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
（一）有工作可以做
怎么样的人生可以算是有意义的呢？答案有三：有工作可以做、有人可以关怀、有痛苦可以受。
在此，先说明「意义」是什么。意义是指可以让人「理解」的部分。譬如，我每天这样过日子，很快就觉得重复而乏味了，那么，我的这种生活模式可以被「理解」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就有意义了。以下我们先就第一点来说。
有一天我搭乘捷运，上车之后没有座位，只好站着。坐在我前方的是两位小姐，年近四十，她们显然彼此认识，一路都在聊天。右边的小姐说了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她说：「我先生最近变成流氓了。」
我看她一眼，心想她先生应该是个中年人，怎么会变成流氓，走上邪路呢？左边的小姐紧接着问：「不会吧，你先生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会变成流氓呢？」这等于是替我发问了，所以我竖起耳朵，想听清楚右边的小姐怎么回答。她不慌不忙地说：「我先生现在『留』在家里帮『忙』。」原来如此，她把「留」与「忙」这前后两个字，组成「留忙」，然后故意用谐音说成「流氓」，让别人大吃一惊，也达到了自我解嘲的效果。
这是一件「中年失业」的个案。真正遇上了中年失业，恐怕很少有人能像这位小姐那么豁达，以如此幽默的口吻来描述。失业的日子不好过，我们有工作时，怎能不珍惜呢？
有一所养老院，曾经公布一项调查研究的结果，让我们对于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院方将老人分为两组，一组中，每人负责照顾一盆花；另一组的老人，什么事都不必做，纯粹只是休息养老。长期下来，观察所得的数据显示：在身体状况相似的前提下，第一组要负责照顾花的老人，平均多活两年以上。由此可知，一个人有工作可以做，哪怕只是照顾一盆花，也会激发更强的生命力，活得更久。
许多人在退休之后，主动到医院或慈善机构担任「志工」或「义工」，这时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薪资待遇，也不是社会地位，而只是单纯的「有工作可以负责」，因为这样将使生活变得踏实。
我有一位朋友，当了三十几年公务员，退休之后一个月就觉得无聊了。原先真的没有料到，每天的上班「居然」是个甜蜜的负担。现在不必上班了，反而开始烦恼。他心生一计，就吩咐太太说：「以后你每天买菜之前，请先写一份菜单，由我来批『可』之后，你才去买。」原来他上班所做的事，主要就是批公文，现在没有公文可批，只好试图批菜单了。
看到以上的说法，足以肯定工作是必要的。找到任何一份工作，都表示自己是有用的，可以发挥能力（心力或体力，知识或技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并且取得应有的报酬（包括薪资与身分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有多少人是「乐在工作」的呢？工作的压力难道不是我们烦恼的来源吗？做一行怨一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从反面来想，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时，不要说没有待遇来维持生活，连自己为什么还要活下去都没有把握了。
工作使人获得定位，在人群网络中成为互相支持的一个点。只要想到「如果没有我这一份工作，社会将会变得不一样」，心里就会踏实了。
（二）有人可以关怀
法国学者涂尔干（E. Durkheim）在《自杀论》一书中，分析自杀的三种原因及类型，依序是：利己型、利他型、断裂型。
利己型是指原本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都消失了，好像温室中的花朵被移到日晒雨淋的空地上，受不了逆境的煎熬，因而放弃了求生意志。
利他型是指为了群体（如族群、社会、国家、人类）的福祉，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至于断裂型，则是在遭遇天灾人祸时，原有的生活脉络及生命信念受到严厉的考验，因而产生虚幻之感，不愿继续存活下去。
涂尔干的著作写于十九世纪末期，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年了。这一百年以来，个人自由的幅度逐渐扩张到极限，随之而来的自杀问题，也大都环绕着涂氏所谓的「利己型」展开了。
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只知自己而罔顾别人，以致引发人际关系的紧张、对立、矛盾、冲突，结果受害的还是自己。
心理学家佛朗克认为：只要有人可以关怀，人生就是有意义的。说得清楚一些，「有人可以关怀」，可以兼指两面：一是有人可以被我关怀；二是有人可以关怀我。这两者虽有主动与被动之别，但是效果是相似的。
以崇拜偶像为例。许多影迷与歌迷能够活得下去，进而活得有些趣味，全靠偶像的帮助。
二○○三年四月份，香港报纸刊载一则消息，说张国荣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香港地区在九小时之内就有六人跳楼自杀。根据报导，这六人都是张国荣的影迷与歌迷，他们听到偶像死亡的消息，就觉得世间再无可以依恋的事物，于是选择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偶像被许多「粉丝」（影迷歌迷在英文都称为fans，译音就成为「粉丝」了）所关怀，由此产生两全其美的效应。偶像人物看到成群结队的粉丝，跟着自己跑来跑去，不禁感觉自己的生命非常充实；而众多粉丝的生活重心就放在偶像的一颦一笑上。
孟子谈到舜时，说他是「象喜亦喜，象忧亦忧」，象是舜的弟弟，所以有此一说。我们如果有些幽默感，可以说：对粉丝而言，「偶像喜，我也喜；偶像忧，我也忧」。你能想象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偶像」与「偶像崇拜」这样的东西吗？
