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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晓枫：
周晓枫，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儿童文学编辑，2000年调入北京出版社。出版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斑纹：兽皮上的地图》和《收藏：时光的魔法书》。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奖项。周晓枫的散文独抒性灵、表达真我，传递个人生命的体验和思考，当散文写作日益成为文人养病的方式时，她的散文却依旧保持着锐利、沉着、优雅的面貌，在当代散文界独具一格。她的散文每篇都带着鲜明的周晓枫散文的标签，它们有着一以贯之的笔调、风格和韵味，依然如故地在沉郁之中尽显狞厉。她说：“但愿我能获得能量和勇气，越过自恋、唯美和抒情的重重障碍，迫近生存真相。”
导语：
关于周晓枫，冯牧文学奖评语这样表述过：“……周晓枫的写作承续了散文的人文传统，将沉静、深微的生命体验溶于广博的知识背景，在自然、文化和人生之间，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智慧的意义联系。她对散文艺术的丰富可能性，怀有活跃的探索精神。她的作品文体精致、繁复，别出心裁，语言丰赡华美，充分展示书面语言的考究、绵密和纯粹。她的体验和思考表现了一个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为探寻和建构充盈、完整的意义世界所作的努力和面临的难度。她的视野也许可以更为广阔，更为关注当下的、具体的生存疑难，当然，她的艺术和语言将因此迎来更大的挑战。”
关键词：
慢 身体 叙事 跨文体写作 苇岸 虚构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得请你原谅，我们的对话拖了这么久才开始。原因主要在我，我没有想到要从小说进入散文会这么困难。难怪有隔行如隔山之说。古语或俗语，都没有讲错一句。
周晓枫（以下简称周）：您别这么说。快是容易的，浮躁、潦草或不负责任，都使人很容易快速地开始和完成。相反，慢，倒需要时间的积累、耐心的态度以及花费心力的思考。您的“拖延”，正是出于对作品的尊重。何况我自己是个真正的慢人。懒散、缺乏计划性，写东西凭兴趣，加上诸如生计之类种种可以轻易找到的推托借口，使我一直产量偏低，出书缓慢。我纵容自己的慢，逐渐把它描述为写作的美德。您的这种“慢”，我想也是一个批评家诚意的体现。
姜：在你，可能一直在探索散文写作的无限可能与边界。但在我，在很多读者，可能无形中就有了很多进入的障碍。
周：阅读障碍可能首先来自于我色彩浓烈的文风。我一直是繁复黏稠的，从未简朗。好多朋友都提醒过，让我注意密度和节奏。可我总是沉浸在连续的修辞快感中难以自拔，浓墨重彩，缺少留白。我的责任编辑也说，看我的校样，喘不上气。就连我重读自己的旧作，都在绕山绕水的句子中迷路，烦躁不已。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动笔就质密，就像不由自主地选择深色衣服似的，是一种审美上顽固的偏好。加之我的确乐于探索散文写作的可能性，无论是题材、形式还是技巧，虽然收效甚微。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探索自身的潜力；换句话说，挖掘自身的可能性成为我写作最重要的内驱力。我的服务意识比较差，写作主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至于读者，如果喜欢我的风格是我荣幸，不喜欢也没办法，我缺乏讨好的天赋。如果没有读者的支持，那就让我落落寡欢吧——所谓寡，并非稀少之意；我的寡欢，指的是独立而不受干扰的欢乐。
姜：关于《你的身体是一个仙境》，我觉得，既是你对身体伦理、身体叙事美学的探索，也可能与你生命个性的身体极端体验相关。不知道这样的判断是否符合你写作的最初的动因。我是从《幼儿园》开头写“17岁得了体位性美尼尔氏综合症”这里想到这一点的。
周：我妈妈有孕在身的时候她自己最初并不知情，她献血，连续值夜班，接着又爬山。后来她先兆流产，我险些因此错过人世。尽管如此，我并不是个多病多灾的小孩，生病的次数和强度都在合理范围之内。直到我十五岁，因烫伤休学。这次意外本来从程度上并不严重，但我属于先天性瘢痕体质，所以造成面部毁容。当时两侧面颊都有伤，嘴是歪的，疤痕牵拉使我不能流畅地转动脖子。我非常自卑，很长时间不见外人，只要听到门铃响，几乎是神经反射地锁死自己的房间。度过数月的鼹鼠生涯之后，再次回到校园，回到社会环境，我难以承受周围异样的目光。有个同班女同学抬手时不小心碰到我的脸，她不由自主地尖叫。如果说我今天格外注意身体叙事，那是因为，伴随着青春期的苏醒，我首先体会到的是身体带来的深深屈辱。后来我发现，烫伤并不是孤立事件，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由烫伤导致的发烧与感染，造成我左侧耳膜穿孔；然后是跟随我二十多年的化脓性中耳炎；然后由此引发美尼尔氏综合症；事情并未终结，大脑里平衡系统受到破坏，致使每隔几年我就要崴脚，双脚的筋腱都数度撕裂。这种生命体验算不上极端，只是程度非常有限的独特而已，只是我的确没想到，那个十五岁的瞬间会这么连续地影响自己。作家的写作离不开个人经历，我尤其如此，您的判断是准确的。
姜：也许，在散文里进行这一场身体叙事，在其他散文作家那里还极为少见。
周：可能这里面存在着对观念的不同认识。如果把身体写作仅仅定义为“性”和“欲望”，其实是粗暴伤害了其中最为宝贵的品质。最鲜活的、最丰富的、最不可替代的直接经验来自于什么？正是我们的身体。身体真正参与其中的创作，融入了作者的灵与肉，不仅有益于态度上的真诚，也有助于感性与理性的激发、平衡与相互渗透。我既不喜欢专门卖弄“身体”的写作者，摆拍痕迹太重，意在写作的弦外；也不喜欢刻意消除自己体味的道德家，他们没有身体，只有高尚的个人情操，那种文字有若经过化学提纯，实在有失天然。两者看似有天壤之别，但究其根本，不过利用文字完成个人形象的造型设计罢了。当写作者不尊重自己身体的时候，很难同时尊重身体里的那颗心，也就很容易为文造情，违背那条基础的原则：“修辞立其诚”。
姜：当然，从“一生情状有多少在幼年被预示、被警告？我那时进行的，也许，正是身体的适应性练习”这些话里发现，与小说写作一样，散文写作可能仍然与童年的秘密密切相关。散文写作同样是对童年的发现与回望。苦难的童年，永远对写作有着无穷的意义。
