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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凌华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盛世，如西周初年的成康时期、西汉的文景时期、北宋的仁宗时期、清代的康雍乾时期，但在这些朝代前历来不冠以“盛”字，从来不称盛周、盛汉、盛宋、盛清等，唯独对唐代称为“盛唐”，说明唐代确实是中国人心目中封建盛世的最高代表。
盛唐的成因是什么？一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有称唐太宗善于纳谏，能听取不同意见的。在人治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品质固然重要，但不可能脱离社会基础条件而成为盛世的主因。有称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完善合理的，如经济上的均田制度、租庸调制度，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度、政事堂制度，军事上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度，等等。唐代的制度固然相对合理，但这些制度的创立其实是在魏晋南北朝，唐代只是有所择而集大成而已，况且这些制度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盛唐局面的出现，有思想上和经济上两个更为基本的成因，而这两个成因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可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就没有盛唐气象。
一是民族大融合所导致的思想大解放。
中国历史发展到西晋，其实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门阀士族等复古的制度、意识等纷纷出现，世家大族利益交错，墨守成规，汉族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找到一条新的出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这五个少数民族就是匈奴族、鲜卑族、氐族、羯族、羌族，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百年之久，如果加上北朝时期鲜卑拓跋氏的北魏、东魏、西魏则统治达两百多年。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汉族，但却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敢于冲决旧制度的网罗，敢于尝试新生事物。但奇怪的是，这五个少数民族在两唐书中都不见了，当然不是被消灭了，而是被汉族同化了。但同化的结果不是少数民族文化消失在大汉文化中，而是改造了汉文化，将旧有的陈腐颟顸的汉文化改造成了蓬蓬勃勃的新的汉文化，文化视野大大扩展，从世家大族的封闭圈变成空前开放的各民族融合的大局面。总之，唐代变成了向世界开放的国度，中华民族成为自信、开朗的民族。
盛唐时期，中央朝廷有少数民族的官吏，边关重镇有少数民族的将领，如后来的安禄山、史思明就是少数民族。人们不再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不再刻意保留本民族的表征和特色，各民族之间在交往、居住、饮食、衣着、通婚、仕宦等方面已无心理与制度的差别。唐皇室本身就长期与胡人通婚，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独孤氏，唐太宗的母亲是鲜卑纥豆陵氏（也称窦氏），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拓跋氏，因此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是混血儿，到唐高宗身上，起码有四分之三的少数民族血统。所以《朱子语类》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民国学者王桐龄也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贞观律》《永徽律》《律疏》的主要起草人，因此严格地说，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唐律疏议》是鲜卑人而不是汉族人制定的，只是因为此时鲜卑已融入汉族，才成为大汉族的成果。
唐代的空前开放也体现在与外国人的关系上，在唐律中也得到显示，《唐律疏议·名例律》“化外人相犯”条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也就是同一国籍的外国人相互侵犯依其本国法律处理，这条法律开了“同类相犯依俗法”的先例，表现了唐代罕有的自信力。此法条内容虽短，但在司法实践上是极为不易的，假设当时有20个国家的外国人经常来往与滞留于唐，那么司法机关就需要把这20个国家的法律搜集全，然后要有懂这些国家语言的专门人才将它们翻译成汉语，还要有精通这些法律的司法人才来审理同一国籍外国人相犯的案子——所以唐代翻译很多，李白就当过翻译。李白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后来称为焉耆，是唐代著名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碎叶、疏勒）之一，这个地方今天已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同类相犯依俗法”这种做法的利弊暂且不论，至少可以证明唐代开放的勇气、大国的平等意识与自信。没有民族大融合，就没有上面这些变化，而没有这些，就构不成盛唐气象。
二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并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唐代与汉代不同，汉代也是盛世，但汉代的兴盛只有黄河流域一个经济中心，而支撑盛唐经济的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经济中心，并且此时长江流域的实力已远胜于黄河流域。这一中国经济构架大变化的过程也是发生在魏晋南北朝。
长江流域在东晋以前没有长足的发展，三国时期的东吴在长江流域，孙权也想开发这片土地，但此时的长江流域在人口、技术、投资、文化各方面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经济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西晋是统一时期，统治者的注意力也始终集中在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北方。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内迁各族乘乱起事，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相继起兵，怀帝被虏、愍帝出降，西晋灭亡。北方开始陷入十六国的百年混乱，历史的机遇终于开始青睐长江流域。晋元帝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西晋的贵族官吏、北方的世家大族、士民百姓、工匠艺人纷纷南下江南，投奔东晋，可以说那个时候不愿意当亡国奴的都往南跑。这些人过了长江天堑后，就觉得安全了，因此大部分定居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当然也有一小部分北人为安全起见跑到闽江流域、珠江流域，子孙繁衍，被当地人称为“客家”），于是大批侨置郡县出现，把北方的地名搬到南方来，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故乡。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人口成倍增长，文化层次大大提高，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手工业技术传入，大量闲置土地得到开发，商业空前繁荣，资本投资急剧增加，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都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当时最有权势的王导、谢安等家族就住在南京秦淮河边的乌衣巷，也就是唐朝诗人刘禹锡所唱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乌衣巷》是我所看到的最能拨动人怀旧情怀的诗。
经过东晋的百年经营，至南北朝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远超过黄河流域，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动，都不能撼动长江流域经济中心的地位。隋朝建立后，政治中心北移，但文化中心南北分立，黄河流域文化从此不能独占鳌头。
隋朝灭亡，后人很大程度上归罪于隋炀帝开挖大运河导致民怨沸腾，并称炀帝开挖大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到杭州去游玩。这个结论是很荒唐的，中国历史上再昏庸的皇帝，也不会昏庸到动用千百万人力，专门为自己挖一条旅游通道（何况那时的杭州也并不好玩，西湖的白堤、苏堤尚未修葺）。隋炀帝也不是如此，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决策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急功好利，想把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大工程指望在几年内就完工，短时间内耗尽民力。但开挖大运河的决策并没有错，开挖大运河的目的在于“南粮北调”，克服海运的风险与陆运的低效率，把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去，以南方的经济中心来支撑北方的政治中心。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河流特别是可以通航的主干河流如黄河、长江、淮河多为东西走向，缺乏南北走向的主干河流，尤其在农业核心地带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更是如此，因此在地势较为平缓的这两大平原中开挖一条可以通航的南北主干河流，应该说是沟通南北经济的正确战略。即使在今天交通发达、运河干涸、内河航运的作用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苏南大运河仍然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由大乱而达大治，历来是社会发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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