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剧第一世家——记谭门七代?（十）

谭富英做人方面，可以用谦谦君子来形容。忠孝仁义这个中国传统对男人最高的评价，放在谭富英身上也是恰如其分。从与裘盛戎、梁小鸾（长期与她搭档的名旦）合作开始，谭富英就表现出一位忠厚长者的风范，但又不以长辈的身份压人。裘盛戎当时年轻气盛，在舞台上总有咄咄逼人之势，谭富英从不放在心上，面对这个比自己晚出道的师侄，总是尽可能地突出对方。梁小鸾与谭富英搭档时，名气不是很大，但谭富英还是让梁小鸾与他并挂头牌演出。

在与马连良合作时，他又以师弟的姿态，处处谦让，不管排演什么戏，他总是说:“我听师哥的。”总是把大轴戏让给马连良。就是平时走路，开会，他总是谦恭地礼让马先生，人们经常看到，谭先生让马先生先行，马先生请谭先生先行，最后是马先生挽住谭先生的手，并肩而行的感人场面。两位全国最有名的老生就这样在一个剧团和睦相处，很多同行都感到不可思议。

 

电影《群英会》（左起）马崇仁饰甘宁、马盛龙饰阚泽、马连良饰诸葛亮、叶盛兰饰周瑜、谭富英饰鲁肃、裘盛戎饰黄盖，为京剧中的经典作品

 

赵燕侠更是后生晚辈，是参加北京京剧团最晚、最年轻的一个副团长，为了不使她感到新剧团的“欺生”，谭富英甚至在她主演的《辛安驿》前面垫一出中型剧目《摘缨会》。所以说，北京京剧团那么多顶级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却能够互相谦让,彼此和睦，与谭富英牺牲自己的名利，以身作则，顾全大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在全国京剧名家演出大合作的《赤壁之战》时，他这个“活鲁肃”竟然主动把鲁肃这个角色让给李少春，自己演一个戏份不多的刘备。而在著名的京剧电影《秦香莲》中，谭富英把陈世美这个角色也让给自己的弟子马长礼。马长礼后来成名，是和这部电影分不开的。

在京剧界，谭富英是出名的大孝子，他早出晚归都要到父亲的房间请安。如果外面有饭局，遇到他父亲爱吃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新鲜的佳肴，他总是到帐房单交一份钱，请厨房再做一份。饭后用手帕包起来，给父亲送到当面，请父亲品尝。可是当他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了。他每天在床前伺候，却不敢说自己要到朝鲜慰问的事情。后来还是谭小培从别人那里知道了，深明大义让他去了朝鲜。可是列车刚刚开到天津，就接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按谭家的规矩和他自己的心愿，是要大办丧事的。领导允许他回家奔丧，而他回到北京，哭别了父亲，就戴着热孝日夜兼程赶赴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和零下20度的严寒，在战壕、掩体中进行演出活动。

在上世纪50年代末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剧团要到条件相对困难的唐山定期演出，谭富英每次都主动请缨，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和年轻人一样去完成最艰苦的演出任务。

 

晚年的谭富英

 

1959年，谭富英加入中国共产党。谭富英有个“三不主义”：不娶小、不收徒、不做官。江青曾说谭富英正正派派，老老实实，唱戏这样，做人也这样，看来江青对他是了解的。但在文革中，江青有次开会，要大家对京剧《海港》提意见，谭富英提出该剧高腔太多，不仅不利于艺术表现，而且也对演员嗓子的健康有害。会后江青十分恼火，命陪同的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要谭富英退党。作为谭门的第一个党员，谭富英并不一定真正了解共产主义，但他把退党是很当回事的。他生性平和恬淡，宠辱不惊，但这下变得少言寡语，闷闷不乐，很久很久都没有缓过来。

文革结束后，1977年，谭富英恢复了党籍，而且党龄连续计算。本该心情舒畅地重返舞台的时候，他却身染重病住院。服药注射，都不见效。谭富英知道他开的都是进口药，很贵，就对医生说：“这药留给别人用吧！我用不着了！”于3月22日与世长辞，走的时候很安详。