周：我曾写过一本以童年为题的散文集《收藏——时光的魔法书》，引用比利时作家弗朗兹?海仑斯的话作为题记：“人的童年提出了整个一生的问题，但找到问题的答案，却需要等到成年。”是的，童年是源头。作家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多与童年特殊的情感经历与心理类型有关。苦难的童年如同可供一生挖掘的丰富矿床，当然，这里的苦难，并非专指物质生活的贫瘠，它的内涵远大于此——许多挫折甚至并未发生于现实之中，却更真实地体现于我们的内心。一个脆弱的小孩，往往对世界怀有更敏感的发现和更强大的想象，而这正好是写作所必需的能量。
姜：“我总是略带羞耻地一遍遍吸吮糖块，直到它变成薄片……”这里是不是以一种童年的经验来表征人类在成长阶段的体验与经验呢？读到这里时，我在想：人类其实正是如此，很多我们所鄙视的行为，我们却在无耻地进行着享受着。很多我们敬畏的东西，却又无度地被我们侵犯着。我于是又在想：你是以散文的努力来呈现一个个文学母题的吧？
周：需要承认，我至今都是个成长得非常缓慢且有限的人；可以说在某些领域，我处于滞育状态。不过宇宙苍茫，谁又不是终生制的儿童？说来说去，整个人生就像小时候一样，我们努力去消化羞耻和甜，或者羞耻的甜。禁果之美，首先的一半归功于“禁”，后一半才属于“果”。我以前在《圣诞节的零点》里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上帝有戒律，魔鬼有礼物，人类只是好奇心强而自律性差的孩子，天性里愿意选择玩具、逃避教鞭。正如您所言及的悖论，上帝的警告让我们鄙视某些行为，但同时我们秘密享受的，正是其中的“无耻”、对神明的僭越和自我分裂中那有如繁殖的快感；基于同样的心理原因，我们要侵犯那些敬畏之物。我写作，就是想呈现自己的一些小小发现以及无所不在的大困惑。
姜：“我视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为耻辱”“我把教养理解为滴水不漏的隐忍”“我们全部的尊严，来自对欲望及其附属物的控制”这类警句在你的散文中非常多。随处出现，信手拈来。这是一种刻意的书写行为或书写方式吧？当然，这样的句子非常精彩。人们喜欢读到它们，并愿意在它们那里作一些短暂的回味与停留。
周：我是把全部金子都打在门牙上了，追求一张嘴的惊人观赏效果。肯定是有意为之，因为我的功力还浅，不能涉笔成趣，这些所谓的“漂亮句子”相当于镶嵌工艺，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处心积虑，专门摆搁到点睛的位置。写得并不从容，我所偏爱的这种方式，有虚荣和抖机灵的意思。当然，我也沾沾自喜于灵光乍现下偶得的妙言锦句；但也明白，多数时候，不过浮巧小智，炫人耳目罢了。真正的高人，身怀见血封喉的绝世武功；我目前的阶段还是花架子，远未入道，只是照虎画猫的模仿者，还需提升功力和段位……唉，早着呢。
姜：当然，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你可能希望自己能够写出女性真实的成长、疲倦、爱和痛感。然而，我从你的散文中，见出浅表背后的深刻，似乎更关注人类社会生存背后的自然状态。如洗澡、羞耻、自我折磨、爱自己的味道……甚至就是怜爱、伤害也有了最为形而下的表达。我觉得这样的散文有着强大的穿透力。但这里也确实有着明显的“身体”标志，对“身体”的重视和强调，对“身体”的珍惜和倚重，我觉得这是使你的散文因此与小说一样获得了有机主体的地位。你在文体方面的开拓与突破，也在此获得了最好的说明。那么，当初写作时，你有没有那种对散文这一文体的革命性念头：破坏的或重建的？
周：开始写作，是出于纯粹的个人兴趣，我没有任何理念和雄心。把自己想表达的说清楚、写明白，都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哪里顾得上其他？也许我的才能不足以支撑到自信的程度，我的格局一直比较小，只顾眼前和脚下。谁能在蹒跚学步的孩童时期，就同时制定清晰的训练计划呢？也许有人那时就立下决心去破未来的百米记录；我不行，只是小心翼翼，怕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所以，出发时我是懵懂的，到今天我依然是个懵懂者。如果说，我对散文有些“革命性”的念头，是伴随着多年写作，逐渐而模糊地产生的。首先出于对散文既有状态的某种不满足。为什么那么多写作者习惯通过文字不断矫饰，把自己美化到失真的高度，或者永远在塑造并巩固自己的无辜者形象？除了一肚子的琴棋书画，他们简直自觉地废除了形而下的生理功能。那种没有呼吸和体味的文字，我觉得缺乏真人的活力。如果连面对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作家还谈什么承担？所以，我提醒自己，强调女性真实的成长、疲倦、爱和痛感，既不要为文造情，也不要卖弄噱头。
姜：不仅是内容本身，就是结构，在你的诸多作品里，都被有意打乱了。这是否意味着散文其实并不需要着意于结构本身？我总觉得一切作品的结构都是浑然天成的，他们从作家笔下出发后就一定得长成这样。否则，还就真的不能被看成是某个人的作品。我不太赞同作者在文字背后消逝的文学观。
周：我的散文有时只是信口信腕，没有事先的工程设计图纸；有时，我格外注重结构上的变化。比如字数超过两万的《聋天使》，我专门对散文结构进行了一点尝试，让它呈现出立体几何的构架。全文四段式，先以科普笔法写《蚕蛾》，然后过度到聋儿小盐的《耳蜗》，接着《疾患》写自己的中耳炎病症——看似关系薄弱的三部分其实是三角锥体的三个立面；第四部分，《织锦》，写的是对创作和创伤的理解：“世界以痛吻我，让我回报以歌。”其实也是托起前三个立面的支撑性底面。这个底面与每个立面都接壤，它是从一开始就埋伏着、到最后才被揭示的力量。当散文的篇幅逐渐加大，不再受制于千字文的麻雀之躯——假设仅以一根缰绳来驾驭，难驯野马之烈。我从刚开始创作的单线叙述，到《写给匹诺曹》的复调，再从《铅笔》的魔方结构，到《聋天使》的立锥体……结构本来是我的软肋，从持续训练中看到自己艰难中的进步，我获得了一些潦草的慰藉。散文结构要富于变化，可以是吉他独奏的信马由缰，也可以是交响乐那种复杂的富于变化的汹涌的辉煌。
二
姜：你的散文严格地讲，其实是一种跨文体写作。我发现你的散文里，小说元素实在太丰富了。
周：连《现代汉语词典》里都用否定的方式来定义散文，不是这，不是那，剩下的都归到这个概念里。本来就是杂烩，可装的东西很多，也许散文从性质上就潜藏着跨文体的可能。的确，我试图把戏剧结构、诗性语言和随笔智慧融入写作，但我觉得自己从未偏离散文的本质。对小说始终怀有的浓厚敬意，使我不敢轻易尝试。有些朋友也谈到我作品里的小说元素，我认为，不完全来自虚构造成的嫌疑，许多时候是叙述手段带来的阅读效果。许多人写散文时习惯有间距地开展描述，写得“悬置”，字里行间隐含着过去时态，好像散文是天然的回忆体。我有时愿意离开抽象转述的轨迹，突然介入片断，与读者共同经历某个正在发生的具体时刻。比如《聋天使》，说起来小说化明显，但养蚕、求医、放生，包括我本人的中耳炎顽疾，都是日常化的真实小事，本身没有什么戏剧冲突。但我把一些特定镜头进行了放慢节奏的现场还原处理，加入结构上的特别设计，使之具有小说化的叙事悬念。我说不太清楚，但就像着了男装的花木兰，无论外在的小说包装怎样乱真，可我心里明白自己始终是散文的女儿身。
