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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的研究。与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它可以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学加以研究；同时，平行研究注重对象的文学性，注重比较不同民族文学的主题、题材、文体类别、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本因素。平行研究的提出是美国学派的贡献。
一、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平行研究比较的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对象，它不可能像影响研究那样可以拿出确凿的证据。那么，平行研究何以能够存在呢?下面，我们通过探讨文化和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以论证平行研究的可行性。 1．文化的普适性与差异性 自19世纪以来，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质越来越受到关注。人们逐渐摆脱孤立、割裂的思维方式而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一种宏观的综合的研究。这种研究突出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和人性的综合研究上。 就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而言，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他们的著作中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宏观地勾画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而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大致都需要经过这些阶段。20世纪以来，人们不断修正和补充社会发展的理论。如比利时学者曼德尔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三个阶段①。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的补充和修正，但这些修正并没有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的类同。 ‘ 法国社会学家德鲁兹则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共性。德鲁兹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分为五个阶段。起初是“无符号”阶段，这是一个无符号、无沟通，与动物相差无几的蒙昧时代；第二个阶段是“符号化”阶段，人类开始认识周围的环境，赋予客观世界以名称和形式，如可吃与不可吃、生吃与熟吃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三个阶段是“超符号化”阶段，随着人类对符号的运用，产生了系统的语言，符号的意义开始固定并被“神圣化”，人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僵化的符号；第四个阶段是“解符号化’’阶段，所有神圣的名目不再有意义，一切用符号结构起来的“系统”已经分崩离析、“零散化”，人们甚至怀疑语言系统能否真正具体表现人类复杂多样、变幻无穷的感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来也许会出现第五个阶段——“重新符号化”阶段，即重新认识世界并赋予它新的名称。 不仅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大致相似，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也有着某些本质上的相似，这不单指生理方面，也包括心理现象。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口之于味，有同嗜焉；耳之于声，有同听焉；目之于色，有同美焉。”尽管历史有古今之别，人类有肤色之分，但人类毕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类。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分人格结构等都揭示出人类心理活动的某些共同特征，这里不再赘述。 简言之，人类文化中的共同点是非常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传统也会形成文化的差异性。历史上的中国和西方虽然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基本人性上有着许多共同性，但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特别是中国古代一直是牢固的农业经济，而西方自古以来在经济形态上就具有较鲜明的商业性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精神。老舍在他的作品《二马》中曾通过人物形象揭示了中、英民族性格的差异。马则仁的闲适、闲暇与英国人的“时间就是金钱”相对立，老马重仕轻商的意识在以金钱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面前被击得粉碎。 就中西哲学的差异而言，中国哲学主要与人事相关，“四书五经”都是谈人事的，《论语》开篇第一段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西方的哲学则大多是与科学连在一起的，西方哲学注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差异。中国哲学强调统一、整体、和谐，西方更注重差异、多元、矛盾。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融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本性、生命活动、生存方式与自然休戚相关。据传为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有言：“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无一也。”儒家追求天道、天理，实质上是探求人的生命之道、行为之道；道家主张“法自然”、“法天贵真”，更多地表现出对自然的顺应和回归，与自然融为一体，进入一种“天和”、常乐的至境。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哲学必然更加关注人生的体悟及精神伦理的修养。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站在世界、自然之外观察它、研究它的；人与自然界是一种对抗关系，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此，人在了解自然的过程中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种“占有的权力”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就历史观而言，西方的哲人则多向前看，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人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引颈眺望，心神奔驰。鲁迅先生曾指出：“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人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①中国的智者常常将眼光投向过去，老子就要求人们“返璞归真”，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去。