谭富英逝世后，北京文艺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他的遗体火化后，按国家的最高礼遇，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02年，他的子女将他的骨灰请到门头沟区风景秀丽的万佛陵园安葬，并树立了半身雕像和墓碑，供人瞻仰。

谭富英1924年与宋洁贞（著名须生宋继亭之三姐）女士结婚，生寿颐（元寿）、寿丰（韵寿）、寿永（喜寿）三子，在宋氏生喜寿时因患产后风早逝。1936年谭富英续娶姜志昭（著名小生姜妙香之女）女士，生下三女凤云、凤霞、凤珠，一子寿昌。1947年，姜志昭夫人病逝。1948年谭富英续娶杨淑贤女士，生子寿康、小英。

谭富英的儿子寿颐、寿丰、寿永和寿昌在京剧界分别工文武老生、丑角、武生和场面。

 

 

谭门第五代  谭元寿（1928—）

 

 1928年，谭元寿生于北京，为谭富英长子，谱名寿颐，乳名百岁。谭元寿自幼丧母，是在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幼时从其舅父宋继亭学艺，七岁时即同其祖父谭小培与王幼卿于那家花园演出《汾河湾》，扮演薛丁山。后又同其父演出此剧。

 

谭元寿幼时便与父亲谭富英同台演出《汾河湾》

 

1938年，11岁的谭元寿和父亲当年一样，被送入富连成科班，蹲“七年大狱”，他这一科是元字辈，所以取名元寿。师从刘盛通、张连福、雷喜福、王喜秀、茹富兰、沈富贵、王连平等名家和名教师学老生戏和武生戏。

虽然时隔七十年，谭元寿想起那七年仍然有点胆寒。富连成每礼拜一为探望日，家人准备一些衣物食品送往探看。一年只放一次大假，即春节前三天，若赶上排练新戏，三天假期也只好作罢。谭元寿七年只赶上了三个假期，总共回家十几天，因此每天都在盼望着礼拜一。科班讲究“打通堂”，即一个人淘气全班跟着挨打，那时全是趴在板凳上挨竹板。而且祖父谭小培有言在先，挨打时给谭元寿增加一倍的板子，于是他经常遭受不白之冤又无处倾诉。１２岁那年，谭元寿因为一句词唱错了，屁股挨了２０大板，被打得血肉模糊，下不了板凳。幸好师兄给抬了下来，可是已经走不动。但是，该练功的时候还要练，该拿鼎的时候还要拿，没有专门休息养伤的时间。在科班中还常受到师兄的欺负，给师兄洗衣服、端洗脚水都是常有的事情。

有一次，谭元寿被打得遍体鳞伤，回家后，保姆给谭元寿换衣服，看到衣服连着肉，血肉模糊，心疼得直哭。由于生母已逝，保姆就只好跟他父亲谭富英说。尽管保姆说得很伤心，但谭富英听了后，反而说:“这叫挨打吗?告诉他，如果这叫挨打，那么他挨的打，还没有我的三分之一呢。”场面话是这样说，但当爹的自己挨打是一回事，儿子挨别人的打又是一回事。据说谭富英看到儿子被打成那个样子，心里也忍受不了，背地里也去找叶家算账呢。

虽然七年科班学戏如同牢狱，但谭元寿后来还是感谢这七年给了他深厚的京剧功底，谭元寿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富连成除了学戏还是学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富连成也有文化老师，但都是晚上习武之后进行教授，累了一天无心学习，况且老师的水平也非常有限。七年后会的还是七年前的《三字经》和《百家姓》。

后来，谭富英告诫谭元寿：“演历史戏要熟悉历史，多看历史书籍，了解历史人物性格，对表演极有帮助。”于是谭元寿自小就养成了与父亲一样爱看历史书籍的好习惯，经常阅读三国和列国一类的古典著作，以便能更好地在舞台上塑造古代人物形象。