姜：当然，我发现一些本质性的散文元素并没有被你抛弃或改写。你尊重了这一文体本身。
周：当读者让我做出文体决断，似乎在小说与散文的两者之间必居其一，如同你的性别非此即彼，不能介乎男女的时候，我通常用诡辩的办法来逃避。我说我选择僧侣的角色，正因存在于隐约背景上的性别几乎是可以忽略的，他们才得以更接近神迹。或许，维护某种中性立场也有意思的——既非绝对小说，又非绝对散文，像个蝙蝠既禽且兽，像雌雄同体令人迷惑。总之，我目前没进化或者说变化到那个状态上，我依然对散文怀有个人意义的忠诚。
姜：但你似乎并不是身体的“在场”叙事，你更强调“身体”的文化意义和伦理思考。这可能是你与一些时尚、小资的写手们的身体叙事相区别的地方。
周：毕竟，我受的是“文以载道”的古老教育，很难摆脱传统的重力。无非是前辈载前辈的“道”，我辈载我辈的“道”，无论我表面看起来多么张扬，都被一根隐线拴牢，做不到时尚写手的了无挂碍、身轻如燕。不过我倒觉得，后者并不缺乏文化意义和伦理思考，只不过他们没把一些概念和符号当成牌位供起来。而我一上台，必先扎好八面旗的靠，套上厚底官靴——范儿倒是有了，不过肯定行动不便。
姜：你喜欢将沉静深微的个体生命体验融于广博浩瀚的自然万物的宏大背景之中，在自然、人性和精神的融会贯通之中，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生态智慧的意义联系。这一点，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受了庄子的影响？或者说，庄子在你的散文写作中，提供了什么样的营养？
周：在中国古典文化方面，我等同文盲。除了中学语文的普及教育和大学中的皮毛知识，我没有额外补过课，岂敢妄言？关于庄子，我了解的不过几个关键词，比如自由、率性，比如通达的生死观和大境界的浪漫主义，比如寓言体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我在创作中最为向往却又无力企及的。想想庄子在言简意赅的概括里，显示了多么非凡的独立判断啊，诸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中国古人中多端庄造型，庄子殊异其趣，是我在精神上最愿意认同和亲近的形象。
姜：人们已经注意到，你的独特的极具痛感的文字和对世间万物极其细腻的体察、感悟以及被智慧的光芒照亮的深刻的思想，构成了你的散文文本。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散文文本，极具先锋意识。那么，先锋文学对你的散文写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周：年轻的时候，我为“先锋”而自得；及至中年，我需要为此保持必要的警惕。就我个人的偏见而言，被人说成先锋作家，如同艺人被认作情色演员，既有秘密的骄傲，更有秘密的尴尬，很难说是喜是忧。高调标榜先锋者，容易流于姿态和造型，属于一种行为艺术。我不欣赏这种简化的处理方式，应该记住，传统曾是被继承下来的先锋。的确需要反对传统中已经变得僵死的科律，但对那种古老的积淀、悠久的传承，必须保持充分尊重──没有这种尊重，我们甚至都没有资格成为反对者。我反对一种没有来路的先锋，我想汪洋恣肆，是必须在功底扎实之后才能开始的变形；如果因为画不好素描，反倒有资格认定自己天生就是野兽派的材料，挺荒谬的。但您说得对，先锋文学的确对我的写作有着超过古典文学的影响，与其列出具体篇目，不如说，它在最重要的精神气息上指引着我。独立而勇敢地，越过知识和教养所带来的限制，抛开个人风格所带来的安全感，冒险探索无限的可能性，不被集体主义的温暖所收买……真正的先锋文学不臣服，不听命，尤为珍贵的是它的“反叛”——这个带有小暴力的词，具有值得让人尊重的价值，至少，它意味着一个人从自己开始的解放。
姜：在读你的新书《雕花马鞍》时，我再一次觉得，你其实有着评论家的潜质。可是，你却没有走这一条路来显示你的文化才华。
周：我哪有什么评论才华呀？不过是刻薄加上当编辑多年的职业训练，偶尔点评几句还能充数，多说就露怯了——再装腔作势的鸭子也不是天鹅。评论家的门槛太高，知识储备，境界和胸怀，记忆力，对他人的耐心……哎呀，全是我的弱项。我就像个恐高症患者，踮个脚尖就得了，别真爬梯子，何况是到那样俯视的高度去一览众山小。
姜：你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如何设定他与世界的关系？
周：我的观点比较悲观、宿命。人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常常非常被动，他无法“设定”什么，甚至也没有“应该”状态的理想关系存在着。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就像说人与生命的关系一样……有融合与对立，有恩宠与敌意，而且命运轨迹各不相同，几乎是难以概括和交流的。但是，作家有个极其美妙的特权，恰恰是他与世界的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作家不仅能和他人一起栖身并享用这个公共的世界，他还可以创造某个秘密而自我的文字世界——一个他的肉身无法进入、精神却在其中称王的世界。还是那句话，我不知应该如何设定，但我感受过，写作者身置两个世界亦真亦幻的交集里那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快感。
三
姜：你觉得苇岸在你的散文写作中，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而你的散文与苇岸的散文在质地上有何不同？
周：苇岸，想起这个善良、清贫、倔强、勤奋、习于自我克制的兄长，不禁感慨时间飞逝，他走了十多年了。素食者，完美主义者，强烈倡导环保、热爱阅读的书生……每当想起苇岸的形象我就想起这些与他相关的词。就性格而言，我们差异极大，但他给予过我重要的指导和鼓励。包括我尝试动植物的题材，都与苇岸有直接关系。苇岸的产量很低，他写得非常认真谨慎，每个字词都是慢慢酿制的——就像谷物一样，既质朴温暖，又有最慷慨的金色。我的文字远不及苇岸的品质，无论是自身的学养，还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纯粹度。但是有一点明显的不同，苇岸没有这个倾向，我则蓄意放任——我比他“坏”。苇岸的爱憎泾渭分明，甚至患有部分的道德洁癖，我更愿意好奇在灰色地带停留并观察。
姜：当然，说到苇岸，我就想到，你与他的共同点在于，你们都倾心于自然、动植物，你比他多了个童心。当然，苇岸也有他的童心的表达方式。
周：苇岸的“童心”可能在于表达的纯净与清澈，在于他没有被社会生活所污染，在于他几乎执拗地信赖着：书本中的教育等同于生活中的法则。他被称为“自然之子”，他对古老的万事万物怀有孩童般朴素而清新的热爱，以及孩童般的谦卑和温顺。我的童心，更多体现为好奇和忤逆，希望保持的，是受到教化之前那种自由不羁的任性。我提醒自己，尽量滗除社会价值种种固定判断所带来的干扰和积习，以儿童般未经世事历练的眼睛来看待世界。在写作中，有时不进行过多过早的道德审视，反而会让万事万物重归一种别样的公正。我愿意像孩童一样，相信魔法和奇迹，相信未来无穷尽的可能性。
