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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5年我七岁登台，至今演艺生涯已有七十五年了。在梨园行谭家算是一个世家，七代都唱戏。从我的高祖谭志道开始，他是唱老旦的，有时候也唱老生，人称“谭叫天”。叫天”是我们老家湖北一种鸟的名字，老百姓传说它的叫声多少里地都能听见，谭志道嗓音高亢嘹亮，所以送他“谭天”这么个绰号。由于战乱，谭家从湖北逃难到天津，天津是我们谭家的第二故乡，在天津住了六七年，然后来到北京，一直到现在。第一代谭志道，第二代谭鑫培，第三代谭小培。第四代谭富英，第五代是我，第六代我儿子谭孝增，第七代我孙子谭正岩，这么传承下来的。父亲谭富英总教育我“实至名归”,特别是京剧演员，排位、收入要实至名归，全要看台上能耐，台上见，实实在在到了那份儿上了，自然而然地就归你了。 
谭富英 谭元寿父子合演《汾河湾》剧照 1937年我入富连成社，在没入科班以前就演过两三出戏，记得入科班头一出我演《四郎探母》的六郎，师兄白元鸣演四郎。后来《搜孤救孤》我演公孙杵臼，他演程。我老是傍着他。那时学戏文的武的两边跑，这边老生老师在我就学老生，那边武生老师在我就跑过去学武生。后来等到变嗓子倒仓的时候，我就都是武的了，文戏唱不了了。现在我看戏校的小朋友们，学戏不是那么刻苦。回想起来，我们那会儿也不是自愿地刻苦，是打的。在科班学戏哪儿有不挨打的？挨得打太多了，旧时比喻戏班叫“七年大狱，一辈子忘不了，就跟犯人一样，每周只能见一次家人，送点儿吃的、换洗的衣。我经常跟谭正岩说:现在你们赶上好时候了。
开始演得比较杂，出科以后一段时期也是，父亲教育我不可以有门户之见，谁好就学谁不许我只学谭派，好的都要学，化成自己的。教过我的老师很多，都是好老师，教老生的有张连福先生、雷喜福先生、刘盛通先生、关盛鸣先生，教武生的有茹富兰先生、王连平先生、钱富春先生。跟茹先生学的是《英雄义》、《夜奔》、《探庄》、《蜈蚣岭》,《蜈蚣岭》后来就是王连平先生教了。王先生还教了《长坂坡》、《连环套》,以及《剑锋山》、《溪皇庄》、《八蜡庙》、《水帘洞》。还有孙盛云老师教我的《诈厉城》、《挑滑车》等。出科以后我就搭班了，头一个是金升社，叶盛章先生头牌。然后就是育华社，是叶盛兰先生头牌，我两边都搭着。后来跟叶盛兰先生去南京，我的二牌老生，旦角是陈永玲，武生是梁慧超。我们在南京演出，跟叶先生合演《群英会·借东风》,我前面饰鲁肃，后面饰孔明。还演了《八大锤》、《翠屏山》,和陈水玲演《游龙戏凤》、《打渔杀家》。演了有二十多天，回北京以后叶盛兰先生入到中国京剧院，我去了荀慧生的留香社。我和荀先生没有合作的戏，我演《失空斩》、《定军山》这些老生戏。他只要演《红娘》,准保让我在前边演《失空斩》。搭留香社的日子不到一年，从那出来以后我就奔上海了。上海的天蟾舞台来约我，那边以李砚秀老师为头牌，我是二牌。大概也就二十天吧，我们一起去的本应该一起回来，结果天蟾舞台把我留下了，签合同参加了上海新民京剧团，我就在那儿演。在上海这两年多，我艺术上最大收获就是天天有演出，什么戏都演，不受约束，不局限于谭派。我父亲说不要有门户之见，能演什么演什么，等到了一定年龄，再看归到武生还是老生。刚到上海我才二十四岁，所以能演哪派就演哪派，回想起来真是受益匪浅。现在我们演《失空斩》，有的青年不知道历史，这样不行。我学《失空斩》还是在科班时候，但是没演过，出科以后才演。这出戏在我演的时候，得到了我父亲的认可，但是还有不足。我父亲那会儿一天到晚有空就读《三国》、《列国》所以对这些历史人物都很熟。唱老生的都要演《失空斩》但这个戏不好演，不像《定军山》有不到位的地方观众未必看得出来。《失空斩》在表演中诸葛亮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演员必须准确表现出来，把握好这个戏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唱老生的如果把《失空斩》演好了，那么其他的不敢说是迎刃而解，也可以有一定的提高，这个戏是非常难演的。
马连良 谭元寿《赵氏孤儿》剧照 再比方说《群英会》里的鲁肃，要演出他的憨厚、忠诚，跟诸葛亮正好是一个反差，戏剧效果就表达出来了。这戏我在科班演的就是鲁肃，白元鸣演的诸葛亮，李元瑞演的周瑜，杨元才演的蒋干，殷元和演的黄盖，张元奎演曹操，是萧长华老先生给我们排的。排新编历史《赵氏孤儿》的时候，我演赵武，算是大嗓小生。马连良先生对我说，末场“说破”就咱们爷俩在台上，一定要撒开了演，这样才能有戏，不要有顾虑。我们爷俩没事私下就对这场戏，包括眼神、身段。当时我想起叶盛兰先生演《群英会》里面的周瑜，就把周瑜的很多东西放到《赵氏孤儿》赵武身上了。
说到《沙家浜》,真是十年唱一出戏啊，我对这个戏确实有特殊的感情。“文革”期间，《沙家浜》曾经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了四十场。现在我演不了了，只能让我儿子、孙子接班，让他们一定把这个戏演好，传承下去，这是我最大的希望。那时候我父亲也帮着设计《沙家浜》的唱腔，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设计唱腔、还有李慕良先生、张君秋先生、唐在炘先生。像“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这段唱就修改过好多。尤其后面“开打”,在现代戏里是新课题，不像老戏手里拿着刀枪就出去了，如今都是现代武器，还要打得合情合理，这些武戏是杨少春、高牧坤他们几个人一起设计的。
“文革”以后，恢复演传统戏，我演出过《黑水国》、《定军山》、《失空斩》等等,《打金砖》演得最多，到1990年还唱呢，最后一场是在吉祥戏院，那会儿六十岁过了,“吊毛”一点儿看不出费劲来，蹬步就走，特别顺。我父亲不唱这出，这戏是李少春先生的，他也是跟他父亲“小达子”学的，那算是我的师爷。李少春先生把海派的演法给借鉴过来了，这出戏是在上海先唱红的，解放前唱戏的艺人根本没什么地位，艺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戏子”。艺人真正翻身是解放以后，叫我们文艺工作者，才和其他人都地位平等了，没有党和人民哪有今天啊！我老这么说，不管有什么活动，别当我是艺术家，就报我谭元寿是著名京剧演员，这就可以了，不能说艺术家，我们哪能达到“艺术家”三个字啊!“艺术家”三个字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这一代要是艺术家的话，那我父亲、我祖父、曾祖谭鑫培又该叫什么呢？就没法说了。像我父亲谭富英先生那是京剧艺术家，我就是京剧演员，顶多是著名京剧演员，这就很可观了，说我是“艺术家”,这个帽子可承担不起啊(谭元寿口述 张印整理《学戏不存门户之见演戏追求实至名归》摘自《谈戏说艺 百位名家口述百年京剧传承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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