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作者：康瑞华 时间：2012年4月28日 09:27 23次浏览 0条评论 0次顶
欢迎分享大学网精彩文章：
1963年，蕾切尔·卡逊在(我们的环境污染)的讲演中，把20世纪末社会对生态理论的完整含义的抵制与维多利亚时代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抵制相提并论。今天，要想在受教育的人里找到否认进化论的人恐怕很困难。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否认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类也和数以千万计的其他物种生命一样同样受制于环境的影响。 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类生存的生态基础。许多人把这看成是西方文明很大的一个文化缺陷，它源自“支配自然”的观念。现代社会为什么会拒绝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它使资本形式的财富积累成为了社会的最高目标。 正统经济学把自己界定为一门有效利用稀缺商品的科学。但这里的商品被缩减为市场上的商品。经济在引起生态失衡和不可逆转的破坏上的影响超出了现有经济学的视野。现有的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它很少考虑所谓的“外部的”或“社会的”代价。 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然资源可以替代，因而生态学预言家们的世界末日忧虑完全可以放在一边。无论价格系统中存在什么样的导致无法顾虑环境因素的瑕疵，通过运用市场刺激，同时政府在创造这样的刺激方面起一种非常有限的作用，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即使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关于增长的极限的预测有问题，无论如何它也凸显了被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忽略了的自明之理，即有限环境内的无限增长是一个矛盾。因此，它提出了一个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潜在的灾难性冲突问题。 资本主义经济首要的是利润的增长，也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的经济增长。急迫追求增长总的来说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同时把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堆积到环境中，从而扩大了环境的退化。 同资本主义强调不停地扩张一样重要的是其在决定投资上的短视行为。在评估任何投资的远景时，资本所有者计算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并确保其永久的利润。的确，矿山、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投资者通常也有长远观点。在这些领域投资的主要动机很显然是要保证最终产品生产的原材料供应，并且其回报率从长期来看也非常高。但即使是在这些情况下，时间视域也很少超过10—15年，而这离保护生物圈所需的50到100年甚至更长的前景来说是相差太远了。 就对人类社会有最直接影响的那些环境条件而言，经济发展需要计划，以便使发展包括这样一些因素：如水资源及其分配、清洁水的供给、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和保护、废物的处理以及工业项目的位置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即提出了代际环境的公平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纳入资本的短期视域的。资本需要在可预见的将来收回投资，加上有把握的大量的利润为投资风险提供保证，并且还要比其他的投资机会赚得更多。 因此，资本家决定投资时普遍存在的短期考虑就成为决定其整体环境影响的关键因素。控制某些最有害的污染物的排放对人们的生活具有积极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真正的对环境的保护要求考虑未来几代人的需要。大量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政策与第三世界有关。而这正是资本要求最快得到投资回报的地方。主导投资决策的时间视野的不是一个资本家本性“好”与“坏”的问题，而是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甚至连那些典型的向前看的工业早晚也必须满足投资者、债券持有者和银行追逐利润的需要。 上述资本主义与环境的关系方面的缺陷在今天我们通称为“环境危机”的那些领域是明显的，它包括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热带雨林的砍伐、珊瑚礁的消失、过度捕捞、物种的灭绝、基因多样性的损失、我们的环境和食物中日益增长的毒性、土地沙漠化、水供应不足、清洁水的缺乏、放射性污染，等等。而且，这些问题正在更大的范围暴露出来。 为了理解生态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在一个具体的涉及生态问题的层次上是怎样展开的，考察一下今天许多人认为的最紧迫的全球生态问题是有助益的：全球变暖问题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使热量滞留在大气层从而产生的温室效应有关。今天世界科学界一致同意，全球变暖倾向的无法遏制在本世纪将招致全球范围的生态和社会灾难。但迄今为止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全球变暖主要与矿物燃料排放有关。 是什么阻止了人们采取必要的行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资本积累过程是怎样给最重要的国际外交努力——《京都议定书》设置障碍的。 《京都议定书》的失败 国际上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要求各国自愿减排目标。一些国家在这个体制下减排失败导致进一步谈判，产生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它第一次从法律上规定所有工业化国家2008—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削减5.2%的目标，其中，欧盟、美国、日本分别削减8%、7%和6%。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减排的初始阶段不承担具体的削减义务。 随后关于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规定和是否允许利用“碳吸收汇”(也称碳汇)。欧盟抵制这两个提议，美、日、加等则支持。由于双方都拒绝让步导致2000年海牙谈判破裂。2001年3月，布什政府宣布《京都议定书》有“致命缺陷”并单方面退出。由于《京都议定书》需得到占温室气体排放55%的国家的批准方能生效，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为争取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批准，波恩回合谈判时，欧盟被迫在上述问题上做出让步。农田和森林被当成是碳吸收汇，结果，一些国家看着树长大就算是减少了排放。排放贸易也被允许。对不能履约的惟一处罚，就是该国的下一轮减排指标将提高。设立气候损害赔偿金的提案被放弃了。原协议中“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也被改成了“有政治约束力的”。 《京都议定书》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性削减明显超出了美国资本及其国家愿意接受的限度。由于没有科学依据，美国政府被迫承认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真正原因是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代价太高。可为什么欧盟似乎更愿意支持《京都议定书》呢?难道拒绝减排不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状况?看看美国、欧盟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燃烧矿物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记录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此间，美、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增加了12%和14%，而欧盟只增加了1%(主要是与德、英两国转换高碳煤使碳排放大幅下降有关)，但其后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持续，而其他成员国的排放则进一步增长，美、日碳排放的大幅度增加与欧盟碳排放大幅下降的失败一道，使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的目标难以实现。 从任何理性的视角出发，对付全球变暖所需的减排力度要比(京都议定书》设想的更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组在其2001年报告中得出结论，“新的和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间观测到的气候变暖绝大部分可归因于人类活动”。他们估计本世纪温度可能上升1.5——6.0度，而不是原先估计的l—3.5度。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地球环境会发生剧烈变化，其后果将是世界性的。 不管阻止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来说有多紧迫，《京都议定书》的失败表明，资本主义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与资本积累迅速致富的规律相比，生物圈就不那么重要了。追逐利润优先于全球变暖，即使变暖在几代人之内将威胁这个星球本身。 利润对环境 1963年，蕾切尔·卡逊评论道：“当代世界崇拜速度和数量这个上帝以及快而易的利润，由此产生了可怕的罪恶。”在我们最严重的生态问题背后，自然变成了工厂。可是，既得利益集团否认这样的现实。现代生态文明和社会危机的程度，根本重组生产以便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和公正的世界的需求，一概被社会的统治者低估。工业助长这种自满的态度，科学也经常成为集团影响的猎物。1962年，卡逊就曾发问，美国今天是不是在培育李森科遗传理论的精神?在这里，剪裁和遮掩真相不是要适合党的路线，而是要照顾资本短期的收益，为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服务。 那些忠实地服务于“利润和生产这个上帝”的人经常要求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别处，降低我们关心的程度，把造成了目前全球环境退化的经济制度视作其产生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因此，在目前，要真实地写下生态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需要一种知识反抗形式——无情地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往支持其掠夺环境的思想体系。我们正面对着一种严酷的选择：或是拒绝把“利润上帝”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而朝向自然和人类社会和谐地共同进化，以之作为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或是面对大自然报复，一种将迅速失控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它对人类和与我们相关联的无数其他物种具有不可逆转的、破坏性的后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