我肯定偶像的作用，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心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偶像的示范以及对偶像的关怀，将使日渐觉得孤单的个人获得生存的勇气。我在多年前，还为此写了一篇小文章，强调「崇拜偶像的孩子不会自杀」，但是文章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万一偶像自杀的话，就要赶紧采取防范措施。
关怀如果是双向的，将使人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后，中华电信发布一项消息，说：地震之后的十分钟，电话线与手机线路，几乎全部塞爆了。原因是大家都急着「互相」打电话关怀自己的亲友。从这个简单的事实，我可以清楚肯定：台湾人的自杀率「不可能」飙到死亡原因的第三名。
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一项趋势，就是：在短短的一两年内，诈骗案件风起云涌，多达六成的人都碰到「疑似诈骗」的状况，以致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赖受到严重的打击。
今天若想找到可以互相关怀的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在家庭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些「中介团体」。譬如，参加志同道合的社团，其性质大致有三：益智类（如读书会、研习会），娱乐类（如健身、运动的组织），公益类（如医院及慈善机构的志工、义工团体）。
互相关怀的人要真诚相待，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以道义相期许，不但利人利己，也对整个社会有所帮助。这真是何乐不为呢？
总之，有人可以互相关怀，就足以肯定自己具有某些价值。有价值的人生，是值得活下去的，因而也是有意义的。
（三）有痛苦可以受
一个人在受苦受难的时候，难免怨天尤人；如果一时想不开，甚至可能自暴自弃，走上自杀的绝路。因此，如果主张「有痛苦可以受，人生就有意义」，会不会显得太刺耳，或者只是唱高调呢？
若想明白这种主张，关键在于先认清「人生是不断改变的过程」。「改变」有两种：一是被动的与无奈的，譬如，人只要活着就会逐渐老去；二是主动的与积极的，就是在遭遇苦难时，激发潜能面对考验，结果增加了自己的专长，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一位女作家接到一笔稿费，是以邮政汇票支付的。邮政汇票上写着她的大名，所以她在提款时，被邮局小姐认出来了。邮局小姐立刻美言几句，说：「你会写文章，真令人羡慕。」作家为了表示客气，就说：「会写文章有什么用，头发都白了。」邮局小姐随口答说：「可是，我不会写文章，头发也会白啊！」
只要一直活下去，头发就会变白，不然就会掉发。这是身体外型上的变化，谁也无法抗拒。至于会不会写文章，则是在某种努力之后所获得的专长。
我们要珍惜的是什么？答案很清楚，就是：把握受苦受难的机会，主动而积极地改变自我，让自己变得不一样。
有些朋友在网络上查到我的数据，发现我曾有过「口吃」的毛病，都会觉得难以置信。事实上，当我在小学三年级因为模仿别人口吃，而自己变成更严重的口吃患者时，我也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在大庭广众前面说话，甚至以教书为业。
我一罹患口吃，立刻成为同学嘲笑的对象，然后产生很深的自卑感，几乎陷于自闭症中。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要降低别人嘲笑的音量，只有把书念好。于是我自动喜欢念书，成绩名列前茅，一路到了中学都是如此。
高二那一年，我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之下，参加了何西哲老师主持的「口吃矫正班」，历经二个月每周三个晚上的训练，终于可以勉强上台说话了。
我有九年的时间生活在口吃的阴影下，这是我青少年阶段最大的痛苦。我为了减轻自卑心理而拚命念书，但是我的改变除了念书成绩不错之外，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我这一生都不会嘲笑别人，尤其是弱势的、受苦受难的人。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同理心，很容易从别人的角度来设想问题，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我而言不算太难；在我的字典中，没有「优越感」三个字；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很容易知足常乐。
第二个改变是：我非常珍惜说话的机会，并且说话总要设法让人听得懂。我一路念的是哲学，教的也是哲学，而哲学在许多人心中的印象是：「把简单的说成复杂，把你懂的说成你不懂」。我立志改变这样的印象，所以特别在言语表达方面下功夫，长此以往似乎有些成效。
经由自我反省，我知道自己若是不曾患过口吃的毛病，不曾在九年之内深感痛苦，我就不太可能主动而积极地改变自己。那么，试问：有痛苦可以受，人生不是有意义的吗？
在此所谓的意义，是指生命变得不一样，由于开发及锤炼了潜能，使自我进入不同的境界。换言之，任何一种或大或小的痛苦，都提供了一次机会，让自己提升转化。提升转化的可以是身，可以是心，也可以是灵。
譬如，身体生病时，心智可能变得坚强，灵性也可能领悟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硅统公司的老板杜俊元在经历了癌症考验之后，捐出了数十亿资产给功德会，希望能为社会做一些事。试问：这种疾病所带来的苦难，不是很有意义吗？
能够明白这种主张，人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因此，我们不必奢望无灾无难的人生，却要在面临痛苦的挑战时，主动而积极地以改变自我来展现生命的不同面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