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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年谱》记载，王阳明疏离辞章之学后，曾于1502年告病回越，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导引在当时主要属道教一系的修行方法，阳明潜心于此，显然表现了对道教的某种认同。事实上，早在1488年，王阳明就开始对道教产生了兴趣。这一年，王阳明到南昌完婚，举行婚礼这一天，他信步走人一个名为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静坐榻上，便向其请教有关养生之论。听了道士的解说后，阳明若有所得，于是与道士相对而坐，直至破晓。铁柱宫的这一番经历，也许是王阳明接触道教的开始，而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阳明不时对道教心向往之。 在阳明日后的教法中，我们似乎仍可隐隐地看到道教对他的影响。 1498年，王阳明依朱熹之教循序读书，不仅所得甚微，而且郁思致疾，苦闷彷徨之余，又与道士谈养生。此时，距铁柱宫之行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王阳明的思想较十年前无疑更为成熟，因而这种举动显然不同于少年时代的偶然冲动。三年后，王阳明奉命至江北审查案件，事毕，便前往九华山观景览胜，沿路止宿于无相寺、化城寺等处。当时，山中有一位道士叫蔡蓬头，善谈仙道，阳明慕名前去拜访。然而，尽管王阳明礼节周到，但蔡蓬头却似乎不愿与阳明深谈，只是一再含糊其辞地说“尚未”。在王阳明的一再恳请下，蔡蓬头才说：“你终不忘官相。”结果二人相视一笑，就此道别。蔡蓬头的评语颇有意味，官相似乎象征着儒家的圣王境界，“不忘官相”背后所隐含的是未能忘怀儒家的圣王之境。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心态确实较为复杂。宋儒的理论进路固然扦格不通，但成圣的志向却又难以放弃；遗世人山诚然有其吸引力，但归隐山林又与平治天下相冲突。蔡蓬头的那一番话，有意无意地触及了阳明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矛盾。 然而，对王阳明来说，道教对他来说毕竟非“正道”，因而难以满足他对“第一等事”(成圣)的追求。相反，极具人伦关怀的他即使在出世意向萌发之时，仍无法忘却对父辈与祖辈的责任。在儒与道的这种冲突中，前者最终战胜了后者。不难看出，王阳明对“第一等事”的追寻，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儒家的人伦原则，而对他来说，这种原则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 与出入道教几乎同时，王阳明亦常常游心于佛家。1501年，在审案完毕游九华山期间，他不仅接触了不少道教中的人物，而且与佛家禅师也有交往。他有时甚至留宿寺院，在清风朗月下与猿鹤同听和尚唱偈念佛。此情此景，本身便颇有点禅的意境。遇到熟悉佛教历史的老僧，则与之共话禅家旧事。即使在归越养病期间，王阳明亦常往来于佛寺，有时甚至借居禅房。这里无疑隐含着某种超越的追寻，不过，相对于理论上的契合，诗境与禅意的呼应在此处显然占了更多的比重。如同对待道教一样，王阳明似乎并未完全在“道”的层面上达到与佛家的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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