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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管理思想的发端和进展，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儒学始终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儒学最为核心的典籍莫过于《论语》，无论是《大学》、《中庸》，还是孟荀，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究其源头，都脱不开《论语》。于是，对于《论语》我尤其用力。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们思想和言行的书，其中的思想便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也正是中国式管理的本质。这些思想看似纷繁复杂，事实上只有四个字：修己安人。 ——修己安人便是中国式管理的本质。管理是一个过程，中国式管理强调的便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修己是起点，安人则是终点。 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还必须遵循一个根本性的原则：以人为本。——一切管理都必须围绕着人性展开。 第一节管理大道 《论语》告诉我们，中国式管理就是八个字：“修己安人”与“以人为本”。那么，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来说，这八个字是否依然有效？这是对中国式管理的最大挑战。 “修己”强调管理者对自身的要求，“修”什么？无外乎两个方面：品德和能力。作为管理者，不但需要出色的管理才华和能力，还需要具备完善的品德。 “安人”，意思很明确：让他人感到安乐。这是政治家的目的，更是每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目的。为什么？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说的很清楚：管理层的首要职责是创造经济绩效。经济绩效的重要性体现在：惟有获得经济绩效，企业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企业成员们才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一旦成为管理者，“安人”便已经成为其无法回避的责任。也许杰克·韦尔奇的说法更为直接一些：“在成为管理者之前，每个人的成功只与自身的成长有关；而成为管理者之后，成功则与他人的成功有关。”而科学管理的开创者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愿望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工人们享受更好的生活。 企业管理理念中的“以人为本”，首先是由西方管理思想家提出来的，今天被众多的中国企业奉为管理的宗旨，它的当代性似乎不容怀疑。的确如此，随着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盛行，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到员工们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脱离了这一切，管理无疑将会失去效用。 “条条大路通罗马”，也许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是管理的本质与原则——“修己安人”与“以人为本”却始终不曾改变。 ◎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历来为众多政治家所运用，尤其是自西汉儒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论语》为核心的儒学便始终占据着政治管理的中心地位。无论是帝王，还是名臣，只要认真遵循《论语》管理思想的指导，必定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李世民、赵匡胤、张居正、曾国藩等便是最为鲜活的案例。 这一切令我坚信在当下的企业管理之中，《论语》管理思想同样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也许我们做不到赵普所说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我们肯定能够从《论语》中寻找到适合当下企业管理的思想。 或许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明代名臣张居正。除了赵普，还有很多政治家利用《论语》中的管理智慧，张居正便是其中一位。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改革家之一，在荣登首辅之位后，他理政达十多年之久。在这期间，他整肃教育，广揽人才，革新赋税，梳理刑政，一扫当时的萎靡、颓废之风，而他所做的一切都依据于《论语》与《孟子》。当然，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张居正绝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自身所处的现实状况，有选择的运用《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在担任万历皇帝老师期间，他曾为《论语》加注，并从中总结出“明大体”、“认本真”等主张。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从《论语》中汲取什么？又如何将之活学活用到企业管理之中？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寻找到传统管理与当下管理的共同点。 ◎内圣外王 《论语》中所包含的管理思想范围广博，但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全部是提供给当时的政治家们看的。这是传统管理与当下管理的差别，在传统管理中，管理者往往有着明确的界定，他们大多为政治家。 因为孔子的目的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影响当时的政治家，所以他所选择的立场就很明确：站在政治家——当时的管理阶层一边。因此，《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大多想政治家之所想，急政治家之所急，替政治家谋划长治久安的治邦安民之方略。 这一切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这句话首先出自于庄子《天下》一文，但最能体现其内涵的则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的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内圣”，安人的功夫做到足够的影响力，便是“外王”。《大学》对“修己安人”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己以及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安人以及外王。 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当下，管理的本质都是始终不变的：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内圣外王，还是修己安人，其根本都是使被管理者得到安全、幸福、快乐、富足的人生和生活。