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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 每當成人們談到生活艱難時, 都會聽到他們說: [仲慘過三年零八個月嗰陣時]. 那時候心裏感到很納悶, 為甚麼是三年零八個月, 不是四年零八個月, 又或者不是三年零九個月? 三年零八個月又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後來年紀漸大, 對這段歷史的認識逐漸增加; 而暸解越深, 感覺和心情越是沉重; 想不到香港一個如此寧靜平和的城市, 背負著一段甚為慘無人道的歷史. 正如我在上篇網誌所說, 要談這個如此重大的課題需要很大的篇幅, 這裏我只能挑選其中最精要的部份作重點的描述. 香港淪陷期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佔領及統治香港的時期; 其具體的時間是由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起, 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為止. 香港人俗稱這段時期為「三年零八個月」. 日軍佔領香港翌日, 即成立以日軍司令酒井隆為首的軍政廳 (其實即是軍政府). 軍政廳的總部設於九龍尖沙咀半島酒店, 下轄政治部、民事部、經濟部、司法部及軍事部等5個部門. 為了加強軍政統治, 日軍拘留前香港軍政官員 (據統計共有7000多名戰俘/外國人被囚禁於深水埗和赤柱的戰俘營, 他們備受飢餓、病患的虐待) , 查封房屋和發行軍票, 並隨時宣佈戒嚴. 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間, 制定了嚴厲的法例; 實際上則橫征暴斂, 縱容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 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 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外, 亦將香港的街道地區名稱改成日文. 同時他也封鎖了維多利亞港、接管海旁的貨倉, 以控制物資供應. 總之香港市民在經濟、民生等方面都受到嚴重的摧殘. 戰後國民政府在北京逮捕酒井隆, 經過三個月的審判, 南京軍事法庭於1946年8月27日判處酒井隆死刑. 酒井隆其後於同年的9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槍決. 軍政廳運作至磯谷廉介於1942年2月20日出任首位管治香港的總督為止. 同日日本宣佈香港為日本佔領地, 並設立總督府以代替軍政廳, 由磯谷廉介中將出任香港佔領地總督, 行政中心遂由半島酒店遷至匯豐銀行大廈, 半島酒店則改為軍方總部, 而維持治安的憲兵總部則設於香港島中環的高等法院大樓（今日的立法會）. 這段「日佔民政」時期延至日本投降為止, 年期長達三年半.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了當時香港最高的行政機關, 總督部的最高行政長官是總督; 總督之下則設有民治、財政、交通、經濟、報導、管理和外事部等部門. 總的來說, 當時的日佔香港政府在組織上遠比戰前的港英政府簡單, 估計是因為日本佔領香港的目的並不是打算作長遠發展, 而只是以香港作為其控制華南的戰略點而已. 日本視香港的地位相等於當時的台灣和朝鮮, 故此並沒有在香港籌組傀儡「自治政府」, 只成立一個名為「香港善後處理委員會」的頗為鬆散的組織, 以解決如糧食供應和維持治安等社會和民生問題. 日本人當然在新政府佔據了所有重要職位, 但為了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 也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及「華民各界協議會」這兩個華人組織. 華民代表會為總督的咨詢機構, 有委員四名（羅旭龢、劉鐵誠、李子方及陳廉伯）; 而華民各界協議會則有委員22名（主席周壽臣, 副主席李冠春, 委員包括伍華、羅文錦、周耀年、郭泉、鄧肇堅、顏成坤等知名人仕）. 這兩個簡稱為「兩華會」的諮詢組織, 代替了戰前的行政及立法局, 但他們只負責提供意見, 並無任何實質上的權力. 這批華人領袖當時不得不走出臺前與日本人合作, 大部份都有著忍辱負重的苦衷; 因為他們的走出來, 日本佔領地政府與本地居民才有一條互為溝通的橋樑, 本地居民有甚麽需求, 亦可以通過「兩華會」這個平臺上達. 這批華人領袖為本地居民在極度困難的環境下爭取到起碼的權益, 使他們的生活不致太難過. 正因如此, 香港重光後港英政府不但沒有以漢奸罪追究這批華人領袖的責任, 反而繼續重用他們, 讓他們在政, 商界擔當重要的角色. 