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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圣光辉照后人 ——纪念杜甫1300周年诞辰 编者按 今年是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杜甫（712－770）一千三百周年诞辰。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世界人民纪念他。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他既是伟大诗人，又是文化巨人，他的诗歌表现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他又是承上启下、开创诗歌艺术新貌的诗人，对后代诗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纪念杜甫的现实意义，在于从他的思想精神中发掘若干可资补益的成分，特别是那炽热的爱国血诚和深挚的民生关怀，并且在繁荣新时代的诗歌创作上获得启迪。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在这无垠的诗国星空中，唐诗宛如众星璀璨的银河，而杜甫则是银河中最为耀眼的一颗。他被后人誉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文化巨人形象、伦理风范、道德品格以及在诗歌艺术领域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后代无数诗人，赢得了他人无法企及的众多崇拜者和追随者。千余年间，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崇杜之声不绝嗣响。到上个世纪的196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作出决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并要求各国在1962年也就是杜甫1250周年诞辰之际举行纪念活动。光阴荏苒，转瞬过了半个世纪，今天我们纪念杜甫，就是要深刻认知杜甫诗歌的思想文化蕴含，用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检讨和优化现实；还要充分认识他在促进中国诗歌发展上的诸多创新之举，从而获得繁荣新文学创作的精神启迪。 诗心紧系国家和黎民的命脉 （韩成武 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河北大学教授、博导）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第二年就是开元元年，也就是说，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开元盛世中度过的。大唐盛世的繁荣、和谐景象，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立志对这个社会有所作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思想支撑，自然是儒家学说。难得的是，尽管后来身处乱世，他仍然坚守这个思想阵地未曾有过动摇。 杜甫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都达到尖锐的程度，这在客观上给他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加上他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经历给予他的密切观察社会现实的机会和日趋清醒的头脑；加上他个人对儒家入世思想和“仁政”“民本”等进步思想的执著信仰，以及百折不回的倔强性格。这些主客观条件使他创作出一部思想恢弘的“诗史”。 杜甫思想之伟大，首先表现在贯穿于全部诗篇的高度的人道精神上。“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全部杜诗的一条思想红线。把人民的痛苦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并且投入了自己血泪深沉的情感，这在中国诗史上是罕见的。从天宝十载（751）创作《兵车行》开始，直到大历五年（770）的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20年间始终把诗思引向苦难的人民。他以饱含泪水的笔墨，描写了人民群众遭受的兵役之苦，描写了在繁重的赋税压迫下农村的荒废、农民的逃亡，描写了秦蜀路上流民的大批死亡，描写了楚地百姓家徒四壁、卖儿卖女。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依稀犹能见到骊山脚下寒冬路旁那饿死者的惨白的尸骨，听到白帝城外荒村野谷那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哀哀寡妇的哭声。关心人民疾苦，这绝非仅具道德上的意义，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上看，民生安定乃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杜甫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对民生凋敝的现实感叹并大声疾呼的。这种思想对中国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杜甫不可能抛开朝廷去谋求国家的兴盛，他只能通过匡辅君主的方式去解脱民族的苦难。他的“忠君”是从爱国出发的，所以当他看到君王的行为有悖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时，便写诗批评。他批评过唐玄宗的开边政策和腐化的生活，指出正是由于玄宗君臣的堕落，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他批评肃宗不纳忠谏，自以为是，讽刺他的昏庸无能。他批评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剥夺郭子仪兵权，致使吐蕃攻入长安，君臣狼狈逃命。这些批评和讽刺皆对君主失道误国而发，足可看出杜甫“忠君”思想的实质，是为“致君”（“致君尧舜上”），而“致君”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其终极目的乃在于兴国，再现开元盛世。