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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由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精神病学系主任杰弗里?利伯曼（Jeffrey Lieberman）组织的一个午餐会上，纽约顶级神经科学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前来拜会那个据说即将改变他们的工作性质的非营利性团队。 慈善组织One Mind for Research的联席主席兼代表人物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已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泰德?肯尼迪 然而，此次聚会的关键人物却是One Mind以及另两家精神健康慈善机构背后默默无闻的推动者加伦?斯塔格林（Garen Staglin），这三家机构均帮助推进了精神科药物研究，就连大型制药公司都在削减这方面开销之际，他们也没有松懈。斯塔格林表示，尽管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预算吃紧，但促使政府慷慨解囊仍是可能的——只要政客们都能了解到精神疾病带来了何种程度的巨大损失——从冲击正在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的老年痴呆症，到困扰这代人孙辈的自闭症。 “现在不行动，更待何时。我们可以将重心从治疗转移到预防，再到早期诊断乃至开发治愈方法。”斯塔格林对与会者说。 他的发言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研究蠕虫神经信号的科学家开始与那些研究脑震荡如何导致类似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大脑缠结的科学家交换想法。制药公司研究人员则开始与试图用电磁场治疗精神病的学者探讨问题。整个房间因为各种想法而突然变得活跃起来。 为了某个更大层面的公共利益而进行此种交流活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斯塔格林的招牌。One Mind for Research部分是肯尼迪的心血结晶，但是真正使其运作起来的还是斯塔格林，他争取到了大型合作伙伴的参与，其中包括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IBM和礼来公司（Eli Lilly），他还聘请到基亚雷利出任CEO，为此，基亚雷利还放弃了其他报酬更加丰厚的工作机会。斯塔格林一直以来都是精神疾病斗争中的一位“整合者”：是他将那些原本可能永远不会说上话的人聚到一起，让他们共同合作（偶尔，他还会迫使存在竞争关系的学者相互合作，并警告他们若不合作，就得不到其慈善机构的研发基金）。
“脑研究如今所处的阶段就像是20年前癌症研究所处的阶段，”斯塔格林说，“目前还不存在‘美国脑学会’这样的组织。当初，美国癌症协会（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统一了大众的观点，使大家相信癌肿是可以治愈的，资金不仅仅来自政府，也来自民间。这正是我们要做的。”
斯塔格林走到精神疾病研究最前沿的旅途颇有点迂回曲折。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电力与核电工程专业（在那里，他通过相亲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莎丽），并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MBA学位。他立志成为一名管理者并得偿所愿——尽管是在越南，有18个月的时间，他都在那里的一艘海军舰艇上指挥救援直升机。“当你只有23岁却要管理比你年长得多的人时，你能在短时间内对自己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他说。 回国之后，斯塔格林投到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麾下，成为美国国防部著名的“神童”系统分析小组成员之一，后转而进入风险投资行业。早期的工作之一是为IBM传奇CEO小汤姆?沃森（Tom Watson Jr.）管理一个账户，专门投资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和激光仪器制造商光谱物理公司（Spectra-Physics）。斯塔格林后来参与了沙夫利特汽车玻璃公司（Safelite，于1993年售出）、eOne全球以及2007年上市的汽车IT公司Solera的管理。在财富无忧之后，他和莎丽进行了一项大型终生投资——于1985年在纳帕谷（Napa Valley）启用了斯塔格林家族葡萄园（Staglin Family Vineyard）。 管理众多投资以及优质霞多丽葡萄树的悠闲日子似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命运，但很快，他们就从儿子布兰登身上发现了自己真正的“天职”。凭借接近满分的SAT成绩，布兰登收到了他所申请的每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最终选择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1990年夏天，当他结束大一课程回家时，他却因为一次分手耿耿于怀，也因为难以找到暑期工而闷闷不乐。随后，斯塔格林和莎丽前往法国进行一趟商务旅行，布兰登的状况就在这种情况下恶化了。 “一些症状一直都存在，”布兰登回忆说，“脑子里有奇怪的压迫感、不属于我自己的说话声。我可以听到，‘布兰登，你是个混乱不堪的孩子。’”他感到右眼周围有奇怪的明亮感，并且无法分辨自己的情绪。他会连续几天睡不着觉，但医院还是让他出院了。有一次，警察也放了他：在因怀疑他酒后驾车而将其拦下之后，警察们困惑地发现布兰登其实滴酒不沾。最后，一个朋友带他去了精神病医院。“他们知道不能这样随我去，”布兰顿说，“我的脑子出了点问题。” 最终他被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这个打击是毁灭性的”，斯塔格林说，他休了半年的假帮助儿子抗击病魔。在服用抗精神病药可致律（Clozaril）的情况下，情绪木讷的布兰登于六个月后重返达特茅斯。他的父母一方面为他的疾病感到困惑，另一个方面又强烈反感这种疾病带来的羞辱感，最终决定将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公开。
“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投入资金，但该把资金投到哪里呢？”莎丽说。考虑到酒厂和葡萄园优美的环境，他们想到了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包括芝加哥著名厨师查理?特罗特（Charlie Trotter）在内的好友免费前来帮忙；斯塔格林一家则从旧金山芭蕾舞团（San Francisco Ballet）请来了音乐家。为发放资金，他们成立了国际精神健康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Mental Health Research Organization），自成立至今，该机构已经为精神分裂症研究筹集了1.4亿美元款项。 布兰登的抗争是这种复杂疾病带来的各种问题的典型，也预示着加大研究投入所可能达致的美好前景：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布兰登不得不从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辍学，因为服用可致律导致他每天睡眠时间长达12小时。最终，他发现结合安律凡（Abilify）、维思通（Risperdal）和氯羟安定（Ativan）几种药物的鸡尾酒疗法效果更佳。他开始参与父母的工作：设计网站、监督赠款方案，最终还开始参加公共演讲。几年前，他坠入爱河并结婚。“我用了20年时间来接受它是我的一部分这一事实。”他说。 他的传奇经历是精神疾病问题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一问题对社会影响深远，但这座冰山的大部分仍然潜藏在水面下。据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Alzheimer’s Association）称，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50年前，单是老年痴呆症就将耗费1.1万亿美元，然而如辉瑞（Pfizer）、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诺华制药（Novartis）等药业巨头却正在缩减他们在精神病方面的研究投入。成千上万的士兵带着精神损伤回家，但批评者常常将军医作为替罪羊。“我看到过失去双腿的年轻人参加海军陆战队马拉松赛，”基亚雷利说，“但同样的医生却因为他们照料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方式而饱受责难。” One Mind的目标是将政府和医药公司每年80亿美元的精神疾病研究投入提高近两成。斯塔格林的交叉协调才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强生公司专门委派一名医学研究员担任One Mind的首席科学家，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也正在就大脑疾病对社会造成的损失进行一次全面的统计核算。与此同时，One Mind已经开始针对创伤性脑损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研究。 “如果能够成功，One Mind不仅将筹集资金，还将掀起一股数据共享的思潮，”担任One Mind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前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负责人史蒂芬?海曼（Steven Hyman）说，“这将切切实实地让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译 丁盈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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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与莎丽·斯塔格林。照片来源：埃里克?米利特（Eric Millet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