在行政區域架構方面, 日本佔領地政府將香港島劃分成12區, 九龍分成9區, 新界則分成7區; 每個區都設立一個區役所, 並指派一個中國人作為所長, 管理該區的大小事務、以及代表該區市民向佔領地政府反映情况. 此外, 佔領地政府向香港市民發出 「住民證」, 以便易於管制及監控港人. 這是香港首次出現的身份證明文件, 此種做法日後港英政府亦有效法. 日佔時期香港除了民生大受摧殘外, 經濟亦被恣意掠奪, 其手法是強逼港人以港元換軍用手票 (俗稱”軍票”). 事隔五十多年, 至今很多港人仍在爭取日本政府為當年所發行的軍票賠償他們的損失. 1941年12月26日, 即香港淪陷翌日, 日本軍政府即宣佈以軍票取代港元, 成為香港唯一合法的貨幣. 1942年1月, 軍票和港元的兌換率為2兌1, 可是到了1942年7月, 兌換率已變為4兌1, 比之前兌換率大幅驟降, 使香港人身家亦隨之而大為貶值. 軍票於1943年6月1日正式成為香港的唯一法定流通貨幣, 日用品的價格必須以軍票作單位. 至1945年日本投降時, 被強迫兌換的日本軍票總值超逾57億港元. 日佔期間香港雖然已不准使用港元, 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門等其他中立地區依然甚受歡迎, 市面上還有港元買賣活動. 日軍將強逼收來的港元鈔票, 在境外購買物資, 獲益甚豐. 由於印製和發行軍票根本不需要任何儲備金, 所以實際上日軍是以白紙強逼兌換有十足保證的港幣. 另方面, 由於濫發軍票, 香港物價飛漲, 投機倒賣熾熱, 加上日人貪污成風, 到了日佔後期, 香港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短短的不到三年, 香港由一個繁盛的轉口港變成市面蕭條的死港. 談到佔時期香港的貨幣, 又怎可不提 ”迫簽鈔票”事件? 日軍佔領香港後, 在匯豐銀行發現一批尚未發行的鈔票, 合共一億二千萬港元; 為了掠奪這筆財富, 日軍強迫當時的匯豐銀行總經理祁理賓（Sir Vandeleur Grayburn）簽署, 用以向中國及澳門各地購買物資. (40年代所有鈔票都是人手簽名的). 香港光復後, 港府面對銀行復業最逼切的問題, 就是如何解決 ” 迫簽鈔票” ? 匯豐銀行認為, 儘管它不必為這些鈔票的發行負責 , 但拒絕支付這些鈔票將有損匯豐銀行的信譽, 故此決定承付全部 ” 迫簽鈔票”. 1946年4月香港政府亦宣佈承認這批 ”迫簽鈔票,”.匯豐將100萬英鎊存入外匯基金, 作為這些非法發行港幣的保證金, 而港府則同意在若干年內將外匯基金投資所得利息用以補足缺額. 這一決定對香港的貨幣和銀行制度的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 有關安排雖然使匯豐和港府在資金方面有所損失, 但卻贏得了市民和外國對港幣的信任. 至於民生方面, 日佔時期香港佔領地政府最重要的措施要算是 ”歸鄉政策”. 由於糧食短缺, 為了緩減人口壓力, 佔領地政府在佔領香港的中,後期實施歸鄉政策, 強迫市民歸鄉, 即驅逐往中國大陸. 1942年初, 由佔領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歸鄉指導委員會」, 每月均安排火車和輪船將市民載送離港. 這些交通工具只將人送出境, 離境後回鄉的路途則各人自理, 大 部份人因為付擔不起路費, 只能徒步回鄉. 為甚麼如此艱辛仍選擇回鄉? 這是由於當時香港已然淪陷, 生活極度艱難, 加上在日軍鐵蹄下生活得提心吊膽的, 因此很多港人寧願離港回鄉. 至同年12月, 已有60萬名市民離港. 其中不少家庭在途上互相失散, 有人甚至在途中餓死或病死. 發展至後期, 憲兵隊更在街頭隨意捉人強行押解離境. 結果在1945年, 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萬人暴跌至60萬人. 宣傳上, 日本一直聲稱佔領香港是為「華人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 可是實際上日本管治香港的方式比戰前的殖民地政府獨裁和腐敗得多；而所使用的手段亦遠較殖民地政府殘酷和野蠻. 從軍政廳成立起, 佔領地政府先後制定大量前所未有的規例, 日軍憲兵隊可隨意打罵、囚禁甚至殺害居民, 也可以隨意在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勞役, 或者以搜查房屋為名入屋蹂躪女性. 另外, 日軍在灣仔駱克道一帶設立多間慰安所, 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又在市區恢復設立賭館及煙館; 另外當時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每當市民在街上見到日軍, 無論遠近都要作90度鞠躬, 否則會遭到拳打腳踢之苦, 甚至惹來殺身之禍. 