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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商鞅变法是改革家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个案，不仅因为它是春秋战国
时期诸多变法中最成功的范例，其主人公商鞅悲剧性结局，令许多仁人志士和文人 骚客扼腕长叹。即使在二千多年后，以他的故事所编成的话剧《商鞅》在京公演时 ，许多“心有戚戚焉”的观众黯然泪下。 对于商鞅的悲惨命运的原因历史追问，史学家诸多点评，无非下面几点：一是 改革方法过于霸道，借用秦孝公授予的绝对权力采取中间强行突破的方式，用斧头 劈开一堵堵障碍墙，触动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在这过程中，为了树立威信，做事 绝决，连秦国太子的两位师傅，因为偶然的小错，也要割鼻刺字的，一点面子也不 给，不给别人同时也给自己留条后路。 改革的大靠山秦孝公死后，郁闷已久的太子即位，商鞅仍不知大祸已将临头。 孰不知，太子的师傅在被割鼻之后，虽八年闭门不出，却每日派人注意着商鞅的一 举一动，定时汇总分析，商鞅却自以为对秦国的变法有大功，大权独揽且行事张扬 ，仇家越结越多，自是死路一条。 第二点有点佛家因果报应的味道，据说也是成语“作法自毙”的语义来源。商 鞅逃亡时，赶到函谷关时，夜幕已经降临，城门按时关闭。当时追兵紧追不舍，但 只要熬过一个晚上，次日清早在追兵带来追杀令前出关商君就龙潜大海虎归山了， 以他的才华与声望，久受暴秦之苦的六国肯定视之如法宝，即使无人敢得罪秦国而 收留他，隐居也是一条不错的归途。 想来当时无电报电话之类的东西，恐怕连鸽子传讯都未发现，函谷关守将尚不 知咸阳城中的变故，不知他们尊敬或者说是恐惧大于敬重的商鞅大人在政治斗争中 已经沦为咸鱼，且已经不可能有翻身的机会，利用此空档，还是极有可能混蒙出关 逃出生天的。 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到一家小店投宿时，店老板要他出示 身份证件，并说这是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让没有证件的客人投宿，店主人要 受连坐之罪。 据说当时商大人恨恨地说：原来我制定法律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那种感 觉如同一名铁匠打了一把名刀，天天赏玩却有一天发现它竟插在自己的肚皮上。 不得已，商鞅逃到自己的封地，组织家丁进行抵抗，可微弱的抵抗运动很快被 追兵粉碎，人们甚至怀疑这场历史记载的小规模抵抗是否存在，虽然没有资料可供 参考和佐证，但我内心确信商鞅兄弟最后的命运很可能是被他的仆人们五花大绑缚 去领赏的。 原因之一商鞅的行为已经是构成叛国罪，追随者不仅要冒送命的危险，还会株 连家人，如此大风险的博弈，且成功的概率基本为零。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 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也莫怪；二是按照秦律，擒住商鞅，不仅可能保命，还可能换 取荣华富贵。 其实，在重义信诺的春秋时代，慷慨赴难者多如星斗，取身取义是一种时尚。 但法家主张严刑峻法的，商鞅也是如此，他蔑视儒家的仁义道德，相信“霸道之说 ” 和“帝王之术”，平素行事，刻薄寡恩，玩权弄术，对手下之人，视之如鹰犬 走卒，呼之驱之利用之还内心轻之贱之，得势之时尚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 得很也自信得很。但一朝失势，没了黄金和权力，自然没有死士替其卖命，更别说 义士舍生取义共赴黄泉了，被卖也是活该。 但我认为，这还不是商鞅命运的终极原因，商鞅的宿命，非天谴，非因果，而 是其在变法中长期施行的愚民政策所致。 愚民思想并不是商鞅的首创，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中，较早提出“愚民”观 点的是道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古之善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 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庄周则更是将老子的观点绝对化，他主张取消一切制度、规范和文化，认为只 有“绝圣弃智”，人与人之间才能消弥纷争，社会才能安宁。 法家思想更是强调愚民，但不同的是，道家主张愚民是因为他们认为智者多争 ，而法家主张愚民是因为统治的需要。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 是最大的， 商鞅认为：君主要想称雄天下，首先必须驯服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他在个人著 作说《商君书?画策》中说：“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 制其民者也。” “制民之道，务在弱民。”而弱民之道则是使民“朴”，也就是 愚民，“民愚则易治也”。 商鞅认为，人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 由此可见，商鞅主张愚民的原因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弱民的目的。 他所说的“淫”就是指人民有知识、用智巧。人民好学问，就会老问为什么？ 比如为什么打仗，为什么税收如此之多之类，不利于统治阶级对思想的控制。因此 ，为了弱民，就必须禁《诗》《书》、废学问，他认为“国去言民则朴，民朴则不 淫”，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只服从命令而不问是非的好百姓和好士兵。 为了使人们自发进而自觉地放弃思考并在全社会形成鄙视学问的风气，商鞅提 出禁止儒生、大臣、诸大夫游学、游仕，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让人民 愚昧无知。同时设立奖励军功的制度，规定在战场上取得敌人一首，即升一级。于 是，秦国的百姓就在这种政策中被培养成无知且无畏，拒绝思考却服从命令，善于 攻击却没有信仰的士兵，成为秦帝国战争资源最重要的部分。 商鞅的愚民政策为秦王国的统一霸业不断地输出格式化士兵，但也为自己的宿 命铺垫了一种必然━━那就是，当他被判处车裂之刑押到刑场时围观群众眼神中的 冷漠甚至兴奋。 人们根本不知道宫廷之中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去知道商鞅之死是否公正。他们 只知道，秦国原本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商大人要被五马分尸了，他们兴奋地围 在道路两旁，想看看这位平常出巡时前呼后拥的权势者的神秘面目。 无从揣摩商鞅这位悲剧英雄面对着拥挤的人群时做何感想。或许，他双目紧闭 ，牙关紧咬，无话可说。一则行刑官根本不可能给他张口的机会，二则，对着一群 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是非标准的愚民有什么好说的？ 对于他们，最好的方式是下命令，对于来自权力的命令，他们将在一瞬间由绵 羊变成豺狼，冲向攻击目标。或许，他们曾经无数次服从并执行过商大人的命令， 但此时，在他们看来，商鞅只是一个被押向刑场的囚徒，不可能再服从或追随他， 除非他重新获得权力。 这就是商鞅在秦国变法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收获。如果说社会发展有宿命的话， 那就是撒下是什么种子，结出来的必然是什么样的果子。 中国法治之始，须从开启民智先。 商鞅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汉族，战国时期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一带）人，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名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十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少好刑名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他见卫国势弱，就到魏国，求事于魏相国公叔痤，并做了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见他是个贤才，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公叔痤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荐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还是告诉魏惠王“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千万不要让他出境，以免后患。”公叔痤又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杀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听痤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痤的话杀我，于是不走。果然，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投名秦国 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殽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10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商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欲收复秦之失地，于是便携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向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孝公第一次见商鞅，认为商鞅高谈阔论、泛泛而语、不着边际，听了一会儿就睡觉了。