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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方令孺
初识方令孺这个名字，是在中学。那时在学校图书馆里翻看现代文学史，方令孺的名字就出现在“新月派”章节中。她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成就逊于徐志摩、闻一多，与陈梦家等在伯仲之间。那时读书，只贪个囫囵吞枣，那旧事钩沉，却浑不在意。 大学时，有段时间热衷于在图书馆里读新诗，才知晓方令孺的才情。她有一辑《信》，曾有人向我推荐过，是她与徐志摩数年间的通信内容，抛开闲聊，俨然是一册关于中国新诗的论文集子。更饶有趣味的，则是这位女诗人背后的“庞大关系网”。 在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的碰撞往往能催生大家的诞生，比如陈寅恪，比如顾随，比如张爱玲。而文人风骨的传承则没有新旧之分，嬉笑怒骂都自有其高尚处。 方令孺便是一例，生于封建书香世家，却只继承了淳厚家风和良好修养，一生都选择坚守新文学阵地。 方令孺出身名门，直系祖辈便是大名鼎鼎的康熙重臣、桐城派领袖方苞。桐城派是清朝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以安徽桐城人为核心。文学史上甚至有这样的观点：以家族名望而论，桐城方氏仅次于曲阜孔氏。 这样的书香门第，孕育了一大批文艺界名人，方令孺的侄子方玮德也是新月派诗人，曾被誉为天才少年，但二十七岁便病逝，被认为是“文坛最令人痛心的陨落”。她的外甥宗白华是哲学大家、文学家。她的哥哥方时乔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其著作在任何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都可见到。弟弟方孝岳在中山大学执教长达40年，也是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著述甚丰，年少时就很得胡适钦佩。 方令孺成名时，曾有“南有林徽因，北有方令孺”的说法，说这两个女子都是新月派的女诗人，才情过人，且都有美貌。林徽因的秀美是人尽皆知的，我查看方令孺的旧照，那是一种带着英气的美。王建昭曾说“她貌似白杨（影后杨君莉）而高雅过之”，此言不虚。 另一个与方令孺息息相关的人是闻一多。他们的故事发生在青岛，就在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校园里。方令孺写诗，向前辈闻一多求教，二人惺惺相惜，却引来流言蜚语。为此，闻一多将妻小接来青岛，以示清白。 这件事情的见证人是梁实秋，他曾写道，“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 这“回肠荡气”的诗，便是闻一多最杰出的作品——《奇迹》。知己难求，传世之作离不开思想的碰撞。 梁实秋本人和方令孺也是挚友。当时国立青岛大学曾有“酒中八仙”，以梁实秋为首，还有赫赫有名的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六人，方令孺也在列。但从晚年回忆录看来，方令孺并不喝酒，梁实秋等人拉上她，怕是怜惜她的孤独。 她是孤独的——我在梁实秋、丁玲和巴金等人的回忆文章中都能找到关于她的蛛丝马迹，这使得一个陌生的形象在我脑海里逐渐变得丰盈，也让我能意识到她的孤独。 那个时代里，与封建礼教的抗争，生活与思想的双层孤独，都是一个才女难逃的宿命。从小就拒绝缠足的方令孺注定是叛逆的，也注定与那个书香世家格格不入。 她的祖父方宗诚是学者，曾为曾国藩的幕僚。父亲方存之也饱读诗书，日俄战争时，他曾两次去日本，饱受国弱所引致的歧视，于是拒绝做官。他佩服秋瑾，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让子女临摹。可尽管父亲有着新派革命思想，但桐城方家始终是封建大家族，男尊女卑的观念难改，所以尽管方令孺五岁读书，但童年依然苦闷。当时，她的八个姐妹都缠了脚，只有她拒绝缠足，据载，长辈们都不喜欢她，说她倔强粗野，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 后来，方令孺的祖父母去世，其伯父任族长，其父因为丧妻，便带着儿女从省城安庆迁回偏僻的桐城隐居，亲自教子女读书。此时的方令孺，虽生活贫寒，却打下了国学底子，可到她19岁时，伯父为高攀豪门，把她许配给南京陈家，她被迫出嫁。 她与丈夫，无共同语言，且彼此轻视，包办婚姻的痛苦，于有着一颗不羁的心的知识女性而言，更是感受强烈。 结婚8年后，她随丈夫去美国留学。同学孙寒冰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娜娜》——恰恰是这本书，让她下定决心结束悲剧婚姻。她先是与丈夫分居，独自求学，回国后又舍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彻底与丈夫分开。 ——尽管鲁迅曾经沉痛的问“娜娜出走后又能怎样”，但那个时代的无数女子因为《娜娜》而获得勇气争取解放，始终是令人振奋的事实。尽管出走后命运依然难料，但迈出一步就意味着希望。 