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皇权社会生活的时代太过久远，威不可测的权力压制，已经让中国人的膝盖难以站直，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的方便。中国人留给世人的印象，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辜鸿铭语），而并不是官老爷眼中的刁民或者暴民，毕竟，一向不为权力护佑的子民的生命，总会被以革命的名义生灵涂炭，像遍野盛开的小花，扮靓权贵的春天。但也有人不惧权贵，既不同流合污也不谄媚奉承，以“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辜鸿铭语）。
20世纪初的文化名人辜鸿铭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年他在北大讲学，头上没有被辛亥革命革掉的辫子成为激进北大青年中最不协调的风景，这或与他坚定的保皇党信念有关。学生们嘲笑他，他却并不介意，还反过来辩解“我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足以说明辜鸿铭尽管保皇，却并不是为了做奴隶。一个敢于蔑视权贵冲撞权贵的知识分子，并且是具有海外留学经历获得13个博士学位的教学于进步的北大的知识分子，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闲适生活，没有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悲壮诗篇，他用自己特有的骂人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权贵的个性态度，以自己直率的处事手段捍卫自己不惧权贵的文人风骨。
老佛爷可是中国清朝社会了不得的人物，一怒之下就砍杀了“戊戌六君子”。即便如此血腥暴力，没有人敢招惹，但弱小的辜鸿铭就不把她放在眼里。老佛爷过生日，发话“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难怪官员们个个搭台唱戏普天同庆。张之洞也没闲着，在老佛爷生日当天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并请乐队齐奏的“爱国歌”助兴。领土沦陷，民不聊生，眼看就要国将不国了，老佛爷却心有雅兴搞这么一出，难免辜鸿铭辜感叹:“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并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此言一出，在座各路官员皆面如土色，而他却满不在乎谈笑自如，并不担心老佛爷也以对付“戊戌六君子”的手法对付自己。
辜鸿铭一向对袁世凯不感冒。袁世凯没有什么文化，好强调自己没学问但善实干，以扬长避短。他曾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这话传到辜鸿铭（当时为张之洞幕僚）的耳朵里，令其相当不悦，于是不假思索地说道:“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真不知道闻听此言的袁世凯会作何感受。袁世凯逆势而动宣布称帝，辜鸿铭竟直言不讳，怒骂袁世凯“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辜鸿铭已然出离愤怒，觉得骂人力度显然不够，于是干脆直接称袁世凯为“贱种”。袁世凯是干什么吃的，收买暗杀两面手法运用娴熟，绝对是官场江湖的老油条，但就是拿辜鸿铭没办法，迫害不敢，收买不能，也就仅剩下忍辱负重任由人骂了。
在辜鸿铭看来，袁世凯之死简直是苍天有眼，百姓之福，他不仅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世凯归天，而且在全国举哀期间，竟还要请来戏班大开堂会。特立独行的辜鸿铭，对于权贵（皇帝除外）那是一个鄙视，从不会为了迎合权贵的欢心而表现出一幅奴颜婢膝的媚骨。
知识分子一般不会评论政治，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是例外，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教育中立，不需要服务于谁，教授独立，也不需要献媚于谁。受过西洋教育并身为北大教授的辜鸿铭更是如此。有一次，他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面对记者“怎么稳定中国政局？”的提问，他竟然如此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在座的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一是因为才疏学浅说不过他，二来因为实事求是无理可辨。尽管是军阀政客，但总不至于蛮横到无耻地对付一个柔弱的知识分子吧？
文人对于文化的尊重，更多地出于学术良知，看不惯权贵们依靠资源支配谋取的没有含金量的文凭学位，也看不惯教育机构为献媚权贵随意发放文凭从而亵渎文化的高洁。据说当年大总统徐世昌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让辜鸿铭很是吃惊，以至于在见到法国公使后就不断挖苦:“我一向瞧得起你们美丽的法兰西，如今居然给徐世昌发博士学位！”言语之间，尽透出对于总统徐世昌的不屑。与辜鸿铭类似观点的人一定不少，但敢于像辜鸿铭这样蔑视权贵的人一定不多。
辜鸿铭表现的并不“温良”——至少在权贵的眼里是如此，毕竟他身上没有多少传统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品质和低眉顺眼的姿态。我们可以嘲笑皇帝的新装，为什么不可以调侃权贵的虚伪？尽管辜鸿铭固执保皇，甚至对于封建的小脚女人情有独钟，但其在权贵面前表现出来的文人风骨，却不能不让人由衷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