后来一连三次皆如此。商鞅没有气馁，最后以“伯术”为题展开话题，正中孝公下怀，两人交谈三天三夜，孝公尤不过瘾。孝公大喜，前359年封商鞅为左庶长。于是，商鞅酝酿实施变法。 秦孝公打算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劝秦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 商鞅还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能不仿效过去的法度。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能够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旧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议，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十分赞同商鞅的观点。 徙木立信 变法之初，商鞅想测试一下民众对变法的态度，更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于是，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 “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徙木立信”。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 商鞅变法 秦孝公三年（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秦孝公九年（周显公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实施变法，一是颁布法津，制定连坐法；二是奖励军功，鼓励秦人作战勇猛；三是重农抑末，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四是建立郡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次变法，一是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二是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三是迁都咸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前350年，秦孝公根据商鞅的建议在咸阳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 大规模的改革必然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10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受封商君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 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秦孝公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7000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此战为秦孝公时期收复河西失地的序幕。经过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大，而商鞅作为收复河西的主将，在战争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及外交才能。 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 前340年，商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国，魏将公子昂原是商鞅在魏国时的朋友，商鞅就请公子昂和谈，公子昂顾及友情毫不怀疑，结果商鞅在会谈后生擒魏将公子昂，趁机大破魏军，迫使魏国交还过去夺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15个邑，号为商君。 作法自毙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尤其是军功爵制度，造成秦国贵族多怨。秦国公族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 公元前339年的一天，赵良去见商鞅，商鞅对他说：“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我征调士卒大造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得像鲁国、卫国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 大夫百里奚比，谁更有才干？”赵良说：“五 大夫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他的功名永载史册，他的德行施教于后代……您又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8年了，您又杀死祝欢，用黥刑处罚公孙贾。这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门，后边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警卫，离开这些警卫，您肯定不敢自己出门。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临很快消亡的危险。您还打算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吗？那为什么不把封地交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还要贪图封地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国政为宠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想要拘捕您的人还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会像抬起脚来那样迅速地到来。”但商鞅没有听从赵良 的劝告，依然我行我素。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同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赵驷即位，即秦惠王。这时，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向秦惠王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君上早下决断。” 正在这时，公子虔等人借机告发商鞅谋反，秦惠文君于是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任何凭证，便告诉他说“商君之法”（即商鞅之法）规定，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商鞅感叹“制定的新法竟然遗害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商鞅想逃到魏国去避难，但魏国因他曾经背信攻破魏帅，并生擒公子昂，拒绝他入境。无奈，商鞅便潜回到他的封地商邑，立即组织邑兵北出击郑国（今陕西省华县）。秦国遂发兵讨之，商鞅兵败，被杀于郑国黾池（今河南渑池）。其尸身被带回咸阳，秦惠王又下令处以“车裂之刑”，商鞅的家族人员也被杀害。商鞅虽死，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而是一直影响着秦国乃至以后的秦朝。 改革英雄 由于独尊儒术和严刑峻法的缘故，历史上对于使用暴力手段进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评价并不是很好，以至于千百年后的人们公认秦国为虎狼之国。 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中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 、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班固认为商鞅变法造成百姓贫富悬殊加剧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他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 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西汉的儒生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旧唐书》甚至将商鞅评价为酷吏。 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 在现代，尽管有少数不同声音，但大多数人承认商鞅是一个敢于触动旧势力、敢于改革的英雄。 http://roll.sohu.com/20120214/n334621769.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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