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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千年一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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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结束后，凤凰老总刘长乐送给余秋雨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一个叫约翰·布侃的人于1922年在书中这样说：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是一场空。 余秋雨说，这段话描述了一个“内耗”结构。他希望这只是1922年以前的情形。 王国维和余秋雨 1927年6月1日，国学大师王国维向同事借了五元钱，去了北京的颐和园。门票六角，剩下的四元四角和门票揣在衣袋里，然后，他投水自尽了。当时，王国维仍是拖着清朝的长辫，穿着长袍。 王国维的死一直是个谜，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却不以为然，而指出是“历史的原因”，或说是历史的必然。半个多世纪后，一位文化风云人物也同意这种说法，更进一步归结为是中国文化特质的一个表现，又撰写了一篇名噪一时的随笔《一个王朝的背影》。这就是余秋雨了。《一个王朝的背影》似乎是指承德山庄，而再读下去时却发现不是，“背影”是指魏晋唐宋以至明清破败之际的一群文人们。余秋雨认为中国文人都会历史必然地在社会转型期暴露其脆弱、无奈，更有一种文化惯性的韧劲。王国维的自尽就是这种文化气质的结果。 有意思的是，现在这个结论同样在余教授身上再度得以演绎，或者是得到“反证”：余教授在面临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时，两度施行了“自尽仪式”。一次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期，余教授毫不犹豫地“结果”掉了自己已卓有成效的学术生涯，转而进行大众化写作；第二次是今天，一个多媒体时代正在开始，而新的秩序还未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被盗版重创，深受其害的余教授无奈地又宣布他要“结果”掉自己的大众化写作，转而选择另外的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这两次“自尽”，用余教授自己的话说，都是一个中国文化人在社会转型期的脆弱和无奈的选择。苦心孤诣做学问一辈子，写一本书，只印两千册还得自己包销，只好去大众化了；好不容易写了几本赚钱的书，结果却是在为盗版者“打工”，只好封笔。 王国维结果掉自己的生命，余秋雨只是结果掉自己的一种存在方式，这应是中国文人的一次觉悟上的飞跃了，已经变被动为主动了，读者应该理解并鼓励余教授的选择。 疑问 余秋雨的“封笔”源起于盗版，但最后下定决心却是因为“千禧之旅”。在这次非常意义的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对正统文化产生了新的质疑，发现了文化人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而在此期间，国内不少传媒对他进行声势浩大的“缺席审判”，更使他对中国文人究竟该选择何种生存环境备感惶惑。 所以，“千禧之旅”中余秋雨写的日记成了他的“封笔”之作，这便是新近上市的《千年一叹》。 他写道：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动摇 《千年一叹》的尾声应是在成都写成。“千禧之旅”进入四川时，余秋雨对记者说，早期的《文化苦旅》只是精神的，思辩的，而此次却是行动的，生命的，是真正的文化苦旅。在此次苦旅中，他发现了早期文章的做作，比起生命实践而言，任何写作都实在是苍白。 为此，余秋雨比较《千年一叹》和《文化苦旅》时，称后者只是一个“散文新秀”的习作。当时，听者大多以为这是余教授在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作做广告。 现在我们翻开了《千年一叹》，彻底打消了这样的误解。也正是此刻，我们才知道，余教授由于此次“行为艺术”，发现了更广阔的空间，继续写作的念头开始动摇。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 猛省 仍然是在成都，仍然是面对媒体，余秋雨将他在国外苦旅时的许多惶惑、思考梳理的结果宣布出来，他开始反击“道德渴望者”，实际上是反击中国文化的陋习。 车队回国后特别让伙伴们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劫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这次如此大胆，等于告示天下他们能获利多少，该判何罪全然不管。 车队的伙伴们大多对国内文化界知之甚少，不明白文化盗贼明明犯了大罪为什么还那么张狂。我笑着说，还有更大胆的呢，嘉峪关和成都的记者告诉我，在我外出远行期间，一个大学生居然根据所谓“当年同事”的谣言编造了我三十年前的历史，白纸黑字大量印刷。有记者当面指出他的伪造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个大学生平静地回答，他不全是针对我，“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以最轻松的口气毁谤了一大串，而且连单位和职务也一一指明。 这两宗抢劫、毁谤事件正巧被车队在半道上碰到，有点偶然，但其间表现出来的气焰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气焰是需要土壤的，而只要土壤在，必然会继续蔓延。 我们刚从一片片废墟归来，对文明兴衰的玄机略有感悟。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文化抢劫和文化毁谤已经到了无须掩饰的地步，那么连异想天开的孩童也会冒充法官随便拉出一二个文化人来要他们低头忏悔；如果这种混乱长期得不到阻止，那么，连一度吃惊的旁观者也会渐渐变成适应者、欣赏者和参与者。到了这时，一切局部性颠倒必然以骨牌效应引发整体性颠倒，直到石柱委地、乱草接天。 “石柱委地、乱草接天”自然是余教授在苦旅中看到的文明衰败的景象，由他个人的被盗版、被攻击，他联想到中国文化中的陋习。早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就曾写道：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 痛下决心 鉴于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远远超过正版本，而且已经大量流入海外华文书市场，几年来我多次撰文揭露不仅无效反遭围攻，因此只能停笔，不再为盗版集团提供货源。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割断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我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次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的，一遍遍从零开始，可称得上自弃名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为的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 随着“千年一叹”的声音，余秋雨告别了“写书”驿站，为自己的这段“世纪公案”作了一个了断。但不知道攻击他的人和盗劫他的贼们会不会就此了断？ 至少盗贼不会罢休。为此，出版《千年一叹》的作家出版社甚至在该书封底使用了网络防伪标识，输入电脑，即知手中的书是否盗版。 至此，突然想到，余秋雨的“告别”，未必不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人的一个“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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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jacklondon > 《我的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