文人笔下的理想社会是尧舜时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我们经常听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在民族关系问题上，陈独秀曾鲜明地指出其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②中国的理想模式是“协和万邦”，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说，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过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他发现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要用这支军队侵略别国。 有人曾将中西文化差异作一形象的比喻，中国文化的象征是“太极图”，西方文化的象征是“十字架”③。这一比喻很值得体味。“太极图”是圆的、平衡的、具有向心力的，同时也是封闭的、互相纠缠的、内部运动和斗争的。“十字架”纵横相交，向四方延伸，显示出一种张力，也显示出侵略性和扩张性。认识和了解中西文化的这些差异是必要的，只有认识到民族的差异，才不会生搬硬套，犯普遍主义的错误，才能有选择地吸收和发展。 以上仅是就主导文化而言，每个民族都有与主导文化相应或相反的亚文化群，它们构成了民族特色中的例外。在这里我们突然发现，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一样，仍建立在历史的和地域的基础上，这也许是比较文学的宿命。 2．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 文学作为文化的象征和体现也同样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文学的某些普遍规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宏观的综合的文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自觉。 文学的共同性突出地表现在“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韦勒克语)。从宏观的层面讲，也就是人性和文心的相似。首先，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命形式，世界各国的人们在体验情感时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爱与恨，生与死，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例如，美国电影《廊桥遗梦》之所以能风行一时，震撼全球亿万观众的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展现了人性中所共有的隐秘且珍贵的情感，触动了一般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心弦。这种体验具有超个体、超历史的一面。郑振铎先生在早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就发现了这一点：“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地印染在文学作品中，然而超出这一因素之外，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地相同。”其次，文学本体及其存在形式在各民族文学中也有着许多共同性。各民族文学都有诗歌、戏剧、小说等相应的文学体裁，并且小说这一体裁都较诗歌晚，因为小说的发展需要一些新的因素。各民族文学都有夸张、拟人、比喻、象征等相近的表现手段。这些形式因素具有超历史、超个体的一面。 正是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和表现形式上的类似之处提供了可比性的基础，使我们从国际的角度突破语言和地方性文化传统的局限研究文学的共同特征和规律成为可能。然而，文学的这些体验形式、创作形式又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中实现的。同是写爱情，中西方文学在价值观念、人物形象和语言表达士就有较大的差异。在体裁的处理上，中西也各有千秋。中国戏剧突出表演，讲究唱念做打；西方戏剧则偏重于文学部分，讲究戏剧结构和冲突。 总之，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当然，可比性的表现形式有显在的，也有隐形的，而隐形的可比性则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标准下才能觉察和比较。
二、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 平行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两类：类比和对比。 类比指研究“两部没有必然关联的作品之间在风格、结构、语气或观念上所表现的类同现象”(奥尔德里奇语)，即考察相互间没有关联的作家作品间的相似之处，以期发现其共同性。就作家而言，我们可以考察作家相似的经历和思想观念等。例如，屈原和但丁的比较研究，萧红与伍尔芙的比较研究。就作品而言，不同民族文学间在相互隔绝的状况下也会出现惊人的类似。如“人与非人”这一题材就出现在中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促织》(人变蟋蟀)，卡夫卡的《变形记》(人变甲虫)，尤里斯库的剧作《犀牛》，这些类似的故事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旨——社会压迫所引起的人的异化。又如吝啬冷酷、贪得无厌的艺术形象，不仅出现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的杰作《悭吝人》中，同样也出现在我国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这些类同为作品的比较提供了可比性的前提。 对比指比较不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特点，从而使两者的特征相形突出。这是一种求异研究。例如中西神话比较研究，同是神话，它们都产生于人类的童年，都表现为与现实相异的想象世界，这是可比性的条件。但中国的神话人物大多是开天辟地的英雄，具有献身精神，且大多不食人间烟火，极少情欲，形体上往往是人兽结合，如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西王母“豹尾虎齿而善啸”(《山海经》)；西方神话则多人神同形，这些神有人的弱点和局限，他们有的偷情(如天帝宙斯追逐欧罗巴)，有的嫉妒(如天后赫拉)，有的爱争吵等，由此形成中西神话的不同特点。又如中西作家笔下的美女的喻旨，中国文人往往用美女喻君王，而西方则大多将美女作为古典理想或哲学境界的象征。汉代王逸《楚辞章旬‘离骚经序》中日：“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屈原《离骚》中的美女往往表现为对理想君王的渴求。但丁《神曲》中的美女则隐喻对某种精神信仰的追求，“美女引导我遨游天空”。歌德《浮士德》中的海伦则是一种古典美的象征，她的逝去隐喻理想的破灭。再如，中外文学家笔下都曾把蝴蝶作为描写对象，但赋予其不同含义。王蒙的蝴蝶表达的是人生沉浮的感慨，马尔克斯传达的则是拉美那块神奇的土地上神秘的氛围。这种对比研究应该建立在类似的基础上，而侧重点则是比较其特点。 文学之间的异同不是一种简单的、平面的现象，而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形态，有许多深层的东西，涉及文学的内在规律。而且，这种异同现象又往往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的乍看类似，而深入研究却可以找到本质的区别；有的看似相去甚远，而仔细辨认却可以找出其中的共同特征a杨绛在《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中细致地辨析了李渔和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理论的异同。