出科后，谭元寿经宋富亭按谭派的路子重新“下挂”（回炉），并得到谭富英一字一板，一招一式的亲传。而且，谭元寿后来又拜了余叔岩的弟子李少春为师，得到李少春的传承也很多。谭元寿曾为荀慧生“挎刀”，参加过裘盛戎的班社。1947年谭元寿和杜近芳在北京合演《红鬃烈马》，获得好评。他所演的谭门本戏《定军山》、《战太平》、《南阳关》、《桑园寄子》、《失·空·斩》等，深得其父亲传，尤其“快扳”，快而不乱，高亢响亮，充分显示了谭派的特色。谭元寿由于基本功扎实，武生戏能《三岔口》、《白水滩》、《长坂坡》、《连环套》、《落马湖》、《殷家堡》、《野猪林》、《战宛城》等，亦曾贴演过文武双出，前《三岔口》后《失空斩》。晚年仍能演出唱做翻扑并重的《打金砖》，功底之深可见一斑。

谭门自谭鑫培起，都曾在上海扬名立万。1949年谭元寿自行挑班后，1950年到1952年，他也在上海天蟾舞台连续演出2年多，同样受到上海观众的欢迎。天蟾舞台把谭元寿和一些人挽留住，参加了天蟾实验京剧团。那时天蟾舞台所在的四马路，也是妓院的集中地，上海有名的妓院会乐里就近在咫尺。当时上海刚刚解放，妓院还未清除。谭门的规矩又是极严的，所以祖父谭小培不同意他留在上海，硬把他叫回了北京。1954年，谭元寿加入北京京剧团。

对于现代观众，谭门七代中最熟悉的却是谭元寿，因为他饰演了样板戏《沙家浜》中的郭建光。1971年，谭元寿在上海剧院曾创下连演了40场《沙家浜》的记录，其火爆的程度不亚于如今任何大牌歌手的演唱会。谭元寿当时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也绝不亚于今天的周润发和刘德华。 《沙家浜》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和“你待同志亲如一家”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唱段。

 

《沙家浜》中谭元寿饰演郭建光的经典扮相    

 

只是当年如此火爆的剧目，谭元寿后来再也不曾演过。他笑称:“那时音符都设得很高很高，要突出一号人物，现在我这年龄嗓子唱不上去了。”其实，这或许有他对所谓样板戏的看法和文革中的个人遭遇有关。

《沙家浜》的火爆，并不能掩盖谭元寿的遗憾。建国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得京剧这门传统艺术遭受重创，当时除了少数几个样板戏，传统戏都不能演，而且演出的机会也根本不能和祖辈相比，谭元寿失去了很多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机会。更让他痛心的是，在那个荒唐岁月，谭元寿被强制与谭门“划清界限”，搬出大外廊营谭家私宅，那著名的46间半祖居，后来卖给房地产部门，只值三万元钱。文革后，等谭元寿再次登台演出传统京剧时，已是年过五旬了。

对谭元寿来说，京剧就他的生命。由于人老后难免会有眼袋，会影响化装效果，显得不那么精神。有人劝他做个手术，谭门出身的谭元寿开始哪儿接受得了，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但为了延长艺术生命，他还是干了这件时髦事儿——整容，做了眼袋，剃了眉毛。不仅如此，他还逼着儿子谭孝曾照做，为的是舞台上的逼真和完美性。

2003年他排一个非典戏，剧情是倒叙的，上来先说非典已经过去了，再回忆非典时候的事。而传统京剧最忌讳“倒插笔”。谭元寿开始不同意，编剧、导演都劝他先演演试试，谭元寿演完后，觉得效果还挺好。孙子谭正岩要和日本的一个爵士乐团合作演出，要说爵士乐跟京剧是一点不沾边。搁以前谭元寿准不同意，现在也就认为孙子想尝试就尝试一下吧。

 

谭元寿和黄忠一样也是老当益壮

 

