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遗址极可能为中国唐尧帝都

山西陶寺遗址极可能为中国唐尧帝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多位考古专家在山西陶寺遗址历经数年考古发掘研究后，近日宣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极可能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尧时代的“唐尧帝都”。  　　中国考古界专家认为：陶寺遗址不仅确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人们托出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痕使四千多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突现眼前。  　　截至目前，在陶寺遗址发掘现场，累计发掘钻探五十万平方米，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为二百八十万平方米。据考证，陶寺城址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中期的祭祀观象区与墓葬区就在中期小城中。观象台位于中期小城内祭祀区，总面积大约在一千四百平方米左右。目前清理的观象台遗迹共为四个层面，遗迹就压在陶寺文化晚期文化层之下。  　　由此，考古界专家推断，当时，观象台是一处以观象授时功能为核心、兼有观象功能的复合建筑。从宫殿核心建筑区北入口遗迹的发掘，可进一步证实陶寺城址内早、中期宫殿区奢华建筑的存在。  　　有关专家介绍，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确证规模空前的史前城址及与城垣相匹配的贵族大墓。这些考古发现从聚落形态、社会形态以及文明程度等方面证实了陶寺遗址极可能为“唐尧帝都”。  陶寺遗址   古史佐证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生活空间 在陶寺类型居住址中发现很多小型房址，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和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窑洞三种，以后两种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圆角方形，少数呈圆形。长、宽一般在2～3米。室内陆面涂草拌泥，经压实或焙烧，多数再涂一层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墙裙，可见当时白灰已得到广泛应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墙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龛。有的还在室内一侧设置灶台，灶台后部有连通室外的烟道。窑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内收形成穹窿顶，高约2米，平面形制、结构等多与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为圆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木构。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叶脉状火道。灰坑有筒形、袋形、锅底形等几种。此外，还发现夯土碎块和刻画几何纹的白灰墙皮，表明附近可能有大型建筑基址。 生后世界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东南，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时间，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终，发现墓葬100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不同的氏族葬区在墓葬规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这里的墓大致可分为三类。①大型墓：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经鉴定，墓主都是男性。②中型墓：长、宽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的为女性。③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  蟠龙盘与鳄鱼鼓 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垫等。扁平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晚期出现有肩石铲。石铲和木耒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们的痕迹。 随葬的陶器有灶、罐、壶、瓶、盆、盘、豆，个别墓有鼎和觚。凡泥质盆、罐、壶、瓶、盘、豆，均施彩绘，都是烧成后着彩，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这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图像的最早标本。从出土情况判断，龙盘是一种礼器，龙纹则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花纹颇为接近，为探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大型墓出上的彩绘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的另一特色。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靠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俎、几、匣、盘、斗（勺）、豆、“仓型器”、鼓等多种器形。木鼓均成对，与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径0.4～0.5米，系树干挖制而成，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地，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褥的纹饰。由散落在鼓腔内的鳄鱼骨板得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所称的“鼍鼓”。这里的发现，将鼍鼓和案、俎、盘、斗等文物的历史分别提前了1000～2000年。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磬、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长80～90厘米。它和鼍鼓都是已发现的古代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还有一种大型厨刀，通常大小3件成组出现，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黄河流域是十分罕见的。 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铃形红铜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铜量为97.8％。遗址早期文化层中，曾发现过同样形制度陶器。这件铜器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的冶铸，提供了又一证据。 社会分工  龙山文化时代陶寺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较高的建筑和凿井技术，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以猪为最多，盛行用整猪或猪下颌骨随葬便是例证。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还产生了木工，彩绘髹饰，玉、石器镶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门类。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 国家产生的前夜 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有无、多寡、品类、优劣等方面，差别已经十分显著，显示出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已被破坏，贵贱有别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而占墓葬总数将近90％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揭示了当时贫富分化、社会财富被聚敛到少数部落贵族手中的情形。由之推断，氏族、部落内部已经出现阶级。早期大型墓的排列方式，还提供了部落首领或许已经实行世袭制的材料。目前，一种意见认为，陶寺早期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即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主义阶段；另一种意见倾向于认为，陶寺早期已产生国家或国家雏型。 根据古史传说，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从遗址的年代、地望、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龙盘所提供的族属信息诸方面，有人认为，陶寺遗址以及主要分布在晋西南汾、浍流域的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由于缺乏文字一类的确凿证据，目前这还只能是一种假说。但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发现，谜底终也揭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