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稿酬标准，一道加法题？

提高稿酬标准，一道加法题？

2012年04月05日 10:07:00   来源：北京日报 

　　海市蜃楼 李嘉漫画

1937年出版的一期上海《电声》周刊上，有一篇报道提到了郭沫若、张恨水两位作家的稿酬情况。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上月表示，稿酬标准将作出调整。“原来定的稿费标准过去快20年了，这个标准很低”。实际情况是，多数出版社、报社和杂志社，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闻出版机构，早已突破了13年前颁布的稿费标准，实际稿酬比国家规定的标准高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人所关注的稿酬标准调整，却绝非提高标准那么简单。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次稿酬标准调整能否将其标准更加细化，并制订出相关的多样化的文化保护措施。

　　多层次稿酬 作者难买账

　　1999年，国家版权局出台《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按照这个标准，原创作品每千字稿酬是20元至100元，而翻译作品是20元至80元。但随着出版机构纷纷走向市场，老标准在新现实中早已被“演绎”得千变万化。

　　翻译作品应该是《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最忠实的坚守者，目前，一般翻译作者获得的稿酬依然是千字50元至80元，这也算是出版界的一大奇观。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的译作《地图与疆域》最近刚出版，余中先粗略算了一笔账，按全书20万字、目前业内较高的翻译稿费千字80元来计算，他将会拿到1.6万元稿费，除去800元不交税外，其余的稿费将交20%的税。也就是说，这部耗时半年的译作，余中先最后拿到的稿费是1.3万余元。

　　著名翻译家林少华翻译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30多部作品，在翻译界，他的稿酬标准实行的是“特殊政策”。

　　林少华没有说出自己的稿酬标准，他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有约在先，这是一个需要共同保守的秘密。但林少华还是透露说，目前其稿酬有两种形式，非常畅销的图书拿千字稿酬，不怎么畅销的图书则拿版税。林少华笑着解释说：“我肯定是吃亏了，但出版社有自己的苦衷，很多退休人员要管，一部畅销书能帮出版社不少忙，我能理解。”

　　林少华轻描淡写地说，目前稿酬的含金量比20多年前要低很多。林少华翻译《挪威的森林》已是21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是二三百元，稿费是千字11元，后来涨到了千字17元。我每天翻译3000字，平均下来稿费是工资的好几倍，相对来说比现在要高。”

　　和翻译家不同，作家收入一般有千字稿酬、版税和获取一次性稿酬等不同形式，但拿版税在当前更普遍。

　　作家吕挽曾经推出过小说《无处安放的青春》，她的另一部新作《爱到深处不见了》也于不久前面世。吕挽说：“为了写这本书，从2009年起我穷了三年，穷得那叫一个神清气爽，三年，一分进账也没有啊。”

　　《爱到深处不见了》起印量3万册，每本书定价28元，按照合同规定，3万册以内版税为10%，3万至5万册版税11%，10万册以上版税为13%。前几天，出版社预支了吕挽1万元稿酬。“出版社把稿酬打到我卡里，一看，8800多元，我明白了，扣去了个人所得税。”

　　吕挽认为这相当不合理：“我写小说，一个长篇怎么也得两三年写完，我拿1万元预支稿酬，跟月薪1万元能是一个境界吗？而且，拿月薪的，单位、公司还帮着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

　　《无处安放的青春》前后用了10年完成，这本书卖了5万册，包括台湾版权和影视版权在内，吕挽总共收入20万元。“我天生有俗骨，我还不是真正的纯文学创作，如果是写纯文学，更没办法成为职业作家。”吕挽说。

　　说到靠文字吃饭的人，不能不提活跃在报纸、杂志的自由撰稿人，这是个松散的群体，更是庞大的文字“卖方”。

　　尽管这一群体十分庞大，但真正仅靠稿费吃饭的自由撰稿人在国内还是相对稀少的。自由撰稿人、陕西电视台特约评论员魏雅华有些自嘲、也有些骄傲地说：“我是侥幸活下来的。”

　　从1984年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后，魏雅华的角色发生了几次重大转变，先是写科幻小说，后来科幻不受待见，转而投向纯文学，再后来写起了通俗小说，而现在他专门为财经杂志撰稿，“我现在是靠20多家财经杂志养活，要是写纯文学早就饿死了。”

　　长期为报纸、杂志写专栏，魏雅华对稿酬标准门儿清，“现在报纸千字一般是100元，广东的一些报纸千字是200元、300元或更高，而财经杂志千字标准是100元至200元。个别市场走红的杂志会有千字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稿费。”尽管魏雅华已经在这个行当中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还是对向他求教的大学生发出警告：“我是靠篇篇发表，才能养活自己。不能走我这条路，这是一条绝路。”

