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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31日 星期一
上海洋场 ◆薛理勇
《上海洋场》(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是上海史学者薛理勇专述旧中国上海租界历史的新著。租界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不言而喻的。而从城市角度上来讲，它又是一种催化剂、激素。上海从东海之滨的一个小县城逐渐变成国际性的都会，这一结果与租界又是不无关系。 TheBund——外滩
“外滩”地名在旧时英文中写作“TheBund”，《新英汉词典》对“bund”的释义为：
（指东方、亚洲国家内的）堤岸，江边道路；码头。
大多数学者认为bund不是英文中固有的名词，而来自印度语。英国在对外扩张时，大多抢占当地城市的滨江之地建立码头堆栈和商事机构，他们即以印度语叫作“bund”，后来许多早期被英国占领的城市的滨江之地被叫作“Bund”或“TheBund”，就连中国的汉口、宁波等城市也有“TheBund”。上海的“TheBund”临黄浦，所以早期的“TheBund”的汉名大多被叫作“黄浦滩”，今外滩的中山东一路曾长期被叫作“黄浦滩路”。
至于“TheBund”为什么被叫作“外滩”这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浦”作为河流名称是江南特有的现象，今上海还有如杨树浦、周浦、彭浦、桃浦、赵屯浦之类的河流，所以今之谓“黄浦江”本来就叫作“黄浦”，只是到了近代上海开埠后，外国人把“黄浦”写作“WhampooRiver”，多了一个river（江河），于是“黄浦”也被叫作“黄浦江”。今天“黄浦江”成了这条江的规范名称，而“黄浦”则成了“历史地名”。上海有一古老的谚语——“黄浦十八弯，湾湾见龙华”，其义与“条条道路通罗马”相近，即在黄浦的许多河湾上都能见到龙华宝塔的佛光。黄浦曲折多弯，当它流过龙华后就离上海县城不远了，其再向东流到陆家浜（原是河流，即今陆家浜路，出口在今南浦大桥处）就是一个急弯改向北流，并已经进入上海城区。上海地名习惯，一般把河流的上游称“里”，下游称“外”，于是上海人以陆家浜为界，上游称“里黄浦”，下游称“外黄浦”。以前的黄浦江没有堤岸，是滩地，而黄浦又是潮汐河，每天准时涨潮落潮，落差可达数米，涨潮时江水一直到岸边，而落潮时露出足有百余米的滩地，于是里黄浦的滩地处被叫作“里黄浦滩”，简称“里滩”，今日晖港临黄浦的“南园公园”一带旧名就叫“里滩”。当然，外黄浦的滩地就是“外黄浦滩”，简称“外滩”，历史上的“外滩”是指陆家浜到苏州河的黄浦江浦西的滩地，这里紧挨上海县城，其知名度也是较高的。
古人讲“城里为邑，城外为郊”，就是讲城墙里面是“市区”，城墙的外面就是乡下了。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在城外靠近城墙的地方也出现了人口稠密、商业发展的区域，这里已不是“郊”，就被讲作“厢”。所谓“厢”就是建筑或住宅中正房边上的“厢房”，所以“城厢”是指城里以及城外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区域。一直到清康熙以前，上海的城市范围局限于邑城之内，自康熙皇帝解除了从明初开始实行的近海禁运政策后，上海港中兴了，在东门和小南门外与黄浦江之间形成了码头作业区、商贸区和住宅区，清乾嘉时上海人施润作竹枝词：
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
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
上海一半的烟火集中在东南角的黄浦江边，足以说明上海港之繁华了。当然，随着上海港的中兴，东门外和小南门外的黄浦滩被建为堤岸和码头，滩消失了，这段的“外滩”地名自然消失了。所以到了上海开埠时，所谓的“外滩”或“外黄浦滩”仅剩下了方浜到苏州河这一段，当上海开埠后，从洋泾浜（延安东路）到苏州河的外滩就被叫作“英租界外滩”，而从方浜到洋泾浜这段外滩被划入法租界，被叫作“法兰西外滩”或“法租界外滩”。
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同意把洋泾浜与李家场，即今天的延安东路与北京东路之间的外滩划为英国人的“居留地”，也就是后来的“英租界”，而长期以来，西方人和租界当局也将这一章程视为租界建立和存在的法律依据。但是，租界毕竟是建在中国领土上的，在这里居住的侨民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的风俗和习惯，不影响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的生活，所以，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也对侨民在这里的行为等方面作了相应的规定和约束。如《上海租地章程》第二条中规定：