出走的方令孺就赢得了希望，她的新生活从青岛开始。那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新月派诗人云集，方令孺便是国文系的讲师，讲授《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授课创作两不误。 只是，她依旧孤独。梁实秋就很怜惜的写道：“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 不谈家事，除了世家门第的修养外，怕也有年少时束缚的阴影吧！ 漫步于当年国立青岛大学的旧址，也就是如今的中国海洋大学，昔日的女生宿舍楼就在那条栽满了法国梧桐的交叉路口处。当年，方令孺便与女教师和学生们住在这里，还有两位大名鼎鼎的图书馆管理员，一位是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另一位是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江青还是国文系的旁听生，是方令孺的学生。黄绿相间的外墙显得明艳，让人不觉楼龄已近百年，倒是深绿色的大门显出一些沧桑，门前树影斑驳。 从楼旁的小路缓步向上，至学校后门不远处，便是著名的一多楼。当年的方令孺，怕也是携着诗稿，在这条路上行色匆匆，为挚友的点评而急切盼望。 她的诗作数量极少，却一首不落地被收入《新月诗选》，并就此在文学史上留名。当年，新月社的《诗刊》杂志创刊号，便有方令孺的《诗一首》：“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清冷孤寂，陈梦家曾评价说：“这是一个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样严肃的神采，这单纯的印象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 她最出名的作品，要算是《灵奇》，“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泉水依然细细地在石上交抱，白灵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而那“灵奇的迹，灵奇的光”，便是爱的力量。 在她看来，爱还需要灵感，她还有一首《爱的灵感》，“我就像是一朵云，一朵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淡而无声，“一点不见分量”， 后来，台湾洪范书店曾出版《方令孺散文集》，仅收入十篇散文、一篇译文、四首新诗，大陆则有过1982年版的《方令孺散文选集》，还加入1949年后的一些散文，共计22篇，及18首新旧体诗歌，也极薄。 在她与徐志摩的《信》中，她曾写道：“我们爱的不是这固有的生命，我们爱的是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于有生命力”——对于诗人来说，生命力来自于作品，而作品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厚度，而在于灵气，也正因此，几首小诗便可让方令孺留名。 只可惜，到了1932年，她积劳成疾，只好离开青岛，先去北京养病，又去南京休养。这段生活的结束，也是文学创作上的分水岭，后来，由于日军侵华，国难当头，她的诗作和散文都从凄婉清冷转向现实主义，而到了1949年后，她的诗作已多为“你们并立在高山上，像雁行贴在天边；歌声在云彩里飞翔，带着灿烂的阳光”之类。 说回她与闻一多的那丝涟漪，其实也淡似无痕，局中人从不谈起，而身边挚友们也罕有提及，不过细读史料，仍有蛛丝马迹，比如沈从文曾给徐志摩写信，让其资助方令孺，其中便有以下句子：“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通同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那句“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便见痕迹。 恰恰，闻一多一生中最著名的诗作《奇迹》也在青岛写成，曾有许多人猜测，这“奇迹”到底是写给谁，“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俨然阐明心迹。 方令孺有一首《全是风的错》，颇似对《奇迹》的回应，“既是从深林里来，就该回到深林里去；偶然有一片落叶，碰响了你的襟裾，那全是风的错，朋友，你莫惊惧！” 也有传闻，说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后来的古典文学专家陈梦家也曾对方令孺有莫名情愫。陈梦家是闻一多的弟子，也是一大帅哥，他在青岛时曾有诗作，“我低低念着小小的情诗，香烟吐出的圈围着了你”，可随后，方令孺的诗作是“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 或许是因为失败的婚姻吧，她早已近情情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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