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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远在原始社会阶段忻定盆地是晋阳湖所在地，九原岗巍巍矗立，横亘云际，九原岗下波光粼粼，大海汪洋，是一片水的世界，所以陶唐氏部落联盟的首领尧和夏后氏部落族的酋长禹，都曾莅临这里，勘察地形，测试水位，筹谟治安洪，忻州东南方向的系舟山（金时易名读书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名的。《灵山记》云：“五台山有四埵，各去台北二十里。南系舟山号为南，上有铜环铁轴，昔帝尧遇水系舟于此。土人谓禹治水系舟有石，如环轴，曰系舟嵬，一曰小五台，下有薛云谷。”《忻州志·山川》引用了这一段记载。所以“大禹疏通道，打开瑶池口（今定襄瑶池村），空出晋阳湖”之后，忻定盆地才沧海桑田，变成绿洲，逐渐繁荣富庶了起来，成为人口繁衍生息之地。尔后，春秋时的晋国，战国时的赵国，封建专政时代的秦国，乃至唐、宋、元、明、清，都把这里作为晋阳（太原）的门户和战略基地而称之为“晋北锁钥”。
东汉献帝末年，魏五帝曹操驱移塞外流民进入长城，安家落户，与汉人同居，并在建立新兴郡的同时，于忻定盆地的中央、九原之东筑起了的垍土夯打。考古资料表明，隋唐时的长安城也只是夯土城，不过，那时侯的忻州城同样类似堡寨，仅起一种屯兵安营、了敌自卫的功能而已，其墙低矮而窄，其内狭隘而小。
《忻州志·城池》载：“州城（指现在的忻州城）始筑于后汉，西跨九原”。这便清楚地交代了忻州诞生的时间及地点，当时叫九原城，治所就在九原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在今恒山以南的滹沱河和牧马河流域设置肆州取代新兴，治所在秀容城（今忻州市西北）。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九月，肆州的治所迁至了九原城。隋文帝先后灭掉北周和南陈，“由北到南重新统一中国后，州、县二级制便推行到全国”（见《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移原肆州于雁门，建立忻州，治所九原城才正式称忻州城，这边是忻州城的开始。
唐代中叶和中博陵人（今河北蠡县人）崔宏礼任忻州刺史，宋开宝九年，博野人（今河北博野县）郭进任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兵，同时定襄（今定襄）人贺惟忠任忻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检，雍熙时金城人（今甘肃兰州一带）李重诲任忻州都巡检、沿边十八寨招安制置使时，均有“治行”，忻州城进行了加固修葺，“因而新之”。当时的忻州城“周九里二十步，城高二丈九尺，墉基三尺，池深一丈七尺”，建于九龙之首、牧马之滨，城墙顺坡依势而起伏，随地展开而延伸，气势雄伟拔地而起。护城濠上横有吊桥，控制着行人车马。城墙内侧门洞旁边修葺砖道，以作上下城墙之用，城墙西北造为钝角，东南方向陡然而降，以照应“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的天训舆论。
《守城录》载：“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唐宋时的忻州究竟有无角楼 ，《特忻州志》无具体的记载，不过，从那时的实际需要特别是由守者这一方历史角度考虑，已经出现了简易之设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以杜绝对方“易为力也”的漏洞。“作战，强者功，弱者守，敌者占。”“城者，所以自守也。”“皇帝五城二十搂”，在我国的文献中早有了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使“虏不敢犯”，“北兵弗敢近塞”。不过，元代以前的城均系夯土城，明始有砖城。
洪武三年（1370年），浙江钱塘举人钟友谅任忻州知府时，“有长才，当开国初，安辑残黎，创制立法，修举城郭，公署、祠庙、坛圩咸备”（见《忻州志·职官》；嘉靖十六年，山东乐安（今山东博兴一带）举人李用中任忻州之州时“事敦大体，修庙学，葺城垣， 劝农课桑，摈除贼盗”（引文同上），又进行了加修，《忻州志·城池》云：“忻州城始建于东汉末年。唐宋时扩建。周长九里二十步。明洪武三年重修，嘉靖十六年加修，二十八年浚隍修葺。”直至清代又曾多修，而现存的城墙则是同治九年的遗构，其雄姿风韵不减当年，为世人所瞩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