随着社会的巨变，在谭门长大的谭元寿也尝试接受新鲜的事物，但是很多京剧的传统他还是坚守的，如以前京剧的教育制度。他坚持，若是新社会还有富连成那样的科班，定把后代送去锻炼，毕竟老祖宗总结的“不打不成戏”的道理还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谭元寿对如今的五天工作日、两天休息日的安排颇有异议：“两天大假，心都散了，哪有功夫去学戏。”因为梨园有句老话：曲不离口，拳不离手。

谭元寿很少在正式的演出中清唱，这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只要他答应演出，不管其他的、甚至小几辈的演员是否便装上场，他都要扮好装再上台。谭元寿说不扮装感觉不到人物，也表现不到位，清唱对不起观众。他有句精辟的话：清唱唱的再好，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歌唱家，一个真正的京剧演员是唱、念、做、打都要会的。

 

当今梅派和谭派的掌门人梅葆玖、谭元寿在梅兰芳坐像前的合影

 

在世家长大的谭元寿经历过谭门的辉煌，生活也当然很有品位。他有三个爱好：烟、酒、手表。烟喜欢抽高档雪茄，酒爱喝洋酒，表当然收藏的也是名表。或许有人奇怪，怎么唱京剧的能抽烟喝酒？那嗓子不就坏了?其实烟酒也分人，有的人抽烟生痰，嗓子干，当然不能抽，但谭元寿就能抽。能够适应白酒烈性的，酒反倒可以润嗓子，而谭元寿就是如此。这只能用谭门世代都有个好嗓子来解释了。 

谭元寿性格和乃父一样谦逊、平和，但不乏幽默，举手投足之间仍见大家风范。年逾古稀，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凡重大演出任务或纪念活动，总少不了他登台献艺。前些年音配像工程中的谭派戏，更是积极参与。在纪念谭鑫培诞辰150周年时，以73岁高龄演出了《定军山》、《连环套》和《华容道》。现在作为八旬的老人，登台虽然已少，但还是每星期吊三次嗓，踢踢胳膊练练腿。如今，谭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末全家老小不论有多忙，都要放下手中的事情，回到家里聚会。谭元寿享受着天伦之乐。

为了使谭派艺术千古流传，作为当今谭门的掌门人，他的精力更多花在指点儿子谭孝增和培养孙子谭正岩，以及谭派艺术的推广。他曾在电视上公开宣布，只要有人喜欢谭派，他都愿意倾力相授。为此，他还经常打电话催着弟子回来学戏。 

天伦之乐

 

这里要提提谭元寿的夫人。当年，为了让爷爷谭小培早日看到重孙，经过媒妁之言、谭小培的首肯，谭夫人17岁嫁入了谭家。她辛辛苦苦一辈子，伺候照顾了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谭孝增、谭正岩整整五代人。谭门规矩，在家只有男人才能堂而皇之地坐着，谭夫人伺候祖父和公公是只能站着的。儿子谭孝增曾含泪回忆，直到他自己快结婚的时候，公公谭富英才对儿媳说了句，媳妇啊，你坐吧。虽然千年的媳妇熬成婆，但她还是不敢坐，只坐了凳子的一个小边。要知道，那时已是上世纪70年代了。等到儿孙成人该享福的时候，谭夫人却得了老年痴呆症。在谈到谭门七代时，不要忘记谭门那些在幕后默默奉献的女人们。

在“大师”泛滥的现在，谭元寿对自己是很清醒的。正如那场非典戏里有一句台词，儿媳阎桂祥对谭元寿说:“您要注意身体，您是国家的宝啊!”谭元寿说:“国宝？京剧才是国宝，我只是一个演员而已。”

谭元寿说过：“现在人们老说‘一代不如一代’，我对此并不奇怪，也没有觉得脸上无光。只是觉得祖上太光彩照人，我们难以望其项背。我出生在这个世家，无形中定了终身：必须从事京剧事业、必须继承谭派艺术！虽然我的这一生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大红大紫，可是我觉得我尽力了，无愧于我的祖先，无愧于京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