而这正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大道，也是传统管理与当下管理的共同点。 第二节修己安人——中国式管理的本质 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取得出色的管理业绩。在孔子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修己”——提升自身的修养；而管理业绩则是能不能够做到“安人”——让他人获得安居乐业。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特征所在：一方面注重管理者的品德提升，一方面追求管理效益。这与一切以经济绩效为导向的西方管理思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在当今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中国式管理所强调的品德提升无疑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 任何一个人要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必须从自身做起，提升自己的修养。当然，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能够通过自身的行为促进大家的安宁。如此一来，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式管理分为两个部分：修己——自我管理；安人——管理他人 [page]◎修己——自我管理 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是修己安人，要做到修己，就必须强化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这一概念由彼得·德鲁克率先提出，他认为自我管理的最大好处在于：管理者能够控制自己的绩效。自我管理者总是会追求最佳的表现，致力于更高的绩效目标以及更宏伟的愿景和梦想。 顾名思义，自我管理是对自我的管理，要使一个人主动对自身进行管理并不容易，必须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动机。——当一个人进行自我管理时，他能够获得什么？在彼得·德鲁克的概念中，自我管理可以帮助管理者获得更大的价值。同样如此，孔子也认为唯有通过自我管理，管理者才可以提升道德修养，才可以成为“安人”“安百姓”的圣贤。 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系统而完善的“修己”方案，这一方案正是中国式的自我管理体系。 首先，孔子认为修己的根本在于学习。我始终认为在《论语》中，最重要的概念不是“仁”，也不是“礼”，更不是“德”，而是“学”。尽管“学”所出现的次数（64次）远远不如“仁”（109次），但是，孔子始终在强调一个概念：没有学习，仁、义、礼、智、信等都无法把握。可以说，学是一切的根本和基础。 其次，自省是修己的一个重要方式。“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17）看见贤人便想着如何与他一样，看见不贤的人便反省自己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毛病。做到这一点，可谓做到了自省的极致了。同时，孔子还强调一个人只有做到扪心自问而问心无愧，才是真正的仁人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2.4）曾参传承了老师自省这一修己方式：“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1.4）每天都会从三个方面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省：替别人办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有没有违背诚信？老师所传授的内容有没有以身实践？通过一日三省，可以及时发现自身的问题和错误，从而可以进行及时更正。 再次，克己也是修己非常关键的部分。克己是指克制一己私欲，孔子认为私欲是为仁的主要障碍，只有克服了私欲，才可以成为有仁德的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对克己抱以很大的期望，甚至认为一旦人们做到克己复礼，可使“天下归仁焉”。克己的效用是明显的：管理者克服了一己私欲之后，在管理过程之中便可以不带任何个人偏见和利益，做到公平公正。 第四，在孔子看来，改过也是一种修己的方式。有错必改，知错能改是孔子所赞赏的。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改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他是无法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的。其实。是人都是会犯错误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在于犯下错误之后所采取的方法，有些人知错就改，有些人却明知错误也不思悔改。孔子一直教育弟子们“过则勿惮改”，而他担忧的也是有错而不能改正，“不善不能改，是吾所忧也。”一旦有人指出他的缺点，他会认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7.30）真可谓闻过则喜。 第五，孔子强调修己的标准，没有标准，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也就失去了评估修养的依据和准则。孔子针对一个人的行为制定了多种标准，“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6.11）这九思之中除“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外，其余都为标准。他将努力达到这些标准称作为“思”，“思”也是修己的重要方式。 学习、自省、克己、改过、思，等等，都是用以提升自我修养不可缺少的方式。如果说中国式管理中也存在着自我管理，那么，它们便是最重要的元素。 ◎安人——管理他人 修己是为了安人，安人是目的，修己是基础。当一个人具备了足够的修养，可以担任管理者时，他需要掌握安人的方式和技能，也就是如何管理他人。 在《论语》中，安人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1）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治理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被其它的星辰所围绕。管理者掌握了“德”，就会成为一切的中心。同时，“德治”还可以使人们具备羞耻心，并且走上正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一句话，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是修己安人，而安人的根本则是“德”。 安人的根本是“德”，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围绕《论语》寻找“德”的构成，当然，更重要的是“德治”体系的构成。 “德”的范围很宽广，仁、义、礼、信、忠、孝等全都属于“德”的范畴，因此，不太容易明确界定。 关于“德治”，我们却可以从以下这些观点中可窥一斑：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5）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2.19） “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20）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2.17） “先之，劳之。”