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

  在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比夏更早的王朝遗址，华夏文明正式上朔至五帝上古时期。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不是吹的，是信史。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

      根据相关典籍记载与传说，结合考古文化资料，参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代坐标，笔者以距今4300年的尧舜之都为起点，经过梳理认为：
     陶寺既是尧舜之都，也是大禹立夏且在位仅有8年的大禹之都，还是太康失国四十载与少康最终复国的征战之地。
大禹没有迁都，因为尧舜禹共存的年代里，陶寺宫城已经建设的相当完备。大禹之后的启在为16年，太康在为4年，亦可能是因坐享其成，终导致后羿（非尧时之射日后羿）取而代之。虽仲康曾在位7年，相在位28年，但这期间实为后羿执政，寒浞灭相篡位约30余年亦在陶寺宫城。
      陶寺晚期之所以破坏严重，是因为在这百余年里，除了北部石峁文化的介入外，更为严重的是在这里至少发生过四次大的战事：
一是后羿与太康之战（后羿代夏）；
二是寒浞与后羿之战；
三是寒浞灭相之战（寒浞篡位）；
四是远在异国卧薪尝胆的少康诛灭寒浞的复国之战。
     这就是为何在中原地区难以找到夏初大禹与太康之都的根本原因。
至于年代早于二里头的新砦城址也许是后羿部落与太康开战前的大本营。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经过四十年的现代考古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被考古队专家确定为尧舜故都。自央视十套《探索·发现》节目播出后，在全国范围内风生水起，引起许多民间学者投身其中，纷纷发声。陕西文化学人孟楫认为：陶寺遗址是尧舜故都仅仅是考古队专家的一个逻辑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如果用考古新资料证明的话，陶寺遗址准确的定位应该是夏朝都城遗址。除此而外，陶寺遗址出土的新材料还揭示了“赤文”的两大秘密。孟楫所谓的新材料是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扁壶残片上的两个字。下面，就是孟楫在一块陶片、两个红字上的三大发现。

      一、两个红字揭示了陶寺遗址是夏朝首都。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陶器扁壶残片，上面赫然书写着两个红色大字，一个是古“文”字，被所有学者认可。另一个是：一个圆圈，下面一横，又一个古“人”形，又一点儿。

对于此字，专家有各种识读，如易、邑等。与“文”组合，就是“文易”或“文邑”，均字意不明确。孟楫破译此字为“夏”字，与“文”组合，就是“文夏”。依据是：1.字形。此字与甲骨文的夏字最接近。2.会意。圆圈代表太阳，一横代表天，人形代表人，一点儿代表汗滴。3.夏朝青铜器铭文。在美国收藏的一件青铜器壶上，有“文夏父丁”铭文。4.夏朝的开创者为大禹，大禹姓姒，名文命。大禹治水成功后，被封在夏地，就是夏公，后来继承帝位后，就是夏后。与名字联系，就是“文夏”。在陶寺遗址出土写有大禹名号的陶器，就证明了此遗址必然是夏都、首先是夏都。

         二、红字揭开了上古“赤文”的神秘面纱。在古籍里，“赤文”二字一直既神秘，又神圣。如“龙马衔甲，赤文绿色”（《尚书中候》）、“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宋书·符瑞志上》）等。当陶寺遗址扁壶未出土以前，我们是无法窥测“赤文”的真面目的，当我们见到陶寺扁壶上的两个红色大字，并破译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准确判断：所谓的“赤文”就是用红色颜料书写的帝王名号或国号！

        三、中国上古时期的 红色毛笔字才是官方文书。从陶寺扁壶上的“文夏”二字的流畅性、圆润性、熟练性、美学性上分析，当时一定存在着一种专门人才，使用毛笔书写红字的人才，或者叫史官，或者叫书记。《尚书·禹贡》记载，在荆州的朝贡物质中就有丹砂一项。只有大量使用的原料，才需要不断供给。这也旁证了中国上古时期确实存在着史官制度。它的下限不会晚于尧舜禹时期，距今4300年以上。