杨绛指出，两人的理论在表面上看很相似，李渔要求戏剧结构“一本戏只演一个人的一桩事”，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必须“承上接下，血脉相连”，全剧的结构是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论悲剧的“故事整一性”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悲剧应演一个人的一桩事，这桩事也必须有完整的机体，前后连接，各部分有必然的联系。但经过深入研究后作者发现，这两者所论的其实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结构。李渔所说的戏剧结构的整一和亚里士多德的整一并不是一回事。希腊戏剧结构要求整一是因为演出地点不能改变，所以时间不宜过长，地点不宜太广，时间、地点的集中使情节很紧凑，悲剧的开始紧接着结局。而我国传统戏剧不受这个限制，时间长短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地点可以随心所欲，走一个圆场就表示十里之外，一件事发生的许多方面都可以在舞台上进行表演，戏剧的开始也不必紧接着结局。因此，中国传统的戏剧结构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并不相似①。杨绛对李渔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结构理论的研究说明，表面相似的文学现象其内涵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戏剧结构的根本差异来自于两种不同的戏剧传统。如果脱离作品实际孤立地看待理论，因为表面相似而作肤浅的比附，就容易迷误和混淆。 类比和对比是平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类比是比较的前提，而对比是比较的价值所在。在实际运用中，类比和对比这两种方法往往是交叉运用的。准确地指出不同体系或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需要全面的综合的知识和机敏的头脑，并且要科学地解释这些类同和差别的原因。而尊重要的是在研究中还应该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或发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或提出一个耐人寻思的问题。
三、平行研究的特点与局限 1．平行研究的特点 勃洛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阐述了平行研究的特征：“比较文学应该变得更能综观全局，它同时也应该变得更具评论精神。它应该用价值关系去取代事实关系，它应该着重考察的主要不是外部关系，而是内部关系。”②平行研究不像影响研究那样采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注重渊源、影响、联系等文学的“外贸问题”，而是采用哲学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研究文学，因此平行研究较影响研究具有更多的理论价值和普遍意义，平行研究所具有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是它最有价值的方面之一。并且，由于平行研究不再受“事实联系”的束缚，从而扩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为了解各国文学特别是在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文学提供了理论通道。也就是说，平行研究可以将地球各地的文学现象最大限度地纳人其研究领域。例如，古希腊的神话既可以与北欧的神话相比较，又可以与地域遥远的中国神话或澳大利亚神话相比较；莎士比亚的剧作也可以与中国汤显祖的剧作建立关系。显然，与只重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相比，平行研究的领域要广阔得多。不仅如此，平行研究还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其他学科(哲学、宗教、思想史、心理学等)之间的比较，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 平行研究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更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中西文学在20世纪以前很少交流，平行研究为中西比较文学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疆场。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朱光潜先生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等都是平行研究的佳作。平行研究也为比较诗学特别是中西文论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中西传统文论基本上是在没有相互传播、影响和因果关系的条件下产生的。我国学者将借助平行研究的方法，去把握中西文论的特点，去寻找中西理论家、批评家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文学观念。 2．平行研究的局限 平行研究在拓宽比较文学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即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缺乏严格的限定，甚至使其研究范围大得无法为一个学科所容纳。陈寅恪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谈到：“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之相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这道出了平行研究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文化和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为平行研究提供了比较的可能和基础，但平行研究的对象还有待于限定和选择。在这里，陈寅恪提出的“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的看法值得借鉴，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应强调其历史的相关性和系统关系的相关性，时代与系统是限定平行研究对象的两个重要标准。 平行研究的另一难题是如何处理不同民族文学的异质性问题，就像“天鹅是白的”这一命题会被突然飞来的一只黑天鹅所推翻一样。西方文化充满异质性，既有保守主义思潮，又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既有英美的经验哲学，又有欧陆的思辨哲学。中国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儒、道、释是有区别的。伊斯兰世界也是多元的，有温和的现代派教徒，也有伊斯兰传统主义者，还有原教旨主义者。这些说明平行研究的判断和结论应谨慎和尽可能的周密。在这个意义上，平行研究的局限为平行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空间。 总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两种基本研究方法，它们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相继形成，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较文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的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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