姜：在你的散文写作中，有没有受到诸如索尔仁尼琴这些前辈的影响？这是在你的《幼儿园》里看到你写蚂蚁时突然想到的问题。也许，最贴切的发问应该是，你有没有从达利那里继承到什么遗产？
周：索尔仁尼琴的书我没有读过，有时不知什么原因，我会推迟一些基础的阅读。索尔仁尼琴就是个例子。相比之下，我更熟悉一些俄罗斯作家是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别尔嘉科夫等。说到达利，一个夸饰的艺术天才，我看过他在北京的画展。他的自传很有意思，我在《幼儿园》里，忍不住抄录了一段他的文字，是他回忆童年中一只受伤的蝙蝠。他写道：“我大声跟这只我开始宠爱的蝙蝠说话。我一遍又一遍地亲吻它毛茸茸的头顶。”但是第二天早晨，等待他的却是一番可怕的场景。蝙蝠遭到疯狂蚂蚁的进攻，它“嘶哑地喘息着，嘴张得老大，露出小老太婆的牙齿。”被怜惜的感情支配着，达利匆忙拿起它，打算吻它疼痛的头，但他却没有这么做。“……用牙死命地咬了它一口，我觉得它断成了两截。”达利的这种描述事物和传达感情的方式很奇异，不管它是不是做作，是艺术家的癫狂还是作秀，至少这种别样的文字处理对我是有影响的。
姜：如果延续着这样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你是不是非常喜欢福柯？
周：姜老师，您又快问得我语塞了，我像个乡村漆匠被问及美术史。对福柯的书没有系统研读过，是在传播学的意义上只知其人，我所了解的内容，肯定比他的履历还少。其实，哲学和科学，是作家必备的双翼，否则无法飞翔。我至今匍匐，不能怨天尤人，只怪自己。
姜：当然，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问题，是人的问题，是让共性在场但更重个性在场的问题。你的散文写作，注意到了身体，关注的是个体，这在传统的散文写作领域里，是极为少见的。这种个性的复苏，不，不能这样指称，而应该说，这种个性的凸显意识，是不是从你一开始写作时，就注意到并一直在你的写作中保持着？
周：的确，我以为建立自己的表述个性和独立判断非常重要，创作者一定要维护自身上的锐角。从众心理在写作上是危险而短视的，作家应该坚守独立精神、怀疑立场和边缘位置，不被中心区的强辐射所干扰，也不被适宜公共尺度的庸见所瓦解。个体尽管脆弱，但作家正因独立面对写作中的困境而强大。尤其是集体主义并不能提供真正的温暖与保护，反而揭示了隐藏在其中的残酷真相——不断地合并同类项，越具有共性的写作同类者之间越容易相互吞食，彼此消灭之后，留下零星的幸存者。合唱队员们面目模糊并高度近似，谁也记不住，能想起来的，是那个行列之外的独唱演员。并且，作家强调个性的目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去哗众取宠，而是学会尊重自己的内心，不是先去看周围脸色和环境趋势。我在《来自美术的暗示》一文中写过一段个人宣言：“我愿自己像病毒一样，坚持复制自己的风格，哪怕预感到未来一场隐约的摧毁。也许胜利只是想象中的成果，我很快会被公众尺度消灭，来不及呈现我的图案。我愿牺牲之前自己始终坚持。我知道，谦虚是前进中的必要品德，但睥睨自雄，我把它理解为对艺术更大意义的忠诚。”
姜：但我们也会遇到难题，个人经验、个人见地、个人的语言方式、个人的声音和个人的气息，其实离不开社会与时代的声音和气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与时代给了我们丰富的个体以鲜活而个性化的人生经验。这样一来，可能，作家的意义，便是寻找表达的视角与平衡点。或者，是寻找使我们写作得以成立的理由与支点。
周：您的这种说法，正好指出我在创作上的软肋。蜗居在自我的小壳子里，我活得恍惚，比较丧失时空坐标系。一个缺乏历史观和社会经纬的写作者会受到很大限制，视野狭窄，不容易打开格局。个人经验根植于辽阔的土壤上，才能生命力长久。一个朋友跟我说，作家的职业特性使他容易越写越自私，强调个人感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的轴心。长期缺乏对他人的关照，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照以及在参照物下及时的自我界定，作家别说写作，就是做人都会出现问题。您的提示，使我更意识到自己创作上的薄弱环节，希望能在今后的方向上有所调整。
姜：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现在，在我们这个写作很容易成立的时代，真正的绝美文本，可能倒遭遇尴尬。这让我想到你的《刀刃之舞》，你将这刀刃，直切入本质层面：“禀赋神性的人也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看那些天才，藏身于疯子之间。正因为某种秘而不宣的极端完美，他们才残破不堪。”“高贵的，永远要为不及他高贵的，做出牺牲……像澈清之水，总是流向低处。”
像你这样的散文，心神凝聚，语言及语言所触摸的最为简单也最为残酷的本质，都共同呈现出来。可能，能够欣赏与领悟的，是少而又少的了。所以，我一直感叹，现在，不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偏偏又是文学最好的时代。
周：有时候和作家们一起交流，他们也感慨，文学的黄金时代已逝。人们被汹涌的商业经济所裹挟，在生存与享乐之间消耗着生命，无心阅读。文学，好像成了小圈子的自说自话，处于社会生活的边角位置。作家感叹读者变得越来越稀少，即使有，他们的闲情逸致也多用于消遣文学，严肃文学在今天变得地位尴尬，如同鸡肋，难以获得市场的响应。不过我对此心存质疑，到底什么才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呢？作家如明星般耀眼？文化生活格外受到重视，社会思想空前解放，作家们衣食无虞，因此得以了无挂碍地神游太虚？想想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再想想什么最好的时代，显然不存在什么不言自明的标准答案。文学的美妙之处，在于除了反映社会现实，它还可以创造出一个不被现实所污染的心理现实……那种来自艺术和梦想的非凡力量，独立而富有尊严。当我们把责任一味推卸到外部，其实我们首先推卸的是自身的责任。身置风和日丽的时代，我们就能拿出丰盛的创作成果吗？其实什么样的困境，能大过写作者自身的局限呢？我倒觉得，今天的文学即使受到切实的冷落也没什么不好，功利，既是对写作的鼓励也是对写作的干扰。越恶劣的环境，越是考验——只有对文学怀有内心的热爱、真诚与信赖的人才能坚持下来。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作家？我想，就是那个，知道自己开不成演唱会，即使终生也无法站在舞台的聚光灯下，他依然选择在旷野上放声歌唱的孩子。