从洋泾浜北起，沿黄浦江，原有一大路，以便拖曳粮舟，惟该路旋因堤岸崩溃，以致损坏。今该路既在租地范围，则租地西人自应负责修筑，以便行人往来。其宽度应具海关量度二丈五尺，不独可免行人之挤拥，且可以避潮水之冲激房舍。路成之后，商人与曳舟人等，均可自由往来，惟禁止浪人与无赖窥伺其上。除商人之货船及私船外，其他各色小舟均不许停泊于商人地段下之码头，以免引起纷争。惟海关之逡船可以往来巡察。商人得于码头上设进出口栏栅，以便启闭。
条文表述得很清楚，就是在洋泾浜北面的黄浦江岸有一条路，这条路虽然已经严重损坏，现在它已经被划进租界，租界当局有责任将这条路修好，并规定其宽度不得低于中国海关尺的二丈五尺；同时规定，中国的商人和船夫可以在这条路上行走。这条路后来经过许多次的建设和改造，就是今天的中山东一路。
租界的地价上涨飞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讲：“1852年，租界内的地皮平均每英亩售价五十英镑，到1862年，平均每英亩售价一万英镑”，在10年间上涨200倍，而租界的面积有限，就有人打起了临黄浦江的岸边土地的主意。商人愿意出高价购买临江的土地兴建办公楼，工部局则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款项，但是由于受到《上海租地章程》的约束，工部局的一次会议坚决否定了这种做法，并作出一个坚决的决议，就是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出售外滩临江的“公地”。事实上在之后的百年间，外滩临江的土地没被出售过，使上海保存了外滩的临江风景线。
可能令“老上海”们记忆犹新的是，以前外滩临江的地方只有海关大楼的对面有一幢建筑，该条款上也已经作了规定，就是外国商人可以在外滩沿岸设立码头，码头上也可以建“进出口栏栅”，而“惟海关之逡船可以来往巡察”。实际上在英租界建立之前，设在上海的江海关为了加强对外国商船的管理和征税，就在外轮停泊集中的外滩设立了一个分关。它是一个新关，又位于大关之北，后来被叫作“北新关”、“北关”、“新关”等名，后又定正式名称为“江海北关”。海关的工作船须泊在江海北关临江的地方，也只有它才在这里建了房子，作为巡逻船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休息用房。
电线木头“竖起来” 西方的科学家发现和知道“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但发明用火力发电并正式发电，那应该是19世纪中后期的事了。上海也是世界上最早有发电厂的城市之一。早在1882年4月，卸任后的工部局总董立德禄向工部局申请，在上海建立发电厂，所发的电用于城市街道和家庭照明。工部局的官员关于电的知识并不多，同时他们认为上海的租界已经有了煤气照明灯，如再容发电厂安装路灯，一方面马路上太多的“电线木头”（上海人把电线杆叫作“电线木头”）会影响市容，另一方面租界已经有了煤气照明灯，效果也不错，如再增加电灯，一定会涉及工部局与煤气公司的经营专利，损害煤气公司的利益，于是便回绝了立德禄的申请。于是立德禄只得与工部局、煤气公司协商、妥协，最终达成了协议，同意建立发电厂，但先决条件是发电厂不再另外竖立“电线木头”，就利用煤气公司已经竖立的煤气杆安装电灯，发电厂则向煤气公司作相应的补偿。就在这一年，ShanghaiElectricCo.在南京路江西路口挂牌成立，它相应的中文名为“上海电光公司”。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万两，立德禄在收到5万两就开始破土动工建厂了。发电厂建在苏州河北岸的乍浦路，发电机的容量不大，发电量仅几千瓦时。发电的目的用于照明，虽然爱迪生于1880年已发明白炽碳丝灯并取得专利，但是，这种灯具的批量生产还有待时日。上海电光公司使用的“电弧灯”，就是对两根有一定距离的碳棒通电，两碳棒通过的电流相遇产生对撞而发出强烈的弧光，这种光的亮度很高（以前军事上施用的探照灯就是电弧灯），但稳定性很差，时明时暗，十分刺眼，而且碳棒的消耗量很大，也使成本大大上升，所以工部局无法接受和推广电灯照明。而对上海电光公司来讲，他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就是提高装机容量、降低电的成本和价格，另一个就是引进和改进电照明灯具，必须使电灯比煤气灯更先进、更安全、更廉价才能赢得市场。 1888年，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后原上海电光公司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1893年在沿虹口港的斐伦路3号（今九龙路375号）兴建“斐伦路发电厂”，电的主要用途仍为照明，该厂俗称“电灯厂”。