　　稿酬要提高 “买方”很矛盾

　　作为卖方的作者对稿酬不买账，而作为买方的出版机构，同样也处于矛盾之中。对于出版机构而言，他们一方面希望作者稿酬能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纷纷表示，无力再为更高的稿酬“埋单”。

　　《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说，他打心眼里希望提高作者稿酬，“我在和一些作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到，有些人写一部作品确实很不容易，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他们将要拿到的稿酬还要被个人所得税扣掉很多，他们的精神产品确实没有受到尊重。”

　　纯文学写作、严肃写作稿酬低，已经流失了大量严肃写作者。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杨文轩说：“真正意义上的作者确实在减少，以前我经常收到这类投稿，现在不仅这类投稿少了，反而是把写作当成提高个人影响力的作者变多了，像明星等跨界作家多了。”

　　程永新也为纯文学写作者的流失而感到惋惜。“5年前，笛安在《收获》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姐姐的丛林》，我们觉得非常好，毅然决然把这篇作品发在了头条，那时她才20岁。后来，我们又发了一部她的长篇小说。”但随后，笛安所有的长篇小说都被极具商业头脑的郭敬明买断，她的写作也开始向市场转变。“我感到很可惜，笛安原本也许可以成为莫言、毕飞宇那样的严肃作家。”程永新说。

　　事实上，业内人士都看到了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稿酬偏低，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刺激作者创作，甚至直接导致了读者无好书可读。杨文轩认为：“目前国内每年有近三十万种新书，但真正有价值的优秀图书微乎其微，大量是重复的、低端的、抄袭的作品。”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要为更高的稿酬“埋单”，出版人都表示了相同态度：再提高稿酬，靠自身难以承受。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说，目前《世界文学》翻译稿酬每千字60元左右，按照这个标准，杂志还能自负盈亏，如果稿酬上涨，杂志肯定要亏损的。

　　杨文轩也认为，目前书业受数字出版的冲击很大，本身就在萎缩，这也是传统出版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作者稿酬再往上调，就会雪上加霜，对整个经营导致负面影响。”

　　业内人士甚至预言，稿酬提高后，将给出版界带来巨大阵痛。杨文轩认为：“尤其是一些生存能力较弱的出版机构，可能越来越不敢去做原创图书了，为了活下去，就会越来越多地去瞎拼乱凑。”

　　还有另一个必然出现的后果，如果单纯靠市场机制，无论是图书还是杂志都将面临涨价的问题，这同样也让出版人感到为难。程永新说：“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杂志涨一元、两元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那些欠发达地区，全年定价多几十元，这对他们就会是个负担。”

　　为此，《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直言，作者不能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单方面提出高稿酬的要求，“首先要考虑的是，你的作品是否受读者欢迎，是否能带来较大效益。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作品不受读者欢迎，带不来发行量和经济效益，出版社或杂志社如何能给你发出高稿酬？”

　　标准怎么定

　　不能一刀切

　　从政府层面看，提高稿酬标准，具有正面导向的意义，它至少能营造全社会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尊重，尤其是对原创作品的尊重。但更重要的是，稿酬标准的制定又并非简单的数字调整，它是一个庞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等方方面面投入其中。将稿酬标准细化，采取多样化的文化保护政策，比单纯提高稿酬标准要有意义得多。

　　为此，业内人士纷纷呼吁，新出台的稿酬指导标准不能搞一刀切。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尊重传统出版业的生存现状，指导标准不能定得过高。杨晓升认为：“原创作品的最低稿酬标准可以适当上调，但不必一下子提高到每千字200元以上。”

　　同样是文学创作，要有鼓励严肃写作的倾斜政策，而通过税收调节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程永新说：“销量大的类型小说和很难畅销的纯文学的个税征收就应该加以区分，并采取不同的征税方式。”他认为，对于10年、20年才能写出来的一部厚重作品，应该免税。“今年1月，《收获》发表了史铁生的遗作，是厚重的8万字，但按规定要扣很高的税，扣得让人心痛。”

　　杨文轩则认为，稿酬提高单靠出版商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调节是有困难的，“目前传统出版业的发行渠道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书店越来越强势，如今网络书店往往把图书当成人气商品，进行低价倾销。”他认为，正是网络书店的低价倾销挤压了出版商的利润，当出版商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要么是粗制滥造，要么会偷瞒作者的版税，要么会采取编稿攒稿的做法，“作者收入降低了，最终损害的还是读者的利益”。