除「居民證」外, 市民亦須全家合影一張「全家福」照片放在屋內, 當日軍查戶口時, 倘若合照中有人不在屋中/又或者有陌生住在屋內, 又無合理解釋, 便會被當作窩藏游擊隊成員論. 日軍虐待戰俘和普通市民的手法, 包括強行灌水至肚脹, 再用腳猛力踏在肚皮上, 除此之外令人聞之色變的酷刑還有電刑, 吊起毒打以及以火鉗炙胸等. 除了虐打外, 日軍也隨意屠殺市民; 最讓人感到指髮的是; 即使在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 日軍仍在大嶼山銀礦灣屠殺超過70名市民, 這宗血債仍有當年的生還者可以作證. 在日本的統治下, 港人的生活極為艱苦. 由1942年開始, 佔領地政府實施定額配給制度, 限量供應日用品如米、油、麵粉、鹽和糖等. 每個家庭都派給一張定額配給許可證, 每人每天只可以買到六両四的白米, 由於沒有其他副食品補充, 六両四白米根本不夠飽肚. 自1943年起, 日軍在戰場上開始失利, 由於運輸困難, 配給制度更形苛刻. 發展至後期, 很多人只能以樹葉、樹根、番薯藤、木薯粉, 花生麩甚至樹葉樹根充饑. 其後白米亦告缺乏, 佔領地政府改為配給日本蘿蔔作糧食. 因為糧食日趨缺少, 定額配給制度於1944年被逼取消, 糧食供應改以自由買賣代替, 導至更多市民因付擔不起食物價格瘋狂漲價而餓死. 其實日治時期香港經常有市民餓死, 甚至盛傳出現人吃人事件; 街上常有皮包骨的棄屍, 而棄屍身上的肉還是經常被割走. 報章亦曾報導有人烹煮棄嬰的新聞, 當時市面有傳言謂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其實是人肉, 因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買到足夠肉類, 總之能有多恐佈便是多恐佈. 日軍侵佔香港年期長達三年零八個月, 在此段時間內避免不了提供與民生有關的文娛/文化活動, 當然箇中仍以粉飾太平和為佔領地政府服務為主. 戰前日文報紙《香港日報》在1942年1月復刊, 同時增設中文版《香港日報》及英文版《Hong Kong News》, 當然這些報紙都是佔領地政府的喉舌. 戰前中文報紙到1942年只剩下5份; 《星島日報》易名為《香島日報》, 而《循環日報》則因被盟軍誤炸而停刊. 電台則被用來作為宣傳的工具. 市面剩下的各種娛樂工具寥寥可數, 因為根本沒有人付擔得起. 戲院只放映日本電影. 值得一提的是日治時期唯一在香港拍攝的電影是《香港攻略》, 由田中重雄導演, 大日本映畫公司生產, 影片主要由日本演員演出, 香港演員有紫羅蓮( 她在電影中其實只擔任配角, 演了一場戲. 電影拍臻後她還到日本觀摩學習, 宣稱她將主演兩部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電影. 回港後紫羅蓮卻伺機潛逃回國, 並找律師稱她是被迫接拍《香港攻略》, 因此避過「漢奸」罪名). 這部電影在1942年11月19日, 即接近日軍佔領香港一週年紀念期間上映. 此外賽馬亦重新在跑馬地馬場 ( 此時「跑馬地馬場」已改名為「青葉峽競馬場」) 舉行, 往後最全盛時期更加密至每周一次. 此舉不但有損市民心智健康, 日方更可藉此斂財. 後期因為沒有足夠活馬應付賽事, 賽馬會竟以跑木馬代替. 在日佔期間, 香港其實不斷出現各式各樣的扺抗活動, 其中最著名的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 俗稱”東江游擊隊”. 東江游擊隊是一隊由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成的游擊隊, 成員包括農民、學生和海員, 主要在新界西貢一帶活動. 東江游擊隊由曾生領導, 在1941年日軍進攻香港時, 游擊隊人數從200人猛然擴展到超過6,000人, 在英軍敗退後, 游擊隊獲得被英軍放棄的武器, 並在新界及九龍建立基地, 同時在西貢墟建立地下聯絡系統; 而第三個和第五個分支在蔡國樑, 黃冠芳和劉黑仔等人的帶領下, 在香港和九龍進行抗日游擊戰. 東江游擊隊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為中國竊取日本對華南、台灣和東南亞的戰略機密. 東江游擊隊的具體成績包括殺死了一些漢奸和其同黨, 在九龍和廣州保護貿易商人, 破壞日本在香港的軍事據點如大埔警察局和啟德機場等. 東江游擊隊在拯救英國和外國人士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亦有大批內地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人士因為東江游擊隊的努力而獲救. 另外, 東江游擊隊亦協助營救戰俘, 包括賴特上校, 賴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國棟教授. 