        陶寺遗址扁壶上书写的两个红色大字“文夏”揭示的历史，绝对不亚于其他测日台、城墙遗址，希望体制内的专家们给与充分的重视！！！

《韩非子》中记载：“古之所谓圣君明主者，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而天下誉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原来孔子研究史书时，发现上古只有尧舜禹三人不是世袭帝位，便认为尧舜禹是相互禅让，后来儒家便世代宣扬为尧舜禹天下君主的榜样。

     春秋时期《尚书》中记载：尧在位七十年，年老体衰时，四岳推举舜，尧对舜进行全面的考验后，将天子位传让给舜。后来，舜又禅让给治水成功的大禹。

     到底真相怎样呢？

中国古人喜欢玉器，近年来在先夏时期的众多遗址都发现了玉璋，为何只有尧都陶寺遗址没有玉璋？这里面隐藏着惊人内幕。

璋作为礼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一直流行到夏商周时期。《周礼》记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天子以巡守。”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出土过3件玉璋，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玉璋。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有玉牙璋，青灰色，通体磨光，光洁鉴人。二里岗出土的玉璋，为淡青色，前部为斜刃，后部两侧有牙状突起，安柄处钻一圆孔。

距今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璋原始古朴，4300年前的石峁文化玉璋种类繁多，3800年前夏二里头文化玉璋造型精美，到三星堆也发现玉璋。然而为何唯独距今4000年前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没有出土玉璋？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工作者经过近40年发掘，发现了巨型城址，内部有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表明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的陶寺遗址具有完备的都城功能，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根据陶寺遗址年代和史书上记载，考古专家普遍认为这里是唐尧帝都。

考古工作者惊叹唐尧时代城市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规划如此合理。墓葬中出土了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龙盘、石磬、鼍鼓铜器文物。还有面积1400余平方米的中国最早观星台。然而，距今3900年前，陶寺遗址的文明却突然中断。

考古发现，4000年前陶寺尧都毁于战争。陶寺遗址曾发生过激烈的暴力破坏和毁灭行为，入侵者摧毁了城墙防御体系，捣毁了宫殿宗庙等建筑，杀死了大量青壮年，并挖掘了坟墓，彻底摧毁了尧都。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骨架，被折断颈部而死，下体还被插入了牛角。

陶寺遗址没有出土玉璋原因真相大白了，原来舜为了争夺王位，捣毁了尧都，进行了屠城，将宫殿内的珍宝全部洗劫，并强占了尧帝的两个女儿。

   考古发现，真实的尧舜禹禅让却是如此残酷。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然而，围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开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和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兴奋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颂“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伟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曲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出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前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示，这些前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后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期，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使用，说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捍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晰呈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死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本报记者 欧钦平 张然 

【原】陶寺遗址发现“禹”字氏族徽号，大禹其人真实存在!为夏朝之存在增添文字学证据

大禹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氏族领袖，他最知名的功绩是治水，在大禹的时代，中国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到“家天下”的转变过程，他的儿子启创立了夏王朝，成为“三王”(夏商周)时代的第一个王朝。

长久以来，关于大禹是否真实存在，乃至夏作为一个王朝是否存在，一直是个备受质疑的问题。而山西陶寺遗址古墓中一个骨匕上的疑似“禹”字刻符的出现，可以说明，大禹其人是真实存在的!

山西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其规模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仅次于浙江良渚和陕西石峁遗址。陶寺遗址的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到前1900年，对应于文献记载中的尧舜禹以及夏朝早期。

陶寺中期小城墓葬中的“禹”骨匕

今天要说的这件刻有“禹”字的骨匕就出土在陶寺遗址中期小城的一座墓葬中。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断，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前2070年到约前1600年。公元前2070年这个时间是禹的儿子启创立夏王朝的时间，那么禹生活的年代则要稍早于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大概在公元前2100年前。而这个时间正好落在陶寺文化遗址的中期。

2005年，考古学者对陶寺遗址的中期小城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了4座中型墓。其中有一座标号为ⅡM26的墓葬，墓室已经在陶寺晚期之时被彻底破坏，墓中只残存少量人骨和葬具的板灰痕迹。