　　程永新则说道，有读者抱怨杂志价高，殊不知中间环节太多。“《收获》成本大约5元钱，但是读者要花15元，中间那部分，被邮局和中间批发商赚掉了。”而同样也是出版物，在美国，发行的中间环节就没有那么多，台湾更是直接可以放进书店，“中间环节过多，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作者和读者都吃亏。”

　　业内人士更希望的是，在出版机构和作者之间，政府应该发挥辅助的、协调的作用，比如在合理征税、鼓励建立出版基金、增加原创补贴等方面，要有明确的支持政策和扶持方式。

　　“出版业蛋糕就那么大，出版机构和作者之间，不是你肥就是我瘦，不能将稿酬问题变成产业链的内部之争。”杨文轩说。在他看来，出版产业不能过度市场化，那些对民族有益、很难产生市场效益的文字作品，政府应该进行多种形式的扶持、支持，并采取多样化的文化保护政策。

　　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探路者取得了宝贵经验。去年，上海市委宣传部特设高稿酬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大幅度提高本地区文学刊物《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稿酬，每千字最高已到400元。杨晓升说：“如果不是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如此高的稿酬标准靠杂志社自身的实力是难以消化的。继上海之后，江苏和广东也实行了高稿酬政府补贴，给全国各地其他文学杂志造成了巨大压力。”他认为，全国目前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为数不多，大家都在争夺有限资源，呼唤精品力作，因此，高稿酬对精品力作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我们迫切希望北京也能由政府出面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大幅度提高北京地区文学杂志的稿酬。”杨晓升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言语中充满了感激：“有了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的支持，我们感觉很温暖、踏实。”该基金设立于2003年，近10年来，十月文艺出版社已经获得了四批资助，《额尔古纳河右岸》、《八月桂花遍地开》、《大地雅歌》、《八月狂想曲》、《金山》、《红煤》等一批厚重之作因此得以纷纷面世。

　　当然，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出版基金、补贴政策不能是一阵风，而应该作为长期战略不断完善。程永新坦言：“目前，上海市委宣传部每年给《收获》100万元资金支持。但我们更希望资金资助不是临时行为，而能成为一个制度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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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稿酬逸事

　　鲁迅月均收入可买六万个鸡蛋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自由撰稿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认为：“自由撰稿人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方外人士，而是保持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真理和正义而搏斗的志士。”一代文豪鲁迅就是一个靠撰稿收入在上海生活的自由撰稿人，他用手中这支笔批判国民党政府与社会的丑恶现象，从不妥协。

　　从1927年至1936年，也就是鲁迅晚年，他在上海生活期间，主要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月均收入为500元左右。在大米一百多斤才3元、1元可买120个鸡蛋、大学生月生活费10块钱左右的年代，鲁迅可以轻松地在上海生活。

　　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有关鲁迅的传闻也很多，民国时期，名家收入是千字稿酬十一二元，像周作人的稿酬就是千字12元，但有人传说，鲁迅稿酬是千字30元，“甚至有传闻说，报社老总开稿费时，签字签得手都发抖”。

　　作家张恨水被视为“财神”

　　作家张恨水一生所作小说百余部，字数超过两千万，散文、杂文也有近千万字，其代表作主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以及散文集《山窗小品》、《两都赋》、《上下古今谈》和《水浒人物论赞》等。

　　由于张恨水的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书商和报馆的老板都视他为“财神”，整天追着他索求书稿，书价给的也比较高。《啼笑因缘》连载时，上海一些小报曾盛传张恨水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的故事，而且说他拿这笔钱在北平买了一所王府，自备一辆汽车。这也许是传言，却也说明了张恨水的行市。1937年3月12日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第十期有一篇报道：“郭沫若之稿费大跌价，每千字四元不及张恨水。”（见左图）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印证了张恨水在读者中受到欢迎的程度。

　　翻译家傅雷每千字稿费11元

　　傅雷是国内翻译界的巨擘，关于傅雷的稿费，1956年，他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信函中称：“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我一向是每千字十一元。”

　　傅雷靠稿费就能养活一家，更是一个流传已久的神话。傅敏(傅雷的二子)曾回忆说：“我父亲解放前的生活主要靠卖地的收入，解放后靠稿费收入”。在当时，这是一个冒险的选择，因为要租房，他必须每月支付55.29元的房租，这相当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月工资。傅雷还要负担两个孩子读书、学琴的费用，还有雇佣保姆的费用，而他的夫人朱梅馥则是全职家庭主妇。

　　关于稿酬，傅雷还有一段著名的说辞。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作协动员他入会，说入会之后就有工资了，傅雷觉得非常奇怪，他说：“作家不就是靠稿酬为生吗？赚不到稿酬何以还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