四
姜：由此我想到你的“黑”。这一种颠覆，我们可以看成是对文学母题的起底与趋近。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多人习焉而不察的地方：人们常常被看似“真善美”等传统观念所困扰，被掩盖下的“黑”是无比真实的部分。很多背后的东西，经验与科学都无法触摸。你是不是想以这样的言说，来表达你与世界的关系，你对世界的看法，以及，表述你的文学观？
周：包括我自己，对“真善美”的理解很长时间都是片面的，我把这三个字理解为一种形容词意义的美好组合。然而当事物被阳光照亮的时候，势必会同时产生它的阴影，也就是它的“黑”，如此才是真实存在的立体。这个世界存在着“真善美”，就一定存在着它们的投影：“不真”“不善”和“不美”。我们偏食地选择甜软的题材，其实是幼儿肠胃的表现，因为我们还缺乏成人足够强健的消化功能。比如“美”，不仅指古典主义上令人愉悦的美，现代意义的美更为宽泛，可能包括着令人震撼甚至难以适应的内容。“善”，未必只是给予的温情乃至隐藏其中几乎必然的懦弱，有的善可能根本无法用浅表的道德意义去衡量，它远远超越于此。越过对有些字词的儿童化理解，我们可能会无奈，会发现荒凉的真相，但我以为写作必须迫近这种真相。与其把“真”理解为态度上的真诚，还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不被抒情愿望所移动的“真相”。“真善美”对我来说，不再是三个抚慰人心的形容词，它们，是结实有力的名词同盟。人烟稀少的地方是没有路灯的，我愿意独自去这种“黑”地方，另辟蹊径，开始自己对世界真相的触探，以发现我所理解的“真善美”。
姜：我后来发现，你其实在写少女成长的过程中，也引入了“黑”的内涵。这样一个秘密得近乎神圣的过程，委实就是在黑暗里悄然前行的。这里的文学意味因而也就饶有意味了。
周：哪个女性成长过程中，不曾经历过秘密的黑暗？青春总被描述为一个分外明亮的成长阶段，但我们回顾一下曾经的自己，就明白亲历其中的少男少女，却可能感觉幽暗。从孩子过渡到成人，这种突然的变焦，往往令人不适，从不负责任的自由，进入到孤单、焦灼、无助等等开始学习承担责任时自然附带的负面情绪之中。这也是情窦初开之季，性开始显现张力。少男少女秘而不宣地变化着，就像昆虫在黑暗自闭的茧囊里经历变形。像青春啊，童年啊，有些词语特别容易被文人过度修饰，其亮度几近饱和，最后变成美妙的乌托邦。我喜欢探讨那些习焉不察的概念，这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于坚说得好：“写作就是对词的伤害和治疗。你不可能消灭一个词，但你可能治疗它，伤害它，伤害读者对它的知道。”
姜：你写到了死亡。“死亡”其实也属于“黑”的范畴，而且是“黑”中最为凝重的部分。关于“死亡”，其实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啊。一个作家回避不了这个文学主题。你显然在这个主题上着墨很多。你写了很多种死亡：在《你的身体是个仙境》中，你写肉虫的死：“铅笔盒成了盛敛它残肢的棺材”；写一场尚未发育就结束的爱情：“一生啊，我用那么大的一座坟去埋婴儿的骨灰。”在《幼儿园》中，写蚂蚁：“有的已经阵亡，蜷缩着，像五号字体的逗号。”“声音极轻，极轻，我看不到它们。像亡灵。”“它们把一只肥胖的虫子拖到洞口，如同脚夫搬运着一具棺材。”“一只又一只，慢慢蜷缩，死于明亮。”在《邮差》中，写溺水者之死：“大海打扮了这个死人……”写化妆师的死：“坐在太平间的角落，点燃一支死者家属孝敬给他的好烟……”甚至你还写了掉了的牙是“死神隔着远距离递过来的第一件信物。”在《病床》和《葬礼》中，“死亡”充斥全篇。我们其实多数时候对死亡心存恐惧，可是你却在浓墨重彩描写“死亡”，这是什么原因呢？
周：或许这跟我妈妈的医生职业有关。我三岁的时候已经学会在医生宿舍里独处一整天，等妈妈下班。我从小就熟悉医院，熟悉疾病和拯救的味道。妈妈忙的时候根本顾不上我，我还能回忆起上小学的自己如何端着饭盒里热气腾腾的馄饨，穿越协和医院迷宫式的走廊——零零星星路过的，是整洁严肃的医生，以及穿着囚徒般病号服等待宣判的患者。我记得从手术室出来的昏迷者，也记得空担架上大摊的血能把绿帆布压出有重量的凹痕。另外，我们家常年接待从全国各地赶来求医问诊的亲戚们……那些被疾病威胁过的脸。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笼罩着一个词巨大的阴影，甚至不敢被轻易提及的，那就是死亡。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的生死，我从小就能感到它们在外围的靠近，我比其他孩子更频繁地嗅到某种气息。有一年暑假，一个医生的孩子在跨越两楼的间距时摔下去，再也听不到父母抱怨他淘气了。死神的威力无时不在，我悲观地认定，所有活着的不过都是幸存者。但是很奇怪，我快到三十岁才第一次真正见到死者，是我姥爷。我和他特别亲近，姥爷的手温原来就是凉的，所以我握住他的时候那种依然柔软的弹性，让我根本意识不到死所带来的变化。死亡，是人类普遍的最大恐惧，我当然也心存畏惧。但在创作时，它是神秘之物，是一种最高的解决方式，是我如此熟知又如此陌生的一种力量，诱引着我的想象和猜测。
姜：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你的作品涉及到了信仰与“神”的问题，且“神”一词在你散文中出现的频率，几乎与“死亡”打个平手。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宗教信仰的真空”是20世纪中国作家存在的最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使我们的文学很难抵达真正的精神家园。当然，我们的文学有我们的精彩之处，我们不会拿诺贝尔奖来说事，但我们正面我们的文学时，我们还是得看到缺乏宗教情怀对文学最直接的危害，崇高、神圣和神秘丧失了，就难以形成坚定、宁静、博大而幸福的心灵，也就没有了精神的最后皈依。“倘神不在，世界将一无所有。”柏拉图这话，说得多好！你在拟童心态中写下这一切，其原因是什么呢？是否是想建立自己的神谱？但是，我看到，你似乎很少对你的“神”进行命名啊！
周：非常同意您对宗教情怀的理解。我本人并未皈依，成为某个具体教派的信徒，但我怀有某种宗教式的情感。我想无论是不是从事写作，人都需要怀有敬畏之心。当相信天地之间自有大法则、大公正在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要求和约禁，做事轻易不会逾越底线。爱、善意、宽容、给予等等，不仅是教义里所信奉的内容，也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应该保持的信念。您提到“拟童心态”，我想写作者必须在万物面前保持孩童般的卑微，要满怀好奇和想象，并相信奇迹。“神”对我来说，概念宽广，像他的法力那么无边……包容了太多，几乎是难以释读的。所以如您发现，我无法进行命名，不过谁能为“神”进行命名呢？那本身就是人力所不可为的。
