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的惊世之现

中华文明探源的惊世之现

对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历经3年探测，已获重大成果。它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遂使4700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凸现眼前，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引发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诸多现实回应与理性思考。 　　 一 　　陶寺，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南隅。这次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天开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获得重大成果。3年来，共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钻探面积30多万平方米。发掘位置介于襄汾县陶寺村与中梁村、宋村、沟西村、东坡沟村之间。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墓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从陶寺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都是划时代的。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都遵循了一个规律，即从“部落联盟”进入到“国家文明”。而酋邦制则恰恰正是这一飞跃式过渡中的中间环节，它既具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痕迹，同时又更具有国家的特点和性质。陶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物与资证。 　　 二 　　尧文化是文明的果实，文明是社会的结晶，社会是历史的寒暑表与脚步声。而从科学的意义上作考察，人类社会有文字以前的一切历史都必然和必须是经过考古佐证和文化与文明的产物。陶寺考古的意义正是于此。它以自己独到的发掘和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赓延至今的最古老和最优秀的人类文明。陶寺文明遗迹作为文明国家的序幕和起源的历史见证，其重大意义有二： 　　一是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成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500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5000年中华文明从此得到了初步的考古证明。 　　二是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有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这5000年尚是一环套一环，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在过去，所谓“三皇五帝”，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5000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度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2300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从尧的酋邦制时代到夏，大约7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大约1800年左右，从共和元年至今，大约2300年左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4800年左右，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陶寺考古的意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如若单从文明史的久远程度上看，在世界范围内起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上的并非绝无仅有。像两河流域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3100年；印度古文明，就源于公元前2400年；希腊（爱琴海）古文明，就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这些古文明都与我们中国的古文明上下相差无几。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古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断裂，也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从萌生至今不但未曾有过丝毫的断裂，而且一直在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的丰富和发展中延续至今，迤逦绵亘了5000年之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像我们今天所尚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尧的时代就开始形成并经过不断发展而来的。 　　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遗存都在为这个事实提供着极为有力的佐证。特别是文字、礼制、城墙、宫殿、祭坛、器物、仓储、“王墓”、“观象台”等，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也都是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不仅在有力地资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而且也在显豁地阐释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定的前进步履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对于此，从陶寺考古发掘中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丰富的尧之都邑文物证实了《尧典》中的记载大体上是准确的、可信的。这也进一步反证了陶寺考古的巨大价值与重要意义。 　　 三 　　从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一种判断：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已经相当发达。那宏阔的宫殿建筑，那高大的观象台，那十分考究的墓葬礼俗，那非常高超的工艺技术、铸铜技术、缫丝技术、砺玉技术、镟木技术、制陶技术等，都在有力地证明着其社会经济的空前进步和发达。特别是朱书文字的出现，就更显示了文化与文明的突破性历史进程的莅临与实现。 　　其实，直至今天我们所沿袭的许多东西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它们不仅滥觞于尧，而且也首创于尧。如历法、地理、开会、教育、讨论、提案等。《尚书·尧典》上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时成岁”。这就是说，早在尧时，就已经测定了一年中四季循环的周期约为365．25日，这样累积三年就相差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要出现一个闰月，通过闰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大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并与春、夏、秋、冬四个自然季节相谐合、相一致。尧不仅测定了一年为十二个月，而且以庄稼成熟的物候气象作为划定年的标志，《说文》上说：“年，谷熟也。”其所言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在传统上把中国称为“九州”，这也是由尧划定的。《汉书·地理志》上说：“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 　　在尧时，令禹平治洪水，分天下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到舜时，又从冀州分并州、幽州，从青州分出营州。以后的中国地理划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扩充或变更的。 　　《尚书·舜典》云：“舜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实际上，舜办教育不仅是受到尧的指令的，而且也是得到尧的支持的。尧还与舜一起战于丹水之浦，亲和南地苗民，更其蛮俗，发展生产。尧在这个过程中，亲自厘定九族，这也是一个沿袭至今的称谓。所谓“九族”尧规定为：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和玄孙。这是对建构宗法制度的一项重大贡献。 　　当然，对于尧和尧的时代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尚在于精神上、作风上、品格上的淳正与崇高。尧一生俭朴、辛劳、勤政、廉洁，他每遇重大事情都要召集大家商量，集取众人智慧；他选贤任能，襟怀宽广，不仅不嫉妒比自己能干的人，而且采取禅让制，使贤才得以重用和施展。所谓禅让，就是通过考绩衡德而主动让贤。尧以舜为贤而让之，即为例证。 　　《尚书》上说：尧为了让位而四处访贤，先是考察鲧，四岳认为“试乃可已”；四岳推举舜，尧说“我其试哉”，且亲召舜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尧的大度与无私，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唐太宗李世民在其《帝京篇序》中也捺不住感慨颇深地说：“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 　　的确，尧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开明、物事贤达、世风淳正、人交佳懿的时代，这主要渊源于尧之自身的清廉、慧达、勤政与贤明。尧一生辛勤，绝无私欲，一心为民造福，毫无个人芥蒂。他不仅尊贤尚才，作风民主，而且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乃至专门在府邸门前立了一根“诽谤木”，真诚地求之若渴地欢迎来自任何方面和任何人的批评与建议。这“诽谤木”后来演变成了华表，成为君王乐于闻过、虚心纳谏的象征。天安门前的华表的本真涵义也正在于此。其源概出于帝尧为政之范也。 　　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及其丰富的出土文物，不仅确证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幕远在4700年前的轮廊清晰的贤能的帝君形象与昌明的时代景观。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样都是深刻的和巨大的。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社科院考古所称发现尧舜之都 各方质疑 2010年08月16日08:29京华时报我要评论(5) 字号：T|T [导读]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然而，围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开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 陶寺遗址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和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兴奋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颂“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伟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曲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出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前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示，这些前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形似齿轮的陶寺文化器物。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后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期，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使用，说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捍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晰呈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死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中国最古老观象台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陶寺文化早期的铜铃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