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群小，对于那些不修边幅、总吃败仗而习以为常的将军，对于那些削刻百姓骨肉的地方官吏、恃险作乱的军阀，杜甫总能站在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投以讽刺，甚至讨伐。反之，对于那些在战乱中为国家捐躯的英雄义士，在政治斗争中为邪恶势力所残害的国士，杜甫从未忘记写诗悼念，为国失良才而老泪纵横。 开创诗歌新天地 宋初诗人王禹偁说：“子美集开诗世界。”此论宏观而且中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诗人，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诸多创新之举。这些创新之举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引导后代诗人欣然而从，导致中国诗歌发生新变，具有开创诗歌新天地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杜甫至少在八个方面做出了贡献。 其一，在诗歌的内容方面，杜诗在唐代诗歌史上呈现出两大明显的转折——变先前诗歌以抒情为主转而成为以叙事为主，变先前诗歌的歌唱理想转而成为描写实际人生。从整部杜诗来看，主要是通过叙事的手段真实地记录了大唐王朝由盛变衰的历史过程，这是以前任何诗人都没能做到的。 杜诗的写实做法揭开了诗歌史上的新篇章，此后，诗人白居易、元稹、韩愈、张籍、王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以及宋元明清众多诗人，效法杜甫，创作出大量的叙事性、纪实性作品。诗歌作为中国文学的先导，它在内容上的这种变化，对其他的文学样式的产生或发展，产生了连锁反应，从此以后，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这些叙事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杜诗的叙事性可谓中国文学的主流由抒情到叙事的转折点。 其二，自命新题的乐府诗歌写作，创始于杜甫。 其三，杜甫首次把时局题材引入七律体式。 其四，首次提出“创作心态自由论”。杜甫一生未作“应制诗”，保障心灵活动的充分自由，所以他的作品充满了真情至性。 其五，逆时代审美潮流而动，提出“瘦硬”为美的审美主张。因盛唐时期以“丰腴”为美的审美思潮，杜甫在艺术上提出“瘦硬”为美的观点，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审美潮流来说，可谓逆流而动。杜甫追求“瘦硬”的审美主张与实践，对后人也产生了影响。中唐诗人韩愈提倡“硬语盘空”，李贺写诗崇尚“瘦硬”“坚脆”，晚唐诗人贾岛写诗崇尚“瘦硬”，明显地实践着杜甫的审美主张。 其六，首创以诗论诗的文论形式。在文学批评史上，以诗论诗的新形式，对后人影响很大，金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就是继承的这种形式，后代人用这种形式论诗的，不可胜数。 其七，首创典雅辉煌的百韵排律。排律又称长律，是律诗的延长，除了首尾两联不必对仗，中间有多少联都必须对仗，同其他诗体相比，这种诗体主要是考验作者对仗艺术的能力。中唐以后历代都有人作长达一百韵乃至一百五十韵的长律。 其八，首次把“当句对”这种特殊对仗形式引入七律作品，从而丰富了七律的对仗形式。对于这种新的对仗形式，他在创作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除非酝酿得十分成熟，一般不轻易使用。杜甫制作“当句对”，无论写景、状物、叙事、议论，都显示出精深的造诣。 时代在前进，诗歌的题材内容和艺术形式只有跟随时代的脚步才有生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语）。今天我们在纪念这位文化巨人、诗国圣哲的时候，应该在这个方面获得启迪，做出思考。 在诗歌的长河里看杜甫 杨 键 今年是杜甫诞辰1300年，谁能想象我们今天纪念的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是在国家动荡之时，因饥饿多月吃了牛肉而噎死的呢？杜甫的死就像一位难民，而他崇拜的大诗人李白的死则神奇浪漫，传说为捉月而死。 杜甫是死在一条船上的，他死之时也是一个没有家的人，早已是个老漂泊者了。 杜甫太憨厚老实了，他给李白写了好多首盖棺论定的诗，在我看来历史上没有哪个诗人对李白的评价像杜甫这样准确，而李白就像皇帝一样，礼貌性地回复了一下。 他是历久弥坚的漂泊者 我们因为受到前苏联文学观的影响，认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两种主义在现在看来都太简单粗鄙了。 杜甫是儒家的，儒家就是五伦关系，就是日常，就是一个正常人，没有儒家的时代，或是五伦关系被破坏的时代就是一个非正常的时代，杜甫的贡献就是在一个非正常的时代做一个正常的人，在一个不忠的时代，不孝的时代，做一个忠孝的诗歌之子，与我们因了前苏联文学观的影响所说的人民呀，疾苦呀，毫无关系，杜甫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这样悲喜交集地去做诗人全然来自他的儒家心性。 李白的家世飘渺难寻，而杜甫的家世则有迹可寻。杜甫的十三世以前有一位祖先，是曾经注过《左传》的历史学家杜预，杜甫经常在诗里赞美自己的这位祖先，我们今天没有祖先可以赞美，因为我们曾烧了自己的家谱，也就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了，源远流长于我们太难。杜甫的祖父乃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有一句诗写给自己的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杜甫之家乃有儒家读书传统。他所身处的时代使他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差一点成了亡国奴的诗人，一位真正的历久弥坚的漂泊者。我们要纪念杜甫，就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杜甫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无家人，对自己的朋友之爱，对自己的妻子之爱，对家国之爱，这些都来自杜甫的儒家心性，来自他对五伦关系的天然恪守。