六省是由南京六部及南镇抚司治理的（包括东南军务）；长江以北一京七省是由北京六部及北镇抚司和大理寺治理的（包括对蒙古的军务）。由此看来，南京六部并不仅仅是一套摆设，而是有着很重要的实际政治价值。
这是因为，北京具备优越的地理环境，处于西北和东北地区进出中原的孔道和枢纽，三关一口护卫住北京的门户，将外族御于国门之外，所谓“内跨中原，外控朔漠”，一点不夸张。因此，北京在明初直接关系到明王朝政权生死存亡的民族斗争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初的北京被政治地理学家们誉为“有进取性的首都”。
纵观整个明王朝，不仅明成祖戎马不息，屡次出塞征战，其子孙也继续“天子守边”，不但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也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初最终建都北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