我从小就生活在与“电灯厂”相近的东余杭路，我居住的弄堂里就有不少“电灯厂”的职工。与“电灯厂”相近的余杭路桥的规范名称为“新虹桥”或“有恒路桥”，但我们都叫作“电灯厂桥”或“电灯桥”。斐伦路发电厂的装机容量为200千瓦时，即每小时可馈电200度，而此时的白炽碳丝灯已经多次改良并大批量生产，尤其是1907年钨丝灯泡投入生产和推广使用后。当时使用的灯泡一般为25瓦（瓦即watt的音译，旧也讲作“烛光”，一瓦相当于一支蜡烛光的亮度，但上海又把“烛光”讹读和讹写为“支光”，25瓦即25支光），200千瓦时可以同时供8000盏灯使用，基本上可以满足上海公共租界部分道路和居家的照明需求。 电力的用途很广，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准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生产商品销往全国。根据“最惠国条约”原则，所有与中国订约的国家同时获得此权利，列强对华的经济政策也由原来的“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大量外资工厂的出现也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和进步。电是一种动力，可以通过马达带动机器，而工厂的用电又大大高于民用电，再加上新申电气公司不断宣传电的作用、优点、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电逐渐被市民认识和接受，也使上海的电灯用户不断攀升。 1911年版《上海指南·卷三·电灯及电扇》中是这样记录的： 内陆电灯公司。在南市紫霞殿旧址。厂在外马路，分厂在高昌庙自来水厂内。兼装电扇。电灯每盏每月取费洋一元二角半，或视用量多少计算，每一倭尔特（vo1ta，即计算电动力之单位。笔者按：vo1ta今通译为“伏特”，即电压，不作电费的计量单位，而watt今通译为“瓦”或“瓦特”，一千瓦时相当一度电，watt才用于电的计量单位，估计当时人们对电的知识缺乏，将watt和vo1ta弄错了）取费八分。 公共租界电灯公司。在斐伦路三号。每一倭尔特取费银一钱三分。 法租界电灯公司。在卢家湾。价目同公共租界。可能由于当时人们对电的知识不多，这段表述难以理解，如华商电灯“每一倭尔特取费八分”，而公共租界电灯公司“每一倭尔特取费银一钱三分”。当时流通货币分“银两”和“银元”，一银元约等于0.73两，“八分”即一银元的8%，“八分”即五分八厘银两，与“一钱三分”相差两倍半。1922年《上海指南》也有上海电费收费标准，抄录部分如下： 工部局电气处。办事所，福州路一七号（老巡捕房东），电话中央二八三号；电厂，杨树浦路及斐伦路。电灯，每度银一钱四分。每月一千度以上，九五折；一千五百度以上，九二五折；二千度以上，九折；三千度以上，八五折；四千度以上，八折；五千度以上，七五折；六千度以上，七折。……民用电每度一钱四分，与若干年前的每度“一钱三分”大致相同，与现在上海的电价相比较，可以讲属于“昂贵”。好在当时的平民家庭不会有其他电器，一个家庭只有1盏到2盏的15支光或25支光的灯泡，夏天只开灯二三小时，冬天则四五小时，一个月的平均用电数也就一二度而已，电费还不至于影响家庭生活。 1893年，工部局正式成立“电气处”，通过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参股新申电气公司，实际上控股了该公司。1896年耗资2.5万两扩建斐伦路发电厂，使装机容量达到1600千瓦时。大功率的发电机房必须要有大的锅炉房，于是在这里建造了一高达36.58米的大烟囱，这在当时的上海属于最高建筑物了，也成了虹口的地标性建筑。 随着上海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上海对电力的需求更加迫切。1908年，工部局电气处又择址杨树浦临江之地39亩兴建杨树浦发电厂，并于1913年馈电，装机容量4000千瓦时，1923年增加到12.1万千瓦时，成为远东最大的发电厂之一。大概就在此时，斐伦路发电厂的作用已显得十分渺小，而它又位于上海的市中心住宅区，工厂的灰尘影响了市容，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还影响了周边房地产的升值，于是电厂被废，改为配电所。当时的媒体注意到这一社会新闻，特别拍了一张配电所的照片以资纪念，不过，这张照片被现在出版的一些老照片集中误释为杨树浦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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