東江游擊隊對盟軍最重大的貢獻是搶救了8名因日軍擊落其飛機而跳傘到九龍的美國飛行員; 時為1944年2月11日, 美軍飛行指揮官克爾（Donald W. Kern）中尉在轟炸啟德機場時被日軍炮火擊中, 跳傘降落慈雲山, , 得到游擊隊員李石仔等救助才能逃出日軍的搜捕. 談東江游擊隊, 我想應順帶提一下英軍服務團. 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是英軍於1942年7月根據原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的建議組成, 此援助小組專門負責收集日軍情報、接送重要人物潛出或進入香港, 成員包括戰後新界理民官何禮文及戰前擔任華民政務司的麥道軻等. 1941年12月底, 所有英國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戰俘營, 賴廉士上校成功逃脫. 他其後在桂林設立英軍服務團總部, 而服務團的貢獻主要是協助戰俘從營中戰俘逃脫, 並走私藥物和其他必需品進出戰俘營. 過程中, 英軍服務團與東江縱隊積極合作. 不論東江縱隊又或英軍服務團, 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若成員給日軍捕獲的話, 可說是九死一生. 今天西灣國殤墳場和赤柱軍人墳場都可以找到一些英軍服務團殉難團員的名字；此外, 豎立在西貢斬竹灣的抗日英烈紀念碑, 就是紀念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犧牲的游擊隊隊員. 1945年日本敗象畢呈, 引發出香港歸屬問題. 當時輿論普遍認為英國應把香港主權交回中華民國政府, 但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之下, 香港的歸屬問題終於在不了了之的情况之下被擱置下來. 1945年8月15日, 日皇正式向盟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早一天前, 英軍總參謀部即命令其太平洋艦隊組織一支特遣隊趕往香港受降. 當時國民政府對英軍接收香港一事仍大加反對, 幾經交涉之下, 最後本著 ”阿Q精神” 同意英方代表可在中、英兩國政府的授權下, 在港接受日軍的投降. 當時身在赤柱拘留營的前港府輔政司詹遜, 亦從英國駐重慶大使方面接到指示, 要求他在日本投降後即接掌香港政務, 以待英國的先遣部隊抵達. 1945年8月30日, 英國太平洋艦隊特遣隊抵港, 指揮官夏愨少將出任軍政府總督, 正式代表英國宣佈接收香港及恢復香港的管治. 由於英國早在1942年底已決定戰爭結束初期以軍政府形式管治前殖民地, 故此夏愨接管香港後, 即於9月1 日頒佈「軍政府統治公告」, 正式成立軍政府, 其當前急務是使公共設施儘快恢復正常, 並致力維持公共秩序. 英軍控制香港後, 立刻接收政府機關和船塢, 釋放戰俘和被囚的英籍僑民, 並確保重要的公共設施如水、電等的供應, 而警署、海事署等政府部門亦陸續恢復工作. 公共秩序在英軍的協助下, 亦大致得以維持. 事實上軍政府面對的問題極多, 香港光復後百廢待興, 居民營養不良、醫療衛生條件極差、適齡學童失學、大量房屋受到破壞等. 此外, 大量早前逃離香港的人迅速回流, 亦令情況進一步惡化. 為了盡快重建香港, 軍政府一開始便執行全面的統制政策; 對外貿易、工商業, 以至一般市民的糧食、燃料、日用品、住屋和工資, 都予以不同程度的統制. 當然這個管制和日治時代的定額配給制度的理念和心態是截然不同的. 統制政策實施兩個月後,決定除部分物資外, 恢復自由貿易. 1946年上半年, 香港經濟已經恢復一定水平, 貿易亦逐漸恢復常態. 香港重光初期, 人口只有約60萬, 至1945年年底, 人口估計已回升至近100萬, 隨著大量人口從內地移局香港, 加上戰後嬰兒潮的出現, 到了1947年1月, 香港人口已高達180萬. 人口大量的增加帶來包括工作、教育、醫療和居住問題, 而這些問題, 則是1946年5月1日復職, 從軍政府手中接過管治權的前總督楊慕琦要解決的當前急務. 最後要談的是處理戰犯的問題; 由1945年至1948年,英國殖民政府審判最少123名日軍戰犯, 他們涉及最少45宗戰爭罪行. 當年的戰爭法庭位於銅鑼灣的崇光百貨附近. 其中22名被判死刑, 並於赤柱被問吊, 14名因證據不足而獲釋; 其餘戰犯則被判監禁, 刑期由6個月至終身不等; 不過, 由於政治及經濟因素, 這些戰犯在1950年代全數獲釋. 事實上, 日軍在香港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罄竹難書, 又豈只這區區的45宗? 實際上有更多的罪行因沒有文件紀錄而不為人知, 又或者犯事的日軍早被遣返日本, 無從追究, 苦的是受害人及其家屬, 無法還無辜死難者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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