杜甫有一位南北朝时的先人即列在《周书》的孝义传中。杜甫另有一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纯粹的儒家观念。 在儒家体系中还原真实的杜甫 我们本来的语言体系是儒释道三家，20世纪以来，看杜甫都不在这个语言体系了，所以说，要还原杜甫，首先要在儒家的体系里，可是，我们还知道何为儒家吗？所以要还原杜甫，要纪念一位真实的杜甫是有难度的，我们动辄给一位诗人戴上人民、民族的帽子，其实都来自文革的空洞传统，杜甫是那么具体、实在的诗人，我们用这样空洞的帽子戴在诗圣的头上是愧对诗圣的。 我们要还原杜甫，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他放在一个儒家的士人的精神体系里来看，士农工商，士的价值从来就是第一位的。在我眼里，杜甫的价值是最好地延续了屈原以来、陶渊明以来、嵇康以来士的传统，直到晚清最后一位诗人陈散原都是这一脉士大夫之气。士的精神在今天很稀有了，我们今天纪念杜甫，主要是纪念这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之精神，士在今天早已变成了知识分子这样难听的称呼，本来在国家架构里的士大夫，现在沦落为知识分子，只能待在大学的流水线上。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受难的代表 我们今天纪念杜甫不是因为他是一位人民诗人，像齐白石一样是一位人民画家，而是因为他在差一点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在成为一位老牌漂泊者的时候，仍然不失一颗诗心，一份赤子之情，即一体之仁心，正是因为这颗一体之仁心，我们才有了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一位诗圣，一部诗史。我们纪念杜甫，是因为杜甫真实不虚地存在于此一生命与彼一生命本来密不可分的境界之中，而非我们所说的同情人民的苦难。我们纪念杜甫就是因为他与其他生命天然的通透性，这一通透性最终成为他的人格与诗格，即儒家所说的仁爱之心、赤子之心。我们纪念杜甫就是纪念这颗仁爱之心、赤子之心。所谓诗圣，就是这一颗人人本具的仁爱与赤子之心得到了全然的彰显。我们纪念他，就是因为杜甫彰显了这一颗诗心，而我们遮蔽了这一颗诗心。我们的心灵因此变得陌生与黑暗，没有通透性，没有同情之了解。 我们纪念杜甫还因为他的诗诚实到了可以当做历史来读，我们的诗却很难被当做历史来读，因为我们是虚构的，我们虽然经历了20世纪诸多的苦难，但我们仍然是虚构的，我们今天纪念杜甫，是因为他记录了他亲见的苦难，我们却没有能力记录。 我们纪念杜甫，是因为用今天的话说，杜甫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受难的代表，儒家里最高的代表人物都是来受难的，但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国家的特别时期成为一个文化的托命之人，秘密的薪火相传之人，屈原、陶渊明、杜甫，皆如此，他们因为一体之仁心而成为一个生命的通透者，一个文化的托命之人，有家与无家，与他们而言都不重要了，唯仁心能全然显露他们才能成为真的托命之人，这一点最重要了。为什么是杜甫，而非李白在安史之乱时期成为托命之人，这一点是很神秘的。 我们今天纪念这一位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与普通民众并无二致，临死之时也如同一个老叫花子，谁也不知道这个叫花子能留下1500余首诗歌，能流传近1300年之久，并且仍将继续流传下去。 我们看杜甫，要把他放在一个大的诗歌的长河里去看，要把他放到诗经、放到屈原、放到陶渊明、放到苏东坡、放到明末清初的那些诗人、甚至放到新诗的历史中去看，我们才能看见一个真实的杜甫。 我们要纪念杜甫，就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
杜甫遗踪
文学圣地——成都杜甫草堂 刘晓凤 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坐落着一处古朴典雅的古典园林建筑群落，这就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故居——“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是人们提到杜甫时，可以忽略其生地和死地，却总也忘不了的成都杜甫草堂。”（冯至《杜甫传》） 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洗礼，杜甫草堂从当初的几间茅屋逐渐扩充，成为今天二百七十多亩的规模。而她早已超越了诗人故居的意义本身，成为中国文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回望历史，追寻她曲折、传奇的前尘旧事让人感慨。 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前，公元759年季冬的一天，诗人杜甫携家小风尘仆仆来到富庶繁华的成都，从此便开启了诗人与成都乃至中国文化的传奇因缘。开始诗人一家寄居于浣花溪畔的古寺，安顿下来之后，便着手营建新家，对于新家诗人倾注了很深的情感，他以诗代简向友人索要花木，美化环境，在自己的苦心经营和亲友的资助下，第二年春天新居落成，成都草堂问世，并逐步扩展。草堂环境幽静，景色宜人，诗人疲惫的身心在此地得到放松休憩。诗人对草堂的喜爱之情洋溢在诗篇之中：“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为农》）；“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 诗人先后在成都草堂居住近四年，创作了诗歌二百四十多首。草堂生活对诗人创作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寓居草堂时期是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此期诗人的创作在忧国忧民主调之外，创作了大量闲适优美的田园诗，诗歌艺术更加纯熟。闻名的《蜀相》、《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绝句》等名篇都创作于杜甫草堂。 杜甫离开草堂后，在诗人高尚人格的感召之下，不断有文人墨客来此凭吊，寻访诗人遗踪，并留下了大量吟咏诗作——“浣花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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