姜：说及神，我想起兰波。兰波说过，诗是通灵的。我接触过我们中国当代很多诗人，他们也都认为，诗具有神性。其实，我现在看，一切文学可能都具有神性。你的散文便是这样的一种具有神性的文本。这我是要讲出来的。我不能因为这句话近乎谀词我就不讲。在我所涉猎的文本中，确实少有这样的文本。我想问的是，你何以使散文有了这样的品质？
周：您一表扬，我马上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说了。表面看谦虚，实际上还是态度上的不从容。我的表现其实也是失去理智，也是忘乎所以的一种。奇怪，我总是被批评时反而有安全感，大概因为并不满意自己的作品吧。文学，无论何种类型，恐怕都是某种具备神性的现实——在其中，人类像上帝般开始从无到有的创造，命名，安排万事万物的生死，施展任意的魔法。每个作家都是短暂的最小的神，只不过功力有高有低；而写作，就是开采自己人性里的神性，甚至混杂其中的兽性。我不知道自己的写作到底有什么价值，只知道，这个过程中，我被自己内在的光源所照亮。也许使我成为小小发光物的，正是文字中的神性，我只是享受着折射中的恩宠。
姜：有人说，周晓枫有“拟童”心理。根据是在《幼儿园》中，你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始终是个拟态中的孩子。”拟态中的孩子与生态中的孩子，我觉得到底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从文学的意义上说，这样的写作方式与姿态，是要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讲你的散文的意义。某种程度上，你是以这样的方式填补了散文世界的一个空缺。
周：如果延续刚才的神性话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很多时候赞颂神的法力，却很少谈及神的年龄。我们泛称神是不老的，其实意味着，我们把神理解结合了孩童年龄和年老经验的绝对统治者——这其中，隐喻神性秘密力量的两种来源。对我来说，某种近于孩童式的眼光是重要的，它意味着对世界独特而天真的解读方式。当然，这种天真，和作为雏形的孩子那种天真是不一样的，不是无知而必然的天真，是有知有识之后依然选择的坚定的天真。就像返朴归真的人，和从未离开原点的人，他们是不一样的，貌合而神离。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保持某种纯真乃至任性的品质，哪怕是不计后果的莽撞，但也只个愿望中的方向，很难达至实现。这么说吧，我愿自己是那个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人，并且不希望仅仅由于童言无忌；我希望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早熟的孩子，或者，是一个预知危险但更愿意捍卫真相的成人。
姜：当然，说到拟童心态，也许，是你将虚构纳入散文范畴的一种方法吧？你在散文里，确曾出现了很多虚构性的东西。
周：虚构可能是我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吧。我以为，写作中的百分百真相只是唯心主义的妄念罢了。我当然不是在倡导绝对的虚无论，但无论多么貌似真实的写作也隐藏着对现实的修改——也就是说，一旦落笔，必然伴随虚构。人们经常会混淆两个词：编造和虚构。我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两个范畴的词语。当一个写作者为了追求眼泪效果，杜撰孤儿或残疾身份，编造血泪斑斑的履历，其实他还处于非常业余的起步状态。这种所谓纪实性质的散文，应该以小型报告文学的标准来评判，它所利用的，是游离文字之外的部分。读者对此类行径的愤怒，源于感情和智力没有受到尊重，它们被愚弄了。而文学意义的不同，它不关乎道德，而是首先与想象力密切相关——它从作者的内心深处汲取力量，这力量，足以摧毁或重建一个现实。在我看来，虚构不仅不是作家品德败坏的表现，反而是写作能力的确认、提升和褒扬。我甚至认为虚构是必须的才华，是成为作家的基础准备，是文学最为迷人的品质，因为它展现了可能性。否认虚构，只承认文本的写实，有点像赞美劳动而鄙夷魔术。但魔术有如奇迹。当遭遇到虚构的叙述圈套，我不愤慨，倒是愿意跟从着魔法带来的体验。
姜：这可能也是使你的散文获得神性的最好的视角。其实，人们理解的神性，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本原、单纯、有极强的精神追求，有原罪感，有拯救意识。这可能就是神性的内涵了。这样一来，不独散文，所有的文学品质都应该是这样的。
周：是的。写作是一种灵魂参与的精神活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个体的自我救赎。
五
姜：有人将你的散文作了一个归类，觉得你写了很多生态散文。我倒觉得，散文其实也没有必要这样归类。即便是我们过去归类的什么抒情散文、哲理散文和叙事散文，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至少这样的归类非常不到位。散文的边界应该没有这样清晰。
周：有时，概念相当于拴在鱼身上的绳子，否则不好抓牢；但有时，粗糙而轻率的命名，易于以偏盖全，使人忽略作品的某些具体特质。我偏见地觉得，写作者只管创作就好了，无需为了某种划定而削足适履，至于其他任由评说，归类、命名、褒贬之类，都是你们评论家的事啦。不过，正像我们形容一个人“风情万种”，她的魅力恰恰因为无法被几个动听的形容词所概括。我倒是格外喜欢那种难以归纳的文字，抒情啊，哲理啊，叙事啊，什么成分都有，配比关系也变化莫测，总觉得这样的文字具备难以被捕捉的气息，像某种神秘而迅捷的美兽……它不能被人轻易按住脊柱并抚摸颈毛，因为它是自由的，为了尊严不被侵犯，它保持着危险的野性。
姜：你的散文，带着非常浓郁的“周晓枫散文”的标志，独特的笔调、风格和韵味，沉郁之中有一股穿透力，凌厉，稳健。但也有着自恋、唯美的明显特征。
周：我一贯的语言风格：色彩浓稠，质密，难辞匠工。热衷比喻和浮巧小智，从未摆脱形容词依赖和修辞迷恋。我肯定患有“修辞强迫症”，总想着锦上添花，一味炫技，效果却是“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断。”刀鞘上可以雕镂花纹，但刀刃，必须去装饰，以最简洁的形式保持最有效的杀伤力。我太工笔了，浓墨重彩，缺乏留白和写意的况味。我的确是风格化明显的写作者，但何谓风格？就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人化传统。往好了说，这是独特之处；往坏了说，我虽尽量避开他人，却不断重复着自己。越风格化的作家，越容易陷入自己的叙述惯性，因为这种风格是他当初杀出重围才艰难开辟的属于自己的新路，可能象征着他的艺术坚持和既往荣誉。其实我很羡慕那些不断享有成长期的作家，他们一直在蜕变，勇于背叛昨天的自己。我希望自己也能变化，但努力之下收效甚微，旁观者看来，倒像是死不悔改般的偏执捍卫。落入自己的窠臼，我小心避让的冰刀陷入沟槽，并一次次加深以后陷入的可能。有时希望我不是我，变化到彼岸，能用谷物一样朴素有力的语言写作——从表面上看，文字是变得丑陋粗糙了；但这种丑陋，如孕斑，同时也意味着模糊的惊喜。但愿，我能丰富自己，不指着自己风格的利息混日子。
