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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经过汉初约70年的休养生息后，府库充实，国力强盛。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湓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物质丰富，这就为西汉王朝的积极开拓，准备了充实的物质条件。汉武帝雄才大略，在北伐匈奴，西通西域的同时，还积极进行开发西南夷的准各工作。 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鉴于“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再出使南越。欲制服南越，自“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唐蒙在南越了解到夜郎位于西北的牂牁江上游，沿牂牁江水道可直通南越统治中心番禺。在番禺又听蜀地商人说夜郎有“精兵十万”。于是，唐蒙回长安向武帝提出通使夜郎，利用夜郎兵力，“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直取番禺的“制越”计划。武帝采纳这一计划，“令蜀通僰、青衣道”，先开通从今四川乐山通往宜宾的道路，作为通使夜郎的前进基础。由于负责修道工程的僰道令，日久“费功无成，百姓愁怨”，及“使者唐蒙将南入，以道不通”，遂将僰道令送成都斩首，接着唐蒙乃督率人力“斩石通阁道”，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道路修到僰道，为经营夜郎等地准备了条件。 不久，唐蒙以郎中将身份，带领随从者千人，运送粮食、辎重的人员达万余人，自僰道来到夜郎，会见夜郎侯多同。唐蒙以赠送财物为诱饵，又以汉王朝的势力相威胁。参加会见的夜郎旁小邑自以为夜郎道路艰险，汉王朝难于进入腹地。双方达成协议，夜郎同意西汉王朝在其境内设官置吏，唐蒙还约请多同之子为县令。这样，西汉王朝在夜郎地区设立犍为郡。 新设的犍为郡共有12个县，它们是：僰道、江阳、武阳、南安、资中、符、牛鞞、南广、汉阳、存阝马阝、朱提、堂琅。 在犍为郡所领的一十二县中，只有南广、汉阳、朱提、堂琅、存阝马阝五县是夜郎地区新设置的县。南广在今四川高县、珙县至云南威信、镇雄一带，汉阳在今贵州赫章可乐，朱提在今云南昭通，堂琅在今云南巧家至会泽一带，存阝马阝在今云南宣威至贵州威宁一带。为了加强对南夷地区的控制，汉武帝还在汉阳设立都尉治所，唐蒙任都尉。 为防止夜郎地区可能出现的不测情况，设立犍为郡后，唐蒙又“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修通了从今四川宜宾入贵州赫章可乐云南宣威“南夷道”。 《华阳国志·南中志》南广县下，有“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的记载，而此八亭即沿唐蒙所开“南夷道”所设，则南夷道应当是自四川宜宾至高县、筠莲入云南威信、镇雄、经今贵州赫章、威宁，再进入今云南宣威、曲靖。 贵州近年考古发掘，不但在赫章可乐、威宁中水、普安青山铜鼓山均发现战国至汉代墓葬或遗址，出土大批文物，而且还在赫章可乐出土了铸有“武阳传舍比二”铭文的铁炉一个，证明赫章可乐应是自僰道、南秦至平夷的八亭之一。另外，赫章还发现了四处汉墓，均沿“南夷道”的路线，证明“南夷道”的确经过赫章。 “南夷道”的修筑，更方便了夜郎地区各族与巴、蜀和中原的联系，内陆对夜郎地区经济文化影响随着王朝的政治统治的加强而日渐加深，促使当地的社会日益发生变化。对夜郎等方国的统治者来说，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对于他们长期习惯的小国寡民，自主一方的传统观念造成很大冲突，他们一时难以完全接受，因此双方不时发生摩擦。加上在修筑“南夷道”期间，大量征发巴、蜀青壮年从军修道，长期劳作于高山深谷之间；而巴、蜀地方官吏，为保证修路士卒的粮饷供给，又向民间进行征调，仅沿途运输转糟者就有万余人。一时之间“戍转相馕”，“士罢（疲）饿离湿，死者甚众”，以至“巴、蜀民大惊恐”。 为了稳定巴、蜀民心，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到夜郎责罚唐蒙，并告谕巴、蜀民众，修道非王朝本意。不过，等到司马相如还都奏报，唐蒙已将南夷道修通。这时，处于今四川西昌、雅安一带的邛、筰等部的君长，听见夜郎因与汉通使，得到很多赏赐，也纷纷表示愿意按照夜郎办法，向汉王朝归服。于是，武帝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命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为副，“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使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进而解除汉初“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 的“闭蜀故徼”禁令。 西汉王朝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未根本解决它与夜郎等地方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久“西南夷又数反”，王朝“发兵兴击，耗费无功”。汉武帝又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派博士公孙弘前往考察，还奏“甚毁西南夷无所用”，但未被武帝采纳。到了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公孙弘被任为御史大夫，西汉王朝因急于集中力量应付北方匈奴的威胁，公孙弘又“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放弃对“西南夷”的经营，全力对付匈奴。武帝权衡利弊后，为保持进一步统一南越的前进基地，放弃对邛、筰等西夷地区的经营，只在南夷地区设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令犍为加强防卫自保。这时，都尉治所仍然在汉阳。 元守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通使西域回到长安，向武帝奏报，在西域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到“蜀布、邛竹杖”，经了解是通过身毒（今印度）转贩而去。为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要探寻这条民间商道，以避免取道河西受匈奴势力的干扰，保证与西域（泛指今中国新疆及中亚一带）各国的联系。于是，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先后到达滇、夜郎等国，寻求这条通道。当王然于等滞留时，滇王尝羌曾向其询问“汉与我孰大”，后夜郎统治者也有过类似问话，成为“夜郎自大”一语的由来。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乃是滇王尝羌，而非夜郎统治者。所以“夜郎自大”一词，只不过是后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史实，与事件原意未必吻合。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丞相吕嘉把持国政，挟南越王赵胡反汉，西汉王朝在从今福建、江西、湖南数路进兵讨伐的同时，又“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并“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前往参战。夜郎统治者原来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倚南越”，所以当南越反叛，西汉王朝征调军队开赴南越时，见汉军势力大，才被迫出兵助战。当时西南夷小国林立、相互掳掠，且兰统治者担心带兵远出，国内空虚，被邻国乘机掳惊，于是抗命反叛，杀使者和犍为太守。这时，驰义侯率领的巴、蜀士卒连同同行的夜郎军队，正乘船行至广西前往番禺途中。而南越己被汉王朝其他各路军队攻破，西汉王朝遂命随驰义侯“尝征南越者八校尉”，在率兵返还巴、蜀的途中顺道击灭且兰。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侯入朝，正式受西汉王朝封为夜郎王。 南夷地区的乱事平定后，汉王朝为加强对这带地区的治理，分犍为郡的东及南部设置牂牁郡，郡会大约在今贵州安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牂牁郡所辖17县：它们是：古且兰、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藁、进桑、句町县。 在这十七县中，除夜郎县前已设置，故且兰系在刚灭的且兰故地新置外，句町、谈指、鄨以夜郎旁小邑所在地设置。而平夷、漏江、宛温三县，则是从原且兰、夜郎、漏卧地域析出，至于西随、都梦、进桑三县则是从原南越役属的西瓯骆地区设置。在这郡县分合变化的过程中，原犍为郡不但辖地大大缩小，除位于今赫章一带的汉阳县和今滇东北一带的存阝马阝、朱提、堂琅外，基本上只包括今川南从原蜀郡和巴郡划出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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