（13.1） …… 仔细分析这些观点时，你会发现它们传达出了这样一个特点：尽管“德治”的目的是为了管理他人，是为了安人，但是几乎所有的要求都是针对管理者的，而非被管理者。“敬事”，强调管理者的责任心，做事要严肃认真；“信”，指管理者要言行一致，信守诺言；“节用”，指俭朴；“爱人”，管理者要懂得尊重、关爱他人；“举直”“举善”都是指要任用贤人、能人；“正”，管理者自身首先要恪守正道；“先之”，指管理者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这正是中国式管理最重要的特征，先修养自身，再要求他人。 根据《论语》中散布的观点，“德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爱； 二、忠信； 三、任贤； 四、负责； 五、中庸； 六、教育。 修己安人是中国式管理的本质，也是《论语》最核心的概念，无论是仁、义、礼、信、孝，还是忠、勇、智等，一切都是围绕着修己安人这一核心展开的。要做到修己安人，最为根本的则是学，一个人不具备学习的能力，就根本谈不上仁、义、礼、智、信。或许这世上有“生而知之”的人，但是，这类人毕竟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包括孔子在内都必须通过“学而知之”。 [page]修己安人是《论语》管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管理的目标和根本。探讨《论语》与管理，事实上便是探究修己安人（抑或是内圣外王）的管理大道。 第三节正名——中国式管理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围绕《论语》讨论一下中国式管理的基础。 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管理？答案很简单，四个字：礼乐败坏。在孔子看来，礼乐败坏是导致社会混乱无序的根本原因，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旦人民不知所措，那么，混乱必定产生。因此，孔子希望能够恢复礼乐，“拨乱世而反之正”。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正名。 ◎为何需要正名？ 《论语·子路篇》云：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问孔子：“卫国国君等你去治理政事，你先做哪件事？”孔子回答说：“一定是纠正各种名分。”这令子路无法理解，不敬之辞竟然脱口而出：“真的是这样吗？老师你迂腐了，为什么要去纠正名分？”孔子似乎也有些生气了，说：“真粗鲁啊，子路！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应该保持沉默。”接着孔子讲述了“正名”的重要性：“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成章，说话不能顺理成章，做事就很难成功。事情做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无法兴盛，就会导致刑罚不恰当，刑罚不恰当，百姓就会不知所措。所以君子纠正了名分就可以说得顺理成章，说得顺理成章则一定可以行得通。”说完之后，孔子对子路的无理冲撞根耿耿于怀，批评道：“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不能有一点点的马虎。”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对“正名”的看法。“正名”便是“纠正名分”，为什么需要纠正名分？因为当时很多人不按名分办事，天子观赏的舞蹈，大夫却私自在自家的庭院里表演，天子祭祀时演唱的诗，大夫们祭祀时私自演唱，这类事层出不穷。孔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此，他将“正名”视为“为政”的首要工作。 当然，最根本的是“正不名”必然会导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和“民无所措手足”，一旦如此，天下何以天平？人民何以安身？“修己安人”与“内圣外王”便成了一句空话。 ◎“正名”“正”什么？ “正名”如此重要，那么，“正名”究竟应该“正”什么？ 我认为主要“正”两个方面：一、正名分；二、正责任。这两者是管理的基础，名分不正必然会导致职务不清晰，职务不清晰，就会导致“言不顺”。责任不正则会导致很多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 那么，《论语》中是如何进行正名分和正责任的呢？ “觚不觚，觚哉？觚哉？”这是《论语·雍也篇》中的一章，直译出来毫无意义：“觚不像觚，还是觚吗？还是觚吗？”但是，我们知道《论语》讲求字字推敲，句句达意，怎么可能会出现一句毫无价值的话？结合“正名”来看，我们便可以明了这句话的用意了。事实上，孔子是在感叹：“君王不像君王，臣子不像臣子，这个世界能不乱吗？” 在一次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这一回答更是强调了名分的重要性：只有君王像个君王，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社会才会稳定，国家才会发展。可是，孔子所处的社会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在孔子看来，首先要正名分，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身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非不顾名分，胡乱行动。 明确了名分之后，紧接着要明确责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仅要求“君王像个君王，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还要求“君王”、“臣子”、“父亲”、“儿子”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尤其是君王、大夫这些管理者，必须带头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惟有如此，才可以使下属恪守职责。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领导不正，下属自然不正，领导以身作则，则下属自然也就严格履行职责了。 正名分与正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缺一不可的。一旦做到了这两点，则可谓“为政有道”。那么，如何评估“为政”是否“有道”呢？孔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准：庶人不议政事。天下有道之时，庶人称道庶人的职责，自然无暇也无意去议论政事。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脱离了职务分明和职责明确，科学管理便失去了立足点。这与孔子反复强调“正名”的重要性，可谓同出一辙。正如职责明确是科学管理的基础一般，“正名”也是中国式管理的基础。 第四节人人都是管理者 记得当年，深夜研读彼得·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时，读到“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时，兴奋不已，一夜无眠。 