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及其儿孙
作者：文洁若
周作人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有一些知识分子家庭喜欢把子女送到东华门的孔德学校去念书。也许他们欣赏这座以法国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命名，并实行尊重个性的道尔顿教育法的学校。
这所学校是蔡元培和几位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的，李大钊、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钱稻孙、沈尹然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就读过。周作人还教过孔德高中一年级国文，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是那个班的学生。
孔德学校实行十二年一贯制，并附设幼儿园，所以各家都是五六个兄弟姐妹同时在这所学校读书，煞是热闹。我只在孔德学校念过一年（1933年秋至1934年夏）书，随后就跟家人到日本去了，但是我的四个姐姐先后均在该校就读，所以我对她们那些同学的情况十分熟稔。
在孔德，就数周家六兄妹引人注目，即周作人的三个儿女（周丰一、周静子、周若子）和周建人的三个儿女（周鞠子、周丰二、周丰三）。一般同学都到学校的饭厅或附近的小铺子去吃，中饭周氏兄妹却总乘包车回八道湾去吃，足见家里对他们的宠爱。1929年，年仅15岁的周若子因日本医生误诊而死。同学们都知道周作人对此极为愤慨。据说若子弥留之际，还颤巍巍地唱着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
我大姐文桂新和二姐文树新一道考入师大附小的时候，分别是五岁和四岁。后来转入孔德学校，比同学们小。由于父亲自1916年就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这对姊妹花的穿戴，学习用品不乏日本货。而周氏姐妹的母亲是日本人，给女儿起了日本名子（静子、鞠子、若子）。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家女孩儿就有了交情。
我大姐后来易名馥若，她和周鞠子、周静子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离开故土。1947年秋，她赴美留学去了。1941年，馥若毕业于辅仁大学女校的西语系，还是托鞠子和静子向周作人说项，才在北大红楼弄到一份给系主任徐祖正当助教的工作。也就是那一年，周建人的小儿子丰三用手枪自杀（年仅20岁），给全家人的震动不小。
当年1月1日，周作人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周鞠子私下里对馥若说，她弟弟的死是对伯父的一种抗议。刚跟着周作人从外面回来的保镖，将手枪摘下来放在桌上。周丰三抽冷子就把手枪抄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大家闻声赶去时，他已气绝身亡。
那时周静子已结婚。北平沦陷前，丈夫只身去了大后方，她带着两个小儿子住在娘家。她是周家的独女，父母固然待她很好，但她说，不得不经常给底下人赏钱，否则他们不买她的账，不肯伺候她。那几年我们通常只能吃到小米棒子面。馥若告诉我们，她看见静子的小儿子向厨娘讨一团和好的富强粉，捏面人儿玩。我们仅有的几件像样的玩具，馥若姐也拿去送给静子的那两个小儿子，我们知道馥若姐是为了活动差事，她不愿意白托人情，但又买不起礼物。当时我们都清楚，光靠房租家里是难以维持的，姐姐一旦有了固定的收入，对一家人来说不无小补。
当时周丰一也已成了家，他的大女儿叫和子，比两个表哥小。最有趣的是，羽太信子对自己的子女虽一视同仁，却偏爱孙女。她常说，我不喜欢男孩子，喜欢女孩儿。瞧，我们和子的一双眼睛多“水流”啊。她要说的其实是“水灵”。语音咬不准，家人在背后就议论说：“可不是‘水流’吗？成天哭。”不过，她后来也有了孙子，因为周丰一夫妇一共生了三女二男。
1947年我大姐出国后，我们就和周静子、周鞠子失去了联系。解放前夕，母亲把西院租给一家姓向的房客，他们原来住新街口一带。他们家那个八岁的女儿与周作人的孙女美和（和子的学名）同班，谈起和子在西直门一带的那座教会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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