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要有较高的智商、胆魄。在封建社会，智商高的人，又未必要经商，学而优则仕，一般都会从文，从文不就，迫不得已才会从商。在现代社会，商人与读书人的心态都正常了，通常是兼有两种身份的。看得出，商人的自我完善意识很强。现在讲知识经济，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具体表现。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耻于言商，觉得“无商不奸”，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其实不然，到了二十世纪末，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知识分子眼里的“商”，不过是一些小本生意，为糊口而作的惨淡经营，“利”对他们相对重要一些。 从小处讲，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过商呢?衣食住行，都是通过商的“手段”，才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大至航天器、海陆交通工具制造商等，正是有了他们的“制造”，才使得人类更文明、更科学，是商人的智慧，推动着社会进步。 也就是说，商人分两种。制造商，是实业家，有的还可以算半个科学家，要“制造”具有广阔市场的商品；经销商则是谋略家，依靠商品流通获取利润。说得具体一点，“商”泛指买卖。制造商是“买”进原材料，制成产品，靠“卖”出产品实现利润；经销商则是“买”进产品，使之变成商品，再“卖”给消费者，在一买一卖间，充满机窍，充满智慧，丰富着本自平凡的人生。 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诚信、理智、敬业，执著于无悔的追求，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总是在没有硝烟的商战中寻找适宜自己的商业机会。 一般说来，机会有很大的偶然性，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有的人初涉商海便一举成功，而更多的人征战一生也并无大的成就。不过，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江山无限，商机无限，聪明的商人则长于发现和创造商机。 发现需要敏锐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准确的判断，创造则需要战略眼光、科学态度、开拓精神。 在中国，很多普通的商人都是固守一业，商机的获得多属师从，如珠宝店的学徒，学会照料后，多半也会去开一家珠宝店的。现在有了一些商学院，专事培养商业人才，他们训练有素，视野更宽，现代意识更浓，一次成功的生意，便如画家的一次创作，是一件作品，可以传诸后世，镜鉴未来。 发现商机，就是发现一种聚财之道。我的一位朋友常跟我谈一分钱的故事。一分钱是最小的货币单位，中国有十二亿人口，如果谁能想出一种办法，在每个人身上赚一分钱，汇集一起，他就可以立刻成为百万富翁。我想，这就是商人应该做的事，并且可以开启智慧，把眼光放到全球五十亿人的身上去。 创造商机，就是创造一段从未有过的神话。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借鉴国事外交的一些经验呢?许多年来，一些国家打着维和的旗号，总统特使、外务大臣常常出现在有冲突地区，表面上做一些调停工作，实际上是去签订买卖军火的合同书。这是政治家的经商，手段自然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商人也要讲政治，此话不无道理。 但商人终归不是政治家，商人应有商人的品行，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发现和创造商机，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聪明和智慧；而创造商机，应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有损于别人，不有辱商人的神圣职责和崇高的使命。 真正成功的商人，都有其特有的商业人格，就是信守游戏规则，注重商誉，由“奸”而至智慧，展示现代商人儒雅从容、睿智谦逊、指挥若定、处变不惊、力挽狂澜的英雄本色。 千百年来，国人对商人有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财富的追求一直未停止过，商人拥有诱人的魅力；另一方面，对财富的谈论始终上不得台面，读书人认为金钱充满着“铜臭味”。 商人也不容易，积累期的辛苦自然不提，就是富有后也未必能过上几天好日子，拥有巨额财富并不能享受与其财富等值的风光。 在汉代，“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自《史记》后，正史中几乎没有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妓女在史书上出现的次数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盐业、边贸和金融 业，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但在536卷的《清史稿》中仅记载一个晋商而已。 商人的原罪：妖邪之气与“渡口”模式 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商人被认为背负着原罪。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描述说：“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个贱买贵卖的人本质上就是不诚实的。财富的增加散发着一股子妖邪之气，对生意人的仇视，尤其是史官的仇视，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对商人的歧视也是很直接的。孟子就直指商人为“贱大夫”，“原本市场很平和，东西很便宜，有了商人买贱卖贵后，物价被抬高，私肥了伤人自己，公害了天下百姓”。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会经常说到一个词语——“奸商”。不可否认，在利益的驱使面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商人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也让商人阶层即使诚信经营，也会被带上有色眼镜看待。 在如此文化的氛围中，商人的财富经常不被统治阶级认可，民间资本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这种矛盾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着，时而尖锐，时而缓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户还会被社会看不起，也是到2004年，“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这一条才写入宪法。 历史上很多时期，国家政权和国有资本集团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为了保护对财富的垄断和支配，抑制民间资本做大。在政府垄断领域内，则是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 如此环境之下，古代的商人要想富起来，除了勤劳和好运气外，多数都躲不了攀上官界权贵。天性趋利的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个畸形的官商经济。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了官商模式中最为常见的“渡口”模式：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 先用后弃：商人阶层的跌宕之旅 虽然看不起商人，但是任何时代都离不开商人，乃至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几乎全是商人阶层极度繁荣的时刻。如此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对于商人的策略经常是“先用之，后弃之”。于是，商人阶层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用”和“弃”之间跌宕。 历史上同样辉煌的汉朝和唐朝，对于商人就有着不同的态度。 汉初，统治者对商人实施蔑视和压抑的政策。汉高祖把10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到关中，便于监管。此外还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并征以重税。惠帝时规定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要交两份。不仅如此，汉初的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及其子孙从政的路径。 但政府在微观层面上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开放关津，并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直接导致了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商业的繁荣。但到了后来的汉武帝，一纸“算缗令”导致了另外一番景象。算缗是指向全国有产者征收资产税，算缗令执行三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产)。” 唐代则几乎是商人的天堂。 唐朝开国后便停止了商税的课征，把盐、铁、酒等产业全数交予民众自主经营，“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唐太宗还下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让货物自由交易。因此商业随即繁荣起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其实，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