令我激动不已的理由很简单，在《论语》中孔子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孔子说：“《尚书》中说：‘孝啊，只有孝！又能友爱兄弟，就会作用于政治。’这样也是从实政治，难道还有其他的为政方式？”一个人不管他在不在管理者的位置上，只要他做到了恪守孝道，他便已经在从事政治了。为什么？因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已经使得一家平安、幸福、快乐了。这不正是《大学》中所说的“齐家”吗？家是国的构成单位，如果人人都可以使自己的家处于幸福、快乐之中，那么，天下人还能不平安、快乐吗？ 彼得·德鲁克对“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的解释与此非常类似： [page]“在一个现代的组织里，如果一位知识工作者能够凭借其职位和知识，对该组织负有贡献的责任，因而能实质地影响该组织的经营能力及达成的成果，那么，他就是一位管理者。” “一位知识工作者是不是一位管理者，我们不能以他有没有下属而定。……，知识工作不能用数量来衡量，也不能用成本来衡量。衡量知识工作主要应该看结果。” 一个人只要他能够促进企业成果的实现，他就应该被称作为管理者。这与孔子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第五节孔子——伟大的管理思想家 尽管《论语》也记录了孔子弟子们的言行，但核心依然是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如果要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一个归类，我想最准确的莫过于政治管理思想。无可否认，孔子是一位政治管理思想家。政治管理与企业管理有着互通和交融的部分，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管理者们如何运用其中有益的思想。 根据目前可以查阅的资料来看，孔子在世时并非一位成功者，他不但不成功，而且还非常失败，孔子自己曾自嘲为“丧家狗”。但是，时至今日，许多当年辉煌一时的帝王都已经被人们所遗忘，而孔子——这个当初的失败者却被人们牢牢的记下了。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或许是当时对孔子最高的评价了。这句话出自于一位守仪城的官员，这是一个非常喜欢接近君子的人，自夸“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只要到仪城来过的君子，他全都见过。见过了孔子之后，他对孔子的弟子们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天下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上天要孔子作为教化人民的导师呢。 这是非常高的评论，说明孔子的思想足以征服他人，赢得他人的信服。当然，对此孔子自身也非常自信，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果有人用他的话，一年便可以整治得差不多了，三年就会很有成果了。 可惜的是孔子的仕途并不顺利，尽管也曾担任过短期的职务，但是很快因为看不下当政者的昏庸和无能而辞官而去。为了谋取实践自身管理思想的机会，孔子不惜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可惜大多数君王对他的思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当然，这一切丝毫不曾影响孔子思想的伟大性和实用性。仁、义、孝、信、礼等思想始终占据着中国政治管理思想的核心。而作为开创教育事业的导师，孔子的确没有辜负上天的期望，成了教化人民的“木铎”。 ◎天下为公 孔子的管理思想始终在寻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结合点，这与西方管理思想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别：西方管理的根本在于现实。尽管自21世纪以来，一些管理思想家们提倡愿景和梦想，但是，经营绩效依然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孔子曾多次谈及自身的理想，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让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都互相信任，使少年们都得到关爱。 事实上，孔子创造“仁”，推崇“德治”，强调“礼乐”，根本在于其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大同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礼记·礼运第九》） 当然，孔子知道“大同”是不易实现的，因此，他又设计了一个次一等的社会，这是一个现实的可望实现的社会，乃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知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②（《礼记·礼运第九》） 《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大多是关于“小康社会”的，是切实可行的。孔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参考后总结出来的，多么完美文雅啊！我遵循周朝。直接一点说，孔子所选择的正是文、武、成王与周公等人所制定的礼仪制度。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只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却可以通过管理者们的努力而实现。当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如今的“家”已不再是以姓氏为依据的“家”，而是包括了企业等组织在内的“家”。那么，管理者们应该如何管理好各自的家呢？这正是孔子作为一名管理思想家所要教导我们的。 注： ①译文：在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全天下人所共有。选举贤能之人治理政事，人人讲求信用，彼此友好。所以人们不仅仅爱自己的父母，不仅仅爱自己的孩子，使老年人都能够安享晚年，壮年人都能够有所价值，儿童们都能够得到顺利的成长，鳏寡孤独以及残疾的人都能够得到供养。男人们各有职业，女人们都得到正式的婚配。既不以不好的资源丢弃而不用，也不占位己有；有力的出力，但不必为了自己。因此，阴谋不生，盗窃杀人事件不再出现。出外门窗不需关闭。这样的世界就做大同世界。 ②译文：如今大道已经消失，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各人只爱自己的父母，只照顾自己的孩子，资源劳力成了私人所有。世袭传承以为合理，城墙沟池必须坚固，拟定礼仪为制度；以确定君臣的名分，以促进父子的慈孝，以强化兄弟之间的友爱，加强夫妻之间的恩情。以此设定制度，划分土地，尊重用力和贤能，将功绩归为个人所有。于是阴谋随之发生，战争由此而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算是出色的人物了。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位不谨遵礼乐的。发扬正义，考验信实，明示错误，刑法遵循仁义讲求礼让，以正道昭示于他人。若有不遵礼法者，虽有权势也予以斥逐，使人人知道灾祸的根源。这就是小康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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