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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预言：“今日国人骂我等卖国，殊不知将来卖国者，会百倍千倍地超过我们”。 李鸿章在办洋务中大捞油水，毋需自己动手，手下人的“孝敬”就把他喂肥了。但与一般贪官不同，李鸿章不仅收受下级洋务官僚的贿赂，而且在办理外交中，外国的贿款他照拿不误。突出的一例，就是收取俄国三百万卢布的受贿事件。沙皇冬宫档案记录证实，1896年6月，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签订的第二天，由道胜银行要员牵线，经钦差大臣李鸿章过目，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签字同意，双方私下签了一项议定书：如中东铁路修筑成功，道胜银行拨出三百万卢布给李鸿章作酬谢。具体分三期付款，首期一百万在清朝皇帝正式批准条约后付款，二期一百万在全线测量竣工、筑路合同签订之时付款，第三期的一百万在铁路完成时付清。道胜银行中国分行账册中专设“李鸿章基金”账户，从1897年起，先后支付五次，总额达一百七十万卢布。而早在密约签订的当年8月，道胜银行就把首期一百万卢布，直接送交李鸿章之手。李鸿章不只是大发洋务财，而且还发了卖国财。李鸿章是中华民族史上头号汉奸卖国贼。 李鸿章的卖国可谓是空前的登峰造极，不算其割让的广袤土地，仅他亲手签署的对外赔款，就超过当时国家八年的财政收入总和。期间，李鸿章个人获取了巨大回报，私人资产达到了相当于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规模，超过被成为历史巨贪的和珅一倍，成为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巨贪。李鸿章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放手卖国、放手贪腐，是因为李鸿章发现了此前任何宰相都没有发现的一条安全退路——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国外。正是凭借李鸿章卖国获取的四千万两白银的家产，李鸿章所有后代子女无一例外地云游世界、定居欧美等西方国家，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因为李鸿章开辟了老子卖国、儿子出国的买办路线图，后来者才会比李鸿章更加无所顾忌地走上祸国、卖国，乃至最后灭国的罪恶道路。李鸿章也意识到一旦具有了财产和亲属转移国外这条退路，后来者卖国的程度和规模将会远远超过以往所有卖国的总和，所以李鸿章才会由衷慨叹道：“吾辈卖国，非为大也，百年后后生必当与时俱进，后来居上也”，直到最后临死之前，李鸿章还在安慰周围的亲信和家人说：“今日国人骂我等卖国，殊不知将来卖国者，会百倍千倍地超过我们”。 李鸿章毕竟是智慧超群的一代大政治家，准确道出了卖国根源不在于制度，而在于退路。汉代苏武留胡十九年，冰天雪地气节不变，除了源自于个人崇高品格之外，还与汉武帝灭绝被俘投降的李陵全家有关。虽然苏武身在匈奴，可全部家人都在汉朝。国家，国家，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家在哪里，国便在哪里；家在哪国，便效忠于哪国。李鸿章之所以坚信后来者会比自己更加卖国，就是因为他知道后来者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比自己更加方便。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卓越不凡的深刻见识。的确，如果中国的买办也像墨索里尼那样尸体被倒挂在电线杆上；如果中国的汉奸也像“法奸”那样，男人被随便打死，女人被脱光游街；如果中国也像韩国那样，时至今日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追查惩办六十多年前的韩奸及其亲属后代；那么，相信李鸿章宁可回家当卖红薯的落魄书生，也绝不会当万人唾骂的卖国宰相。中国也就肯定不会成为买办当朝、汉奸遍地的肥大国家。 可见，汉奸卖国，买办横行，汉奸肆虐，既不是社会制度所决定，也不是个人品质所形成，而是根源于民族文化，是汉民族文化内生的毒瘤。中国官权集团创造了一套不杀儒生的文化，科举取士又决定了宰相大多来自于儒生，这就为宰相代表的官权集团套上了一个历史护身符，官权泛滥便成为中华民族的悲剧根源。六国不杀儒生，六国为秦国所灭；秦国焚书坑儒，秦国一统天下。满清入关时没有不杀儒生的文化，几十万满族人便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来接受了不杀儒生的文化，四万万中国人打不过二万英法联军。西方欧美国家没有“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无论国家人口多少，全都能够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一个“迫害知识分子”的罪名，把所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富有血性的中国人，尽数投入监狱或打入十八层地狱，中华民族随之沦为任人宰割的“国际肥牛”，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实在是想不通，为何好好一个中国，竟成了如此一个摇摇欲坠、随时倾倒的国家？只因汉奸卖国。 最精准的卖国预言: 李鸿章曾由衷慨叹道：“吾辈卖国，非为大也，百年后后生必当与时俱进，后来居上也”，直到最后临死之前，李鸿章还在安慰周围的亲信和家人说：“今日国人骂我等卖国，殊不知将来卖国者，会百倍千倍地超过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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