在这个墓的北侧墓壁底部挖有5个壁龛，其中一个壁龛出土了一件骨匕，也就是墓主生前用来吃饭的工具。

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墓ⅡM26中的壁龛

墓ⅡM26中出土的“骨匕”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骨匕”，因为后来考古学家在其上发现了一个隐约的人工刻符:

可以隐隐约约观察到，这个人工刻符是一个文字，并且其刻画笔法与甲骨文和金文相似。

摹本是这样的:

显然，这个所称的人工刻符绝非无意识的乱刻，而明显是一个文字，而且线条优美流畅，结构紧致，是一个书法佳作。

正如殷周青铜器上的单字铭文多表示作器者的氏族徽号或者私名，这个骨匕上的文字应该正是该墓墓主所属的氏族或者其个人的名字。

对于这个字，有研究者释读为“辰”，认为其通“农”(农)，由此判断这件骨匕(研究者认为是“骨耜”，为掘地用的农具)是一件农业礼器。

但对比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辰”，其实这个字与“辰”字并不很像:

《甲骨文合集》25747:“贞:戠吉辰”中的“辰”

金文“辰”字(《殷周金文集成》8995“臣辰先父乙爵”)

可以看到，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的“辰”字，其上部都是平直的，而骨匕上的字，其上部明显更像是一个三角形结构。

如果不是“辰”，那么这个字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字应是“禹”字。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金文中“禹”字的写法:

“举祖辛罍”(《殷周金文集成》9806)上的“禹”字

西周晚期“禹鼎”铭文中的“禹”字(《殷周金文集成》2833)

我们可以拿上述两个“禹”字与骨匕上的刻符对比一下:

可见，骨匕刻符的三个部分，包括上面的三角、中间屈曲的部分、以及下部末端带有分叉的横线，均与传世的“禹”字铭文极为相似。因而，这个字应该就是“禹”字。

《说文》云:禹，虫也。甲骨文和金文“禹”字的写法非常形象，就像是一个蛇类爬行动物，所不同的是，这个动物有脚。

墓主私名还是氏族?

那么，这个骨匕上为什么要刻划一个“禹”字呢?

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是墓主本人的私名。

如果是私名的话，鉴于这座墓葬的年代落在文献中的夏朝时期，那么这件事儿就非常有趣了，因为存在这么一种可能--这就是治水的大禹本人?!

不过，这不太可能。这座墓葬的规格不是很高，是一座中型墓。大禹可是当时氏族联盟的领袖，夏王朝实际上的奠基者，启的父亲，若用这么一个规模不大的墓葬下葬的话，规格显然偏低了。

既然“禹”字刻符不是墓主的私名，那么就剩下第二种可能:这是一个氏族徽号，表明墓主人属于“禹”氏族，也就是大禹的后裔和族人。

如果这种解释能够说得通的话，那么这也恰好证明了，大禹其人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

这件骨匕上的“禹”氏族徽号太珍贵了，它是中国上古文字材料中已知时间最早的“禹”字!

此前，虽然出土青铜器铭文中出现有不少都出现了“禹”字，但对于其究竟是私名还是族名都不是很清楚。

比如，前述所引的“举祖辛罍”，时代属于商朝晚期，上面的“禹”字铭文不能排除是作器者本人的私名。而“禹鼎”中的“禹”，明显是作器者的私名，不是大禹之“禹”。

另一件明确提及“禹”的是“秦公簋”，其上有长篇铭文，开首就说:“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坯。”其中的“禹迹”，也就是大禹曾经居住之地，证明了起码在春秋时代人的心目中，大禹的确是存在的。不过，这件青铜器的年代属于春秋时期，远比这件骨匕为晚。

秦公簋铭“鼏宅禹赉(迹)”

陶寺遗址地处晋西南地区，属于夏王朝核心疆域范围之内。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谈到夏王朝的疆域时称:

“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夏王朝的疆域，东到黄河与济水，西到陕西的太华山，南到伊阙，北到太原北的羊肠坂。晋西南地区正在其中。

所以，即使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禹”氏族刻符出现在陶寺遗址的骨匕上，也并不突兀。

摘自快资讯https://www.360kuai.com/pc/97ebb3d7f92f05af0?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