姜：你为什么写作？或者说，你是以什么样的视角来写散文，并试图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有人说“周晓枫的散文是当代人面对新的生存和精神困境的又一次精神突围”。我想，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这个公众的要求吧，也应该有着更多的个人情感、目标的诉求的。
周：美国作家朱莉亚?格拉丝的小说里有句话：“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吃饭，散步，做梦都在四分之一英里的范围内，就像绑在木桩上的一条狗。”我的生活是很简单的那种，每天都是复印机底下印刷出来的。只此一生，我不愿活得像件工具，整日在生活的流水线上忙于重复性地应对。写作打开了被咒语所封护的世界，进入其中，我仿佛瞬间变成了复数，体验着单调现实之外的丰富与魔法。我找不到其他像写作这么安全且美好的致幻方式。写作使我得以发现自己的边界，并不断尝试挑战和突破，首先它是我个人意义上“面对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突围”。而且通过写作和阅读，我结识了一些心灵意义的同道，无论是生活中的师长和朋友，还是书籍中的前辈和高人——我由此感恩，此生并不寂寞。就写作的目的而言我一直是自私的，很少考虑公众的要求，我看重所写下的文字是否出于自己的内心需要，我觉得这是应该被创作者始终坚持在起点的意义上忠诚与真挚。所谓“为人民服务”的文艺道德，对有些人来说，是出于可贵的奉献精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不过是看脸色、看市场、看功利回报的高尚说辞罢了。
姜：我刚刚涉猎散文研究领域。坦率地说，我对当下散文的现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我觉得遗憾的是，我经常读到的当下散文，大多还是我少年时代经常读到的文本样式与话语方式。它们似乎没有解决我想要解决的问题。福斯特所说的散文的衰亡，可能正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这样一来，你这样的散文作家，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周：我所阅读到的散文，很多都是延续着当年中学语文课本中传统教育所造成的成果，把一些既有的观念和情感换些字词再说一遍，写作成了描红。文学在今天，无论创作还是阅读，体现出标准的丧失之后，某种公然的混乱和盲目性。当下散文，鱼龙混杂，有的陈旧乏味，但也有许多优秀的写作者让我们重新建立对散文的兴趣和信心。至于我自己的创作，我现在不在意自己被划定成什么或新或老的流派，到底被肯定还是被质疑，只希望能通过更精准的文字去靠拢目标——“逼近”。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伯格曾这样表达过：“逼近即意味着忘记成法、声名、理性、等级和自我。”
姜：但你的散文，对很多阅读者而言，可以说是挑战与瓦解了我们所有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当代散文可能同样面临着一个培养读者的问题。
周：我的读者肯定不多，不过这是公正的——写作的时候没怎么考虑为读者服务，凭什么要求社会回报的时候就期待拥趸者众呢？那不是把写作当成投入少、产出大的一项投资生意了吗？许多写作者习惯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虽然揭示出文学外部环境的恶化，但说来说去，也是乐于挑别人的刺儿、找别人的茬儿，就此放过自己的种种毛病和不足。怀才不遇，要看你怀的是多大的“才”，向往着什么样的“遇”。我的散文如果“和寡”，我觉得不必往“曲高”那个方向哄抬自己的物价，更多的问题，恰恰出在我写得不够好，不够力量和高度。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对我有限的小才能而言，命运已经给了我丰厚的回报。但我是个案，我的问题也不能代表当代散文的整体处境。许多优秀的当代散文作家，不过是小众之选，富有耐心和领悟力的读者是那么稀缺；在读图与速览的普遍阅读心态下，这些作家的智慧能量被忽略了。培养读者究竟有多少的可能？我怀疑这是个被动的过程，而且时间漫长，写作者除了在孤独中默默提升个人的技艺，基本找不到什么解决之道。
姜：再问一些比较公共的问题吧：哪些作家对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周：我只能说些喜欢的作家，不能判断决定性的影响来自谁，就像无法指明脂肪有多大的比例来自于糖、多大的比例来自于肉一样。这些作家都给我提供过重要的营养，可惜我的吸收能力有限，难以进行有效率的化合。想起谁就说，排名不分先后了啊：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尤瑟纳尔，米歇尔?图尼埃，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本雅明，谷畸润一郎，苏珊?桑塔格，卡佛，弗兰纳里?奥康纳，布鲁诺?舒尔茨，巴列霍，埃柯，拉什迪，聚斯金德，约翰?班维尔，伊恩?麦克尤恩……名单太长了，总之可以看出，我看的作品主要是翻译文学。
姜：最后一问，你的散文写作，与你的年龄写作不符，过于凝重。女性写作有些内容应该是羞于谈起的，但你揭示女性的秘密时，笔下却偏于残酷。你的经历相对来说，大概属于乖乖女那类吧？你却写出了与自己经历不相契合的文本，为什么？
周：我是一九六九年出生的，绝对的中年妇女。就现阶段而言，我的写作与年龄没有什么不符，都属典型的中年期：风格稳定，有时成熟有时僵滞，偶尔沾点儿青春期的混乱和更年期的狂躁。您感觉的不符，应该指的是我三十多岁的作品。我的经历的确特别简单，地理环境和心理环境多年没有什么变迁，除了十五岁意外烫伤，我遭受的生活打击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算个幸运儿。我身上存在着温顺、乖巧、胆怯以及其他好孩子式的品性，但也因此酝酿着一种渴望中的反抗。耶利内克说：“我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性格……我感觉到在我里面的绝对服从的本能，我必须常常和它抗争。”我属于性格外向且心理气质内倾的人，有矛盾的内心和分裂化的外在表现。要是我说自己是害羞的，大概会招致嘲讽，其实说的是事实。可能勒痕越深，人越向往挣脱绳索吧，我在生活里越害羞越想在写作里“无耻”。从我的观念，并不觉得自己写得“无耻”和“残酷”，至少不是蓄意的取向，我只想还原某种艺术意义的真实。其实有些生活内容，本身就是黑暗的，因为我们把它们处理成秘密就更增加了黑暗和残酷的意味。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包庇，我们在黑暗上涂刷明亮的油漆以用来自欺欺人。大概长期读那种怡情养性的散文，人的胃口也娇弱了吧，逐渐不适合文字中的阴影了，他们遗忘了生活中有更大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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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察万物呵护自然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周晓枫是一位倾心于自然、童心、动植物的著名青年散文作家，她的散文创作深深地植根于对天地万物的仰观俯察和悉心呵护，在静观和沉思中提炼出对山水、大地、花木、飞禽走兽的深刻思考，具有唤起人们维护生态自然意识的独特教育价值。她出版有散文集《上帝的隐语》、《鸟群》、《斑纹：兽皮上的地图》，仅仅从书名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她那颗玲珑剔透的钟情于自然万物的清纯文心。她曾获得冯牧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在当代散文界享有盛誉。
周晓枫的写作承续了中国古代散文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将沉静深微的个体生命体验融于广博浩瀚的自然万物的宏大背景之中，在自然、人性和精神的融会贯通之中，发现复杂的常常是富于生态智慧的意义联系。在生态散文《鸟群》一文中，周晓枫对啄木鸟、麻雀、天鹅、乌鸦、金丝雀、杜鹃、孔雀进行了栩栩如生的细致描绘。在动物园里，美丽的鸟雀仅仅是人类观赏把玩的对象，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冷暖。“冬季的动物园由于缺乏取暖设备，仅仅一夜寒彻，几百只黄鹂被冻死了。雪坡之上，几十只孔雀用冻僵的趾爪困难地行走，酷寒之中它们无所依傍，绚丽的羽毛映照在皑皑白雪之中。”周晓枫用满含深情的诗意语言，唤起了人类对美丽鸟雀的珍爱悲悯之心。在关注动物生存的《它们》一文中，周晓枫注视着被囚禁于铁笼中失去自由的动物园里的动物，同情和叹息溢于言表：“秋日的阳光淡淡照耀着，树叶缓缓飘逝下来。我穿着一件熨帖的羊毛衫，坐在动物园的长椅上冥想着。我不知道动物是怎样看待我这个披着羊皮的人，但我知道，我此刻的温暖是动物给的，是它们脱下了唯一的衣裳，披在了我的肩上。”从这样富有同情心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晓枫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在一个具有大地道德的生态保护主义者眼里，动物也是具有喜怒哀乐的，它们的存在与人类息息相关。人类不能陷入盲目的妄自尊大的泥潭，肆意掠夺和欺凌弱小的动物。周晓枫曾经说过，她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了经常去参观动物园的习惯，在动物身上有一种特别感动周晓枫的东西，它们的神秘、优美，它们不与我们交流的疼痛和寂寞，特别容易引发周晓枫的灵感和喟叹。在散文《焰火》中，周晓枫以童年时代在过年的时候观看父母杀鸡为生活场景，对小动物的喋血于人类的屠刀保持了深刻的同情心。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跃然纸上，进而通过对“杀鸡”的反思，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谁的节日？谁的灾难？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们就听不到鸡的啜泣，难道必须有血节日才显得醒目？人为何物，他们有什么权力将温暖和幸福建立在对动物无止境的掠夺上面，而且从来不加反省，更没有丝毫感恩。”这种深刻的质疑和反诘，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省和节制，闪烁着大地道德和生态伦理的思想光芒，唤醒了读者心中沉睡的同情心。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我们要有包容万物、体恤一切生灵的悲悯情怀和思维高度。
周晓枫不仅对小动物身怀悲悯和爱怜，而且还把目光投向绿色葱茏、硕果累累的果园。周晓枫用体贴入微的爱心倾听花开花落的声音和水分在树木体内的流淌：“最小的水系在果实里流动，我把这个光亮的苹果举起来，就听到了声音，非常小的声音，类似于安静。在表皮之下，清甜的浆汁不断冲刷着果肉，每个细胞都慢慢膨胀，日益充盈，这就是成长……果园寂静的午后，黄澄澄的阳光照着大地和果木。万物在温暖的睡意中被镀上了铂金。累累的果实使得枝条呈现微弯的弧度，它们正被自身的重量所压迫，降低了应有的高度。”生机盎然的果树园，茂密生长的果树，让周晓枫感觉到天地之间默默无语的大美，植物鲜美的姿色和香气，唤醒了诗人源源不绝的灵感。她对散文艺术如何传达自然情怀的丰富可能性，怀有活跃的探索精神。她的生态散文作品文体精致繁复，别出心裁，语言丰赡华美，充分展示了生态文学作品的自然情怀和博大胸襟。她的体验和思考表现了一个具有生态保护意识的现代青年知识分子为探寻和建构充盈、完整的自然、人文、生态文明的和谐世界所作的不懈努力和面临的心灵难度。她的视野广阔无垠，尤其关注当下的、具体的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问题并企图寻觅人类的精神出路。
周晓枫的生态散文独抒性灵、表达真我，传递个人生命的体验和思考，当散文写作日益成为文人顾影自怜的方式时，她的生态散文却依旧保持着锐利、沉着、优雅的面貌，在当代散文界独具一格。她的散文每篇都带着鲜明的周晓枫散文的标签，它们有着一贯的笔调、风格和韵味，依然如故地在沉郁之中尽显凌厉。她说，但愿我能获得能量和勇气，越过自恋、唯美和抒情的重重障碍，迫近自然和人类的生存真相。对生态文明的呼唤和呐喊，贯穿于周晓枫散文创作的字里行间，成为她面对日益逼仄的精神空间的思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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